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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中心的考察

一、引论
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作为教育救国思想与妇女解放思想融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抹亮色。这一点，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早在1928年，舒新城就发表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史》一文，虽名为“思想变迁史”，实则意在阐述女子教育思潮的演进史，可谓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研究之先河①。遗憾的是，舒文发表之后，再无研究成果出现，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才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1994年，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专辟“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一章，对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产生、演变、宗旨及实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新旧论争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②。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始，相关研究呈蔚然之势，学者们围绕阶段划分及特点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③。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大都以时代为界标，把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分为贤妻良母论(戊戌维新)、女国民论(辛亥革命)和男女平等教育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前后相继、界线分明、渐次发展的阶段。无疑，这些研究大体上呈现了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阶段、特点及走向，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也存在明显不足。其一，研究大都集中在晚清和五四时期，不少系重复研究，不仅思路接近，结论亦雷同。其二，过于偏重通论性研究，忽略了地域、阶层、性别等差异。就地域而言，尽管沿海地区女子教育起步早、较发达，但中部地区如湖南，西部地区如四川、贵州等后来居上，教育水平与沿海不分伯仲；就阶层而言，清末民初能接受中等教育的女生大都来自官僚、买办或知识分子家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平民教育思潮的兴起，较低阶层的女生也逐渐增加。就性别而言，女子学制经历了由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④，但教育宗旨、课程设置、培养策略等方面仍与男子教育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这些差异被遮蔽乃至忽略。其三，存在男性本位倾向。绝大多数研究从男权立场出发，忽视妇女对自身问题的思考与认识，疏于对女性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发掘，把她们描述为被动的接受者。其四，偏重总体性评析，忽视个案研究。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妇女史、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学科的兴起，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一些学者选择特定地域的女校，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展示了女子教育思潮研究的新路径，即对女性主体性的发掘和历史现场的回归。其中最突出的是夏晓虹的研究。她在专着《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选取三个特殊事件分三章以历史细节再现了近代女子教育的独特面向(即女学中的中西关系、新旧道德、满汉矛盾)⑤。杨洁的《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从上海女学看中国女子教育的早期发展》、张羽琼的《清末贵州女子教育的兴起》⑥，也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分别对上海、贵州的女学作出了有益探索。这些研究成果生动地说明女学的兴办、女子教育权的获得是女权运动得以开展并取得实质进展的首要因素，不仅影响了主流社会，而且推动了中国女权运动。
夏晓虹等人的研究虽颇具启发性，但仍难以判断是“特例”抑或“典型”，只有来自更多地域的个案研究不断充实，才能全面呈现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演进的全貌，也只有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才能窥探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内在关联。为此，笔者选择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兼具个性与代表性的湖南周南女子中学(下文简称周南)为例进行个案考察。之所以选择周南，基于如下考虑：其一，自戊戌维新起，湖南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省份”，而新式教育是最能体现其朝气的特定场域。近代湖南独步一时、发达兴盛的是私立教育，可圈可点、绩效突出的是私立中学教育⑦，而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中学女子教育。作为湖湘女学的先导，周南集私立、女子、师范/中学多重属性于一身，成为湖南教育乃至中国女子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要研究中国的教育，而不研究中国的女学，那将是极不完整的；要研究中国的女学，如果忘记了周南中学，则将是一个严重的缺失。”⑧其二，周南始终走在中国女子教育前列，以骄人业绩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知识女性的摇篮，在女子教育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30余年间，尽管周南六易其名，但校址始终未变，办学的优良传统更是代代相传，涌现出大批精英女性。如革命家向警予、杨开慧、姚韵梅、朱坚、杨展、黄慕兰等，妇运领袖蔡畅、陶毅、帅孟奇、曹孟君等，文学家丁玲、朱仲丽等，学者劳君展、刘昂、肖光琼等，不一而足。周南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名师的教导，徐特立、黄兴、周震麟、陈润霖、周以粟、陶毅、杨树达、周世钊等着名教育家、革命家均先后从教于周南。其三，20世纪前40年是女子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女学由排除在官办教育体系之外到正式纳入教育体系，由男女教育双轨制到并轨制，后因抗战全面爆发思潮随之逐渐消退。正是在这一时期，知识女性开始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的主体身份建构过程，周南发展史正好能较完整地呈现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而此期的周南教育与女子教育思潮演进的节律正相伴和⑨。