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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立真 揣丽华：近代女留学生与女性地位的转变

近代女留学生与女性地位的转变张立真 揣丽华 中国留学生始于近代，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于是，学术界有十代留学生的说法(也有八个阶段之说）。女子留学晚于男性。然而，女留学生的出现却在转型时期的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于妇女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转变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本文拟就清末民初（1840-1928年）时期的女留学生为研究视角，围绕这一有关问题予以评析，以期就教于学术界，并引发对当代留学问题的思考。
(一)
中国人走出国门留学异邦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具体而言，1847年广东人容闳（1828-1912）、黄宽(1829-1878)、黄胜由外国传教士资助赴美留学当属首开其端，这三位男学生出国时刻，距大清帝国遭遇西方强国坚船利炮的轰击，被迫打开封闭之门不过几年的时间。
女性就没那么幸运。如果以鸦片战争为时间坐标，那末，出国留学的日历又翻过去大约30 年才有女子留学的奇迹出现。1870年,美国传教士麦加地(McCartee)携其收养的宁波女孩金雅妹（1864-1934）去日本读书，应该是中国女性留学第一人。1881年她又由这位监护人带往美国纽约学医4年，是康乃尔大学的正式毕业生。10 年后，有一位美国女子昊格矩带江西一名9岁女孩康爱德（1873-1931）回国并送其入当地学校学习。此间，还有福州柯金英(1865-1929)、湖北石美玉（1873-1954）也是先后得到传教士的资助而留美(1)。四个女孩子成为近代早期女子留学的标志性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她们都以养女的身份被随带出国的，属于被动的个案，凤毛麟角。这期间，清政府已派出几批官费留学生，但不见女子的身影，无论家庭还是社会皆认为女人没有资格更没有必要到国外增长见识，接受教育。可见女人出国之不易。
女留学生从个案到逐渐融入出国潮流大致在1900年以后。如果说甲午战争刺激朝野人士开始全面自醒痛揭累累伤疤的话，那么，庚子事变则促使政府官员们不得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出国留学之门再次向有志青年敞开。经过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自1898年始日本政府一改过去拒绝中国人入境读书的政策，文部省于1899年颁发15号档正式确立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决策，中国人取得合法留学日本的地位。留学东瀛确为当时的最佳选择，“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2),就近浮槎东渡的方便条件无疑给女子自费留学带来了机会。据现有数据记载，1901年有3人,1902年又有20名女性先后赴日本留学(3)。其中除何香凝（1879-1972）外，基本局限在跟随家人赴日而进入该国学校读书的范畴。1903年，清朝驻日使节钱恂回国时留下女儿、儿媳在日本继续求学（4）的情况就是典型一例。这一年，东京留学生曾发起拒俄运动，女留学生在抗拒沙俄继续强占东三省的大会上，立即成立女子救护队要求上前线的事实说明，留日的女生可组织一个十几人或几十人的行动小组了。
1903年以后随父兄留学的局面有所改变。像秋瑾（1875-1907）这样挣脱家庭羁绊自费赴日的非常女性逐渐增多。特别是1905年地方省份送女子留日之举打破了男子官费留学的成规旧例，女人方能敞开胸怀拥抱大千世界，畅快地凭海临风，饱吸先进国度的空气与营养。1905年，取得官费资格的女性有湖南人20名，其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48岁。其后有江西10名，云南13名。奉天（辽宁）省特派专人到日本实践女子学校商定每年派15人到该校修读师范专业，难能可贵。两年后，在东京成立的留日女学生会成员约100人（5）。1909年达到149人（6），初步形成留日女学生的小型群体。
此间，各省先后取消了对女子官费出国留学的限制，势必刺激了自费女生出国的热情，女留学生西出“取经”者不再停留个案阶段。1905年先后有19名女学生自费入读美国中等学校（7），有的享受到官费待遇。1907年有的享受到官费待遇。1907年两江总督选派3名江苏女生赴美国威尔士利（今译威斯里安大学）女子学院读书（8），是为官费女生远学西方的开端。宋庆龄（1893-1981）姐妹三人也高高兴兴地跨入这所学校大门深造。至于到底有多少女子留学欧美，还很难说清楚，就零星材料看，1902至1911年留美女学生约30多人（据统计只是已考取大学之数）；有的着作称1910年在美国东部的女留学生有36人（9）。留法的约近20人（10）。这个数字虽仍无法同男子相比，而能有几十名女子自愿远涉重洋留学欧美，就持续二千余年受压迫遭凌辱的中国女人而言，已非同寻常，可谓女性留学史上的突破性进展。从留学区域比较，至清亡前，留学其它国家的女生远不能与留日相比拟，主要是费用昂贵的缘故。
