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田正平、李成军：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学-田正平、李成军：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田正平、李成军：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

见他自己的相关论述中倡言国学。梁启超于1902年论及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但是，从时间上讲已谈不上“最早”。屠仁守于1897年刊发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他试图学习日本，提倡近代意义之国学，为中国近代意义“国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当前有关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本文在发掘和比较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些观点进行考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求教于方家。
一、有关“国学”概念出处的几种观点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这段话之“国”按照郑玄的注释，即“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1]由此可见，这里“国学”指的是诸侯在国都所设之学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学者推断“国学”来自欧美学术的影响，如汪震、王正已主编的《国学大纲》提出，国学可能来自英文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并认为清末章太炎在日本期间的着作《国故论衡》是国故一词的来由。“国学”一词的流行与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有关。[2]马瀛编的《国学概论》提出，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考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群起而保存“国粹”，章太炎改之为“国故”，《国故论衡》一书出来后，以“国故学”称中国固有学术，然“故”字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因而改称“国学”；并认为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和刘师培的《国学保存会》是国学概念的最早使用者。[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们将章太炎作为国学的最早提出者与那个时代对国学概念的理解有关。总体说来，自整理国故运动以来，很多人都将“国故”理解为“国学”。如曹聚仁说：“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4]由于一些新资料被发现，民国时期的这些说法在当前没人再提了。
当前学界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黄遵宪于1887年提出，依据的材料是黄遵宪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中对日本“国学”的介绍。其二，梁启超于1902年秋提出，依据的材料是黄遵宪1902年9月的《致梁启超函》。其三，吴汝纶于1902年8月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借日本国学概念移指本国既有学问。
1.黄遵宪于1887年最早提出国学概念
张昭军在论及国学概念时未明确言及黄遵宪首次提出“国学”概念，但是，将黄遵宪《日本国志》介绍日本“国学”这个事实在时间排序上列于最先位置。他的依据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提到“近世有倡为国学者”。①[5]
2.梁启超于1902年最早提出国学概念
桑兵于1996年提出，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有三：其一，依据黄遵宪的《致梁启超函》，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其二，1902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其三，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②桑兵认为，三者无法确定谁最早提出。[6]30桑兵的三说中，梁启超最早提出国学一词的说法影响最大，引用此说者众多。1999年桑的观点有所改变，又提出吴汝纶最早采用近代国学概念。但刘梦溪2008年仍认为梁启超1902年关于《国学报》的构想，即使不是最早提出“国学”一词，在时间上应该是非常早的。[7]
青年学者卢毅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以及黄遵宪的《致梁启超函》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黄遵宪最早介绍日本学界的“国学”动态，而梁启超则是国人中最先将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用于中国者。[8]
3.吴汝纶于1902年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借用日本国学概念移指本国既有学问
桑兵在1999年出版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提出，最早使用国学概念应当始于1902年8月，主要是赴日游历(如吴汝纶)及流亡者接受日本朝野人士的意见，借日本国学概念移指本国既有学问。从上下文来看，桑兵的主要依据就是古城贞吉劝吴汝纶的一段话：“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9]
二、什么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
《礼记·学记》之“国学”一词，在清末仍有指代学校者。如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张百熙的《进呈学堂章程折》中有一段话：
《礼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试比之各国，国学即所谓大学也，家塾，党庠，术序，即所谓蒙学、小学、中学也。其等级盖甚分明。[10]
张百熙在奏折中试图将“国学”与西方现代学制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认为“国学”就是大学。这种理解虽具有一点近代意义，但从词义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看，他仍然继承了《礼记》中将“国学”指代学校的传统，仍然是传统“国学”概念的沿用。
近代国学概念一般指代中国固有之学术。可以说，古代国学概念与近代国学概念尽管用相同的词汇表述，但内涵完全不同。这个转变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与民国时期学者认为国学概念来自欧美不同，当前学者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转借自日本。[6]45
