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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44-58页
作者简介：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谭庆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沙，410081）
内容提要：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政治、信仰危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削弱；而这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陡然增加。这些因素构成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诱因。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言之，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上的建树两个显着特点。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初 中国知识界 社会主义思潮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最早传人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是外国传教士，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对它进行过介绍。由于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兼爱、平等、大同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加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影响，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枝独秀，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理想追求。1921年潘公展在《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①后来，因国共合作破裂以及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潮流一度走向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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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
然而到了30年代初，一方面，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政治、信仰危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削弱，许多人疑虑乃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①；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只用了四年三个月提前完成，并取得辉煌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与此同时，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陡然增加，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凡此种种，引发了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再度高涨，借用胡适晚年的话，谈论社会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在30年代初成了一种时髦。
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较多，也较深入，对五四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也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则关注不够，成果不多，专论和着作至今尚未出现。检视以往研究，或多或少涉及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个别思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如丁三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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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资本主义前途的疑虑。危机日益恶化，而资本主义各国久困其中却束手无策，这让世人对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产生疑虑。“代替着一九二八年末柯立芝的夸大的乐观论而出现于一九三二年末者，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将来的深刻的怀疑”(《最近世界经济恐慌政治不安之总观察》，《读书杂志》第3卷第5期，
一
30年代初兴起于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引起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言之，这股思潮大致可以分为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这样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
(一)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热潮的兴起
经济危机期间，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自然使得自由主义在知识界的阵地日益缩小。霍布斯鲍姆曾说道：“简单地说，纵贯整个大灾难的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在各地面临大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之际，自由阵营败退之势更加剧了。”①国际范围内自由主义的失势也自然影响到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思潮的退缩使社会主义思潮得到伸张，随着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谈论苏联(尤其是苏联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热潮。据笔者对30年代初《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申报月刊》、《读书杂志》、《大公报》等33种刊物的不完全统计，有100多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200多篇谈论苏联(尤其是苏联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不包括大量的译文)。统计数据如下表：刊物名称篇数统计刊物名称篇数统计《东方杂志》35《独立评论》26《国闻周报》11《申报月刊》12《读书杂志》18《申报》10《大公报》11《四十年代》4《大道》4《青年界》2《世界杂志》1《新社会》3《中国杂志》4《益世报》6《时事新报》1《晨光》1《新地》2《社会评论》2《国际译报》9《平民杂志》4《新中国》1《新生》2《中国与苏俄》2《心声》1《俄罗斯研究》2《民声周报》1《再生杂志》5《自决》1《生活周刊》8《复兴月刊》12《中央日报》1《行健月刊》15《经济学季刊》133种218_________________
①[英]霍布斯鲍姆着。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除文章外，知识界还出版了大量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图书，如《苏俄革命惨史》、《苏俄合作制度》、《苏俄经济生活》、《苏俄五年计划之工程》、《苏俄新兴的教育与实际》、《苏俄政治制度》、《苏联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现代苏联政治》、《苏俄的新剧场》、《苏俄革命与宗教》、《苏俄计划经济》(上、中、下)、《苏俄劳动之保护》、《苏俄新法典》、《苏俄之东方经济政策》、《五年计划》、《今日之苏俄：我们能从它学得什么》、《苏俄妇女》、《外国苏俄革命之研究》、《苏俄农业生产合作》、《苏俄五年计划概论》、《苏俄新教育》、《苏俄的五年计划》(上、下)、《五年计划故事》、《苏俄的经济组织》、《苏俄妇女与儿童》、《苏俄公民训练》、《苏俄农业政策》、《苏俄新经济政策》、《苏俄政治之现状》、《掀天动地之苏俄革命》等。据《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末页“申报丛书”栏上的新书信息统计，由《申报月刊》社出版的12种书籍中，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有5种。这些书籍从不同方面介绍了苏联的历史变迁、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国防军备、生产建设、经济动向、农工现状、教育事业、婚姻家庭、文体娱乐等等，大到国家方针大计，小至百姓生活点滴，无一不引起人们的兴趣。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苏联和苏联的“一五计划”，还有人到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并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写成旅行游记或随笔，其中较为着名的有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蒋廷黻的《欧游随笔》、丁文江的《苏俄旅行记》等。这些游记和随笔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在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作者中，也包括胡适、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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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
