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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黎萍：二十世纪初苏俄妇女解放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12年12期第78～87页
【作者简介】何黎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20世纪初，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介绍和传播苏俄妇女解放观，并将它们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进行了区分。同时，这种思想观念也影响了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使之随着共产国际妇女运动指示的变化而改变。中共早期“苏俄模式”的妇女政策，由于脱离中国实际而收效甚微。然而，这一教训有助于后来中共制定中国特色的妇女政策，并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妇女理论。
【关 键 词】苏俄妇女解放观/传播/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妇女政策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妇女政策一直深受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并随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路线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影响起源于十月革命和五四期间中国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对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介绍与传播，随着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苏俄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观，奠定了中共早期妇女运动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以后又随着共产国际对中共革命路线的直接指导，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共的妇女运动方针与政策。然而，对这一问题，学界少有研究。事实上，研究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和政策是我们深入认识中共党史的重要方面。尤其当前在引进国外性别研究理论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建构中国本土的妇女研究理论，因此，吸取中共早期制定妇女政策的经验教训，将国外妇女运动的经验与本土妇女解放的特点相结合，是形成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和妇女理论的重要条件。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苏俄妇女解放观的传播
在苏俄妇女解放运动传入之前，中国人追求的妇女解放目标是走欧美资本主义女权运动的道路。早在19世纪末中国人就开始接触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生活和女权运动。创刊于1898年7月24日的《女学报》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该报向国内妇女介绍了西方国家妇女的婚姻、教育和参政活动。到20世纪初，随着出洋留学热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一批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发表文章和创办报刊来宣传欧美女权运动，掀起了一股传播西方女权学说的热潮。马君武是他们之中系统介绍西方女权学说的第一人。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着。该书集中介绍了斯宾塞关于妇女权利的划分和认识。第二年，他又发表了题为《弥勒约翰之学说》的文章。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约翰•穆勒的《女人压制论》(现翻译为《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向国人展示了穆勒“力主男女同权之说”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向国人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权思想——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以及对女权的划分，但是他没有注意社会主义妇女思想的重要意义。结果，国人更多地关注了他对西方女权学说的介绍，而忽视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女权思想的摘录。
不久，受马君武影响的柳亚子、金一、陈撷芬等人都纷纷撰文或着书，大谈女权，以致“女权”一词成了进步知识界的流行语。金一在1903年写成的《女界钟》一书最具代表性。他明确指出写作此书是受到西方人权观的影响，并以西方女权为借鉴，提出中国妇女权利的思想。同时，金一也提到了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妇女权利的主张。他说：“吾读社会党史，而知其实行男女同权之主义。”①然后，金一几乎一字不差地照录了马君武介绍的第二国际社会党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女权宣言，然而仍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反而在国外，一些中国留日学生介绍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妇女思想。1907年左右，以何震为代表的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天义报》。该报向国内介绍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其中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部分理论。例如，1908年《天义报》第16卷至19卷合册上发表了志达的《女子问题研究：因格尔斯学说》一文，就是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摘译。这些介绍并没有在中国引起太多注意，不过向中国进步知识界传播了关于共产主义妇女理论的最初信息。西方女权学说和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却在20世纪初得到广泛流传。当时颇有名气的《女子世界》②杂志形象地描述道：“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③当时，许多宣扬女权的妇女刊物也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反封建的民主志士也以欧美女权思想和运动为武器来破除封建的纲常礼教，积极介绍欧美女权运动，其中以吴曾兰、胡适和李达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吴曾兰在其《女权平议》的文章中开头就说：“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④然后号召中国妇女学习欧美女子，起来争男女平权。胡适的《美国的妇人》一文，分别从美国妇女教育、职业、婚姻三个方面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妇女独立自主的生活和权利⑤。李达的《女子解放论》一文，是当时介绍西方女权运动的力作。他说：“近代妇人解放得最早的，莫如欧美各国。”⑥五四运动爆发后，先进知识分子又将欧美女权运动的介绍与之相结合，由舆论的鼓噪演变为行动的模仿和实践。一时间以“新女性”形象为标志的欧美妇女解放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妇女追逐的榜样和目标。
