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罗检秋：嘉道年间京师士人修禊雅集与经世意识的觉醒（上）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古代史-罗检秋：嘉道年间京师士人修禊雅集与经世意识的觉醒（上）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罗检秋：嘉道年间京师士人修禊雅集与经世意识的觉醒（上）
嘉道年间京师士人修禊雅集与经世意识的觉醒
乾嘉时期，士人治学偏重于考据训诂，但儒家经世传统并未完全灭绝。宋学领域较明显地延续了经世学风，少数汉学家如汪中、章学诚也批评汉学积弊，以发扬经世传统自任。那么，少数汉、宋学家传承的经世意识是如何发展起来，衍变为道咸年间的经世学风？以往论者常以“时局巨变”一言概之，近年有论着注意到士人交游的影响,有关清代宣南文化的讨论也方兴未艾。从形式上看，嘉道士人交游与以往并无大异，一般研究多着眼于其中文学认同和传衍；也有学者基于鸦片战争的背景，认为士人雅集具有政治结盟的意蕴。这些研究虽注意到政治及文学因素，但对士风衍变中的学术思想流变，尤其是汉、宋学因素缺少梳理。
古人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定为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戏、洗濯以祓除不祥，称为修禊，后来成为士人雅集的主要形式，参加者赋诗唱酬，享受自然风光，如着名的“兰亭修禊”。实际上，后世“修禊”（清代有时称为“展禊”）不以时地为限，春禊之外，还包括秋禊、饯春、纪念祭祀先贤等活动。嘉道年间，士人修禊明显增多，而规模较小、形式灵活的士人雅集更为频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士人的修禊雅集成为传播经世意识的重要媒介，也蕴含学术思想的流变。本文就此进行考察，以揭示少数人的经世意识如何在士人交游中引发学风的转变。
京师士人的修禊雅集
一般论清代学术，多以乾嘉为一时期，实际上乾隆、嘉庆两朝相承接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嘉庆初年是清代政治控制和士风转变的重要年头。雍、乾两朝，朝廷对士人控制很严。雍正帝曾撰《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公党”“私党”之分，严禁士人结社，高压态势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但嘉庆帝即位不久，行省官僚重新调整，又做出广开言路的姿态，思想控制有所减弱。权臣和珅覆亡后，士人更获得相对宽松的环境。明清史家孟森说：“仁宗天资长厚，尽失（雍、乾）两朝钳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这里所谓“撰述”不是关于儒经的考据训诂，而是有关社会、政治的着述。“若赵翼之《皇朝武功纪略》，严如熤之《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皆有涉世务之作。但在嘉庆朝为极少数。”至道光朝则出现了《皇朝经世文编》等一批经世着作。[1]笔者认为，嘉道之际士人“有涉世务”意识的觉醒及扩展与京师频繁的修禊雅集有着潜移默化的关联。
京师和江南为清代文人学者的渊薮，也是学术文化交融、传播的中心。近年海内外的研究集中于江南士人群体的交游，或宗族之间的学术传衍。事实上，京师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文化空间。各地士人因应考、任职或入幕而滞留京城，形成一定规模的士人交游，嘉道年间尤显活跃。
满清入主北京后，实行满汉分治，凡汉官及商民均迁往南城，内城则为八旗兵居住。宣武门外成为士人进京的必经之路，各省、府及县设立的会馆林立，士人长期居住或短期逗留于此，形成清代士人的交游空间，即后人所谓“宣南文化”。在清初，“宣南文化”主要表现为士人入幕和会讲，推动了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嘉道年间，宣南的高宅府第已没有往日的威严，一些着名的府第逐渐圮废，但随着文网渐驰，宣南士人的交游明显活跃起来，京师士人的修禊雅集日趋频繁，同门、同乡、亲友之间的小圈子渐渐被突破了。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成为各省举子连结交谊、切磋学术和交流思想的良机。嘉庆初年以后，修禊雅集逐渐转变为具有政治内涵和学术自觉的集会。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嘉庆初年到道光初年以“宣南诗社”、“苏斋”诗会为代表的士人雅集、修禊。士人“消寒会”由来已久，“冬月，士大夫约同人围炉饮酒，迭为宾主，谓之‘消寒’。好事者联以九人，定以九日，取九九消寒之义”。[2]嘉庆九年，一些闲职京官结成“消寒会”，均为嘉庆七年同科进士，先后加入者有陶澍、朱珔、顾莼、周之琦、钱仪吉、董国华、梁章钜等人，其中成员间或离京，“消寒会”活动不多。