③胡适：《欧游道中书》(二)，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④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胡适文集》(11)，第586页。
⑤胡适：《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⑥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独立评论》第25号，
适作过如下解释：“在君的几个结论都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对于苏俄向来怀着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苏俄的大实验能成功，并且认为苏俄有种种可以成功的条件。”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中谈论苏联(尤其是“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人，并非都是社会主义者，其中不少人像胡适、丁文江，他们之所以表现出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好感，主要是受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
(二)对苏联“一五计划”成功原因的思考
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等行业出现了全面萧条。据统计，从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缩减了1／3多，世界贸易额削减近2／3，失业工人达3000多万，数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危机给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只有2u世纪初的水平。“总之，现今经济恐慌，已将资本主义的经济退后二十五年了。目下的经济状况，已和一九○○年相差不远，这是无待于说明了。”④尽管资本主义各国为应付危机而殚精竭虑，一面力行微观的经济调控，一面致力宏观理论模式的变革，然而经济危机却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一五计划”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跨入了先进的工业国行列。“一五计划”实施前，苏联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技术陈旧落后，几乎没有汽车、拖拉机、飞机和机械制造业，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25—1927年间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7．9％，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80％以_上，工业人口只占14．8％。⑤然而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共新建了1500多个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工业企业，并投人生产，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化学工业、机床制造业、现代农业机器制造业等许多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体系。1932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同1913年相比增加近2倍，重工业产值则超过1913年3倍多。⑥正如时人在谈到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意义时所指出的那样：“五年计划所以有极重要的世界历史的意义，不单因为它本身的伟大的成功，最主要的还因为这个计划的实现，正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卷入普遍的日益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五年计划把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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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7页。
②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③张君劢：《立国之道》，1938年版(出版社不详)，第172页。
④A．Minard着，瀛洲译：《世界经济的乐观和悲观》，《东方杂志》第29卷第8号，
⑤王祖绳：《国际关系史》第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⑥苏联科学院主编．吉林师范大学《世界通史》翻译组译：《世界通史》第9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0页。
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①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形成的鲜明对照，不能不使中国知识界在谈论苏联“一五计划”时也对其成功的原因进行深刻的思考。当时，他们大多从制度层面与信仰层面思考苏联经济的成功，即：制度上，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信仰上，苏联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他们的分析如下：
第一，制度层面原因的分析。英国剑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坦言：“苏联在四年三月中完成五年计划之大部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同一时期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却有了很大的降落。五年计划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其能力远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②这话得到了中国知识界不少人的赞同，他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公有制实现了生产与分配的合理配置，并确立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这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严重的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③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④通过观察，他们发现“一五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的生产热情极高，不论性别、年龄、职业，都尽职尽责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掀起了建设热潮。“苏联的工农群众，没有颓废，消沉，失望和堕落的情绪，他们都是活泼的，勇敢的，坚决的，耐劳的，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孜孜矻矻，以建设新社会为前提，向着他们所祈望的目标热烈地从事建设。”⑤“举凡苏联之国民，无论其为工人为农民，为妇女为儿童，皆尽量发挥其创造力，以建设苏联新国家，并巩固其基础。抑且每个人都充满生命之活力。”⑥尤其是“苏联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遂如是的施展他们的精力，如是的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并如是迅速地发展他们政治工程文化的意义，其结果使苏联第一次的五年计划的发展，很胜利地成功，而有第二次五年计划的进行”。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苏俄实行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具有体制上的优越性。因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不问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情形，不问是自然环境的还是社会环境的情形，不问是工程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情形”，国家都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下生产的无规划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混乱和浪费。他们由此相信，“苏俄将借用有计划性质的经济，有日渐扩大范围的科学研究，科学与物质的逐渐联合的生产方法，群众大量施展他们贮藏的精力。用这一切力量，以进行她的工作，不久以后，在世界历史上将有新的一页。”⑦