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以及笔者建基于其上的拓展，可以说，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大体经过了贤妻良母论(戊戌维新)、女国民论(辛亥革命)、男女平等教育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女性论(国民革命)和母性主义观(南京国民政府)五个阶段，它们之间界线模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历史面向，或叠加变迁，或并行交错，或分庭抗衡，其中贤妻良母观作为底色贯穿始终。伴随着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演进，对女性形象的重新界定和身份定位随之开启，由贤妻良母衍生出“国民母”、“女国民”、“新女性”等新名词，在一定范围内甚至出现了“女战士”、“女同志”和“现代女性”等具政治色彩的称谓，这些名词的变换勾画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大致脉络与曲折历程。有鉴于此，本文以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地方性女学堂周南及女生为表述对象，择取个案研究路径，运用思想史、妇女史和区域社会史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把解读女生的自办刊物、书信、作业、回忆录等文献史料与口述访谈、查阅地方主流报纸相结合，多面向、多层次地展示她们的校园生活与社会表现，以勾勒出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主体身份建构的谱系图⑩。
二、多重语境下周南女校的曲折发展
任何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周南从草创、发展、辉煌到重建，与女子学制改革、女子教育思潮演变及民族主义运动相始终，从某种意义上看，它还充当了湖南教育近代化的一面镜子。笔者根据周南的内在发展逻辑，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期，把1905-1938年间的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将其置于多重背景下依次予以考察。
草创时期(1905-1916)。此间，近代女子学制发生重大突破，由最初“壬寅学制”(1902)将女学排斥于学校之外，到“癸卯学制”(1904)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再到《女学堂章程》(1907)初步确立女子教育地位，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女学于官办教育体系之外到试图把分散的私立女校归入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的过程。在这一大背景下，湖南教育家把女学纳入新式教育体系时，得到了官方的道义和资金支持(11)。创办人宋剑凡系湖南首批官费留日学生中的一员，能以过人胆识“毁家兴学”(12)，把教育救国与民主革命、妇女解放思想有机结合，使周南在短短十余年间四更校名，由周氏家塾(1905)——周南女学堂(1907)——周南女子师范学堂(1910)——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1912)——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1916)，实现四次飞跃，顺利地完成草创历史。《湖南教育志资料》对此有精当的评析：“(周南)创始于民国纪元前七年，时湖南全省未有女学。本校创办人朱剑凡就其父甘州提督周达武公所遗，长沙城泰安里住宅之花园，创立周氏家塾，办理师范，附以小学。……湖南之有好师范教育自此始，越二年始呈准湘省政府，正名为周南女子学堂。……风气由是渐开，湘省各县以及桂鄂皖赣江浙等省女子，皆负笈来学，其学额由三十九名推广至三百八十人。”(13)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全国私立女校(不含教会女学)10所，周南居其一；私立女校学生总数556人，周南达380人。这一时期江浙等地仍为教会女学所垄断，为周南在全国私立女校中脱颖而出预留了空间。透过周南由家族私塾到地方私立女校，再到省级私立女校的发展轨迹，可清晰地辨识出它与清末民初的女子学制改革、湖南新式教育之关联。
发展时期(1916-1920)。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女权主义注入崭新内涵，多重因素迭加影响，使探寻妇女解放道路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兴奋点，诸如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等方案纷纷出炉。在男性知识精英倡导、知识女性行动配合下，“开女禁”、“男女同学”、“女子中学”渐次进入主流话语。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在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三届年会上，提出“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和中学”；翌年6月，将女子中学列入学制，通令各省区酌情办理。尽管官方对女性平等接受中等教育在制度上予以确认，但到1919年初，全国400余所公私立中学校中，女子中学校仍只有10所(湖南仅周南1所)。令人惊叹的是，朱剑凡却凭其卓越胆识，审时度势，早在1916年以“湖南省已设立三所女子师范，造就女师人才不成问题，但女子中学仍旧空缺”为由，呈准省府停办师范部，改为普通女中，定名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此为湖南唯一一所正规女子中学，完成了由师范教育向人才教育的跨越。翌年7月周南登载广告，面向社会招生(14)。不出所料，生源异常充足，且来源广博，不仅遍及国内诸省，甚至波及南洋等地。如李士元所言：“本校虽设立湖南，而学生来源，近而湘省，远而鄂赣苏皖闽浙燕鲁晋豫粤桂及南洋等地。历有学子负笈来游，较开办时不可同日而语也。”(15)尔后，大批女生源源不断地从周南跨入各高等院校，大学入学率高达60％，“民国六年本校应社会的需要，将师范改办中学，由师范教育转而趋重人才教育，截至民国十六年，中学前后毕业计八班。毕业后，据近年调查，升学国内国外大学或专门的，约百分之六十，服务社会的，约百分之二十一，至小学前后毕业的则完全升学”(16)。周南凭实绩跃居湖南乃至全国私立中学名校行列，“民国时期，以明德、周南、楚怡、修业、广益以及三公学为代表的一批私立中学，在全国享有盛誉”(17)。这一时期，湖南女子教育发展迅猛，圣德女学、艺芳女中、民本女职等纷纷创办，加上之前的省立一女师(稻田师范)、明耻女职等，各种性质的女校近20所，总数在全国居前列，而以周南、稻田师范规模最大。受妇女解放思潮激荡，长沙女校都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界公认周南变化最大，这源于朱剑凡1919年秋实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湖南《大公报》(下文简称《大公报》)据此称朱为“热心研究新教育的人”(18)。教育改革既为女生参与社会改造提供了最初的尝试，也为她们活跃于群众运动、汇入民主革命运动的洪流提供了精神动力与活动舞台，社会各界由侧目到赞叹，周南以此为起点蜕变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摇篮和启蒙园地。
辉煌时期(1920-1927)。五四后的知识女性继承和发扬“五四”特有的彻底且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推动妇女运动走向深入。在女子教育方面，她们不再满足于大学开女禁，提出男女教育条件完全平等的要求，包括吁请中学男女同学、增设女子中学和改革女校教育内容等。在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中，女界联合会采取多种方式促使“女子教育与男子同等”合法化，为周南走向辉煌创造了条件，“民国九年，省府认本校成绩可风。增加津贴，指令为湖南代用女子中学校，以示奖意”(19)，故1920年11月更名为湖南代用女子中学，实现了由私立女中到代用(公立)女中的跨越，成为全国3所代用女中之一(20)。至此，政治合法性和政府经费资助双双降至，使周南如虎添翼，闻名遐迩。然而，当女子教育质量、设立公立女子中学等(21)问题成为湖南各界的关注焦点时，周南身不由己地被推上公共舆论的前台，成为公众检视的对象，独立的办学空间开始遭挤压。不仅学制、训导、课程设置被要求与官方接轨，师生思想动态亦受到官方及地方主流媒体的“凝视”，1921年10月发生的“周南风潮”(22)就是在《大公报》介入下由校内风波上升为社会事件。不过，也正是报人自愿担当舆论先导，引领省教育会、省学生联合会、周南校董会及读者多方民间力量参与其间，使学潮很快平息下来，周南避免了被解散的危险，重新步入正轨。1925年，在长沙所有公立、私立中学中，周南班级总数居第6位，学生总数居第4位，教职员居第4位。