民初，女子出国留学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选择留学欧美国家的比例上升。以美国为例，民初期间大约增加到488人，此指已考取大学的人数（11），有的数据显示已达800余人，应该包括所在各级学校的总数；留学俄、德、英等国的女生人数远逊于美国；留法女生在20世纪20年代约20余人（12），主要得益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动与持续开展。与此相反，留日因受到中日两国留学政策及其它因素的干扰，人数比清亡前有所下降，女生也相应减少。然而，1912-1921年20年间，留日女生约有631人（13），比同时期留美的女生203人还多出428人。女子留日继续呈现主流趋势。
总之，清末民初时期女子出国留学的路程曲折坎坷，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及特殊的国情不无关系。
（二）
清末民初女子留学是中国留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和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同男子留学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即女子同样有一个由被动到主动求学西洋的历史过程。清末，她们跨出国门从个别到一般，其走向也是先欧美后日本，随着开放的节奏逐渐融入留学大潮。民初，从比较集中于日本转而面向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欧美。其留学动机同男留学生大致趋同，开始是抱着学技能的目的选择学科专业，继而，她们中不少人更看重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加入钻研哲学社会科学的行列，回国为救国救民而奔走效力。
不过，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女子留学又存在着不同于男子的特有规律，其主要历史特征有三：
其一，留学人数有限，留学队伍形成较晚。
被迫开放初期，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地位卑微，毫无人权可言，传统家规视同律法，西风渐进的冲击波不可能轻易触及妇女层面。七八十年代，外国传教士从事布道和办学的事业刚刚开始，只能使个别孤苦幼女借助这一载体沾得余润，首先跨出国门学习；接下来有幸与留学结缘的，必然是早期出使国外的使领人员的家属，因此，通过留学途径自醒自救的人数十分有限；其后，女性受到男子出国留学潮流的带动逐年有所增加，但她们中多数人既无法得到家庭的支持，又不可能争取到官费名额，只好望洋兴叹。1910年清政府始正式给予女留学生与男子同样享受补给官费的待遇，条件是能够升入日本高等学校的女生，条件苛刻，女子留学队伍怎么可能迅速积聚起来！以留美学生为例，自1850至1928年共约519人（专指升入大学者，），大约占男子4340人的百分之八 （14）。如果涵盖所有在美学生，差异更加悬殊。据舒新城的估计，男女比例大致为11：1，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女子自费出国学习的生活备尝艰辛，打工、俭学比男子难得多。就以留法勤工俭学为例，男生即使身无技艺，可以干重体力活计，女子则受到体力的限制；女生比较擅长的工作如文秘、打字、校对、店员、及其它轻便的事务，“薪水极为有限，有时同样工作，而女子所得比较男子少至三分之一”。所以，以工求学，“女子所耗时光，比较男子约增加三分之一或至一倍”（15）。至1929年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已从最多1600人降为160人（16），下降10倍，女生能够坚持下来绝非易易。其它国家大抵如此，此乃女子留学队伍积聚缓慢的因素之一。
其二，自费留学是主要形式。
如果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向欧美所派官费留学皆为男子是个例外，但于1901年实施奖励“游学”政策后，女子能够获取官费的机会照旧比男子少一大块。如1917年留美女学生将及200人，其中取得官费者仅20人，仅及十分之一。因为她们在1914年才得到官费名额，是享受庚款留学的清华学校派出，并且间年一次，每次10人。女子官费留学成了地地道道的点缀品。无庸讳言，这完全是清政府制定歧视及压抑妇女政策的结果。
还应指出，留学初期相当于女学兴起的时候，朝野对女人读书的认识非常肤浅。即使较有眼光的开明之士，仅仅视女学为培养贤妻良母的地方。梁启超曾说过，中国要想保国、保种、保教“非提倡女学讲求胎教不可”（17）。那时，清政府派女子出国的目的只是求得女校师资，这一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最初，连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在其制订的速成科规则中说：“女子之天职在内助之实务与家庭之教育……今我等欲使彼邦女子以短少之时日能尽其天职之技能，故为特设速成师范及工艺科……期以一年毕业，使得为慈母与教师之教养概要”（18），也没有把女性的社会角色放在第一位。民国时期，贤妻良母的思维定势有所破除，女子留学生力争获取男子一样的待遇，修读的专业初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清末的模式。