嘉庆十九年冬至日，董国华、谢阶树、吴嵩梁、胡承珙、陈用光、朱珔、陶澍、贺长龄、钱仪吉等人复举此会，始有“宣南诗社”之称。相继入社成员还有刘嗣绾、周之琦、李彦章、黄安涛、鲍桂星、朱为弼、潘曾沂、徐宝善、汪全泰、吴清皋等，张祥河、程恩泽、周肖濂、林则徐、汤茗孙也曾入社。[3]多为嘉庆六年至十六年各科进士。诗社已不限于冬季“消寒”，春夏也多活动。诗社存在的20多年中，并无固定会所，或在成员家中，或在万柳堂、崇效寺等地，聚会达数十次。诗社沿袭旧有的雅集形式，而祭祀的人物主要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轼。张祥河云：“宣南诗社，京朝士夫朋从之乐，无以逾此。或消寒，或春秋佳日，或为欧、苏二公寿”。[4]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祯以为官清廉、正直闻名，也是其祭祀对象。
宣南诗社带有“消寒会”的色彩，人数维持在九人左右，几乎都是进士、翰林，规模有限。随着士人交游趋于活跃，举人出身而非诗社成员如魏源、龚自珍等也应邀参加。嘉道之际，诗社成员或出使外任，或归里去世，活动不多。一些成员则成为更大规模士人聚会的积极因素。如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初五，胡培翚、胡承珙、朱珔、徐璈、蒋廷恩、陈用光、钱仪吉、魏源、陈奂、光聪谐、张成孙、陈兆熊、冯启蓁等人祀郑玄于京师广渠门外万柳堂。[5]郑玄生日是胡培翚、胡承珙根据《太平广记》考出。清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词科，应试者32人修禊于宣南万柳堂，后来汉学名臣阮元等人曾在此种柳，这种祭祀映衬了汉学鼎盛的背景。
宣南诗社存在的同时，还有其它形式的士人雅集和交游圈子，如一般被忽略的苏斋诗会。乾嘉年间的宋学家翁方纲在文学上推崇杜甫、欧阳修、苏轼，自号“苏斋”。这种倾向与翁方纲的仕宦生涯相关。他曾官至内阁学士，后降为鸿胪寺少卿，与欧、苏直言敢谏而遭贬的经历相似。其间，翁氏究心金石文字，收藏图书，广交士林，“尝得宋板施注苏诗，海内无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为文忠作生日会，即请会中人各为题名，以及诗文歌咏，尽海内贤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6]可见，苏斋诗会最初是乾隆末年翁方纲失意之时的消遣，包含联络失意士人、传播个人思想见解的意图。在持续的活动中，翁方纲成为乾嘉之际的诗坛首领，向他学诗者不下百余人。宣南诗社成员陈用光、刘嗣绾、吴嵩梁、李彦章、梁章钜均从翁方纲学诗，“师为批点，不稍倦”，[7]称为“苏斋弟子”。苏斋诗会与宣南诗社同时存在，甚至可以说，宣南诗社的出现最初受苏斋诗会的推动。而苏斋弟子又是宣南诗社的骨干成员，两者学术上相互影响。
嘉道之际，士林交游趋于活跃，各种小规模的雅集很多。这些活动圈子成员交叉重叠，宣南诗社后期活动也逐渐突破成员与非成员的界线。道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宣南诗社纪念欧阳修生日，由国子监司业陈用光出资，聚于吴嵩梁宅中。参加者有陈用光、吴嵩梁、黄安涛、张祥河、李彦章、谢阶树、潘曾沂、汤茗生、潘锡恩、朱方增、徐松、龚自珍、李彦彬等13人。其中后五人是诗社的朋友，而非成员。此后，宣南诗社未举行重大活动，在京成员转而参加其它形式的聚会。如道光六年会试期间，桐城李宗传、姚莹邀集张祥河、吴嵩梁、龚自珍、姚元之、胡方朔、端木国瑚、邓显鹤、周仪暐、管同、马沅、魏源等20人在京郊尺五庄宴聚。多是南方来京应试的文人学士，有的是中小京官。道光十年，林则徐守制回京，与辛未同年进士34人在龙树寺雅集，规模较大，却不属诗社活动。这种情形说明，宣南诗社的小圈子已不能适应形式的需要，不断被其它形式的士人聚会突破了。加之，宣南诗社的老成员均在嘉道之际外任或去世，故在道光六年以后已基本停止了活动，但宣南诗社作为嘉道年间激活士人交游的重要因素，具有开风气的作用。诗社一些成员融入到新的士人聚会，对新一代士人产生了影响。
第二阶段是道光九年至二十年以“江亭”为中心的修禊、雅集活动。[8]原宣南诗社成员徐宝善与道光三年进士黄爵滋成为好友，成为此后十多年京师诗坛的领导人物。此时的修禊活动可谓宣南诗社的继续和发展，有些成员基本相同。如徐宝善、陈用光、朱为弼、林则徐既是宣南诗社成员，又是此时修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两个时期的一些成员来自同一家庭。“苏斋”弟子李彦章与江亭修禊的李彦彬是兄弟。宣南诗社的潘曾沂和江亭修禊的潘曾绶、潘曾莹都是大学士潘世恩之子，前后活动的连续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士人聚会更加频繁，参与者更为广泛，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虽有一些中小京官如翰林、内阁中书舍人，但大多是来京应试的举人及布衣士子。此期10多人以上的着名活动有：
道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江亭饯春”，由徐宝善和黄爵滋发起，参加者有张际亮、郭仪霄、管同、马沅、汪喜孙、周仲墀、李彦彬、龚自珍、汤鹏、顾瀚、杜煦、杜宝辰、谭祖同、谭祖勋、潘曾绶、潘德舆、简均培等20余人。