重建时期(1928-1938)。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朱剑凡因反对蒋介石遭通缉，被迫流亡，学校被查封，周南濒临倒闭的危局。值此危急关头，李士元商请胡子靖、陈润霖等组织临时校董会(23)，改周南附小为泰安里小学。李被校董会推举为校长，以维持校产、继续办学。1928年8月，校董会改选，校名恢复，李出任校长，收回全部校产，停建的教室继续开工。1929年，何健出任湖南省长，在各校倡导“尊孔读经”，周南由湖南代用女子中学改为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尽管已复校，但政治合法性飘浮不定，经费极度紧张。李士元率领师生艰苦办学，使学校历经维持、恢复、发展三阶段，度过难关，复校后的学生人数达600余名，在全省仍居一流名校(24)。诚如时人所赞誉的，“周南开女学之先河，创办人朱剑凡毁家奠基于前，李士元继续维护于后，艰苦奋斗，先后辉映”(25)。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李士元一方面总览时局变化，结合学校现实处境，适时调整办学方略，“吾人近瞻家国现状，远瞩欧美风云，更详考女权运动之既往与其未来，则知校训之所以启示吾人者大矣”(26)。把原来的“自治心”、“公共心”、“进取心”校训拓展为“朴”、“诚”、“勇”，使社会诉求与学生发展、妇女解放与救亡图存融于一炉；另一方面，奉行国民政府倡导的“党化教育”，在长沙各女校中率先推行女子军事训练，在强化学生自治能力与体育素质培养的同时，发动学生积极参加战地服务团与省“民训团”，使周南全员投身抗日救国大潮，在民族救亡运动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观周南的四个历史时期，不难看出周南“小社会”与近代中国“大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成长或受挫均离不开20世纪前40年的民族主义运动、教育近代化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
三、离合之间：周南教育宗旨与近代女子教育主流思潮
自戊戌维新至抗战前后，贤妻良母论、女国民论、男女教育平等论、新女性教育观和母性主义依次登场，它们或重叠变迁，或在冲突中演进，汇成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整体流变，决定着女子教育的发展方向。周南因其私立性与地方性，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教育宗旨与主流女子教育思潮时而吻合，时而疏离。相对于官立女校而言，身为私立女中的周南从官方获得的办学经费更少，依赖性也就相对较弱，它比官立女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依照自身内在逻辑确立教育宗旨与办学方略。尽管贤妻良母观在周南的某些时期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启迪民智，解放妇女”教育宗旨贯穿始终，居主导地位。正是对这一教育宗旨始终如一的坚守，周南才探索出一条独特而成功的办学进路。
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认识到妇女无论是肢体上还是精神上的解放都关乎民族存亡，首次将教育孩子与管理家庭的双重责任赋予妇女，把女学作为强国的手段之一，但终极目标不是解放妇女，而是出于民族国家和精英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27)。因此，在注重传统女德规训的同时，不忘国家公共观念的培养，使贤妻良母观汇为此期的主流思潮。但草创时的周南并未生硬照搬，而是结合湖南地域文化与现实诉求，确立“启迪民智，解放妇女”的办学宗旨。正如李士元所言：“朱先生与黄克强、谭延闿、胡子靖诸公商讨，认定革命以启迪民智为前提，以解放女禁为先导。”(28)为贯彻这一宗旨，1906年由徐特立作词、黄厘叔谱曲共同创作校歌，歌词写道：“地处长沙，山环水重深深锁。女校修复，应推先进周南我。毁家兴学，蒙难开基，创出文明母。到如今，三湘七泽有蜚声，郁郁、欣欣、芬芬、馥馥如花朵。同学们：静心学业，静心学业。发放我历史之光荣，效忠祖国，效忠祖国，永获光荣果。”(29)校歌中“静心学业”所指向的无疑是“效忠祖国”。与此同时，周南借鉴日本女子教育模式，针对长沙音、体师资紧缺、城市妇女缺乏谋生技能的现状，开办音体专修科、缝纫和烹饪专修科，使学生的文化、技能双修不误，以培养社会所需的实用型人才。周南的教育宗旨囊括教育救国与妇女解放两个时代主题，且视“解放女禁”为先导，是对贤妻良母教育观的纠偏与突破，使周南办学不到几年，不仅成为长沙有名望的女校，且在省教育界声名鹊起，成为莘莘学子向往之处。“周南者，女子教育之权兴也，女子教育之滥觞也”(30)，可谓最贴切的评价。
民国初建，袁世凯为达复辟帝制之目的，推行复古尊孔运动，使复古思潮弥漫于教育界，整肃女校风化首当其冲。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公开发表言论说：“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31)1916年教育部特向各省女校发布5条通令，对女生行为举止予以严格限制(32)。官方的举措导致女子教育观的回潮，以至于到新文化运动初期“女子解放”、“人格独立”呼声此起彼伏之时，部分新刊物仍对“贤妻良母”津津乐道，如《妇女杂志》称：“乃知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实由贤母良妻之淑，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33)《中华妇女界》明确提出以培养贤妻良母、淑女为主旨。受此大环境熏染，“五四”前夕的周南也烙下了“贤妻良母”印痕，诚如时人所评价的：“以周南女校、稻田师范两校的规模较大，历史也较久。其他如福湘是教会学校，衡粹、自治、崇实、蚕业、涵德、培德、纯德等是职业学校，这都不如周南、稻田有代表性。这些女学校性质虽各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向学生进行贤妻良母的教育。”(34)在贤妻良母观宰制下，长沙女校包括周南，既不注重培养女生参加生产、服务社会的能力，亦不努力提高其科学文化水平，反而强化封建道德教育(35)，致使“女学生毕业后的第一大事就是结婚。女子教育虽然办了十多年，但在社会上有职业的却是凤毛麟角”(36)。尽管这一时期周南的教育宗旨与主流思潮相吻合，但由于背离自身的办学初衷，甚至跌入“贤妻良母”窠臼，受到地方进步舆论的批评。
“五四”时期，妇女独立人格的养成被视为妇女解放的核心所在，而男女教育平等成为必由之路，于是男女知识分子以相伴和的声音对贤妻良母论发起全面批判，使女子教育宗旨由“贤妻良母”向“男女教育平等”嬗变。朱剑凡率先在周南实行教育改革：一是推行学校机构改革，采取校长全权责任制和教务会议共和制。二是科学文化与思想教育并举。“为适应现代需要，增加女子科学的生产的能力，以谋生活之独立”，并制定“敬情将事，有严肃风，无浮嚣气，寓活泼于秩序之中”的教育准则(37)，三是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改造。校友黄慕兰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五四运动中，周南女校学生会的行动，都得到朱校长的支持和指导。当时大家都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高呼着‘反对二十一条密约’、‘打倒卖国贼’、‘提倡国货，禁止日货’等口号，上街游行；还到街上的店铺里去检查……把日货全部没收，集中堆放在街上烧毁。”(38)一时间，“周南学生意志发皇，很有朝气”(39)，学校旧貌换新颜，蜕变为提倡新思潮、组织进步活动的大本营。《新青年》予以评价：“因为这个学校在湖南本是最有精彩的，加以校长朱剑凡极力提倡‘新’的改造，所以一般学生的思想，与一般普通的人，大大不同。”(40)从这时起，周南学子开始遍地开花，一批批的巾帼英才走向社会，为社会变革、民族振兴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向警予、陶毅、蔡畅、魏璧、劳君展、黄慕兰、杨开慧等即为此期的典型代表。毫无疑问，周南因顺应主流思潮而充当了男女教育平等的践行者与推动者，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各女校的表率。
