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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怀印：在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

【原文出处】《现代哲学》(广州)2012年6期第53～63页
【作者简介】[美]李怀印(Huaiyin Li)，现为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主要论着有：《社会主义与改革时代的乡 村中国：一部微观的历史(1948-2008)》(Village China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History，1948-2008，斯坦福大学2009年版)、《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Village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875-1936，斯坦福大学2005年英文版；中华书局2008年中文版)(注：中英文版书名并不完全一致)。
【内容提要】 通过对范文澜这位1949年后中国重要史家作品的研读，文章考察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以及共产党内部)政治和文化斗争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叙事”的产生。作者认为，范文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解释，主要是作为共产主义者抗拒国民党史学中的“现代化叙事”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挑战“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近代史解读的产物；后者在苏联以及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广为流传。然而，作为文献学专家的学养背景、马克思主义修养方面的欠缺，以及民族主义的抱负，大大削弱了范文澜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于历史的分析。
【关 键 词】范文澜/史学/现代化/革命/近代中国
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史学中，我们目睹了中国近代史写作上“革命叙事”的式微，及其逐渐为“现代化叙事”所取代。①这两种叙事对比鲜明：前者突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以及暴力推翻“反动的”社会政治秩序，后者则强调从上往下的、渐进性的改革以更新“传统的”制度；前者突出“群众”的热情和首创精神，后者则强调精英的思考和实验；前者认为西方在中国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存在必定是敌意的和剥削性质的，后者则强调这些存在对于激发和启迪中国向前进的积极效果；等等。当然，推动这种叙事转变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时代对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诉求已消失，以及中国历史学家强烈希望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重新解释，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根据“现代化”来重新书写中国近代经验不仅在学术上是“创新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可取的。毕竟，几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已习惯于“古为今用”。(Unger，1993：8)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叙事之间的互竞，一点都不新奇。早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国共斗争达到高潮时，在与两大政治力量相联系的两个历史学家群体之间，就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作为共产党历史观的代表者，范文澜(1891-1969)热情地为共产主义革命辩护，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而他的主要对手——蒋廷黻(1895-1965)则认为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统一和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争论的结果不是由争论本身所决定，而是由国家政治所决定：随着共产主义者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把国民党逐出大陆，范文澜的革命叙事成为大陆关于中国近代史唯一正统的解释，范也把自己确立为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最高权威。而现代化叙事则失去其根基，蒋也被斥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Ouyang，2001：88)。然而，蒋的现代化叙事在台湾(国民党人和它的历史学家一同撤退到台湾)仍有影响，并在二战后的美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如现代化理论盛行于社会科学领域，又如约翰·金·费正清(1907-1991)(1930年代在清华大学师从蒋廷黻学习中国近代史)以他的“中国对于西方的回应”以及“传统—现代”二分的学术观点，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学术(Fairbank，1982；Yu，1993；Cohen，1984.)。②
本文探讨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中国史学中革命叙事的起源，并将其放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政治和学术冲突的背景之中来考察。范对历史的新的解释，主要是作为与现代化叙事相反的叙事被提出来的，而现代化叙事那时曾盛行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但是，它不仅仅是范反对国民党的历史观及其政治纲领(他感觉到它们危及抗日)的产物，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挑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于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中间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近代中国的解释霸权的产物。最后，范的新历史观击败了共产党人的传统解释，恰恰因为它是基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解释的，也因为它满足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之间斗争的需要，后者通过宣称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而使其在党内的政治权威合法化。这两个因素，再加上范作为受过浙东学派训练的文献学家并因而服膺于其反满传统的自身背景，解释了为何范对近代中国的解读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品格，并显着地偏离了由莫斯科提出并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的历史观。