道光十年四月九日，在花之寺看海棠，续“江亭饯春”，除发起人徐宝善、黄爵滋外，有魏源、汤鹏、潘德舆、朱为弼、彭邦畯、周仲墀、汪全泰、简均培、陈延恩、潘曾莹、潘曾绶、龚自珍等14人。同年六月十三日，集潘星斋寓所，参加者有潘曾莹、卓秉恬、朱为弼、林则徐、周凯、黄爵滋等10多人。同年九月十九日，黄爵滋发起“江亭送秋”，汤鹏等10多人参加。
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黄爵滋、徐宝善、张际亮、马沅、潘德舆等20人参加“江亭消夏”。同年，集花之寺，参加者有宋翔凤、包世臣、魏源、端木国瑚、杨懋建、龚自珍等15人。
道光十六年三月，徐宝善招同朝士18人宴集于花之寺，而同年四月四日的“江亭展禊”尤为盛会。是年太后六十大寿，特开恩科，各地举子于三月齐集京城应试。四月八日放榜之前，他们仿照“兰亭修禊”，由6位主人约定各邀请7位客人，共48人参加。6位主人是鸿胪寺卿黄爵滋、叶绍本，翰林院编修徐宝善、黄琮，户部主事陈庆镛，户部员外郎汪喜孙。[9]参加“江亭展禊”的一些人随即分散各地，回原籍或京外任职，甚至逝世。大规模的展禊活动之后，一些小型的聚会仍然不断。此外，人数较少的雅集仍然不少。如在每年年底苏轼的生日，夏、秋黄庭坚、欧阳修的生日，士人均雅集纪念。道光十六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龚自珍等人在积水潭举行秋禊。
这些活动并无明确的政治意图。当然，“江亭展禊”这样大规模的活动则与一定的政治背景相关，黄爵滋、徐宝善是严禁鸦片的代表人物，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发展，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士人舆论。道光二十年初鸦片战争发生前夕，林则徐的广东禁烟风起云涌时，京师的修禊活动反而寥落了。曾参加“江亭展禊”的江苏举人刘宝楠于道光二十年记曰：“越四年，宝楠复以计偕入都，三月之杪，邀同金嵎谷、包敏甫、梅蕴生、江星掌（和）、陈卓人、乔靖卿（守敬）诸孝廉登眺江亭。嵎谷、敏甫、卓人昔年座上客，追忆旧游廉峰编修及李禾叔舍人、潘士农大令（德舆）、王慈雨吏部（饮霖）、先兄鹤汀教谕既皆下世，而树斋少宗槎使闽邦，孟慈农部宣防东省，流连今昔，感慨系之，爰属嵎谷为图，漫题其后。”[10] 刘宝楠于是年再度来京会试，并中进士。但徐宝善已经去世，黄爵滋外任，此后他们没有较大规模的修禊活动。历史需要新的主角登台，几年之后有了“顾祠修禊”为主题的士人聚会。
第三阶段是自道光二十三年以“顾祠”为中心的修禊活动。顾炎武是清初学术三大家之一，对清代汉学的兴起尤其重要。他倡导朴实学风，又讲求经世致用和气节。他曾寓居宣南慈仁寺，而不愿住进外甥徐乾学（清朝显宦）的宅邸。康乾时期，顾炎武在汉学谱系中的地位虽不高，却仍然是一位标志性学者。
湘籍京官何绍基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集资在慈仁寺建“顾亭林祠”，次年落成。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九月和五月二十八日亭林生日举行三次祭祀，同人多赋诗纪事。此后每岁春秋及亭林生日皆行祭祀。早期多次参加祭祀者有汉学家何绍基、张穆、苗夔、徐松、陈庆镛、许瀚、魏源、何秋涛、王梓材、冯桂芬、赵振祚、郑复光、朱右曾、叶东翁、庄受祺等，也有学重宋儒的朱琦、罗惇衍、苏廷魁、梅曾亮、王柏心、吴嘉宾、孔宪彝、邵懿辰、汤鹏等，还有一些经世学者如王茂荫、张际亮。他们的学术倾向不同，多是中下层官员，与穆章阿的政敌汉学大臣祁寯藻（也是黄爵滋的好友）关系密切，故有学者认为他们如黄爵滋、徐宝善等人的修禊圈子一样，主要是反对朝中妥协派穆章阿的政治组织。[11]
顾祠修禊之外，京师其它形式的雅集修禊还有不少，均没有明显一贯的主题。嘉道年间，与修禊雅集活动关系较多的朝中重臣是阮元、潘世恩、祁寯藻，他们多少与满族显贵穆章阿存在竞争或矛盾，但三人之间不存在政治结盟，而且不免互为对手，只能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参与修禊雅集的士人大多与朝中重臣没有直接、固定的关系。顾祠修禊每年三次活动，参与人员比较稳定，不能说与满、汉官僚的政争毫不相干，但顾祠修禊始于道光二十四年，当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朝政已与江亭修禊时有所不同，最初顾祠修禊的参与者多是汉学家阮元、程恩泽的门生弟子。何绍基曾谓：嘉道间京师才士硕儒究朴学、能文章者辐凑鳞比，“至于网罗六艺，贯串百家，又巍然有声名位业，使天下士归之如星戴斗，如水赴壑”，则惟阮元和程恩泽二人而已。[12]阮元已于道光十八年休致归里，程恩泽已于道光十九年去世，他们已与朝政关系不大。而且，顾祠修禊持续近30年，其间朝政几经变化，人事屡经变更，实际上对朝政影响不大。但另一方面，顾祠修禊对于传播学术思想具有一定意义。最近有论文考察了顾祠修禊，并提到士人交游对于学术风气转变的重要性，[13]不乏可取见解。但我认为，经世学风兴起的关键时期不在道咸年间，而在嘉庆至道光初年。道咸以后的经世学风不过是发展了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变。顾祠修禊的思想学术渊源显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嘉道之际少数士人的经世意识如何转化为经世学风，修禊、雅集这类聚会何以客观上成为转变学术风气的媒介？这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修禊雅集：传播经世意识的媒介