第二，信仰层面原因的分析。他们指出苏联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苏联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苏联人民才能取得“一五计划”的成功。张季同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指出：“现在苏俄即完全依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践，由新社会之确立，而能创造新生活。”⑧同时他们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找到了根治危机的药方。他们认识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产物。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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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萍：《苏联劳动民众的生活》，《申报月刊》第2卷第6号，
②转引自白萍《苏联劳动民众的生活》，《申报月刊》第2卷第6号，
③张良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方式》，《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④张耀华：《苏联计划经济之理论与实际》，《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⑤克多：《苏联工农生活的素描》，《东方杂志》第30卷第2号，
⑥穗：《为苏联考察团进一言》，
⑦杜若：《苏联的科学与政治》，《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
⑧张季同：《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续)．《大公报》“世界思潮”第67期，
级为追求利益，无限扩大生产，造成生产无政府状况，这势必引起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一日未灭，危机就一日不会根除。《东方杂志》第27卷上的一篇文章就写道：“今日经济恐慌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外壳，已经包容不了资本主义自己所造成的生产力，而残酷地阻碍生产力往前发达。”①同期的另一文章也指出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不平衡，即生产过剩与购买力低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的矛盾点”，“这种矛盾为资本制度永远的病态；他循环着市场的好坏而表现出病态的轻重”。②《东方杂志》第28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指出，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且带有周期性，“恐慌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各种利益相互间之深刻的冲突，其发生，带着有规律之周期性”。③有的文章则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把危机的原因归于战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战债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只是加深了危机，即使取消战债赔款，危机也会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而继续爆发。“他们开始向经济恐慌的原因反省了，在混乱的氛围中，他们聪明地(?)发现唯一的病根——战债赔款问题。他们认为战债赔款是世界经济的致命伤，取消战债赔款，世界经济三年来的缠绵膏肓的大病，就可霍然而起”，“赔款战债之不成为恐慌的原因，不须多说。即使没有赔款战债，恐慌也还是依资本主义之内在的自然法则而必然要爆发的，同样，即使取消赔款战债，世界经济恐慌也不会克服。”④除《东方杂志》外，《申报》和《读书杂志》等刊物也发表了不少持相同观点的时评或文章，进一步指出根除危机不是权宜之计所能达到的，因为“今日世界经济恐慌之侵袭，其症结实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然此现象之发生，断非出于偶然；而此现象之消灭，更断非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方法所得奏功，已为识者所共信。”⑤“事实告诉我们，由某种社会制度酿成的恶害，只能在那种制度根本改造过来之后，才有根本救治的可能。”⑥
(三)对社会主义的集体诉求
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落后感迫使中国知识界要对救亡图存的方式及民族复兴的道路作出思考和抉择，于是30年代初知识界就“中国向何处去”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或论争。在这些讨论或论争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已失去信心，甚至不抱任何希望，《国闻周报》主笔马季廉就明确指出：“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踏上没落的阶段”，“为立国久远计，我们不应拾资本主义的唾余”。⑦与此同时，他们大多却对社会主义敞开了火热的怀抱，认为今后的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用“觉一”的话说：“余谓社会主义之将至，因解决今日经济问题，稍有常识者皆作此答案耳。”⑧胡适在晚年也回忆道：“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⑨这种思想在1933年《东方杂志》的“新年梦想”征文、《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和1931—1934年“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得到集中体现，人们在思索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时候，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集体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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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介民：《最近世界经济恐慌之发展》，《东方杂志》第27卷第24号，
②仲英：《最近世界经济大势与美国》，《东方杂志》第27卷第24号，
③Maxim Litvinov着，许逸译：《苏维埃之国际经济政策》，《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号，
④张耀华：《赔款战债问题与世界经济恐慌》，《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
⑤仁：《欧洲经济之新趋势》，
⑥道明：《由自由主义经济到统制主义经济》，《读书杂志》第3卷第7期，
⑦季廉：《宪法能救中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
⑧觉一：《柯尔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平明杂志》第3卷第2、3期合刊，
⑨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12)，第834页。
“新年梦想”征文中的社会主义取向
“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的社会主义方式如果说“新年梦想”征文反映了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向往，那么，“现代化讨论”则体现了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之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l933年7月《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上发表“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刊，把现代化问题作为中国发展的总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几个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④当时知识界名流如陶孟和、吴觉农、吴泽霖、金仲华、郑学稼、周宪文、樊仲云等人参加了讨论，共发表文章26篇(16篇专论，10篇短文)，洋洋十万余言。经粗略统计，讨论中明确主张走个人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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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记者：《<新年的梦想>读后感》，《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
②记者：《<新年的梦想>读后感》，《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
③以上引文见《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