蒋春红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日本近世使用“国学”一词是在元禄至享保年间，由神道家倡导，国学就意味着神道。近日所指“国学”主要指江户时代由荷田春满提倡、贺茂真渊继承、本居宣长大成、平田笃胤扩张的国学。日本国学研究古典文献，试图“清除汉意，巩固和魂”，反对崇拜中华文化，甚至否定中华文化，以增强日本本土固有之精神和文化心理。[11]可见，日本国学之近代含义即在于其民族主义的觉醒。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极推行“欧化主义”，从而引起部分人士的不满，他们开始提倡国粹主义。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丹了等人发起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倡言“国粹保存”，抗衡欧化。[12]日本国粹主义与其“国学”思想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旨趣也有所不同。与“国学”试图与中华文化划清界限的立场不同，国粹主义则侧重抗衡欧化，并不反对儒学，甚至对儒学比较推崇。[13]
日本国粹主义的崇儒立场很可能是促使当时中国学者接受国粹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1898年底，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亚粹”作为办报的四大宗旨之一。[14]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他翻译国粹主义者东海散士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卷九有一段话提出了“国粹”概念，“散士曰：‘我国之内忧，小党分裂而相轧，人民无确乎不拔之志操，流于轻佻，徒心醉外物，失保存国粹之特性。’”[15]1905年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说：
昔者日本维新，规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时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呜呼，学界之关系于国界也如是哉！[16]
中国近代学者从日本国粹主义那儿找到了共鸣，那就是在欧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固有学术遭到了威胁。为了抗衡欧化，他们接受了日本学者保存国粹的主张，借用“国学”和“国粹”的概念，试图通过提倡“国学”和“国粹”，实现保存和发扬中国固有学术之目的。因此，中国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借用“国学”这个固有名词，更重要的是赋予它弘扬和保存中国传统学术之功能。当然，不同学者对于“国学”的内容范围以及如何保存具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近代国学概念的含义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借用“国学”这个名词，但其词意与古代迥然不同；其二，运用“国学”这个名词倡导中国固有之学术。
三、谁的提法为近代意义上之“国学”概念
按照国学概念的近代含义来分析，梁启超与黄遵宪商讨创办《国学报》时涉及的国学概念应当具有近代意义。黄遵宪在《致梁启超函》中说到，“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去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7]
为了考辨吴汝纶1902年是否采用近代国学概念的问题，笔者查阅到《桐城吴先生日记》，在壬寅年(1902)六月三十日(即公历8月)日记中提到：“三十日戊午与小村俊三郎携启儿赴古城贞吉之招席。仍在静养轩。主人八人。小村谓皆教育家。吾谓各以一言相赠。”吴汝纶得到翻译《汉学再兴论》的古城贞吉相赠的一句话是：“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18]
古城贞吉告诉吴汝纶西方各国学校都重视“国学”，因此，中国不要“废经史百家之学”，言下之意，中国也需保存这些“国学”。但是，这里采用近代国学概念分析中国学术的人是日本人古城贞吉，而不是吴汝纶。经查阅，日记中未言及古城贞吉是否介绍日本国学概念，也未提及吴汝纶是否接受日本人士的建议，因此，桑兵在《国学与汉学》一书注释中有关“吴汝纶及流亡者接受日本朝野人士的意见，借日本国学概念，移指本国的既有学问”的说法，证据似乎不足，因而难以成立。
为了考辨《日本国志》之国学概念问题，笔者对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全文进行检索，发现有9处涉及“国学”这个概念，其中有5处为介绍或涉及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具体如下：
1.先是，处士高山正之、蒲生秀实、本居宣长等，或着书游说，或倡言国学，皆潜有尊王意。[19]70
2.使国学者检旧典，大逆无道，臣等敢戮元凶，以慰天下望云。[19]72
3.甚则渠论废帝事，阁下使国学者索旧典，仆窃闻之，血泪洒雨，铁肠若裂。[19]181
4.又命国学者索废帝古例，将使当是时朝廷决大将军蹈北条、足利辙。[19]181
5.近世有倡为国学之说者，则谓神代自有文字，自有真理，更借此伊吕波四十七字，以张皇幽渺，眩惑庸众焉。其字体如春蚓秋蛇，纷纭蟠结，不习者未易骤识。[19]808
这5处涉及“国学”的段落中，有3项讲“国学者”，指的是研究日本国学的学者。第一项文出现的“本居宣长”，即江户时代着名的四大国学家之一。第五项中“国学”指的是日本语言文字，是国学家如本居宣长提倡的国学内容之一。可见，这里“国学”主要指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与明治时代日本国粹主义者所指涉的内容并不相同。
另外，还有4处指的是日本各诸侯之学校，沿用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国学”指代学校之含义。具体如下：
1.先是，播磨博士和迩部宅继上言：“谨检唐《开元礼》，国子、州县皆有释奠式，我邦有大学式，无国学式，而国忌、祈年诸祭，更用中丁等式，未经颁行。[19]112
2.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知五经等籍，国学皆藏之也。[19]780
3.大学、国学皆以岁时祀先圣孔子，初称孔宣父，神护景云二年亦谥曰文宣王。大学配以先师为颜渊，从祀者九座，则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季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也。国学专祀先圣、先师，惟太宰府学三座为先圣、先师、闵子骞。[19]781
4.既而幕府命加修饰，凡医官子弟悉就学，仍以元德为教谕，于是变家塾为国学，举世荣之。[19]990
虽然黄遵宪介绍了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但是，当时中国学者，包括他自己都尚未意识到把国学概念从日本学术中剥离出来，以分析中国固有学术。1887年黄遵宪完成《日本国志》的时候，中国社会仍然相当保守，以至于他虽努力向朝廷推介，但该书还是因为受到李鸿章等权臣阻挠而被搁置起来，直到甲午战后才得以出版。[20]当时“中学”的地位尚未受到根本挑战，故无需特意强调。就黄遵宪本人来说，一直到1902年他与梁启超讨论创办《国学报》时，仍然认为，“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因此主张打开门户，容纳西学，并认为办《国学报》，保存国粹还需缓行。[21]