从诗社、诗会，经江亭修禊，到顾祠修禊，这些活动多少有一些政治背景。这方面已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在无数的雅集、修禊活动中，有的并无明确的政治意图。有的修禊雅集，发起、组织者不无争取政治盟友的意味，甚至形成“清议”，对提出政治主张有所推动。这种“清议”主要体现在对家国兴亡、民生利病的关注。在专制统治之下，士大夫的政治意愿很难通过聚会来实现。林则徐、黄爵滋、徐宝善、张际亮等人的爱国主张虽得到一些人支持，却未如愿以偿。故在政治上，嘉道年间的士人集会并未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不过，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又多少引发士人进行学术反思，从而唤醒士人的经世意识。
修禊是传统士人聚会的郑重仪式，其中祭祀尤其蕴含了很强的文化功能。士人祭祀的对象有所选择，从文学家欧阳修、苏轼，到汉学家郑玄，再到经世学者顾炎武，崇祀对象的转移包含士人学术取向的变化。嘉道年间，汇集于宣南的士人来自不同学派，不同地域，修禊成为士人交流学术与思想的途径。如顾祠修禊，“春秋祭，岁以夏正春秋仲月诹吉致祭，预期通知与祭各员先三日斋。越一日，执事员督祠役洒扫祠宇，内外拂拭。神座前，笾豆案一。又前，俎一。又前，香案一。少西，祝案一，均南向。东南尊卓一，西向。执事员具祝版，服常礼服，恭书祝文，供卓案上，并敬备牲帛，及笾豆簠簋之实，以次安于洁室。”祭祀日“巳刻，推年长者一人主祭，引赞引至东阶盥手，遂诣祝案前署名于祝文，退至中阶下，阖户通赞”，执事、主祭员、陪祭员等行一跪一叩、二跪二叩、四叩诸礼多次。[14]在传统社会，人们供奉神龛、灵位的神圣性不言而喻，故这类祭祀具有传统祭礼的隆重性，对参与者具有较强的精神感染力。参与者最初没有明显的思想自觉，但又无形之中受祭祀对象的学术、思想和人格的熏染。因此，修禊雅集活动客观上成为传播少数士人思想意识的契机，导致士子对社会关注的增长，推动乾嘉汉学转向经世致用。
宣南诗社没有达到反对外敌侵略或进行国内改革的高度，但并非流于一般的诗酒应酬，对政事漠不关心。叶绍本云：“文章与政事，古无别也。自后人以雕虫篆刻为文章，以刀笔筐箧为政事，于是文章政事遂判然如冰炭不相入。不知文以阐治道乃有真文章，不在絺章绘句也；政以行经术乃有真政事，不在簿书期会也。”[15]一些学者文人不满考据学风，试图将文章、经术与政事贯通起来，这也体现在当时的修禊雅集之中。
他们所谓政事自然与国计民生相关。江南水灾时，宣南诗社的作品也关注民生困苦。李彦章所撰欧阳修生日祝文称“两载淮南，文章太守。力赈灾荒，为民父母”。[16]既赞赏其文学成就，也赞扬其社会关怀。潘曾沂的诗句更直接触及民生困苦： “江南米价随潮长，天上诗愁落叶多。旦晚若为根本计，小儒议论即谣歌。”董国华和诗云：“连雨浪浪唤奈何，漏痕无计可牵萝。竟疑河汉从空下，未许神仙踏浪过。药里先愁百草烂，秋声复此乱鸿多。眼前突兀成虚想，破屋徒为老杜歌。”[17]刘嗣绾也有“米价经旬贵，莼羹万念空”的诗句。[18]他们在诗歌唱和中感叹民生艰苦，也表达自己心中的惆怅，这正是士人走向经世致用的思想基础。潘曾沂题“宣南诗会图”有“衣冠衮衮私荣遇，文字区区见苦心”的诗句，[19]反映了诗社成员忧国忧民的情怀。正如冯桂芬所说：“功甫先生以宰相子负康济天下之志”。[20]潘曾沂则说，顾莼、戚人镜、谢阶树、董国华“诸君好经济”。[21]
由于关注国计民生，他们必然进而探讨古今治乱兴衰之理，讲求、实践经济之学。胡承珙记载：“嘉庆十有九年之冬，董琴南编修始约同人为消寒诗社，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嗣是岁率举行，或春秋佳日，或长夏无事，亦相与命俦啸侣，陶咏终夕，不独消寒也。尊酒流连，谈噱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祛疑蔽而泯异同，不独诗也。然而必曰消寒诗社者，不忘所自始也。”[22]陈用光送梁章钜序文说：“夫聚散不能无感情也，以文字相切靡，艺也；由艺而窥乎道，则体用之学备。茝邻他日任封疆而跻令仆，其益懋声誉自今日始，庶几使后之考者谓吾党之交游非徒曰艺而已也。”[23]他们所窥之道不一，但也涉及古今治道。朱绶更明确地指出：“方今海宇晏安，人民静谧，而事之待理者渐多，坐言而起行之，兴利除害，为国家万年有道之福，则不仅以区区文字夸交际而一聚散之。”[24]
朱绶认为，宣南诗社“不独为艺林之佳话”，“而诸君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今之官于外者，莫不沈毅阔达，卓卓然有所表见，则足信斯会之不凡。”[25]宣南诗社成员的诗酒唱和已不限于重复悲叹民生的“老杜歌”，而多少涉及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之学。一些成员不仅“坐言”而且“起行”，获得外任的陶澍、梁章钜、贺长龄、林则徐、李彦章都成为经世学风的倡导者和实行者。