毫无疑问，在苏俄妇女解放运动传到中国之前，欧美女权运动无疑是中国知识界看到的当时最先进的妇女解放模式。李达曾指出，欧美各国“未解放以前的女子，与我国今日的女子是一样的，所以我国提倡女子解放，不可不学欧美各国的样子”⑦。当然，这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起源早有关系。
直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以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代表，开始关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才广泛受到国人的注意。据材料显示，李大钊作为最早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11月15日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大约可以算作最早提到苏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文章。他不仅提到苏俄政府中男女同样工作，而且还首次提及救济部女总长郭冷苔(现译为柯伦泰，后为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负责人之一)。1919年起，介绍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和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信息日益增多，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及其副刊《妇女评论》《东方杂志》《少年世界》为代表的刊物纷纷登载介绍苏俄妇女解放的文章，如1919年2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的《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1919年7月赵叔愚翻译并发表在《少年世界》上的《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等。进入20年代，早期共产主义者介绍苏俄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更多。代表性的有：李汉俊翻译德国倍倍尔所着《社会主义与妇女》的部分章节，名为《女子将来的地位》，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震嬴翻译的《俄国与女子》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俄罗斯研究”专栏上；李达翻译的山川菊荣着的《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6号上；李达翻译《劳农俄罗斯中劳动底研究》的部分章节，名为《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李大钊在1922年1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现代的女权运动》；此外，还有《东方杂志》发表的恽代英翻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他们在翻译介绍苏俄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理论时，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并以此来分析和认识妇女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导致了妇女地位、家庭制度的改变，所以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是由私有制这一根源所决定，妇女的解放只有通过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来实现。
从李达翻译的《列宁底妇人解放论》一文来看，文章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奴隶地位，高度赞扬了苏俄妇女的解放：“当最近十年之中，在全世界的民主党，绅士阀共和国的指导者之中，能够做到像俄罗斯一年间所实现的妇女解放事业的百分之一的，一个也找不到。”⑧
震嬴翻译的《俄国与女子》的文章也颇有代表性，全文包括六个部分：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女子、家庭和雇佣的女工、苏维埃俄罗斯的女工、俄国(布尔塞维克主义)和劳动女子、俄国赤军中的女子、俄国女工的状况。文章不仅介绍了“劳动的女子和农村的女子对于劳务大有助力”，而且“中等社会的妇女和农家的妇女对于各种机关，非常活动”。⑨
慰慈的《俄国的婚姻制度》一文则较早地关注了苏俄妇女的婚姻解放。全文分结婚法和离婚法两部分，简洁介绍了俄国不同于欧美的独特的婚姻制度，重点强调了实行非宗教结婚的礼式，俄国“革命以后，教堂的势力完全扫地……新法律第一条就说：从今以后，俄罗斯共和国只承认民事的结婚”⑩。
李达翻译的《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一文，是当时最全面介绍苏俄妇女各方面情况的代表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对苏俄妇女解放程度的赞扬，苏俄“劳动妇人的运动，已达到最广的范围，有很大的政治的势力”(11)
李大钊的《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不仅赞扬“苏俄劳农政治下妇女享有自由独立的量，比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多”，而且还首次介绍了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妇女活动，“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指定Clara Zetkin(克拉拉•蔡特金——笔者注)为妇女共产党的国际的书记，计画着开一国际共产党劳工妇女会，示全世界劳工阶级妇女以正当的道路，以矫正大战开始后1915年在Berne(伯尔尼——笔者注)开的第一次国际妇女大会的错误”(12)。
这些介绍可以说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妇女解放模式，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尤其是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区分西方两种不同道路的妇女解放运动，并转而主张走无产阶级妇女解放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西方妇女运动性质的区别
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大量介绍苏俄妇女解放运动时，看到了西方两种不同的妇女运动——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解放运动，在对它们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与优劣。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妇女运动，并将它们区别为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或者称之为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