④《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即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人(唐庆增)，明确主张兼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的1人(诸青来)，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方式的8人(杨幸之、罗吟圃、陈彬龢、戴霭庐、张良辅、李圣五、樊仲云、吴觉农)，其余人对此没有表达意见。这是知识界对民族危机、经济恐慌及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索与反应，表达了知识界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追求，特别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青睐。杨幸之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分配制度的改善。“目前的问题不仅是在于‘生产’，而尤在于‘分配’，假如分配制度不善，则生产技术之改进，恰足以招致大众的祸殃，以活人者适足以杀人”，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惨状就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所以，摆在国人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①戴霭庐在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应采用社会主义方式而不能走个人主义道路。因为“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资本主义方式——引者)，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驰。许多现代化，根本上便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许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基的，一旦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是绝对办不通的，我虽然看到现在中国个人主义的势力很大，但是决不能因此削足适履。”“现代化本身非社会主义不可的。”②罗吟圃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中国的个人资本主义力量过于弱小，不能完成改良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内外层层叠叠的高压状态底下的中国，个人的资本薄弱得可怜，试问怎样改良生产技术而增加生产力呢?如果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复兴和进展，绝对不能依靠那些很少数附庸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暴富户。”在这里罗吟圃极力强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立国道路，力主以苏联为榜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③陈彬龢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与方式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他说：“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已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时代了。”“所以我们处在世界经济恐慌的狂潮中，处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四面楚歌中，只有学苏联实现五年计划的孤军奋斗。”④樊仲云认为现代化的唯一前提是“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他说：“说到中国的现代化，在二三十年前，其意义不消说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制度已生破绽，濒于没落的今日，则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由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⑤吴觉农的《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一文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式应该采用社会主义方式，“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应该采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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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②戴霭庐：《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③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④陈彬龢：《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务件》，《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⑤樊仲云：《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方式?这当然不是改良主义的个人方式，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了。”①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早在1931年思想界就以《读书杂志》为阵地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并持续了几年。论战的两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读书杂志》从1931年底至1934年4月共刊登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收录中外学者论文约50余篇。参与论战的大多是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分别是新思潮派(斯大林派)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动力派(托派)的严灵峰、任曙、刘镜园、李季、王宜昌、杜威之等；新生命派(蒋介石派)的陶希圣、陈邦国、朱伯康；改组派(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等；此外还有《读书杂志》派的胡秋原、孙倬章、王礼锡等。尽管各派的政治立场分歧很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也各不相同，但大部分论战文章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赞赏。如胡秋原写道：“世界经济的恐慌，已经日益趋于绝境。帝国主义为挽救他不可救药的恐慌，唯有磨牙吮血，向殖民地及劳动者加紧剥削，并且准备重新分割市场的战争了。”“然而，在另一世界的苏联，则在不同的状态。1928—1929到1932—1933的所谓五年计划，以庞大而惊人的计划与成功而前进，在工业化、电器化、社会化的口号之下，以‘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决心，雷厉风行地进行，确实获得了可敬的成绩。”②不少文章明确主张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如孙倬章在分析比较中俄两国国情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如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幕，与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同一个时代；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其发展的程度，不及现在的中国，此由封建势力阻碍之故。十月革命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为任何资本主义先进国所不及。故欲使中国生产力尽量发展，必彻底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社会主义革命。③朱伯康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技术的问题”。所谓生产关系问题，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④陈邦国指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制和本国军阀的混战，因此本国经济即使有所发展但也是不充分的。如果中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程度越深，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就越趋于殖民地化，因此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只有一条路——二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可能的前途，即社会主义的”，“我们应力争这一前途的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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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②胡秋原：《资本主义之“第三期”与日本暴行之必然性》，《读书杂志》第1卷第7、8期合刊，