陶澍是宣南诗社的发起人，而且“官江南时，岁寄宴费。”[26]吴嵩梁评价陶澍云： “先生为诗与政通，理能透宗事摭实”。[27]陶澍于嘉庆二十四出任川东兵备道后，以才干和清廉得到四川总督蒋攸恬的重视。道光初年，陶澍深得道光帝赏识，由按察史、布政使等升任两江总督，并兼理两淮盐政。陶澍外任后，反复向士子们申述：只有通经致用，才能真正“尊经”。“国家造就人才，自三年大比、岁科两试之外，又以书院课试辅贡举之不逮，其所望于诸生，岂惟是能为制举之文遂诩然自足哉！亦将厉之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也。”[28]吴嵩梁多次应会试不第，而“夙留心于经世之务，每以不得一试吏事为恨”。[29]他很重视陆燿的《切问斋文钞》，并说“予尝欲缉一代经济之文以裨实用，勒为一书。及见公所论着先得我心，为服膺不置。”[30]贺长龄与陶澍为大同乡，中进士后，长期居京，曾同在国史馆任职。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亦为嘉庆进士，与陶澍为儿女亲家。熙龄平生力倡经世之学，既评批空谈心性，又反对烦琐的训诂考据，时人并称“二贺”。贺长龄参与宣南诗社的活动不多，而对提倡经世之学的贡献不在陶澍之下。他读过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任江苏布政使期间，与幕宾魏源编成了《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分门别类，较陈子龙编书体例更加完善，成为推动晚清经世学风的杠杆。
林则徐早年博览群书，并注重经世致用。嘉庆十二年，他投身于福建巡抚张师诚幕中，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31]林则徐在京任职期间，曾与同乡郭尚先一起研究舆地、象纬，探讨经世之学。他写了《畿辅水利议》，后来任江苏巡抚，与两江总督陶澍一起改革。梁章钜一贯注重经世实学。道光五年逗留于京师的闽籍官员陈若霖云：当时梁章钜“日下盘植数日，皆筹议河漕政务，未尝片语及于诗也。”而“其学足以博综古今，才足以经纬本末”，“性沈毅寡言语，及其谈论政要则侃侃直陈，无不中时弊，达国体。”[32]当时福建汉学家陈寿祺说，该省百年以来，先达具经国济世之略者很少，只有梁章钜、林则徐“出冠伦魁，能宏此远谟”，他对二人寄予厚望。[33]又如，潘曾沂于道光七年着《区田书》，在本乡设丰豫义庄，改进农耕技术。“区田法”还得到林则徐的支持而在河南等地试行。陈用光探究“邪教滋蔓之原”，并为黄河决口“上营田三策”，被祁寯藻称为“读书蕲致用也”。[34]
李彦章在宣南诗社成员中最有代表性。他于道光初年出任广西思恩府知府，在其治所“榕园”多次举行修禊活动，如：道光七年三月三日，李彦章集宾僚333人修禊于榕园，登山踏青，“开田江上，农事将兴”。[35]道光八年三月三日，李彦章“与宾僚诸生宴于榕园，四邑牧令先后来会”。[36]这类修禊活动形式上与古人无异，却也包含李彦章倡导士人讲求经世实学的意图。他在思恩创办阳明书院，“而分立实学实用二斋以相切磋，盖又将以此厚望诸生，亦是苏湖经义治事意也”。[37]他自称“近年出守后，好读有用之书，于古文中道理经济之言始觉有味，又自兼院中书院主讲，时与诸生考古今，论文字，相长之益，亦略多焉。”[38]李彦章究心于社会实务，曾在思恩劝农民垦水田，种早稻，一年两种两熟，获得成功。后来，李彦章调任江苏按察使，鉴于江南人口繁多，水灾不断，而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正进行减漕议赈诸事，也想实行早种早收之法。李彦章在督抚的支持下，在江南试种早稻，并编辑有关资料以推广介绍，[39]取得了一定成效。
宣南诗社成员在获得外任以后，多数人表现非凡。一些人迅速升任督抚，统揽一方；一些人久任布政使、按察使及知府等职，谙悉政事。这一现象虽与宣南诗社成员多年交游形成的各种关系网络，便于从政的因素相关，但也与他们长期互相切磋，砥励志行，陶养和增长了经世才学分不开。
道光年间的修禊活动较之宣南诗社组织上松散一些，参与者的身份更为宽泛，而对政事的关注更为明显。修禊活动多在会试期间举行，黄爵滋曾在文章中谈到与士人一起钻研时艺、课习诗词之乐。有的论者以为这是他们举行修禊活动的动因。但发起者和参与者的主观意图可能并不一致。就一般举子而言，他们或许无明确的政治关怀，主要是广交朋友，认识徐宝善、黄爵滋这样的考官。但就身为进士、翰林的发起者而言，他们显然不满足于像以往文人那样饮酒赋诗，不像举子们那样重视切磋时艺，而更注重志趣相投。
陈庆镛谈到“兰亭修禊”之盛，强调修禊不以时地为限，唯在于人：“夫良时胜地往往而有，独人才之聚为难耳。苟有以当于古，安必其时与其地耶？又安在非其时与非其地耶？所愿与诸君子过于规，善于劝，以步趋前哲。”[40]他们“展禊”的意图是征求同志，效法前哲而有所作为，其势已不可能不涉及政事。潘德舆有诗赠好友黄爵滋：“文章与气运，百代共枢纽。视文与政殊，识短言自苟。……论文亦报国，潜见贵无负。但冀兹义明，何妨寄陇亩。”[41]这很能表明其诗文唱和中的社会关怀。