20世纪20年代，全国要求改革学制、发展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北洋政府教育部深感《壬子癸丑学制》已不合时宜，1922年9月公布《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把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管理，彻底改变旧学制中两性双轨制色彩，首次从制度上肯定男女受同等教育的权利，为女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据统计，1922年全国女子中学共25所(湖南只周南1所)，占中学总数的4.6％；女中学生3249人，占中学生总数的3.14％(41)。此期，被命名为“新女性”的职业女性群体集体登场了，倡导独立人格培养的新女性教育观随之出炉。高一涵在武昌暑假学校演讲中，对偏重家事、歧视性的女子教育制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质问道：“我们天天说男女知识不平等，请问这种教育制度——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不同——又怎能造成男女知识职业平等的结果呢？”(42)李光业提出：“今后的女子教育，注力于人格的陶冶，图女子人格思想之充分发达；先认自己人格的存在，有独立的价值和权威，进而‘夫’和‘子女’也视为和自己同等的人格者，自行树立自己的理想，自觉自己的价值。”(43)不难看出，新女性教育观实际上是贤妻良母的一种反动。以此为准则，女校的教育宗旨、课程内容、培养模式被一一检视。此间朱剑凡的思想却发生逆转，甚至趋于保守，最终引发“退学风潮”(44)。有论者指出：“推究风潮之所自生，于此不能不责备朱君，朱君于八九年之项，锐意革新。学生受其熏陶，思想日益活泼。乃近年来，忽变冷静。诸所措施与学生思想未尝无捍格，又不善为引导，执生反动。”(45)这段文字较客观地呈现了朱由“锐意革新”到“忽变冷静”的思想轨迹。亦如时人分析：“朱先生是有名的教育家，而且是周南女校的一手创造者，竟不能用教育方法，维系师生间的感情，致演出这种因感情破产而足以证明教育破产的悲剧”(46)，难怪学生称朱实行的是“奴隶教育”(47)。可见，周南的教育宗旨因背离新女性教育观而遭到了学生的抵制与进步舆论的批评。
到30年代，男女学制已完全并轨，女子教育类型趋于多样化，女校、女生数随之剧增。特别是北伐以后，呈加速增长。1928年女生人数超过3.7万余人，占全部中学生人数的19％。1930年则增至近23％，女子中等学校占总数17.5％。吊诡的是，就在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对女子教育的质疑、对女学生的批评等声音汇成一场空前的大论战，形成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别。一派被称为“激进派”，他们认为，真正的“新女性”应该具备内在的精神特质，关心国家的利益和命运，有现代的头脑，有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追求的精神。批评女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仅为个人物质生活的享受，或为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身价。另一派为“保守派”，他们在批评新女性的同时大力倡导“母性主义”，高唱“女性回家论”，其主张得到国民党的政策支持，以致国民党“五大”把“培养仁慈博爱体力智识两俱健全的母性”确立为女子教育宗旨，使“母性主义”进一步合法化。面临这一困境，周南选择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来追求女性独立、平等的发展机会，使新女性教育观的内涵得以扩展，成为集权利、义务、素质为一体的复合概念。为顺应时局需要，复校后的周南确立“朴”、“诚”、“勇”的办学宗旨，着力培养女生俭朴、诚实、勇敢的品质，为服务民族国家做准备。1936年7月王瑛被聘为训育主任后，周南组建“女子青年训练团”，实施军事训练，用军事制度武装学生，“气习为之一变——由柔弱的小姐式变而为雄纠纠的武夫了，从前意志薄弱思想分歧的女同学，变而为救国救民，誓死报国前途上的战士了”(48)。周南藉此首开湖南乃至全国女子军事训练的风气，“打破数千年来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为女子献身国家提供新途径”(49)，对甚嚣尘上的“母性主义”不啻重重的一击。周南视民族国家诉求为第一要务的教育宗旨，与民族主义思潮相呼应，再度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四、以责任话语建构主体身份：周南女生的独特应对
在男权社会里，“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个相对概念，是作为男性的反衬(他者/客体)而存在，往往被众多的符号所替代，如母亲、妻子、女儿等。从本质主义看，女性身份是先赋的、不可更改的社会性标识；但从反本质主义立场看，女性身份是后天建构的，具有可塑性。所谓女性主体身份建构，是指女性在认清男权制压迫本质的基础上，以思想或行动突破男权文化强加的障碍，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展现人的尊严，变客体为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20世纪初，女权学说伴随民族主义从西方裹挟而来，成为妇女解放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加速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建构民族国家的急迫要求决定了其主体身份建构只能先诉诸责任而不是权利，因“‘现代中国女性’的主体建构，是在对‘中国’、‘西方’、‘女性’、‘男性’、‘现代’等原点因素进行更复杂考量的基础上逐渐展开的”(50)。尽管责任优先会危及女权目标的实现，但知识女性(包括周南女生)仍旧自主选择了这种独特的主体身份建构方式，她们清醒地认识到“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吾辈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51)，在此基础上，再策略性地利用民族国家话语为女性群体争权利。纵观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演进史，几乎在每一次风头浪尖上都站立着一批敢为天下先、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勇为妇女权利抗争的女性，汇聚成近代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谱系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群英榜。
女权主义史学家琼·斯科特认为：“要把妇女确立为历史的主体，必须把她们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去认识，基于她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产生这些行动的可能性。”(52)本文将周南女生置于校园微观环境、湖南地域环境与近代中国宏观环境的多重观照下，发现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她们以不同方式建构其主体身份，或投身教育，或参加民主革命、妇女解放运动，或献身民族解放。其主体身份建构固然离不开男性为主体的周南管理者(校长)与教育者(教师)以民族国家观念予以精心培育，离不开近代女权运动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教育本身，因为后者能加速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培植其责任感，乃至改变其精神风貌与行动策略。
民国前后，当女子教育宗旨尚在“贤妻良母”与“女国民”间摇摆不定之时，与其他女校学生回家做“贤妻良母”迥异的是，周南毕业生已踏上教育救国之路，她们创办新式女学堂，把教育的种子撒遍三湘，“宣统二年，师资辈出，分途开办女学者岁有其人”(53)。诚如李士元所言，“从事女子教育者，大有人在。由是风气渐开，湖湘女学，乃相继蔚起”(54)。自草创至1916年，周南共毕业5个师范班，其中第一班和第二班属两年制简易师范，其余3个班为四年制本科师范；另设有音乐体育、缝纫刺绣专修科，各1个班。毕业后，师范一班的蒋葆荪、蒋岱荪在长沙南门外创办幼幼女学，王珏在马王街创办培德女学，李宗莲在湘潭创办自德女学，李泳南在稻田女师和周南主持幼儿园；师范二班的文慧中任宁乡第一女校校长，吴剑任省立二女中及女师校长。本科师范一班成就更大，尽管因故学制延长一年，最后只剩下13人，但“均能不负所说，各有贡献于社会”(55)。周南女生以办学方式服务社会，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女子教育的拓荒者与耕耘者，使女教育家群体在湖湘大地粗具雏形，为20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取得成功提供了人才储备，亦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开了先河。