最早区分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运动的是李大钊，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英国女权运动的要求“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的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这“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所以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13)这种区分显示李大钊已经意识到欧美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运动是两种阶级的运动。
毫无疑问，李大钊这种认识和划分开始引起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关注，随后田汉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中，就专门对西方国家各种妇女运动的性质作了划分。他将妇女运动分做“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四种类型，认为女皇和女王掌政是第一阶级的妇女运动，“中世纪各国贵夫人之操纵政局，也是第二阶级的妇人运动之表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勃兴后，各国随之而起的女权运动，便是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或谓之为‘妇人的劳动运动’”。田汉认为，第三阶级的女子虽然与第四阶级的女子性别相同，但实际上“利害根本不同”，反而是“第四阶级的女子和第四阶级的男子利害根本相同”。显然，在李大钊认识的基础上，田汉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女权运动的认识。他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称为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把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称为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他看到了劳动妇女首先属于劳动阶级，自然要将阶级革命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在根本利益、目标和方式上的不同。(14)
之后，陈望道的《我想》一文进一步阐述了田汉关于第三阶级妇女运动和第四阶级妇女运动的认识，并对两种妇女运动作了更明确的辨别。他说：“我觉得‘女人运动’共有两大类：一是第三阶级女人运动；一是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就是中流阶级的女人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就是劳动阶级的女人运动。这两类运动，宗旨很是不同，万不能混淆牵扯。简括说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宗旨很是差异，要求也不相同。”在这里，陈望道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妇女由于不存在经济上的阶级压迫，她们只是单纯地要求妇女权利，其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而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首先要求的是经济解放，不是单纯要求性别平等的女权运动。他进而指出了当时欧美的女权运动和正风行于民国的争取各种妇女权利的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并警告说：“这种运动完全达到目的，得到的也只是有产阶级里的男女平等，却并不是‘人类平等’”，与劳动妇女毫无关系。因此，他反对“专致力于第三阶级的女人运动，将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看作女人运动的全体”。(15)他注意到妇女的社会(阶级)属性，认识到了从来不存在超越阶级/阶层的妇女，所以欧美女权运动不能泛化为囊括各阶级/阶层的妇女运动。
陈望道同时还看到了一般劳动妇女运动后起的现象。他说：“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无论那国，都发生在男人劳动运动之后。”(16)对此李大钊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各国底女权运动，都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底运动比较的后起”(17)，但是，他们也知道“现在的中国男人还多不晓得劳动运动是怎么一回事，第四阶级女人运动自然更无希望了”(18)。这就指出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劳动妇女运动还在其次。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对两种妇女运动进行性质的区分时，也注意到了阶级内部的性别歧视问题。陈望道认为：第四阶级妇女运动“是在驱穷。穷的不只女人，所以这种运动正该男女合力；不像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将男人作瞄准”。田汉说：“普天下男子能尊重妇人，自任为女子之良友。”“普天下女子自觉其‘人生必要品之生产者’的地位，自任为男子之良友。”(19)李大钊指出：“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得一致的行动。”(20)这些认识其实就是要求无产阶级不要有男女间的性别歧视。
应该提到的是，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划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理论，也直接受到了当时日本着名的社会主义者、妇女理论家山川菊荣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区别之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要进行劳动妇女运动。
大约从20年代初起，他们就明确提出了女权运动应该移到第四阶级的号召。以王剑虹的《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的文章为例。文章首先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权运动进行了反省，“女子解放运动，从五四闹到现在，而关于事实上实际运动，女子的成绩还很少”。然后王剑虹指出了许多中上层阶级的女子压迫无产阶级女子等事实，明确说：“女权运动的中心，要移到无产阶级来”，“我们有觉悟的女子，应该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前线，努力反抗一切掠夺和压迫，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的、男女协同的社会”(21)。
他们不仅主张女权运动应该向下层劳动妇女移动，而且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妇女解放理论的吸收，他们也主张上层与下层妇女运动相结合。李大钊明确指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所以，女权运动应该与劳动妇女运动相结合。他列举了英美和澳洲上下层两种妇女运动结合取得成绩的例子，但是他也认为在阶级争斗剧烈的国家，“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与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决然分离”。(22)
陈独秀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主张。该文是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词。演讲开篇就鲜明指出：“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就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他认为，社会主义承认男女皆有人格，要求男女都要做工，同等劳动，“所以必到社会主义时候”，妇女问题“才能根本解决”。(23)