修禊活动事实上引起士人对社会与时局的关注。道光初年，直接刺激士人的主要社会问题一是鸦片泛滥，一是水灾连年。 “江亭展禊”的主角鸿胪寺卿黄爵滋已于道光十五年上《敬陈六事疏》，提出查禁鸦片的主张，影响很广。鲁一同有诗为证：“朝士或不与，与者疑登仙。以兹盛传播，亦复遭讥弹。”[42]参与“江亭展禊”者畅论时政，颇有“登仙”之感，但因他们严禁鸦片的主张在民间广泛传播，确实引起一些“朝士”的“讥弹”。“江亭展禊”20多天后，太常寺卿许乃济上疏主张驰禁鸦片，显然有针对此次集会的意味。但士人关注政事的舆论更加高涨，时人记载：
自来处士横议，不独战国为然。道光十五六年后，都门以诗文提倡者， 陈石士（用光）、程春海、姚伯昂三侍郎；谏垣中则徐廉峰（宝善）、黄树斋、朱伯韩、苏赓堂、陈颂南；翰林则何子贞、吴子序；中书则梅伯言、宗涤楼；公车中则孔宥涵、潘四农、臧牧庵、江龙门、张亨甫。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禁烟之疏，实子序、牧庵、龙门三人夜谈翦烛，无意及之，遂成一稿，而黄树斋亟上之。[43]
这些人均为江亭修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吴嘉宾、臧纡青、江开也在多年的修禊雅集活动中成为好友，并对禁烟问题达成共识。于是在道光十八年，“三人夜谈翦烛”，写成了《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并由黄爵滋上疏。此折汇集了众人见解，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且轰动一时。就此而言，修禊作为当时重要的舆论工具，成为传播政治主张的新途径。
“江亭展禊”的主角之一陈庆镛因朋友的影响而更注重学术的实用性。道光末年，他还从朋友那里真正得到了“与君子过于规，善于劝”的机会。道光二十二年，陈庆镛任江南道监察御使。何绍基、张穆等人筹建顾祠之时，陈庆镛也是积极参与者。道光二十三年三月，道光帝重新起用媚外辱国的琦善、奕经、文蔚三人，陈庆镛随即于四月上《申明刑赏疏》，认为道光帝此举“刑赏失措，无以服民”，迫使其“返躬自责，愧悔交深”，收回成命，将三人革职。[44] 陈庆镛上疏与顾祠修禊密切相关，据有的资料记载，《申明刑赏疏》是由陈庆镛的好友张穆代撰。[45]故此疏也可视为参与顾祠修禊者的集体行为。同年十月，道光帝又起用琦善，陈庆镛颇感恢心，没有继续上谏。他已不为朝廷所容，被一再降职，于道光二十六年初被迫辞职回原籍，准备专事着述、讲学。陈庆镛情绪低落时，年轻而直爽的张穆写信说：“当今天下多故，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士习，何一事不当讲求。先生富有藏书，经学既日荒废，治术又不练习，一旦舁以斧柯，亦不过如俗吏之为而已。古今必无侥幸之名臣循吏也。愿稍敛征逐之迹，发架上书，择其切于实用者一二端，穷究竟委，单心研贯，一事毕更治一事。”[46]正是在此期间，陈庆镛“规于过，善于劝”的实际内容已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已广泛涉及后人所论的经世实学。
道光初年的水灾同样是士人关切、议论的主要政事。在江南，“道光六年冬大雨，八年、九年，皆秋冬久雨，寒而多虫。十年、十一年，冬雨连旬，田苦积水。”其后几年仍有水灾。[47]不仅江南如此，道光十一年，“湖决于淮阳，江涨于荆襄豫，迫皖桐，东南无干土，而京师乃望雨泽”。次年，“晋、陕、荆、浙皆灾”，农田尽没，“河南十余县承积困之后，湖复弥漫。”死人无数，“其后疠复大作，死者空村”。[48]天灾与人祸一样引起了士人的深切关注。
如果说修禊雅集中的士人唱和对时局民生的关注既具时代性，又秉承了文学传统，那么，他们对同一书画进行的不同诠释，则更加凸显了时代色彩。“烟雨归耕”是古代文人墨客吟诗作画的持久主题，表明士大夫归隐田园的心态。清初学者朱彝尊擅长诗词，有遗民思想，曾入清廷明史馆修史，又获罪归里。朱彝尊与王士祯一样，都是嘉道京师士人推崇的人物，诗文集广为流播。朱彝尊曾作“烟雨归耕图”，自题曰：“馌有妇子，居有环堵。舍尔征衣，荷蓑而走。为力虽微，其志则坚。粒食既足，不期逢年。咄哉斯人，谁为徒者？人或尔知，百世之下。”[49]这里表明朱彝尊鄙薄富贵利禄、归隐田园的心态。他希望百世之下有人欣赏其气节，此画确实成为嘉道士人赏评的主题，但赏析者的见解不同。翁方纲题云：“先生果言归乎？食力以药饥乎？所犁锄者三百卷之精微，所刈获者自序篇之发挥，噫嘻，知者希矣。”[50]他主要赞赏其退出仕途、专志学术的取向，实际表明自己沉浮宦海的无奈心情。
何绍基曾在顾祠修禊初年描摹朱彝尊的“烟雨归耕图”，以供朋友赏析。张穆为之题诗词多篇，其中一首云：“空濛烟雨，看图中人貌，非农非士。着述等身容易了，只有乡怀难已。何逊闲情，吴生妙手（吴儁摹图），重复为摹此。鸳湖一棹，故应被劾归耳。卷有畸士吟诗，逸民豪慨，更倚声春水。笔下黎丘工作幻，弹指即成烟市。老子挥毫，阿郎押角（卷中印章垒垒，皆大郎伯厚所摹也），书画君家事。东洲山好（子贞自署东洲居士），听鹂载酒谁是。”[51]这里看起来尚无明确的思想内容，但认为“着作等身容易了”，已与乾嘉学派的学术取向有所不同。