其三，所学专业主要集中在医疗医药以及文学美术方面，从事社科专业的以主修教育者居多。
早期中国留日女学生都是进入实践女子学校就读，所设专业只有速成师范和速成工艺两科。师范科学习课程主要是教育、心理、地理、历史、算术、唱歌、体操等。工艺科在上述课业外，还有刺绣、编物、图画、造化几门，事实上基本围绕幼儿教育和家政业务开设课程的。民初时的法国留学生亦如此。1921年实行勤工俭学的18人中，有15人修读教育科目，有的则细化为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生物、体操音乐。另外3人读生物、文学、史地，其实也是和教育密切相关的专业。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本国政府急需女校师资等社会因素外，女性自身特点决定着她们的专业选择乃至社会角色，但同政府不愿意资助女子留学是两码事。
（三）
女子留学的过程即是冲击封建家庭挑战传统社会的过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女留学生以特殊的角色出现，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产生了久远的社会影响。
首先，挣脱大家庭的羁绊，改变了旧式家庭的自身地位。
女子出国留学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意味着持续二千余年受压迫遭凌辱的中国女人开始逃脱了封建家庭的统治，不再受家长、父兄乃至家族的压迫和束缚，一改家庭中的附属地位。过去，即使富家女子免去有形的人身伤害及摧残，平日使奴唤婢，颐指气使，却始终是丈夫的附属品，她们没有个人发言权，更谈不到支配权，这种无形的压抑某种程度上比身体遭受的暴力愈其令人难以忍受。留学以后，他们树立了人权观念，懂得一生下来就有享受自由自主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支配，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婚姻自主成为女留学生的第一追求。出国以后的首要大事即迫切要求破除包办婚姻，已经由家庭订婚的便设法解除婚约；没有订婚的自然要自己做主选择中意的对象。留学期间，女留学生爱上男生的事例亦很平常。如留美的任鸿俊与陈衡哲就是美满的一对，汪精卫（1883-1944）与陈璧君也有一份美好的情缘。有的大胆地嫁给外国青年，甚至甘当家庭主妇者不乏其人。是否有摩登新女性敢于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告示，亦难以否定。因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兴起，女权斗争的推动，使女性地位的提高渗透到各个层面。女性征婚早已不是新鲜事，女留学生尝试一把未尝不可。不过，确有女生在国内大报上登载“结婚启事”，甚至写上“请巴黎市长福证”字样（19），显示出新型中国妇女超前的思想和勇气。
经济独立是女留学生的第一需要。她们通过学习，特别是掌握了知识与技能，获取了谋生的资本和途径，事业稳定，自立自尊。经济独立不仅为家庭带来经济利益，还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怎么不能改变其封建家庭的附属地位呢！例如早期留美的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等人，从无知的儿童成长为医学专门人才，经济独立，生活无忧，归国从事西医医疗救护工作，受到了患者家属及其社会的敬重。
其次，社会角色的转变，即双重角色的体现。过去，女人完全被限制在封闭的家庭内，足不出户，生养子女侍侯丈夫。现在，她们不再受“三从四德”绳索的捆绑，自己做家庭的主人，可以和丈夫平起平坐，享受应有的权利，共担义务，家庭的角色发生重大变化。走上社会后，他们有了张扬个性的平台，充分发挥女性的长处和优势，在教育、科技及文学艺术乃至政治各领域贡献智慧和青春，突出了女留学生独特的社会功能。如金雅妹于1907年在天津建成一所医科学校，培养出一批新型医学人才，成绩斐然。在民国前后留学成就事业的着名女性如社会活动家蔡畅（1900-1990）、郑毓秀（1891-1959），教育家张默君（1884-1965），各个门类的专家林徽因（1904-1955）、陈鸿壁（翻译家）、潘玉良（1898-1977）、林巧稚（1901-1983）等枚不胜举。突出了女留学生独特的社会角色与功能。
再次，通过改造社会，实现妇女社会地位的转变。
女性家庭地位的转变促进了社会地位的转变，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主要是通过参加社会变革实现的。