根据近代国学概念的含义，我们认为，黄遵宪仅仅是在中文文本中引进了“国学”这个概念，其内容仅指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且黄遵宪在撰写《日本国志》时缺乏提倡国学的主客观条件。因此，他并没有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
四、谁最早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
根据上面的考察，黄遵宪、吴汝纶并没有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那么，梁启超于1902秋年提出创办《国学报》，是否就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的最早表述呢？
我们认为，近代意义上国学概念的提出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日本反对欧化的国粹主义“国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其二是国内传统学术和文化遇到西学强大的挑战而出现文化危机，这是中国学者得以与日本国粹主义产生共鸣的内在条件。
笔者查到最早试图学习日本，提倡国学的是屠仁守③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5月，在《时务报》30册刊出的《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屠仁守思想倾向大致与张之洞接近，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2]该文意识到当时严复在《辟韩》一文中宣传民主等主张将对中国固有之儒学及其伦理秩序带来威胁④，因此，该文结尾处响应《时务报》22册发表的译自日本《东华》杂志的文章《汉学再兴论》，提出：
昨读译《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为之踌躇四顾，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犹能言修身齐家，设立教育之当取法；犹知尊《论语》为纯然道义之书，并推存亡消息之理；谓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我方靡焉欲步其后尘，彼乃皇然而思返古道；我方贬圣贤以尊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经史而建东洋之政策。两册鳞次之间，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23]
《汉学再兴论》分析汉学、国学、西学之变迁大势：
明治以前，汉学最盛，士人所谓学问者，皆汉学耳。除汉学则无有学问也。及政法一变，求智识于西洋，学问之道亦一变，贬汉学为固陋之学，如论孟子史之书，一委诸废纸之中，无复顾问者。然其衰既极，意将复变也。比年以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殆欲压倒西学，而汉学亦于是乎将复兴也。……试观近十年来，东京学业情形，前则政治法律之学，盛行于时，此等生徒，满于四方。其后学风一变，生徒修习文学者日众，而论其种类，虽分为日本文学，西洋文学，今将见有修习汉学者焉。……汉学再兴之机运将渐开。[24]
屠文强调日本虽然维新变政，但仍然重视儒学修身之道的研习，他从日本汉学复兴中找到了反击欧化的理由和弘扬中国孔孟圣学的信心。在屠看来，日本汉学即是圣贤之学，亦即中国的传统学术。屠文提到日本“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并拿中国推崇欧化，贬低圣学与日本进行对比，批评中国学者不尊重古学，即中国的国学。由此，这里的国学一词已不仅是对日本国学的介绍，已具有学习日本、复兴中国传统学术的含义。屠文不提汉学复兴，而提“国学勃兴”的含义应该就在这里。
一般认为，屠文在《时务报》的刊出得到张之洞的授意和支持。[25]另外这篇文章还以《屠侍御致时务报馆辨辟韩书》为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收入保守人士叶德辉编的《异教丛编》。[26]这说明，该文在当时社会上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时期保守势力之外是否有其他人可能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呢？戊戌变法前中国学界当时主要有维新派和保守势力之间的思想论战。康梁等维新派学者的主要关注点还在如何改造中学、学习西学、进行变法上，因此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感受还不是很强烈，缺乏提倡国学的内在条件。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于1895年出版，梁启超、薛福成等积极为之作序或推介，因此，当时学界、包括梁启超应当了解该书中所介绍的江户时代日本国学之状况。且如前所述，1897年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还曾发表了日本人古城贞吉译自日本《东华》杂志的文章《汉学再兴论》。可以说，梁启超虽在维新变法前大量接触日本国学思想，但并未引起他的特别关注；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不久即采纳日本学界的国粹概念。⑤前面提及，梁最早于1899年提到“国粹”这一概念。⑥而三年之后的1902年，在与黄遵宪私下商讨创办《国学报》时才涉及到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
有证据表明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也大量接触了日本“国学”思想。康有为在1897年刊发的《日本书目志》中大量提及日本国学者的着作，既包括江户时代国学家的着作如契冲《圆珠庵杀记》、本居宣长的《神寿后释》等，也有明治时代国粹主义者，如志贺重昂的《地理学讲义》等。[27]但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并没有提出近代国学的概念。《日本书目志》中这些着录表明，康有为对日本国学思想并非不关注，但鉴于“国学”一词具有特别强烈的日本皇国主义、国家主义色彩和极为鲜明的排斥儒学、儒教倾向，与当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文化倾向相背，所以他并未采用这一概念。[28]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既包含借用“国学”这个名词，但其词意与古代迥然不同；还包括运用“国学”这个名词倡导中国固有之学术。根据近代“国学”的这一含义，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由吴汝纶最早提出一说，似不能成立。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多处涉及国学概念，其内容仅指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且黄遵宪在撰写《日本国志》时也缺乏提倡近代意义上的国学的主客观条件。因此，把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人说成是黄遵宪，也不准确。梁启超与黄遵宪于1902年秋商讨创办《国学报》时涉及的国学概念应当具有近代意义，但他并不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人。