③孙倬章：《中国经济的分析》，《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
④刘镜园：《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
⑤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续)，《读书杂志》第2卷第11、12期合刊，
二
与五四时期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体现了如下两个显着特点：一是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二是缺少学理上的建树。
(一)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着眼的是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即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着眼，从而主张财产公有、消灭剥削和人人平等的话，那么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强调的则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是3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不同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显着特点。此时社会主义思潮中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无疑是世风所致。1930—1935年间许多国家有影响力的政治界、经济界人士云集苏联，探寻其经济成功的秘诀。他们大多视计划经济为苏联经济成功的不二法门，于是“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开始采用“计划”。英国政府于1930年成立了经济咨询委员会，备受英政府尊重的元老索特爵士出版了《复苏》一书鼓吹计划经济，在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中也有不少人以计划派发言人自居，如后来任首相的麦克米伦。甚至“以反共为标榜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①。法国和意大利则重组一些曾经存在的计划机构，如法国的国立委员会、意大利的协同组合全国会议等。
这股计划经济劲风也征服了中国的知识界。国内很多有影响的刊物如《东方杂志》、《申报月刊》、《读书杂志》、《大公报》、《时事月报》、《独立评论》、《国际》、《国闻周报》、《生活周刊》等都刊登了有关计划经济的专论或是开辟了专栏。如《读书杂志》第3卷第7期的统制经济特辑、《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的笔谈会、《新中华》第l卷第l5期的统制经济特辑等。30年代初这股计划经济热潮浸染了整个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中充满了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把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苏联经济的繁荣归因于是否实行计划经济。当时很多人(不管是左倾者还是右倾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发生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自由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自由经济下，资本家为追求利润可任意扩大生产，从而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扩大，最终酿成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最初以自由竞争为主，虽有促进进步发明等之效力，但其流弊极大，产业受其淘汰者不知凡几，并足以召起社会之恐慌。盖自由竞争中生产者各不相谋，生产之多寡恒受物价之支配，物价高，则共同提高生产。结果供过于求，各业均发生生产过剩……社会至此发生绝大恐慌与绝大混乱。”②“世界资本主义恐慌之一般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般的原因，就存在于资本主义中所特有的经济组织之内在的矛盾。资本家的生产之特征，第一便是生产之无政府状态。”③他们认为苏联经济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计划经济的实施，因为这一经济制度的优势在于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处于政府计划和组织之下，既不会造成生产的浪费也不会导致经济危机。“近年来东西各国实业巨擘、学术专家、政界名流以及新闻记者、教育家、文学家和工人代表团等等，前往苏俄考察者，回国后大都对苏俄表示同情之美感，有的甚至替它大事鼓吹，以为苏俄成功之秘诀，在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它与制造恐慌、产生失业贫困、酝酿冲突战争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④
第二，视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少社会主义的主张者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视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神髓”。⑤二者相互对立，甚至格格不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的经济体系全然异其性质，且为两个根本对立的体系。”⑥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所有制性质基础之上的。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得出如下的结论：(1)计划经济实施的条件是公有制，即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才能实施，而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世界是绝对不能够成功实施的。“在计划经济的下面，必须将一切的生产手段——土地、矿山、富源、工业、银行、交通、大商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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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第138页。
②马寅初：《资本主义欤共产主义欤》，《东方杂志》第28卷第24号，
③杨秉薄：《一九三○年国际情势概观》，《青年界》第1卷创刊号，
④志远：《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
⑤马季廉：《资本主义能否施行计划经济》，《国闻周报》第10卷第6期，
⑥张耀华：《苏联计划经济之理论与实际》，《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社会化。这样才可以全盘自由的统计筹划，不会受到实施上的任何阻碍”，“实行计划经济，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至少是大产业主、地主，以及各种寄生阶级的必须消灭”。①“资本主义的神髓是消费者有需求的自由，生产者有创造的自由，这都是计划经济所不容许的，加以各国都还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政党，所以资本主义下实行计划经济显然是不可能的。”②(2)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虽然存在某些类似，但实际上却是根本不同的，其原因在于：“一面是从财产公有制的原则产生的，一面是从财产的私有制的原则产生的。”③“苏联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统制经济，在字义上固极相似。但在其实质上则显然有极大之区别。即苏联计划经济彻底收一切生产手段为公有，否定企业自由。”④(3)即使资本主义实行了计划经济但其效果却是消极的，无异于饮鸩止渴，只能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底‘经济统制’是只会成为救济资本主义经济之破绽而失败的‘产业合理化’第二。”⑤“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下是积极的，但在资本主义下却是消极的。”“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竞施计划经济，即为弥补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所发生之缺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全是一种消极的救济策罢了”，“资本主义国家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以挽救其垂危的历史命运，结果反而促进这历史的命运之早日到临”。⑥