“五四”前后，周南女生积极主动地投身民主活动与妇女解放运动，诸如加盟新民学会、改组自治会、创办《女界钟》、发起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会等，影响波及全国。其一，加盟新民学会。1918年4月17日，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宣告成立。向警予、陶毅、李思安、周敦祥等女性以大无畏精神冲破世俗障碍，率先加入新民学会。据统计，新民学会共有会员74人，其中周南师生20人；女会员19人，其中周南14人(56)。3位女性领导成员中，2人来自周南，周南藉此成为新民学会重要活动场所之一。其二，改组校自治会。早在1916年8月周南成立学生自治会，因囿于“贤妻良母”窠臼，运作不理想，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五四时期，女生们决计重组自治会。1919年秋新的校自治会诞生了，魏璧、周敦祥、劳君展(誉称“周南三杰”)被推举为负责人。校自治会分设总务股、学术股、文艺股、体育股、风纪股、游艺股6股；各班设级长，寝室设室长。图书室、校园、食堂无一不实行学生自我管理。校自治会干部对内参与校务会议，共商学校发展大计，对外代表校方与兄弟学校联络。自治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如创办校刊，分班组织演讲比赛及各类球术比赛，成立国货维持会，开办平民半日学校等。其三，创办《女界钟》。1919年10月《女界钟》创刊，周敦祥任主编，魏璧、劳君展任编辑。稿件大都来自周南师生，内容广泛，既包括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奸商，抨击军阀官僚的，也有主张劳工神圣，实行民主政治的，但用力最多的还是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经济独立等问题。创刊不到一个月，长沙发生“赵五贞自刎事件”，自治会为此出特号(附于第4期)。师生一面对事件进行实地调查，一面撰文对旧婚姻制度发起猛烈批判。该刊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对于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女界爱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诚如《新青年》所评价的，“中国完全由女子倡导‘妇女解放’的杂志，恐怕这‘女界钟’为独一无二的了”(57)。其四，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1919年10月，向警予、蔡畅、陶毅在周南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开设法文班；12月，拓展成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将来回国，振兴事业教育”为目标，旨在“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当月9日，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等启程赴法，报界称之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所未有，亦中国女界之创举”(58)。至此，周南女生通过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践行“同为国民、同担责任”的话语，成为引领中国妇女解放的开路先锋，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完美体现。
20世纪20年代以前，女权运动只是民间自发的行动，到20年代初已汇聚成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呈现出前所未有、多元并存的态势，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女学学潮的兴起。1920年，京津女校联合500名女生，向教育部提出改善女子中学课程、增设女子补习学校、男女学校经费平均分配、男女平分官费留学名额四项要求(59)。1922年夏，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的女生相继发起女子参政协进会和女权运动同盟会，不到数月，分会在直隶、山东、湖南等处成立。1924年3至4月，河北保定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发起改革女子教育、反对解聘进步教员的学潮，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积极声援。在女学学潮此起彼伏之时，湖南女子参政运动于1921年3月拉开帷幕，以陈俶、吴剑、陶毅为首成立的女界联合会，发布“女界五权宣言”，以宪法为武器，强烈要求恢复妇女人权，声称为对付保守势力将不惜采取武力，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历时二年有余，最终获得胜利(60)。以陶毅为首的周南师生活跃于参政运动的各场所，充当运动的中坚力量，奉献了智慧与勇气。而此间，朱剑凡思想发生逆转，不仅阻止学生参与校外民主活动，且以校长权威施行专制教育，其行为受到以周敦祜为代表的女生抗议与抵制，“退学风潮”系师生矛盾的总爆发。在与校方对峙中，退学女生以大无畏、毫不妥协的精神，不仅当面与校长据理力争，且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在报纸上与校方展开持续十余天的论辩，博得《大公报》、省教育会、校董事会、读者群的同情与支持，取得周南风潮的胜利。在这里，周南女生巧妙地利用了女权运动所拓展的话语空间伸张女性权利，促成其主体身份的建构。
从国民革命到南京政府时期，国共两党致力于对妇女的政治动员与人员争夺，呼吁女权运动服务于国民革命或抗战需要，使女权的主张与呼吁被民族存亡的大潮所淹没。诚如陈独秀所宣扬：“妇女即为了本身问题，也应该努力参加此次抗日战争的工作，努力使战争胜利，努力在抗战运动中，双手完成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61)事实上，大多数女性就是这样做的，她们服膺民族主义的救亡大计，投身抗日大潮。校友廖静文在回忆录中写道：“30年代周南学生没有畏惧，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我们上街游行、发传单、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62)她们利用学校重建后较宽松的环境培养自主能力，使其主体身份进一步凸显。1933年，学生自治会宣告成立，“皆以学生为主体负责举办，而师长仅负指导之责”，“是全体同学服务的总机关，此会本三民主义的精神，养成会员在学校以内的自治生活，并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发展为目的，外又组织民众学校，以设施国民教育，帮助社会之进展，次之有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努力抗日工作，励行经济绝交，为政府之后盾，救民族之危亡”(63)。以上文字生动地呈现了自治会所肩负的神圣职责，令人惊叹。难怪李士元把自治会称为“本校训育的补充机关，同时为服务社会的预习机关”(64)。可见，通过出色地扮演校内“补充机关”和校外“预习机关”两种角色，自治会凸显了女生参与学校管理、服务社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南成立“女子青年训练团”，女生积极配合训育主任王瑛的工作，认同以女性的贡献论证女权必要性的男性路径，视女子军训为妇女解放的先声。面对守旧势力“把军服穿在身上，连中华民国的国格也失掉了”，“只怕主张女子军训是发神经病呢”(65)等诋毁之词，女生们以笔为武器，予以坚决的反击。田叔平质问：“男子亦人，女人亦人，为什么女子受不得军训？但是我们用不着与他们去辩白，惟有努力的干！踏实的干！将来拿事实和技能给他门看，好为过去女子出一口气。”(66)郭第新写道：“当这种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校的军训，并不因此而减少锐气；且更严格的实行！”进而尖锐地指出：“女子的军事训练，就是我们救国的门径……这种反抗的人不但是欲断送女子的前途，同时亦是在摧残国家的命脉，斩丧国家的元气！这种人，可以称为变形的汉奸。”并表示：“我们现在不但要为女界吐一口气，应与男子一切平等！我中华民族之女子，个个是有血性和理智，岂肯让我们的祖国溃亡于敌人蹂躏？”(67)正是借助军训这一载体，女生体认到了肩负的重任：“现代有知识的女子，应该做一个女界的领导者，领导一般妇女去冲破一切阻住你们前进的东西。不过先从自己的身上做起——应先从自己武装起来，那才好去要人家去做，那才好去武装别人。”(68)1937年9月14日，当谢冰莹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时，陈袁祥、瞿剑尘、萧喜英、欧阳澄4名女生踊跃参加，毅然踏上民族解放战场，并自觉把战场见闻以书信形式通告师生，鼓励在校同学随时作好应战准备。欧阳澄在10月17日从战地三家村给全体同学的公开信中写道：