鉴于范文澜在1949年后中国官方历史观形塑中的关键性地位，西方在过去研究中国史学时对于范及其对手(尤其是蒋廷黻)却极少关注，这有点让人费解。③本文正想填补此空缺。文章一开始考察了范文澜和蒋廷黻文章中对于近代中国所作的相互冲突的解释。为了说明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解释的背离，文章比较了范的作品和其他两位着名马克思主义者——李鼎声(又名李平心)和张闻天的着作，把他们在革命叙事方面的差别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学术训练以及思想倾向联系起来。文章也解释了在国共两党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内正统派与修正派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背景下，范的解释如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取得优势。文章的余论谈及上述历史学家在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不同命运。
现代化抑或革命？
蒋廷黻和范文澜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蒋廷黻，作为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也曾任国民政府外交官，他以一本《中国近代史》声名鹊起，成为中华民国着名历史学家。该书写于1938年，1939年首次出版，后来在台湾及最近在大陆都被多次重印。台湾历史学家称赞他“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称赞他的“新方法和新观念”、“新的研究风格”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带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刘凤翰，1965：27)据说“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着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受他的史学观点影响。(刘耀，1988：87)范文澜则在加入共产党和在1940年被毛泽东指定为共产党官方历史学家之前，已经确立了他在钻研中国古代经典方面的重要文献学家的地位。他的《中国近代史》1946年在延安首次出版，后来被大陆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誉为“用科学观点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刘大年，1979：1)同样，范被称赞“为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奠定了基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之久”。(陈其泰，1993：72)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主题”和主要经验问题上，蒋和范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由于把近代化视为中国最大的挑战，蒋认为晚清和民国时期是中国进行一系列现代化方案实验的阶段，这一系列现代化方案在蒋介石的国民革命时期达到顶点，在他看来这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最后一步。反之，范文澜强调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结束于1949年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的最后阶段和唯一正确的道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及其推动力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范和蒋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于主要问题的不同看法。
对外关系
两位历史学家的一个基本分歧在于他们对19世纪中国导致外敌入侵的原因的理解。一般而言，蒋强调国内因素，特别是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的中国传统制度的问题，而范则关注外来的因素，或者说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丑恶本性。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分析中，蒋强调朝贡制度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是不相容的。(蒋廷黻，1934：202；1939：6-11)蒋解释道，正是中国固守“过时的”种族观念和不愿意平等对待欧洲人，才迫使英国对“天朝”发动战争。(蒋廷黻，1939：6-11)通过研究英国派往清朝的使团屡屡有辱使命以及英国商人在实行垄断性的行商制度的广州遭遇到的挫败和无助这些情况，蒋断定，(达成)“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与中国]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蒋廷黻，1934：203)
范文澜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鸦片战争。与蒋廷黻集中注意中国传统外交政策和贸易制度的不合理不同的是，范强调的是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走私鸦片的非法和不道德的性质。他特别强调英国鸦片走私者与中国官员的“勾结”，而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冲突。根据范的分析，清朝官员，特别是像满洲贵族穆彰阿(1782-1856)长期以非法的鸦片交易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反对鸦片贸易合法化，因为正是它的非法性为他们提供了牟利的机会，也反对严格禁止鸦片贸易，那样就会完全消除那种(牟利的)机会。因此，满族统治者和英国商人在维持鸦片贸易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范文澜，1949：14)。范还认为，普通中国人民遭受到了鸦片走私所带来的痛苦，因为鸦片走私导致了白银的外流，中国市场上出现了白银的紧缺，从而导致了商品价格的飞涨以及普通民众的贫困。(Fan，1949：5-14)把英国商人和清政府官员当做鸦片贸易的受益者而民众当做受害者，这种描述极为契合于革命话语，以及革命话语的这一假设，即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蒋和范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源和性质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他们对于事件中主要人物的不同评价。由于谴责英国的鸦片走私及其对中国的军事入侵，范赞扬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销毁和没收鸦片的英雄气概以及反抗英国侵略者的决心。在范看来，林“值得被中国人民纪念和尊敬”，因为他“懂得抵抗侵略者必需依靠民众这一真理”，以及“不畏任何困难，富于坚决顽强的精神”。(范文澜，1949：34)通过称赞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p.15)和他所处时代的“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p.29)，范文澜驳斥了蒋廷黻对林的责难。对于蒋来说，林则徐在中国禁烟的努力是不现实的，因为几乎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都知道完成那个任务是困难的，是行不通的。蒋断言，林则徐和其他人一起提出禁烟的原因只是为了取悦反对鸦片的皇帝和为了沽名钓誉而“唱高调”。这种“不诚实”在像林这样的传统学者型官员(Scholar-officier)中是很普遍的。(蒋廷黻，1939：14)蒋继续写道，正是为了沽名钓誉，林决意与英国一战。林的不诚实还表现在他不愿意告诉人们中英之间军事力量悬殊的真相。尽管通过从外文来源积极收集到的信息，林了解了英国军队的真正实力，