综上所述，苏俄妇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形成了如下共识。第一，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不是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它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实质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对象是男性，目标是男女平权。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是为了推翻阶级压迫与摆脱贫穷，目标是阶级解放和男女平等。这种看法表明，当时早期共产主义者发现妇女具有女性和阶级双重身份，即妇女除了处于女性这个境遇外，她们还因为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位置，被划分到不同的阶级里，与同阶级的其他人处于相同的阶级状况之中。所以，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利益相同的女性群体，它早已被阶级问题所分化。即女性群体本身是由不同阶级和不同种族的妇女所构成，她们会因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采取本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妇女的主张和要求不能反映和代表被统治阶级妇女的利益，反之亦然。那种将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看成是“女人运动的全体”的观点，只看到了女性在性别群体中的弱势状态，而忽略了女性在阶级等级中的身份及其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第二，性别解放与阶级解放有密切的关系。阶级解放制约着性别解放，而性别解放又从属于阶级解放。这显示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发现了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相互纠结的事实。他们通过介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接受和认识到了阶级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是同时产生的，这两种压迫机制也紧密相连。因为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24)这就是说，性别制度和阶级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存在一个因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多少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的等级差异。这就决定了阶级问题是性别和阶级制度之中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性别问题的解决必然离不开阶级问题的解决。尤其对遭受性别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劳动阶级妇女来说，性别解放一定要随着阶级解放来进行。第三，中国妇女运动应该走苏俄式的劳动妇女解放的道路。早期共产主义者十分清楚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欧美国家社会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所以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没有明显的阶级冲突，她们易于为共同的性别解放而团结起来。中国与革命前的俄国相似，充满了阶级斗争。剧烈的阶级冲突完全将性别群体分裂开来，形成了性别群体的公开对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妇女虽然都受到性别压迫，但是她们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阶级身份。而苏俄的妇女解放就是通过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性别问题的典范，自然成了中国劳动妇女性别解放的榜样。第四，无产阶级内部应该消除性别歧视，站在平等地位彼此合作互助，以男子为主的革命离不开妇女，妇女更离不开革命。
然而，他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局限。第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相混淆。他们只看到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性别斗争，却忽视了无产阶级妇女性别解放的本质需求，而将它归结为“劳动者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容易导致妇女问题简单化，即过分强调妇女的阶级解放，无异于在很大程度上将劳动阶级妇女运动等同于劳动阶级运动。在当时的背景下，虽然阶级解放决定和制约着性别解放，但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即女性问题有时会超出阶级问题的范畴，在阶级矛盾解决之后，性别的社会分工和性别意识形态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这个过程比阶级解放还要艰巨和漫长。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妇女问题的认识轨迹来看，实际上他们经历了从只关注性别解放到过度强调阶级解放的转变。过于重视性别解放而忽视阶级解放，会导致无法实现性别解放；过于重视阶级解放而忽视性别解放，也会更加分裂性别群体，加重性别的对抗。
第二，他们对无产阶级内部性别歧视现象认识不足。他们反对性别歧视现象是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出于无产阶级一致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不是直接源于解放女性的需要。因为一旦产生了阶级敌对的“危机现象”时，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女性总是被要求放弃对本阶级男性的敌视，以助手的身份来支持本阶级的革命，而不是谋求自己的权利。虽然在革命中，妇女的权利、地位和作用被彰显，但是她们的角色仍然被强烈地性别化。我们知道，阶级革命一直是男性控制的舞台，女性的参与并没有废除男性的权力和特权基础——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反而有时起到了促进男性特权的作用，帮助掩饰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女人与男人之间的矛盾，最终的胜利仍然保持了男性的中心地位。