那些有志救国的男人，他们就能很容易得到为国捐躯的机会；但是我们妇女呢，想要做些救亡的积极工作，就要受到很多的阻碍——说来也真痛心！在这个时候，还要喊女子回到家庭去！所以我们妇女的出路，到处都是走不通的，一方面固然受环境的压迫，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妇女本身的不努力……我觉得我们妇女，想要增高社会的地位，想要达到男女的真正平等，非得本身振作起来，先有工作的表现，不是以引起他们的尊敬，和消除他们歧视女性的心理……只要是男人能做的事，我们都应当不辞辛苦的勇敢的去干，干得通，拼命的干；干得不通，也要硬着头皮干——这才是女子应有的精神和态度，也就是提高女权的根本动力……你们有解除双重压迫的责任！在这时候，再不容许我们有少许懈怠的心理，来放弃自己的职责了，我们一定要拿出勇气和能力来挽救目前的危局，完成各人的志愿；对于有碍我们光明正大的举动的分子，和破坏女性的恶魔，我们要共同来打倒他；尤其是有少数妨碍整个妇女名誉的不良女性，我们更要一致的来制止她，教训她，务必要使妇女能得到真正的解放。(69)
公开信中传达了欧阳澄鲜明的社会性别意识：其一，认为在“妇女回家论”甚嚣情况下，为国捐躯是女性“达到男女的真正平等”的唯一机会；其二，“不辞辛苦的勇敢的去干”是提高女权的最佳途径；其三，“解除双重压迫”是女性的责任。为组织抗日力量，1938年1月中共周南支部成立，高8班杨展任支部书记。徐特立在工作报告中写道：“长沙之周南、民宪、含光、自治、长师、长师附小等女校均有党支部。最大者为周南，同志十余人。”(70)为响应“新运妇指会”及省府动员令，高8班和高9班同学纷纷加入省民训班，而后参加各县为期6个月的民训工作(71)，再下到乡村、城镇向民众宣传抗日。校友宋珉珍(高9班)在口述访谈中说：“我班上只有我一个是浏阳人，和我一起去的有浏阳二中的。我们下去主要就是扫盲，针对家庭妇女，教她们读书、认字、唱歌，还有宣传抗日，那个时候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我们中国了，她们什么都搞不清楚。宣传中，我们唱一些革命歌曲，好多嘞，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都是宣传抗日的。有时候我们一家家去叫呢。”(72)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一旦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之间出现张力，知识女性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以责任优先理念、借助服务民族国家方式建构其主体身份。正如有论者所指出：“中国女性的解放不是靠上帝和救世主，而是以献身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勇气，打碎束缚在自己身上的锁链，改写了自己的历史，也改变了社会漠视妇女的偏见。”(73)
五、结语
在近代中国遭遇千年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兴女学”作为救国良策之一纳入精英知识阶层的话语系统，这使得女子教育自发轫之日起就处于多重话语之交汇点，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个体与国家多重矛盾于一身。尽管贤妻良母观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至抗战前后，先后遭女国民论、男女教育平等论、新女性教育观和母性主义排斥甚而取代，但究其实质，一方面它仍沿袭了传统女学的道德规训，“贤妻良母”、“母性主义”为近代变种；另一方面则顺应救亡图存与妇女解放的现实诉求，衍生出“女国民”、“男女教育平等”、“新女性”等新型教育观，使民族国家观念与技能训练并行不悖。质而言之，女子教育观即传统女德加民族国家观念的混合体，使女性集旧道德与新思想于一身，既能胜任传统家庭的贤妻良母，又能成为具有民族国家观念的“女国民”或“新女性”。也就是说，近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使知识女性无可逃避地充当了民族国家的载体。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女性群体觉醒提供了必要的舆论空间和社会支持。正是借助于前者，知识女性由教育的被动接受者成长为教育的获益者乃至变革者，教育使她们视野开阔、学识增进、能力提高，为其主体身份建构提供原动力。因而可以说，尽管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借助了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带动和促发，但若没有女性自身的努力，呈现的将是另一番面貌。纵观20世纪前40年的女子教育思潮演变史，觉醒了的知识女性不断批判性地审视教育宗旨，使贤妻良母论自诞生之日起便遭质疑与批判，先后受到“女国民”、“男女教育平等”、“新女性”等教育思想的冲击、排挤而退居其后，甚至被超越。只是由于近代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以及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时有抬头，使“贤妻良母”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使女性在变革社会性别观念、建构主体身份的过程中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进而推动女子教育思潮不断向前，导致近代知识分子的性别构成、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可见，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铺设了平台，而接受了教育的女性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女子教育思潮演变的有生力量，两者构成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本研究至少能在如下方面为教育史和妇女史提供启示与借鉴。首先，通过把周南置于中国整体历史特别是湖南地域史之中，能展现教育史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湖南作为内陆思想最活跃、新旧两派斗争最激烈的省份，在诸多方面尤其是教育走在时代前列，周南作为民主教育家朱剑凡创办、以湖南教育家群体为依托的私立女校，因首开女学风气，备受湖南社会各界关注，使周南“小社会”与地方社会之间呈现频繁而多变的互动，或因与当政者合拍而受垂青，或因政见不一而遭打压。周南30余年的历史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地域文化画卷。其次，以周南为切入点，结合不同时期的教育改革、女权运动等因素综合考察，探究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关系，能收见微知着之效。尽管周南地处内陆，但未能免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浸染，甚至呈现大体一致的发展脉络；也是地处内陆这一客观事实，使周南不仅仅是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简单落实，而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与特殊性，与主流思潮发生一定程度的错位与疏离，这无疑为我们更细致入微地把握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演变的曲折性与多样性提供了生动范例。再次，通过发掘女性在女子教育思潮演进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回应和矫正学术界的某些陈见和性别盲视。有论者提出“女性是否是女性解放中的主体，她今天的一切究竟是她应该有的一份权利还是被强制规定的一种身份？”(74)的疑问，周南女生以实际行动及出色表现给予了肯定回答。最后，由于运用个案研究路径，使原本归于教育史研究范畴的“校史”，越出边界，换言之，不仅仅将重心聚焦于学校这一“小社会”，还将周南置于“外部社会”大环境下予以考察；不仅仅关注周南女生的主体性，还将她们置于知识女性群体主体身份建构的全过程中予以考察。总之，周南发展史既可视为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演变的缩影、湖南教育近代化的一扇窗口，亦可视为近代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特定场域，无论是在近代女子教育史还是近代妇女史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地位。