他不会公开提出改革建议；他会让塑造公众舆论的学者型官员沉睡不醒；他让他的国家一天天羸弱下去，不会放弃维护自己的名声而与同时期的人争论。林无疑是中国旧文化的最好产物。他认为他的名声比国家事务还要重要。(蒋廷黻，1939：23)
针对蒋对林的中伤，范直言不讳地予以回击。
[鸦片战争]一百年后，反动派[指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仍然依附在穆彰阿的投降主义阵线上，无耻地混淆对错，把投降派当做爱国主义者来表扬……诽谤林则徐是“不愿意为了与同时代人的斗争而放弃自己的名誉”的伪君子。(范文澜，1949：32)
起义与革命
由于把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范比蒋更为关注起义和革命。后者在讨论鸦片战争时，极少提到民众对外国入侵者的抵抗。蒋把广州的民众描述为愚昧和麻木不仁的看客，他们甚至在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帮助掠夺成性的侵略者把银锭从省的金库往英国人的船上搬。(蒋廷黻，1939：33)对比鲜明的是，范在谈鸦片战争那一章之后增加了单独的一章，题为：“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高度赞扬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军队的英勇斗争。他把1841年发生在广州郊区的“平英团”运动描述为近代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开端。在他看来，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与一般民众的冲突，一点都不比中外力量之间的冲突次要。因此，这一章的后半部分的标题是“反满武装斗争”。根据他的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短短的9年间，发生了110场暴动和起义，其高潮就是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范文澜，1949：81)
这两位历史学家在太平天国起义上的分歧同样引人注目。蒋认为它与帝国过去的其他起义没有两样，都是中国朝代之“循环套”(或费正清后来说的“朝代循环”)所带来的结果。他否定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真的想通过社会革命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或者平等地分配土地，因为他自己以及高层官员和军队指挥官都有很多妃子，并且洪秀全也从来没有将其均分地产的制度付诸实施。蒋由此断定，太平天国起义，作为一个“旧式的民间运动”，不能够完成“救国救民族”的使命，这是近代中国所有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压倒性的任务。(蒋廷黻1934：49-52)
与蒋对洪秀全的否定不同，范高度评价洪秀全关于社会关系、财富分配、种族关系以及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的富有创造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洪关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灌输的论着中。在范看来，洪所崇拜的上帝，是“平等、自由和博爱的上帝”，或者说是“革命的上帝”。(范文澜1949：119)洪的宗教教导“其中包含着的民主内容”，既反映了他自己“主观上有共产主义的空想”，“客观上”也“正是资本主义要求发展的反映”。(范文澜1949：118-119)因此，范称赞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它完全不同于过去无数的“旧式农民起义”。(p.159)
不像太平天国起义被他界定为“反对满族封建压迫”的革命，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在范文澜看来，代表着“中国人民自发地反帝斗争”。在此，我们再次发现范和蒋之间的尖锐分歧。后者把义和团起义描述为“反西化和反现代化”，是“注定要失败的”。(蒋廷黻，1939：108-9)蒋强烈谴责支持义和团的清政府保守派。蒋写道，像其前辈一样，慈禧和她在朝廷的支持者只考虑到“民心”和“民气”可用于对付外国入侵；“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p.104)然而，义和团“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p.104)。他们对于外国传教士、本地皈依者的憎恶及其对迷信的无知狂热，只不过使他们成为被保守派所操控的受害者。
范文澜承认，义和团起义的确是“落后的宗教迷信”的产物(范文澜，1949：336)，他也指责义和团不加区分地攻击外国人和他们的物品是“愚昧甚至反动的”(p.364)，但他认为这些批评不应只是指向义和团，因为他们长期受迷信以及满族政府的“愚民”政策的影响。鉴于此，义和团只能“由这种落后形式表现他们的义愤”。(p.336)因此，“把义和团描写成“暴徒乱民”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殖民地奴仆们的有意诬蔑。”(p.364)范赞扬义和团所取得的成就。他断言，正是他们在战场上无畏的反抗和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才使得帝国主义者放弃“瓜分”中国的企图。(p.414)在此，范再次表明了他与蒋的不同观点，后者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它以史无前例的战争赔款和丧失更多的主权而告终。
改革和改革者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在两个重要方面与革命叙事的前提相抵触。第一，改革者总是社会精英，他们或者是政府官员，或者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在革命叙事中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出现的普通民众。第二，改革者所追求的经济或政治方案，是限定在现政府的框架内行动和从西方拿来的。因此，改革的方案，不是推翻现政府和消除外国对中国的控制，而是有效地维持并改善现政府，并加强它同外国势力的联系。可想而知，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对近代中国的改革和改革者的角色的解释有着巨大的分歧。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们对于自强运动的相互冲突的描述。
蒋把1860年代到1890年代的自强运动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蒋称，通过创建一支现代军队，这场运动的目标首要在于防御外国的入侵，特别是不断加强的来自快速现代化的日本的威胁。蒋称赞李鸿章(1823-1901)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称其为“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他宣称李于1864年给恭亲王的信值得“再三诵读”，因为正是在这封信里李认识到了现代化是中国生存下去的出路，也提出了改革古老的科举制度以招募有才能的科学和工程学科的学生。(蒋廷黻，1939：58-59)但是，蒋马上又讲到自强运动“不彻底”。首先，运动的倡导者都是接受“旧式教育”的，他们不能理解西方；因此，尽管他们羡慕西方机器和科学的优越性，但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立国精神更优。然而，蒋接着说，正是中国过时了的政府制度，中央财政的短缺，缺乏预算和审计制度，缺乏现代文官制度，充分解释了为何李创建海军和培养一支忠诚的职业军官队伍最终归于失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蒋论道，保守的绅士和陷入迷信的普通民众，他们仍然主导着中国社会，不会允许自强运动的倡导者进一步推进西化。蒋因此认定自强运动没能完成“救国救民族”的使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蒋廷黻，1939：62)