第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救国论。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凸显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强大优势，一时间计划经济风靡全球。中国知识界也不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包袱，实现民族复兴，绝不能步资本主义后尘，只有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因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具有如下的优点：生产资料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由社会公用；劳动者劳动的结果不再是为资本家、地主赚取利润与地租，而是为了自身生活状态的改善；生产不是服从追求利润和盲目的价格法则，而是服从社会的需要和计划的指导；分配不是由购买力决定，而是由劳动来决定；劳动人民自身的主人翁地位能自觉的实现。总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⑦生活在战火不断、灾荒连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困境中的人们易于对理想社会产生深切向往，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无疑给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带来了福音，苏联式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自然成了众望所归。于是，这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救国的呼声甚高。《国闻周报》的马季廉高呼：“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是现今世界经济必然的出路。”⑧罗吟圃则在关于“现代化”讨论时说：“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引者)是万万不能实施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⑨就是向来倾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马寅初，这时在苏俄“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下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我们应舍短取长”，采用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策。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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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寒松：《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生活周刊》第8卷第46期，
②马季廉：《资本主义能否施行计划经济》，《国闻周报》第10卷第6期，
③伍忠道：《统制经济与中国农业》，《读书杂志》第3卷第7期，
④伟：《论统制经济》，
⑤克己：《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
⑥叶作舟：《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
⑦张耀华：《苏联计划经济之理论与实际》，《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⑧马季廉：《资本主义能否施行计划经济》，《国闻周报》第10卷第6期，
⑨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⑩马寅初：《资本主义欤共产主义欤》，《东方杂志》第28卷第24号，
(二)缺少学理上的建树
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想体现了明显的学理化趋势。甘蛰仙在1922年曾指出，所谓思想的学理化就是思想“受科学的洗礼”，“把科学的精神，明明白白告给大众，总觉是近四年思想界的最大特色”。①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载体得以传播的，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因此，逻辑上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自然带有深厚的学理色彩。事实亦是如此。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追随者与反对者展开了几次激烈的论争，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等，社会主义者对反对者的诘难均一一作了学理上的回答。这些论争把社会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涨。当时进入论战的流派非常庞杂，有实用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流派。三次论战的文章共计151篇，参加论争者达90人之多。②社会主义追随者从学理上对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含义、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实施条件、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制、社会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家庭观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平等关系等理论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李大钊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血肉联系作了初步阐述，指出这三者“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③。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予以批评，坚持了中国问题应“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李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作了简洁的解释，他说：“社会主义简单说起来，就是救经济上的不平均的主义。”④蔡和森在批评无政府主义时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客观的，必然的”。⑤他们不但牢牢抓住了社会主义这一革命理论武器，而且逐渐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其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学理价值。
相比之下，30年代初知识界谈论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像李大钊等人那样信仰社会主义的并不多，他们只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失望和对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赞赏而谈论或主张社会主义，加上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挽救民族危亡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首要任务，因此，很少有人在此基础上思考社会主义的学理问题。所以与五四时期比较，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学理上就显得非常浅显。1933年初《东方杂志》的142篇“新年梦想”征文中，虽然有20多篇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诉求，但几乎没有一篇从学理的层面加以阐述，只是一味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地位。同年7月《申报月刊》的26篇“现代化论战”征文中，虽有8篇明确表达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向往，但也都未能展开充分的学理论证。
诚然，“计划经济”在30年代初确实牵引了世人的心弦。“‘经济统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现在变成了时代的标语，世界议论的洪水了……皆鼎沸于论坛，酿成一般经济学教授不在讲坛上纵谈‘经济统制’就不足以显其本色的样子。”⑥社会主义的谈论者和主张者对计划经济进行孜孜不倦的解读、诠释本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倡导中国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以挽救民族危亡。然而他们漂浮于“计划经济”的洪流之上，纠缠于“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之间，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解读，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显然是对计划经济的误解：一方面这是对计划经济功能的误解。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中国的疾病并不是这一剂药方可以治愈的。他们犯了经济运行机制万能论的毛病。另一方面是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两者关系的误解。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不带有社会性质，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有市场经济。经济运行机制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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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蛰仙：《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之倾向与今后革新之机运》，《晨报副刊》，