一是从留学生个体的解放提升到中国妇女整体的解放。在国外，女留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研究社会学理论，亲历西方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深切体会到中国妇女遭受的种种痛苦及屈辱表面上来自于家庭及家族，实质根源于封建社会制度，认识到出国留学使自身跳出封建家庭的樊篱只是第一步，争得全社会的妇女从封建体制下的解放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早期留日学生胡彬夏在东京成立女子第一个小团体《共爱会》时就宣称，“拯救我二万万同胞于涂炭之中”是其宗旨（20），认识深刻。还有留学日本、法国的方君瑛、留日的曹汝锦、何香凝等人都在同年发表了有关女权、爱国等文章，呼吁同胞姐妹起来抗争，尽享妇女应得的平等自由权利。妇女解放的先驱者、“万里乘风独向东”的秋瑾，也是“共进会”的成员，她积极劝说女同胞出国读西书求学问，长见识，并在这一年与陈撷芬重组共爱会，改名“实行共爱会”，秋瑾自任会长，确立爱国、自立、学艺、合群的宗旨，为了“欲结二万万女子之团体学问”（21），其争取妇女的解放实现国家进步与文明的目的非常明确。女留学生无疑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的发起者，为之坚持不懈的奋进者。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女性的思想观念有了重大转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文化时风传播方面而言，留学海外所展现在女留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她们在那里耳濡目染，不断接受时代的洗礼，价值观念更新，连选择职业的视角已开阔到商业、电影业以及更前卫的行业，新女性的文化素质影响了几代中国女性趋新求变享受新的生活，足以体现女留学生力争全社会妇女解放的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女留学生们接受新型文化的熏陶，亲身领悟到新风潮新时尚的美感。回国后也把日本的审美风格，欧美的流行风带到中原。辛亥革命后，一些时尚女子穿上蓝布大褂和新式衣裙，仪态大方地行走于街市。随着接受新时尚的女性越来越多，上海等大城市女子结婚领先仿行西洋模式，身穿白色婚纱脚蹬高跟皮鞋，与男伴进入教堂举行婚礼的屡见不鲜。有的虽不进教堂，其它一入西式，时人称作“文明结婚”。至于身着时装头烫卷发，使用外洋化妆品，佩带眼镜手表，出入交际场所的女子尤为浪漫，不时引来羡慕的目光。留学女性又是新服饰、新风气、新生活的接受者、传播者、示范者。
二是致力于救国救民及社会制度的变革
留学女性在学习过程中，从爱国走向革命，政治素质有了新的飞跃。如秋瑾为了救国于安危，拯民于水火，慷慨地献出了宝贵青春和生命，成为留学生的楷模。
在革命者的影响下，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有的本人不能身赴疆场，但坚定支援亲人参加革命，如王颖和丈夫方声洞双双在日本读书，方声洞是同盟会骨干分子，在黄花岗之役英勇就义后，王颖忍受巨大悲痛以丈夫的名义书写平安家信，安慰体弱多病的公婆，继续发扬志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宣传民主共和，反对封建统治，以根本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从背叛家庭到倾覆朝廷是近代女留学生创造的历史奇迹。
有的留学生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她们通过自己从封闭无知的女子一跃而为现代女性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国实现现代化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所以，坚守教育阵地，提升国人的素质，尽快地把旧式臣民改造为具有新知识、新道德、新文化的新国民，为变革社会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贡献力量。
(1)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 ）
(2)《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页248
(3)沈殿成主编: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144-145
(4)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页225
(5) 同上引舒新城一书
(6) 同上引沈殿成一书，页144-145
(7)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页328
(8) 同舒新城一书
(9) 同王奇生一书，页328
(10)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页428
(11) 同上书，页687-688
(12) 同上书，页499
(13)〈留学教育统计图表〉， 同上书，页689
(14) 同上书，页686-688
(15) 〈留法女子勤工俭学情形〉，同上书，页557
(16) 同王奇生一书，页383
(17)梁启超: 《论女学》, 《饮冰室文集》第一
(18) 同陈学恂、田正平一书，页335
(19) 同王奇生一书，页386
(20)胡彬夏: 《祝共爱会之前途》, 《江苏》，1903年第6期
(21)陈象恭编着: 《秋瑾年谱》，《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页17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