范文澜对于自强运动的观点全然是消极的。他认为这场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的产物。它发生在外国势力使清政府完全屈服、并把中国转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已经被外国侵略者从旧式地主改造成新式地主”，他们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外国势力“最顺从的代理人”，因为他们执行了非抵抗的政策，并强调忠诚地信奉中国与西方势力所签订的屈辱条约。(范文澜1949：218-21)因此，这场运动的真正的目标，不是中国的“自强”，而是运动倡导者的对立集团的“自强”。
不像蒋那样赞扬李鸿章，范谴责他是一个“一贯的投降派”，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李视其为个人私产)经常避免与外国侵略者的直接冲突。(范文澜，1949：232，267-68)李还因通过“官督商办”的方式建立起一些现代工业和交通业而闻名。然而，范写道，那些方式只允许“封建势力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投资这些企业的商人难以应付控制该项目的那些腐败和挥霍成性的官员。(p.226)范认为，这种“自强”只会导致“人民愈贫，国家愈弱”，因此，“把洋务派创办新工业，看作中国富强的基础，那是完全错误的。”(p.250)
范的革命叙事与蒋的现代化叙事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明显。蒋视现代化和西方化为近代中国不可避免的趋向，同时把中国与西方势力的冲突主要归结为内在的因素，特别是中国“中世纪式的”政治和外交制度与“国际通则”之间的不一致；范则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革命和起义，并在对它们的解释中突出外在的因素，即中国人民遭受的帝国主义者的剥削与侵略。蒋赞成所有致力于经济或者政治现代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其失败归于内在的因素——保守派的抵制，而范则谴责这些改革为反动的并且只是有利于统治阶级。范强调的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暴力斗争，称赞其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最后，蒋赞扬有改革思想的精英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核心地位，把人民大众贬为无知的、保守的、破坏性力量，范则责难自强派精英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只不过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同时赞美人民大众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脊梁。
“学术必须服务于政治”
蒋与范之间在中国近代史问题上的争论，应该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相争这一背景中来理解。在1936年12月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国共发现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日本占领了中国中部、放慢其军事行动的时候更为突出，因为蒋介石在此时能够把注意力从抗日转向抑制快速增长的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损失，共产党在此时的抗日战争中则注重发动游击战，而不是常规的正面遭遇战。随着与国民党的关系日益紧张，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其高潮，共产党公开谴责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和对共产党的敌对态度。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之间对于国内政治的主流观点并不完全有利于共产党。蒋廷黻和陈恭禄，这两位中华民国的历史学家，甚至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已公开对蒋介石和他的绥靖政策表示同情。这次事变导致日本在1931年控制满洲。基于他们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关系的理解，这两位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统一和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必须避免与日本在军事上孤注一掷。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应该优先处理经济重建和政治统一。而共产党则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同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廷黻，1933a，1933b；陈恭禄，1935：794，802)
因此，毛泽东需要自己的历史学家来为他说话和抵消蒋廷黻和陈恭禄的影响。在任命范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之后，毛泽东立即给他指派了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任务。从1940年8月到1941年底，范致力于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头两卷。④1943年5月，他开始撰写该书的第三卷，该卷包含了近代部分。到1945年底，他完成了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的写作，这一部分出版于1946年，并被重新命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
范文澜的书让毛泽东很满意。范的目的之一就是描述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中“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把蒋介石的绥靖政策和清政府的“投降主义”联系起来。他写道，这些投降派在统治阶级中占据首要的位置，他们和外国侵略者在镇压革命运动中享有共同的利益。
伴着外国侵略的逐步深入，他们的卖国事业也逐步发达；从穆彰阿开始，继承人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以及现在的中国反动集团的领袖[即蒋介石]，百年来一脉相传，逼迫着中国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范文澜，1949：14)
范进一步指出，投降派只是关注维持他们的统治以及通过牺牲人民来使自己获益。他们固守于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策，“阻止生产力进步、依附外国侵略者、引导中国走向殖民地的路线”。范称，“这一路线直到今天……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p.65)范的运用历史去攻击蒋介石的目的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与政治是不可分的。这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真理。因此，“蒋廷黻等人曾写《中国近代史》，把政治与学术结合了，可是对他们说来，结果坏得很，卖国贼的口供，不打自招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告诫说，“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范文澜，1958)