②此组数据是笔者根据《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19册《总目》(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所载篇目统计所得。同一人不累计，如陈独秀、蔡元培参加3次论战，李大钊、胡适等人参加2次论战都分别计为1人。
③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④鹤(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
⑤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5页。
⑥克己：《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
产生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一、他们对计划经济缺乏系统的分析，对其广泛性和实践基础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实施计划经济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亦未找到实现它的现实力量；另外，此时计划经济的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标准，多是浮于表面的争论。他们只看到计划经济在苏联取得的巨大成绩，淡化了苏联人民所作的长时间的准备，未能认识到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实际上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经济政策几经演变，先后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和“计划经济政策”几个发展阶段。从革命成功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人民已进行了11年准备，奠定了大规模建设的物质基础。且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充分，兼有政治上的独立优势。和苏联不同，此时的中国不仅国家不独立，国民经济也非常落后，到1937年，大陆居民平均每100万人只有11英里的铁路，每3万人共一辆货车，每5万人才有一辆公共汽车。①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谈何容易。二、他们对计划经济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计划经济风行一时的非理性反应。当时曾有人指出：“近来美国许多资本家、社会主义家的种种统制计划，和欧西人民的理论研讨，都是几年来经济衰落的反响。在我们中国，这个时髦名词，忽然的几月之间，这样风起云涌的，我疑是欧美海风带过来的余波，碰着顽石，激成大浪”，而不是对苏联计划经济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的结果。②3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谈论者和主张者缺乏对计划经济精深的思考，对其本质、实施条件、优缺点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经济。事实上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都是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计划经济具有事先性、整体性、宏观性和自觉性等特点。其长处在于，能够进行经济预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宏观上规划和控制资源配置，进行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但也有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难以适应，信息滞后，易于产生计划脱离实际，浪费资源，效率低、效益差等缺陷。自由经济具有事后性、微观性、自发性、灵活性等特点。其长处是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让生产者在市场中自然完成优胜劣汰。但它对经济总量平衡和大的结构调整却无能为力，对垄断性行业和损人利己的经济活动也缺乏有力的制约，这是其致命弱点。此时计划经济的优势因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得到彰显，其不足被慷慨地忽略了；而自由经济的弱点则因经济危机的日益深重而凸显，其长处被苛刻地打了折扣。因而他们把本来不带有社会性质的经济调节手段看成是社会制度范畴内的东西，否定了资本主义实施计划手段的可能，对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能力缺乏应有的客观认识，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测，还是对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乐观，都带有理想的主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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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②守愚：《统制经济与全国经济委员会》，《独立评论》第70号，
由于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解读，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了起来，因此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追随者不同，30年代的社会主义谈论者和主张者在思考社会主义时涉及较多的是生产与分配的问题，而对于社会主义与人生观、家庭、人的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则很少涉及。罗吟圃称得上是30年代初谈论社会主义的佼佼者，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仅限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自由。他认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劫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主张个人要自由，应该在以社会全体的自由为前提的范畴内。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才得享受自由，但在社会主义里面，真正的自由却是人人得享受的。”①这种对自由的理解显然没能超过五四时期的前辈。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资本家“自由虐待劳动者”，造就的是“自由的资本阶级”，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是“自由主义将他带[戴]上的”，“德谟克拉西到[倒]成了资产阶级护身符”。②李大钊则在《自由与秩序》中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③
五四时期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思想明星，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人，而30年代初，由于缺少理论建树，其社会主义思想明星则寥寥无几。这也许是导致学术界对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关注不够的原因之一。
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苏联“一五计划”的影响而在中国知识界兴起的这股社会主义思潮，尽管到了30年代中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引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而逐渐走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自此以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得自于对苏联“一五计划”的认识，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而加以信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实际上都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它与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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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②陈独秀：《谈政治》，《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370页。
③李大钊：《自由与秩序》、《李大钊文集》下，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