有的学者则赋予该画鲜明的思想主题。张穆为了纪念自己与陈庆镛的友谊，向陈展示了“烟雨归耕图”，并请他为画作引文。陈庆镛的引文云：“儒有闻过相规，见善相示。余尝持此论交，而得其人者不数觏。……余固喜石州之能以过相规，善相示，久而不渝，远而不间，而为直、为谅、为多闻之友也。”[52]他非但不反感，而且赞赏张穆这样直言规过劝善的朋友。“烟雨归耕图”不仅展示陈、张二人的友谊，而且成为传播经世关怀的作品。陈庆镛的朋友、长期任知县的刘宝楠最有代表性。陈庆镛曾说：刘“博极群书，实事求是。曩京寓与余过从甚密，讲究六书益相得”。后来刘着《释谷考》也得陈的补正。[53]陈庆镛辞职回籍时，刘赠诗云：“我本风尘吏，无官不得归。羡君寻旧业，此日遂初衣。别路怜知己，歧途感式微。斗南犹有雁，莫使尺书稀。”[54]其真挚友谊于此可见。刘宝楠的诗作虽多吟咏风花雪月，友朋聚散，而道光十一年淮河流域洪涝成灾、运河溃决时，他上书朝廷陈述民间疾苦，提出治理措施。[55]刘宝楠为张穆的“烟雨归耕图”题诗云：
得归便归何须田，况复有田归可耕。杏花春雨一犁足，见君此图心
怦怦我家有田射水侧，天吴肆虐耕不得。河淮并涨与地争，七邑避水
如避贼。君不见，《禹贡》尽述田赋事，治田治水治漕皆宜之。水势
宜分不宜合，江海淮泗何逶迟。刘晏转搬本诸此，水不侵田漕亦宜。
又不见，明昌以后河水分二支，一由东注一南驰。黄陵筑断东南绝，
河淮合流不可治。河强淮弱势不敌，蓄清刷黄高堰危。扬州厥田惟下
下，蚁孔直使沦海移。吁嗟乎！故乡洪流不可归，西望太行何崔巍。
君家相隔百里外，……与君锄云复锄雨，或负或戴谁宾主，斯图便作
耦耕谱。[56]
这种题诗不仅关切民生困苦，而且从传统经史发掘治水策略，带有鲜明的经世色彩。这是作者感慨现实，也是对张穆等人经世取向发出的共鸣。
江亭修禊的主角如黄爵滋、陈庆镛、徐宝善、张际亮、江开、吴嘉宾等人不仅关注禁烟和水灾，也对其它社会问题发表了见解。黄爵滋在道光初年就论述了“实行保甲”的重要性，认为“欲考州县之成，莫先保甲”，视之为治理“卑污之吏”、“暗弱之吏”的良方。[57]陈庆镛力主抵抗外敌入侵，并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上《认真修练水师策》，认为“东南之地，守江重于守城，水战急于陆战。诚使各属水师勤修训练，则海外有截，可以息鲸浪而扫蜃氛。”他提出“备战舰”、“选水兵”、“缮火器”三策。[58]这些建议虽然短期内难以实行，却不乏见地。陈庆镛回原籍后，对经世之学更为推重，曾跋同籍经世学者的着述：“读书将以致用也。学者束发受经，便期于远者大者，自谓能文章，通经世，至问其所学何事，则爽失矣！及近而叩之以当世之务，风俗之是非，世情之厚薄，则又漠然若罔闻知。”他对当地讲究农田、兵礼、水利、海志的学者林啸云十分推许。[59]咸丰帝即位后，陈庆镛受林则徐等人荐举，一度任江西道、陕西道监察御使，为军国大计频频上疏，后应诏回省办团练，直至因病开缺。此外如鲁一同，“以儒者而谈经世之略，擘画理势度务，揆几曲折刺取，无经生迂鄙之言，而中所着《胥吏论》凡五篇，所以救俗政之弊，酌古今之通，拔本塞源，着明深切”。[60]嘉道年间修禊雅集的积极参与者也恰恰是最具经世倾向的一批人，其间联系并非偶然，一定程度说明修禊雅集对于士人经世意识觉醒的意义。
[1]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614页。中华书局，1981年。
[2] 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第309页。上海艺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3] 关于宣南诗社，前辈学者做了不少研究。谢国桢、杨国桢都对“宣南诗社”的成员及活动时间有所论及，其后，王俊义、黄丽镛等学者对宣南诗社的成员作了进一步考订。但关于“宣南诗社”的学术倾向仍待研究。谢国桢提到，宣南诗会图卷的题咏中，“也可看到学术的转变和文风的盛衰了。”（谢国桢：《记宣南诗会图卷》，收入《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这一提示虽然语焉不详，却很重要，可惜被研究者忽略了。
[4] 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第3页。雷瑨编《清人说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5] 李瑚：《魏源研究》第266页，朝华出版社，2002年。
[6] 钱咏：《覃溪阁学》，《履园丛话》卷六，第2页。上海文明书局“清代笔记丛刊”本，民国元年。
[7] 梁章钜：《大兴翁覃溪师》，《师友集》卷一，第14页。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8] 宣南陶然亭最初为康熙时工部郎中江藻所建，又名江亭。
[9]除六位主人外，参加有户部郎中梅曾亮、温肇江，工部主事徐启山、戴絅孙，内阁中书汪全泰，侍御曹懋坚。其他均为各省来京会试的举人：张际亮、吴嘉宾、潘德舆、郭仪霄、刘宝树、刘宝楠、叶志诜、简均培、张鹏飞、朱士瑞、艾畅、黄钊、马福安、金望欣、朱绶、晏宗望、王钦霖、徐荣、包孟开、刘淳孝、蒋湘南、丁晏、臧纡青、许瀚、李孚忠、陈瀛、符兆纶、江开、孔继荣、姚斌桐、姚燮、鲁一同、朱基、陈立、杨士达、林廷禧。参见陈庆镛《丙申四月四日江亭展禊后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二，第10页。光绪九年刊本。
[10] 刘宝楠：《江亭感旧图诗（有序）》，《念楼集》卷四，清末手抄本（无页码）。
[11] James M.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pp217-224.