毛泽东主义史学的形成
尽管范文澜的着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共产主义革命后是无与伦比的，但并不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做出最早的或者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作品。在范的《中国近代史》出版12年前，作为曾经(在1927年到1930年)入过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1907-1966)，已经出版了一本取名相同的书，尽管其读者在1930年代主要限于左翼学生和国民政府统治区的一般读者。张闻天(1900-1976)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则出版于1938年，比范书的出版早8年。张闻天是从1935年到1943年3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他在党内的影响有限，长征之后党和军队的真正领导人是毛泽东(程中原，2000：138-39)。尽管如此，在范完成其《中国近代史》的1946年，张的书已经被用作中国近代史方面最重要的教科书，在所有“解放区”的党校中使用。(胡华，1987：419)
李鼎声、张闻天和范文澜都认同革命叙事。他们都强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决定性的冲击，并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们都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鸦片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认为自下而上反帝反封建反的革命是正当的，因为它是中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然而，下文的讨论将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范的新解释之间的差异同样是惊人的。总的来说，李和张的早前的着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方面比范的着作更为一贯。他们在分析国际关系、现代改革和集体行动时，都强调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他们都意识到起义和革命在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的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反之，范文澜则更关注另外一些因素，如清政府统治精英之间以及满族统治者与其他族群官员之间的冲突，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看来，这些因素只是解释国内政治动力的次要因素。因此，尽管范貌似拥护马克思主义，但他对近代中国重要事件的解释经常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
范文澜和浙东学派
范叙述历史的独特方法与其早年的思考受到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影响有关。这一学派的领导者在清朝以其反满、关注经世致用、注重实证研究而闻名。范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传统学者家庭，在其兄弟的影响下，范从小憎恶满族人，进入着名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创建的大通学堂学习。在目睹了清政府逮捕和处决秋瑾之后，他的反满情感更为强烈。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大胆地剪掉辫子，公然表达对强加于他的满族习俗的蔑视。(范文澜，1956b)
范在北京大学成为“国学”学生之后才受到了浙东学派的直接影响，在北大他成为了黄侃(1886-1935)和其他学者的学生。作为着名文献学家章炳麟(1868-1936)的弟子和反清革命者，黄侃以其在古代经典、历史、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以及严谨的研究而闻名。正是在黄的指导下，范文澜接受了这一领域的严格训练，并在毕业后致力于古代经典的研究。在南开大学教了三年书之后，他在1925年出版了《文心雕龙》的注解，并确立了自己作为文献学家的地位。
然而，范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文献学家。受到浙东学派传统的濡染，他很快被1930年代中日之间突如其来的冲突所吸引。由于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它对1930年代早期学生抗日行动的压制不满，范开始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因为它在北京等城市积极鼓动抗日。1936年，他出版了《大丈夫》，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传记，写作此书是为了激起读者对中华民族及其历史遗产的自豪感。在开封河南大学教了两年书之后，他最终在1938年加入了中共的新四军，主管宣传工作，并于1939年9月入党。四个月后，他带着30多箱书到达共产党总部延安。毛泽东很快接见了他，毛首先看重的是他是一名文献学家，请他在1940年秋天给延安新哲学会的年会作了三个演讲。毛亲自参加了前两次演讲。(陈其泰，2000)
因此，范文澜在成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官方历史学家之前，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⑤作为浙东学派的文献学家，他在对晚清中国的描述中特别敏感于满汉人民之间的冲突，这一点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认为的近代中国的真正矛盾，即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不一致的。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他拙于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然而，这并不妨碍毛泽东认可其作为历史学家，因为毛泽东自己反对运用“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经常讽刺其为“教条”)去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以及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者”和愈来愈怀有敌意的国民党人的双重斗争。范在中国历史领域扎实的训练，他的浙东背景，以及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让毛泽东相信他能被赋以重任。这一点，加上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国历史和经典的钟爱，解释了为何他选择范去“重写”中国近代史。这也解释了为何范几十年来一直为毛泽东所青睐。
“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