屠仁守于1897年刊出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该文结尾处响应了《时务报》22册发表的译自日本《东华》杂志的文章《汉学再兴论》，反映了戊戌变法前，保守人士感受到西学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巨大冲击后，试图通过学习日本，弘扬中国固有学术以与之抗衡的文化心态。因此，屠仁守为国内第一次使用近代意义上之国学概念的学者。
注释：
①笔者检索了中华书局出版《黄遵宪全集》之《日本国志》及天津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日本国志》三个版本，均为“近世有倡为国学之说者”，因此，张昭军引作“近世有倡为国学者”似有误。
②笔者查到《中国白话报》有一段话讲到国学扶轮社的创立时间为1903年，“这社是去年下半年才开的，里头所出的书，却也很好，但大半都是普通译本，共他那国学两个字，有些不对，想将来研究国学的人多了，自然就有国学书出来了。这社开在上海棋盘街中市江左书林对过恒德里里头。”(注：《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7期，第38页)
③屠仁守(1832年-1903年？另说1900年去世)，湖北孝感人，字梅君。同治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年间任御史，1888至1889年间上疏多为康有为代写。康有为为他起草的《钱币疏》，曾轰动一时。1889年被革职。1890年后主讲山西令德堂(即山西大学堂前身)，任山长，主要从事教育活动。(注：唐国军：《清流与教化——屠仁守行年事迹考论》，《孝感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9-23页)
④严复以“观我生室主人”为笔名在《时务报》发表《辟韩》一文。(注：《辟韩》，《时务报》，第23册，第1583-158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辟韩》刊出后，屠仁守刊出《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予以辩驳。
⑤梁启超并不是变法失败后才接触日本国粹主义，但是到日本后才正式接纳日本国粹概念，具体原因有待研究。
⑥郑师渠认为1901年梁启超于《中国史绪论》中使用“国粹”一词，是梁本人也是国人最早使用该词。(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据查，梁启超于1899年在其翻译的小说《佳人奇遇记》中使用“国粹”一词，当为中文文本首次使用该概念。
参考文献：
[1]阮元校刻.礼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汪震，王正已.国学大纲.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3：1-2.
[3]马瀛.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大华书局，1934：2-3.
[4]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及其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53.
[5]张昭军编.章太炎着.章太炎讲国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
[6]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5)：30，45.
[7]刘梦溪.论国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17.
[8]卢毅.“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南京社会科学，2005(2)：72-78.
[9]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78-280.
[10]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527.
[11]蒋春红.日本近世国学思想——以本宣居长研究为中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96-253.
[12]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
[13]盛邦和.中日国粹主义试论.日本学刊，2003(4)：140-155.
[14]梁启超.横滨清议报叙例，清议报，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4.
[15]佳人奇遇记(卷九).梁启超，译.清议报，29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1906.
[16]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1905年)第1期.
[17]黄遵宪.致梁启超函//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433.
[18]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壬寅六月三十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7辑(正编367).台北：文海出版社，796.
[19]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国统志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0]李长莉.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近代史研究，2006(2)：45-65.
[21]黄遵宪.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433.
[22]唐国军.清流与教化——屠仁守行年事迹考论.孝感学院学报，2008(2)：19-23.
[23]屠仁守.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时务报，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2051-2055.
[24]古城贞吉译文.汉学再兴论，时务报，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1500-1502.
[25]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180.
[26]叶德辉，编.异教丛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辑(正编647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55-160.
[27]康有为，撰.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87-1218.
[28]姜义华.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学术月刊，2007(7)：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