可以说，这些认识和局限将会深深地影响中共早期妇女政策的制定，并指引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当然这不是中共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从苏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借鉴和吸收而来的。在中共眼里，苏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学习苏俄妇女运动，进而接受它的指导，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三、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妇女政策的影响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自然在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影响下进行。共产国际的指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让中共派遣党员到苏联进修学习，以培养革命干部的方式，接受共产国际妇女解放的思想主张，回国后担任党的领导干部，将共产国际的妇女解放路线贯彻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之中；第二，共产国际向中共下达妇女运动的指示，中共以此来制定国内妇女政策。中共领导干部，如担任过共产党总书记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担任过中央妇女部长或妇女委员会书记的向警予、杨之华、邓颖超等，都在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前，由于中共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苏联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先后出现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妇女运动受到严重影响。
共产国际在1919年3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并不太重视妇女问题，只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决议《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决议笼统地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入党。”(25)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注重妇女问题，会议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16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批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国际书记的任命，并组织共产国际妇女支部。”(26)会议还通过了克拉拉•蔡特金执笔的《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确定了各国共产党要吸引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等妇女工作方向。7月30日至8月3日，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讨论了妇女的平等权利、社会解放和各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等问题。同年11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妇女书记处(1924年改成妇女部)成立。对于共产国际这一指示，中共因正忙于建党工作，一大没有制定相应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但是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文件已显示中共开始注意妇女工作。文件指出：“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27)
1921年6月至7月，共产国际召开三大，进一步关注了妇女工作，通过了《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决议，其中专门针对“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东方各国)中党对妇女的工作”，作出了如下规定：“共产党要与妇女工作部一起争取妇女在党、工会和劳动阶级的其他组织中具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当与党一起对压制妇女的各种偏见、习俗、宗教信条进行斗争，同时也要对男子进行这种宣传”。在决议之后，还附有一个特别指示，即“依据东方各民族人民生活条件的特点而提出的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时可采用的一些主要方法”，即“(1)在每个国家中协助出版妇女工作的中央机关报；(2)在党的报刊上增辟‘女工问题专栏’或出版专刊，在党和工会的一般报刊上登载有关妇女工作问题的文章”。(28)
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三大关于妇女宣传鼓动的工作，1922年1月6日，国际妇女书记处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各国共产党又发出了具体指示：“(1)把自己出版的关于妇女工作的出版物(包括各国妇女组织的出版物)递交国际妇女书记处；(2)派1名中央委员指导妇女工作；(3)在党的报刊上开辟关于妇女运动的专栏；(4)与国际妇女书记处建立经常性的联系；(5)党校要招收不低于学员人数10％的妇女学员，并开设有妇女运动的课程。”(29)
对于共产国际三大和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指示，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直接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案说：“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决议明确指出：“第三国际，为一切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一切被压迫的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少年的世界革命的总机关，所以他的里面包括共产党妇女国际为其一部。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决，定各国共产党于他们的组织之旁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宣传广大的妇女群众，并令在各国创立一妇女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第三国际这种决议。”同时，针对共产国际要求争取妇女参政，中共提出“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针对共产国际要求与压制妇女的偏见等现象作斗争，中共提出“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针对共产国际要求重视女工的指示，中共提出了“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30)针对共产国际要求发展妇女教育，中共在一大之后已开始筹办女子教育。
与此同时，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宣布：‘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同时，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也分别加入了第三国际领导下的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和国际妇女书记处。”(31)不久，作为共产国际妇女支部的中共中央妇女部很快成立，向警予担任妇女部长。同时，女工被动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显示了自身的力量。另外，1922年2月中共开办了平民女学——上海平民女校，招收进步女青年和贫穷女子，并由此成为中共培养妇女干部的一种方式。