与范文澜这样从文献学转过来、缺乏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不同，李鼎声和张闻天在写作中国近代史之前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鼎声比范文澜要小14岁，早在1925年，他还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时候就热衷于马克思主义。毕业后，李鼎声成为《世界月刊》的编者，着力于在刊物阅读者中普及马克思主义。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范文澜要早12年。张闻天比范文澜小七岁，1919年刚进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比范文澜早了整整20年。他先在美国呆了两年，后在重庆教了几个月英文，于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训练。1931年回国后，张闻天发现自己立即被卷入到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中。论争一方是托派分子，认为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需要进行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论争另一方是支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中国仍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土地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⑥作为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张闻天自然而然地支持后一方。他在莫斯科所受的训练和他在论争中支持斯大林的立场说明了，至少是部分地说明了，共产国际1931年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于1935年指定他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总书记)的原因。(牛崇辉，1995；王金艳，2011；张树德，2004)
李鼎声和张闻天不仅在开始有关近代中国的写作前，就一直支持来自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总的看法也是直接基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解释的。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和对1920年代民族革命，及此后共产主义革命任务的理解上，这一点尤其明显。
例如，李鼎声延续了斯大林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描述，拒绝将中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托派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
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李鼎声，1949，3-4)
因而，1925-1927年的民族革命是肇始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它的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李鼎声，1949，264-267)同样，张闻天也将1925-1927年革命描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引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明这一革命性质的决定因素，例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我们在李鼎声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中也找到了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在重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观点的同时，李鼎声和张闻天进而将1927年蒋介石“政变”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描述为“土地革命”。(李鼎声，1949，263；张闻天，1987，283)在反驳所谓的蒋介石政变象征着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政策失败的托派观点的同时(张闻天，1987，280)，张闻天将这一事件看作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在民族资产阶级(或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运动将转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认为，这是一个转变，即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说明这一转变，张闻天引用斯大林的话道：
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张闻天，1987，283)
然而，土地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被托派狭隘地限定的所谓“反关税的革命”。为了阐明这一点，张闻天再次引用斯大林的观点。(张闻天，1987，313)
显然，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比范文澜更接近共产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范文澜不一样，李鼎声和张闻天开始有关近代中国的写作时，都已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李鼎声和张闻天擅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运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观点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相比之下，范文澜只能模仿他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着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着作那里借来的理论框架。一旦开始处理更多的经验问题，范文澜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他从传统训练那里接受的方法和思想的影响；他可能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晚清政治中的汉族和满族、中外关系中的抵抗者和卖国贼之间的区别。这种困扰常常扭曲他对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分析，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中心内容。
余论：回到马克思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范文澜试图修订或放弃他在《中国近代史》中表达的许多观点。例如，在1955年的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中，他不再重视满汉矛盾。在重复毛泽东关于1840年后中国社会性质改变的提法的同时，范文澜解释说，存在“两个基本矛盾”：原有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添的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承认，“反动势力”内部也存在矛盾，包括“汉族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与清朝廷间的矛盾”，但这样的矛盾是次要的。(范文澜，1955，117)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范文澜不再将满族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归到一类，而把满族贵族仅仅描述为与外国侵略者合伙镇压中国人民的“投降者”。相反他承认存在“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范文澜，1955，117)因此，他写道，1884年中法战争和1894年中日战争“都是清政府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清政府进行反抗战争是正义的，中国军士和一部分将领忠勇作战是符合民族利益的。”(范文澜，1956a，155)