注释：
①舒新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史》，见《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389-429页。
②王炳照等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7-302页。
③主要研究成果有张莲波：《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7期；李忠康：《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论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王翠艳：《由国家本位到个体本位，由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论晚清至五四知识界女子教育观念之演进》，《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年第4期；陈笑迎：《论中国近代“兴女学”思潮》，《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林吉玲：《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更新及其实践》，《学术论坛》2001年第3期；张国艳：《中国近代女学的思想论争》，《兰州学刊》2003年第3期；赵叶珠：《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潮的演进及评析》，《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9年第5期等。
④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标志着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成为我国第一个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该学制首次把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管理，规定男女享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彻底改变了以往学制中带有的两性双轨制色彩。
⑤具体指该书第一章“中西合璧的教育思想”、第二章“新教育与旧道德——以杜成淑拒屈疆函为例”和第八章“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第223-256页。
⑥杨洁：《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从上海女学看中国女子教育的早期发展》，《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张羽琼：《清末贵州女子教育的兴起》，《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⑦据统计，1907年湖南普通中学堂为39所，到1909年已达47所，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四川。可以说，私立中学的发达是民国时期湖南中学教育的最大特点。参见冯象钦、刘欣森等编：《湖南教育简史》，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48-149页。
⑧长沙市周南中学编印：《百年薪火—周南百年奋进史(1905-2005)》(内部出版物)，2005年，第1页，湖南省长沙市周南中学藏。
⑨本研究以1938年为下限，是由于长沙受日军狂轰滥炸，周南被迫于1938年11月迁至安化县蓝田镇，从此成为流动性战时学校，开启周南历史的另一个时代。校史把周南1938年搬迁蓝田至抗战结束重返之前的历史称为“蓝田时代”。
⑩在1905年到1938年间，周南先后遭遇水灾和火灾各一次。后者是指发生于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大火造成长沙城街道、建筑90％被毁，3000多人丧生。《中央日报》社论称“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文夕大火中，各公私立学校(包括周南女校)被焚毁。幸而周南女校的部分校刊，或之前被省图书馆收藏，或后来由校友义务捐赠入馆，成为本研究弥足珍贵的原始材料。为弥补这一不足，也为让女性成为自己经历的发言人，本研究采用了口述访谈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方法。但鉴于年龄与地域的限制，选择了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目前居住在长沙市区的近十位校友为口述访谈的叙述者(见论文最后所附口述访谈表格)。
(11)1903年6月龙绂端、俞蕃同等在长沙创办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同年淑慎女学、影珠女学亦开办，但保守派以“伤风败俗”为借口，利用清廷未开女禁之机，于1904年9月合力强行封闭之，使女学堂在湖南只存在一年多即遭夭折。直到朱剑凡在私宅以周氏家塾之名再次创办，才揭开湖南女子新式教育的新纪元。
(12)据不完全统计，朱剑凡夫妇捐出的家产达11.17万银元(按当时货币计算)，包括440方丈私宅花园、以宁乡自己名下的田产与长兄交换后所得另行购买的628方丈土地，以及夫人魏湘若价值千金的陪嫁。朱剑凡夫妇“毁家兴学”之举，不仅在三湘传为美谈，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少有之壮举。
(13)《朱剑凡》，见《湖南教育志资料·湖南教育名人录》(手抄本)，湖南教育厅史志办藏。
(14)《周南女校招学》，湖南《大公报》1917年7月1日，第1版。
(15)李士元：《本校二十七周年纪念》，见湖南周南女子中学编印：《周南季刊》(1932年5月1日)，第210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16)李士元：《本校二十七周年纪念》，《周南季刊》(1932年5月1日)，第210页。
(17)冯象钦、刘欣森等编：《湖南教育简史》，第149页。
(18)民盾：《省城各校之现状——周南女学校》，湖南《大公报》1919年10月30日，第6版。
(19)李士元：《本校略史》，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编印：《周南女校三十四周年纪念特辑》(1939年5月1日)，第1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20)三所代用中学或女子中学班，分别指江苏无锡竞志女学、湖南周南代用女子中学和山东济南女子职业学校女子中学班。
(21)在1920-1924年间，《大公报》围绕设立女子中学问题、对“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的批评以及女界对禁止男女同学抗争运动三大议题展开实地调查、跟踪报道和督促政府等方式，使女子教育问题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客观上加速了男女教育平等权的实现。