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国际注意到各国党因性别偏见而出现的轻视妇女工作的现象，专门在第24次会议上详细讨论了“共产主义妇女工作”问题。这种以妇女问题为会议的全部议题的做法在以前几乎没有过。克拉拉•蔡特金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她开始就指出：“人们对我们的工作一直存在着误解”，“显然，这些误解在某些人身上是作为某种陈旧观点的残余继续发生着作用；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提出来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持反对态度”。这里，蔡特金暗指性别歧视。其结果是“在那些没有妇女工作书记处之类的机构或者这类机构又被解散的国家中，妇女同志们很少参加共产党的党内生活，无产阶级妇女很少参加本阶级的斗争。”“共产党只是满足于妇女们以最高的效率有秩序地进行斗争。”蔡特金认为其原因是男性担心在党内领导地位受到威胁。蔡特金为了消除党内男性的疑虑，明确强调，“我们惯常说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完全不是一个独立的妇女运动，并且与任何女权主义的派别也毫无共同之处”。之所以要建立妇女工作机构，“是党内实际分工的要求”。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在妇女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决议》，它要求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要全力推动在妇女中开展具有伟大意义的共产主义工作”。(32)
共产国际的要求使中共在妇女工作问题上有了回应。这个回应明确体现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33)中。该决议对性别歧视问题不再像二大决议案那样笼统带过，而是作出具体指示。决议指出：“男工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见。此种冲突之来源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压迫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本党关于此点应尽力宣传，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会议决定通过“设立妇女委员会”和创办单独的妇女刊物来解决这个问题。1924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通过了《共产党在劳动妇女中的工作》决议，再次强调“必须重视在劳动妇女——无产阶级妇女、农村妇女和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各阶层妇女——当中进行工作”，给远东各国共产党下达的争取劳动妇女的“首要任务是与生活习惯和宗教方面的种种偏见作斗争”(34)。共产国际五大的指示影响了中共四大。1925年1月中共四大制定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决议在入手方法上提出要求：“在民族运动、阶级争斗整个历程中，我们应努力指明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足以妨碍妇女运动与民族运动、劳动运动的密切关联”(35)，直接体现了共产国际致力于纠正劳动阶级落后的性别偏见的指示。
然而，由于性别解放要服从阶级解放，所以在阶级革命中来纠正性别偏见对“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共来说并非易事。在实际中，中共的妇女工作常常遇到较大阻力，这主要表现在：在党内存在忽视妇女运动的倾向，群众不觉悟，缺少妇女人才，妇女党员太少，妇女组织不健全，男工轻视女工等。例如，1926年7月《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报告》就指出，在广州女工运动中，“男女工人间，常发生冲突……执委多袒护男工，因此女工对于工会常常怨恨说：‘有工会还是没有的好’”，“在毛织巾女工方面，执委也未十分注意，以致女工异常涣散(这也是轻视妇女运动的事实)”，在湖北“现在已有组织的女工约三万多，但是因训练缺乏，她们与男工的关系不好，时有意见”(36)。1924年7月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三次大会上就希望共产国际“能给吾们以最好的策略，以帮助吾们能猛勇前进”(37)。
应该指出的是，从共产国际五大后，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日益强调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等问题，故而对于指导中共妇女运动的方针也是围绕上述四个方面来确定，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共妇女政策的中心也调整为如下内容：发动广大工农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扩大和健全妇女党组织，建立妇女联合战线(统一战线)。这一政策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和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均有明显体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但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走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反映在妇女运动中，就是一再要求党在城市发动女工起来暴动，认为这是妇女运动的重心，反之，就是对妇女运动的轻视。同时，强调党的妇女工作人员无产阶级化。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正是共产国际这种“左”倾路线直接指导下的产物。该决议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党的妇女运动时，首先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在指导妇女运动中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然后依照共产国际要求中共高级领导层无产阶级化的指示，作出了“党的妇女工作人员应无产阶级化”的决定。(38)随后，1929年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草案大纲》就十分明显地贯彻了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要求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化的决议，提出“党的妇运应群众化及无产阶级化”，“首先注意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女工群众”(39)。到30年代初，随着“左”倾机会主义的加剧，党的妇女运动政策中心完全转向了在城市发动女工运动，具体的策略就是组织城市女工的公开罢工与暴动。以1930年10月《江西省通告第二号》为例，通告指出：“目前革命的国内战争正在开始，党的任务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对于妇女是“组织她们于革命战争之内……实现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40)。又如1931年1月3日中央给江南省委的指示信《关于最近上海妇女工作》，其中第四条指示是“迅速改组省妇委，五人至七人，要女工占多数，至少三人”(41)。最后的结果就是妇女运动遭到很大损失。进入30年代中期以后，中共日益脱离苏俄共产国际的影响，妇女运动也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轨道。