在对一些大的事件，如太平天国起义和自强运动的重新解释上，范文澜修正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也是明显的。正如刚才讨论到的，在1946年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范文澜将太平天国起义描述为既是满汉民族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冲突的延续(这反映了他个人的反满倾向)，又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这是为了提升这一事件的意义及革命运动在整个近代中国的重要性)。然而，在1955年和1956年尝试重新解读中国近代史时，范文澜将太平天国起义看作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表现。(范文澜，1956a，154)因此，他强调这场起义是一次“农民战争”，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起义从本质上来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农民起义没有区别。尽管他提到太平天国的一位领袖曾出版过一篇西方化的议案，名为《资政新编》，但他怀疑天平起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多少不自觉地反映出一些资本主义的倾向”。(范文澜，1955，122)
范文澜也调整了他对自强运动的看法，在1946年的书中，他曾将其描述为一场完全消极的运动。尽管他仍然不同意把李鸿章和其他自强运动领导者创办的军事工业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但他承认他们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范文澜观察到，“新式机器经过这种工业到底进入中国了。有了机器，不能不招募工匠，也就不能不产生一部分无产阶级，仅仅从这一点来说，[自强运动中的]官办的军事工业算是也还有一些作用。”(范文澜，1955，126)范进一步提到，“官办军事工业以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非军事性的工业，其中是多少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范文澜，1955，126)他承认，自强运动也导致官商合办的工业建立起来——他称之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以及主要由商人办的工业建立起来——他称之为“民族资本主义”。与他在《中国近代史》中将自强运动斥之为保守运动相反，现在，自强运动成了将近代中国导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步骤。(范文澜，1955，125-127)
范文澜修订自己的解释有几个原因。一个直接原因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对近代中国的原有提法，即那些高度政治化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斗争需要的那些提法，如抵抗—投降二分的提法，已经过时了。事实上，早在1949年革命接近胜利时，范就开始淡化他书中的政治化倾向。作为一种预兆，他在序言中删除了直接将蒋介石比作曾国藩并将二者同样斥为“汉奸”和“刽子手”的一段话。(范文澜，1949，序言)第二，革命以后，共产党很快在1951年和1952年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改造运动，强制知识分子(包括历史学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放弃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念。再者，在毛泽东决定“对苏一边倒”之后，中国发生了一场风靡全国的在各个领域学苏联的运动；中国历史学家再一次转向苏联，寻求对历史的“正确的”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Wang，2000)这一切都说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的历史学中恢复了统治地位。范文澜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副会长(和事实上的领导者)、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不得不带头在历史研究中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放弃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毫不足怪，范在1954年版《中国近代史》的新版序言中声明，他对9年前写的这本书“非常不满足”，他曾想将此书“整部拆散，按照[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重新编写”。(陈其泰，2000，349)上面讨论到的他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两篇文章，就是他对有关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给予更多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尝试，和改正他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尝试。然而，这两篇文章发表后，范文澜没有再修订此书，也没有继续写作《中国近代史》下册，他原来计划写作的这一册将包括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时期。相反，他回到了他早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集中写作和修订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有趣地是，我们注意到，范文澜关于近代中国的经过修订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接近或等同于李鼎声和张闻天早前的解释。换句话说，并非范文澜，李鼎声和张闻天才应当是近代中国研究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真正的鼻祖。然而，1949年后李鼎声和张闻天都退出了研究一线。由于1931年脱离中国共产党，1952年以后李鼎声只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当了一名教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成为激进分子的公开打击对象，他于此时去世，终年59岁。(胡逢祥，2004)革命胜利后，张闻天也失去了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影响；他在1951年选择了当中国驻苏联大使，以使自己远离北京的权力中心，但当他公开批评“大跃进”时，最终还是成为1959年毛泽东政治压迫的牺牲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下放6年后，他于1975年获准移居江苏无锡，在那里他改名换姓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年。(陈其泰，2000)