(22)“周南风潮”是指周南学生在1921年长沙兵变中遭士兵殴打后，校学生自治会于10月17日午后召开全体会议，推选代表参加省学联以联合行动，由于讨论稍久，造成上课迟到。校长朱剑凡以此为借口，大动干戈，宣称“中学从今天起，便全体解散”，从而引发学生集体退学事件，后因《大公报》积极介入，使延续近半个月的退学风潮得以平息。
(23)1927年10月组成的临时董事会中，胡子靖任董事长，陈润霖、左益斋、严动甫任董事成员。
(24)1933年4月23日省教育厅公布上期长沙公私立各校的视察报告，明德、周南等13所学校获嘉奖。
(25)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编：《教导概况》(1935-1942)，编号为59-7-6，湖南省档案馆藏。
(26)蒋国平：《校训之启示》，见湖南周南女子中学编：《周南女中三十九周年纪念特刊》(1944年)，第3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27)万琼华：《在女性与国家之间——20世纪初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构与碰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
(28)李士元：《本校历略及复兴计划》，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编印：《周南女中》(四十二周年纪念)，1947年，第3-4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29)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页。
(30)李士元：《本校历略及复兴计划》，见《周南女中》(四十二周年纪念)，第3-4页。
(31)《教育杂志》(北京)卷6第4期，1914年。
(32)通令如下：(一)不准剪发，违者斥退；(二)不准缠足，违者斥退；(三)不准无故请假，结伴游行，违者记过二次；(四)通校女子不得过十四岁，如有隐匿冒混者，记过；(五)不准自由结婚，违者斥退，罪及校长。参见程谪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99页。
(33)《妇女杂志》第1卷第1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
(34)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活动》，见《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页。
(35)谷忠玉认为民国初期出现的女子教育观回潮现象，与时人特别是留洋归国者的文化回归情绪密切相关。参见谷忠玉：《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笔者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尊孔复古思潮的泛滥导致湖南新文化运动比其他省区起步较晚。
(36)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活动》，见《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页。
(37)民盾：《省城各校之现状——周南女学校》，湖南《大公报》1919年10月30日，第6版。
(38)黄慕兰：《“五四启蒙”忆周南》，见湖南长沙周南中学校友会编印：《春晖芳草》(1905-2005)，内部出版物，2005年，第5页，湖南长沙周南中学藏。
(39)民盾：《省城各校之现状——周南女学校》，湖南《大公报》1919年10月30日，第6版。
(40)《长沙社会面面观—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
(41)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42)高一涵：《女子参政问题》，见《现代论文丛刊(第三册)》，1922年，第35-36页。
(43)李光业：《今后之女子教育》，《妇女》第8卷第2号，1927年。
(44)至于此期朱剑凡思想“发生逆转，甚至趋于保守”的深层原因，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留待另文探讨。
(45)《周南女校风潮解决矣，出校学生全体入校》，湖南《大公报》1921年10月23日，第6版。
(46)兼公：《周南中学学生竟如此解散了吗？》，湖南《大公报》1921年10月20日，第2版。
(47)《呜呼！周南女校之风潮越闹越认真》，《大公报》1921年10月20日，第6版。
(48)李士元编：《周南教导·下编》，1937年，第3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49)李士元编：《周南教导·中编》，1937年，第40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50)董丽敏：《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南开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51)陈撷芬：《女界之可危》，《中国日报》1904年4月26、27日。
(52)王政、杜芳琴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65页。
(53)《周南女子中学》，湖南《大公报》1925年11月11日，第6版。
(54)《本校略史》，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编印：《周南女校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5月1日)，湖南省图书馆藏。
(55)湖南周南女子中学编：《周南季刊》(1932-1933)，第199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56)韩文斌：《参加新民学会的周南师生》，见长沙市周南中学校友会编印：《春晖芳草》(1905-2005)，内部出版物，2005年，第22页，湖南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藏。
(57)《长沙社会面面观——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
(58)《申报》1919年12月10日。
(59)《吾国女子教育平等之曙光》，《妇女杂志》第6卷第11号，1920年。
(60)万琼华、陈先初：《对20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考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61)陈独秀：《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在汉口市立女中讲演(1938)》，见雷敦龢、何丽霞编辑：《女性与人权》，朱荣贵主编：《前辈谈人权　—中国人权文献选辑》第二册，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62)《春晖芳草》(1905-2005)，第51页。
(63)湖南周南女子中学编印：《周南季刊》(1932-1933)，第199，130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64)《本校二十七周年纪念》，见《周南季刊》(1932-1933)，第210页。
(65)李士元编：《周南教导·中编》，第1页。
(66)李士元编：《周南教导·中编》，第18页。
(67)李士元编：《周南教导·中编》，第19-20页。
(68)李士元编：《周南教导·中编》，第18页。
(69)《本校四战士的后愿》，见周南私立女子中学编印：《周南教导又编》(1937年12月25日)，第15-16页，湖南省图书馆藏。
(70)《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见湖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71)周南私立女子中学编：《教导概况(1935-1942)》，编号为59-7-6，湖南省档案馆藏。
(72)参见口述访谈对象一览表。
(73)刘志琴：《走出妇女理论研究的误区》，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5月31日，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915162332.asp。
(7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