综上所述，20世纪初经过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探索，中共在苏俄妇女解放的影响下，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应该走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道路，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使中共早期妇女运动在妇女组织、妇女人才、女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化等方面成长起来，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值得肯定之处。但从苏俄和共产国际输出的一些错误路线和思路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劳动妇女运动，这就是脱离中国本土妇女文化、照搬苏俄妇女运动模式——主要关注城市妇女和城市女工，忽略农村妇女，以强调妇女的辅助和服从地位来化解无产阶级内部的男女矛盾，这不利于清除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性别歧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妇女解放，使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实际上，当时中共力量在城市薄弱，城市劳动妇女运动的基础和条件也较差，传统的性别歧视根深蒂固。早期中共党人只注意到苏联的阶级对立，却忽视了两国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状况上的不同特点，显示了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不成熟和不自主。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教训说明：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妇女的利益，制定自主的妇女解放政策与方针，将消除性别歧视与革命斗争相结合，才能达到中国妇女运动的真正目的。注释：
①金一：《女界钟》，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第64—65页。
②20世纪初先后存在过两种《女子世界》杂志。一是创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由丁初我创办于上海，1906年停刊。这个《女子世界》是宣扬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二是1914年创刊于上海的《女子世界》，由天虚我生为主任编辑。该《女子世界》是以介绍妇女日常生活、宣扬妇女美德为主题，缺少革命气息，停刊时间不详。这里是指丁初我创办的《女子世界》。
③《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931页。
④《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4号。
⑤《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
⑥《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3号。
⑦李达(署名李鹤鸣)：《女子解放论》，《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3号。
⑧《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2号。
⑨《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5号。
⑩《每周评论》1919年7月13日。
(11)《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
(12)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13)《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号。
(1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1年，第32—34页。
(15)《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78—79页。
(16)《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79页。
(17)李大钊(原署名守常)：《现代的女权运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18)《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79页。
(19)《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79、34页。
(20)李大钊(原署名守常)：《现代的女权运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21)《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93—94页。
(22)李大钊(原署名守常)：《现代的女权运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2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第104、10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72页。
(25)《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
(26)《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62页。
(27)《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
(2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Ⅱ(1921年6—7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93、1095、1097页。
(29)《共产国际大事记》(1914—194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5页。
(30)《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29—30页。
(31)《共产国际大事记》(1914—1943)，第166、167页。
(32)《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Ⅱ(1922年11—12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25、926、929、926、927、968页。
(33)《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68页。
(34)[匈]贝拉·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1919—1932)，三联书店，1965年，第83、85页。
(35)《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279、281页。
(36)《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699—700页。
(37)《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187页。
(38)《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11、15页。
(39)《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41页。
(40)《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105页。
(4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