[12] 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东洲草堂文钞》卷四，第2页。家刻二十卷本。
[13] 魏泉：《“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新学——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4] 胡玉缙：《顾先生祠祀议》，《顾祠小志》第20-22页。民国十一年刊本。
[15] 叶绍本：《榕园全集序》第1页，李彦章《榕园全集》卷前。道光年间刊本。
[16] 李彦章：《欧阳文忠生日祝文》，《榕园文钞》卷六，第9页。《榕园全集》，道光年间刊本。
[17] 潘曾沂：《秋夜作示董国华》，《功甫小集》卷六，第9页。同治八年刊本。
[18] 刘嗣绾：《大雾发江口》，《尚絅堂诗集》卷四十四，第10页。道光六年刊本。
[19] 潘曾沂：《宣南诗会图自题》，《功甫小集》卷八，第16页。
[20] 冯桂芬：《潘功甫文集序》，《显志堂稿》卷二，第15页。光绪二年校邠庐刊本。
[21] 潘曾沂：《招顾丈莼戚人镜谢阶树董国华吴滋鹤寓斋小饮》，《功甫小集》卷七，第9页。
[22] 胡承珙：《消寒诗社图序》，《求是堂文集》卷四，第23页。道光十七年刊本。
[23] 陈用光：《送梁茝邻仪曹擢守荆州序》，《太乙舟文集》卷七，第27页。道光十七年刊本。
[24] 朱绶：《宣南诗会图记》，潘曾沂《功甫小集》卷八（附录），第17页。同治八年刊本。
[25] 朱绶：《宣南诗会图记》，潘曾沂《功甫小集》卷八（附录），第16页。
[26] 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第3页。雷瑨编《清人说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27] 吴嵩梁：《书陶云汀中丞抚吴集后》，《香苏山馆古体诗集》卷十四，第2页。道光二十三年《香苏山馆全集》本。
[28] 陶澍：《尊经书院课艺序》，《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七，第38页。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二十九辑（281），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29] 姚莹：《香苏山馆诗集后序》第3页，《香苏山馆全集》卷前。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30] 吴嵩梁：《陆燿》，《石溪舫诗话》卷一，第3页。道光二十三年《香苏山馆全集》本。
[31]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缪荃荪编《续碑传集》卷二十四，第4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九辑（989），台湾文海出版社。
[32] 陈若霖：《梁茝林滕花吟馆诗钞序》，见梁章钜《闽县陈望波师》附文，《师友集》卷一，第19页。
[33] 陈寿祺：《答梁芷林兵备书》，《左海文集》卷五，第55页。道光年间刊本。
[34] 祁寯藻：《祁序》，《太乙舟文集》卷前，第4页。
[35] 李彦章：《榕园修禊石刻》，《榕园文钞》卷二，第25页。《榕园全集》本。
[36] 李彦章：《榕园修禊后游石刻》，《榕园文钞》卷二，第25页。
[37] 李彦章：《自序》第2页，《润经堂自治官书》，《榕园全集》本。
[38] 李彦章：《榕园文钞自序》，《榕园文钞》卷前，第1页。
[39] 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自序》，《榕园文钞》卷三，第13页。
[40] 陈庆镛：《丙申四月四日江亭展禊后序》，《籀经堂类稿》卷十二，第10页。
[41] 潘德舆：《奉别黄树斋先生》，《养一斋集》卷五，第13页。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42] 参见李明哲、李珂《龙树寺与宣南诗社》第4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43] 金安清：《禁烟疏》，《水窗春呓》卷下，第80页。中华书局，1984年。
[44] 陈庆镛：《申明刑赏疏》，《籀经堂类稿》卷一，第12-15页。
[45] 张继文：《石州年谱》第25页，《 斋文集》（附录），山右丛书初编民国元年刊本。
[46] 张穆：《与陈颂南先生书》，《 斋文集》卷三，第3页。
[47] 李彦章：《江南劝种早稻说》，《榕园文钞》卷五，第12页。《榕园全集》道光年间刊本。
[48] 鲁一同：《安东岁灾记叙》，《通甫类稿》卷三，第1-2页。光绪三年刊本。
[49] 朱彝尊：《烟雨归耕图自赞》，《曝书亭集》卷六十一，第4页。上海涵芬楼影印原刊本。
[50] 翁方纲：《朱竹垞烟雨归耕图赞》，《复初斋文集》卷十三，第16页。
[51] 张穆：《百字令•题子贞摹烟雨归耕图次竹垞元韵》，《 斋诗集》卷四，第12页。山右丛书初编民国元年刊本。
[52] 陈庆镛：《张石州烟雨归耕图引》，《籀经堂类稿》卷十二，第16-17页。
[53] 陈庆镛：《补刘楚桢（宝楠）释谷考》，《籀经堂类稿》卷五，第21页。
[54] 刘宝楠：《送前给谏事陈颂南（庆镛）归里》，《念楼外集》卷一。清末手抄本（无页码）。
[55] 刘宝楠：《上朱大司空书》，《念楼集》卷六。清末手抄本（无页码）。
[56] 刘宝楠：《题张石洲（穆）烟雨归耕图》，《念楼外集》卷一。清末手抄本（无页码）。
[57] 黄爵滋：《实行保甲论》，《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二，第6-7页。
[58] 陈庆镛：《认真修练水师策》，《籀经堂类稿》卷一，第3-4页。
[59] 陈庆镛：《林啸云丛记跋》，《籀经堂类稿》卷十五，第7页。
[60] 陈三立：《跋》，《通甫类稿》卷末（无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