相比之下，范文澜在他的余生中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尽管革命胜利后他开始致力于前现代时期的研究，因受益于传统文献学的训练，他赢得了作为一个严谨、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声望，虽然1956年后他很少写近代时期方面的作品，有意识地避开中国近代史中有争议的和不确定的领域，但他1940年代留下的政治化历史学遗产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发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在革命胜利后坚持“历史主义”或在历史研究中着重客观性，范文澜最终成了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学家”们的攻击目标。幸运的是，他和毛泽东的私人情谊使他免遭激进分子的蓄意攻击。⑦在收到毛泽东1968年7月的指示后，范文澜立志续写《中国通史》和重写《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身体衰弱，他没能进行下去。一年后，他任务尚未完成就离开了人世，终年76岁。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写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没有真正着手过，在他去世之前如此，在后来亦是如此。范文澜1940年代的近代中国研究着作一开始就是反驳亲国民党学者的“现代化”叙事的，它被证明更多是民族主义的担当，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结起来，有三个因素可以说明民族主义渗入了他的革命叙述和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在日本入侵期间致力于“民族救亡”，这可以说明他对历史上投降派和国民党领导者调和政策的憎恨，这种态度事实上在同情延安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中流行。同样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受浙东学派传统影响的文献学家和训练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背景。这可以说明他一方面在历史记述中过多地注意经验细节，另一方面对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作出的分析不足。他强烈的汉族中心认同和民族主义导致他对晚清政治中汉满分裂的困惑和中外关系上的“抵抗—投降”二分思维，这使他在其着作中打乱了对反帝反封建主题的条理分明的叙述。第三个因素和毛泽东在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垄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时，寻求意识形态的自主权有关，这种自主权使毛和他的历史学家们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与国民党对抗时，能够自由地解释历史，以为党的需要服务，而不管这种重新解释越出“正确”的轨道到何种程度。
归根到底，毛泽东和他的历史学家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用历史为当下政治需要服务，而不是达到对历史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后大量地保持着，依然如故。尽管19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允许暂时回到对中国历史的更为“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但很快又让位于1960年代的激进历史学，这种历史学更加政治化，为党和毛泽东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斗争服务。⑧毛泽东去世后，由于革命狂热消退，革命叙事很快失去了它对中国多数历史学家及其读者的吸引力；在中国近代史园地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反倒是现代化叙事，这已经被证明与1930年代后期蒋廷黻提出的概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注释：
①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叙事的兴起，及其代替革命叙事的讨论，参见林被甸、董正华(1998)，孙占元(2000)，虞和平(2002)，张海鹏(2005)。中国历史学中的这种转换是与放弃革命和1990年代西方近代中国研究学界“现代化范式”对“革命范式”的“胜利”并行的。
②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费正清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承认，作为“学生”，他对“老师”蒋廷黻亏欠很多，1930年代蒋将他带到近代中国研究领域。(Fairbank，1982：91)余英时回顾费正清在美国开创中国史研究的一生时强调，蒋影响了费正清对近代中外关系的基本观念。(余英时，1993)
③例如，在其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起源的书中，德里克(Arif Dirlik)关注了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和他们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论战的部分内容关系到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性质。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何形成他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叙述，则不是德里克此书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他只在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时候提到范文澜的着作。(Dirlik，1978：224)另一本研究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着作仅仅在一个段落中提到了一次范文澜，这个段落讨论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学家的民族情感导致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的问题上与俄国历史学家发生争论。(Q. Edward Wang，2001：204；也可见Q. Edward Wang，2000)
④毛泽东通过请范文澜吃饭和表扬该书来庆祝第一卷于1941年9月在延安出版：“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着作了。”(陈其泰，2000，第91页)
⑤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他读过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选集》的中文译本。(近代史研究所，1979，第359页)
⑥关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及他们各自在中国的支持者的争论，详见德里克(1978：63-69，85-90)。
⑦1966年国庆节(10月1日)，范文澜受邀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毛泽东注意到他站在城楼东头，当走向他时，毛从远处向他致意，对他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此后，再没有激进分子批判或干扰他。(陈其泰，2000，第153页)
⑧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近代中国历史学的讨论，参见张海鹏、龚云(2005，尤其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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