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3.中国城市的微观世界——从成都茶馆个案看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视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王笛：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3.中国城市的微观世界——从成都茶馆个案看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视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笛：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3.中国城市的微观世界——从成都茶馆个案看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视

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使得文化史的研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未尽人意，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推进，也有不少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因此，这个研究领域可做的文章还有太多。借2007年暑期成都召开“第二届中国近代大众文化研讨会”之机，《史学月刊》约请了几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请他们就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发表见解，阐发自己研究中的认识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以期通过对问题的讨论，推动“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间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那些地方陌生的人们聚集，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虽然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种人们，特别是下层，从事日常生活活动。但是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长期为城市史学者所忽视，因此，我希望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的研究范围日渐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到街头文化，最后到茶馆。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我使用“街头文化”这个词代表街头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活动，诸如店铺的装潢、幌子、民间艺人表演、庆祝活动以及人们在街头的谋生方式。现在，我进一步把研究的焦点从一般的公共空间，转移到一个更具体、更小的公共空间，即研究整个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其中第一卷(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来看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在这篇笔谈里，我试图把茶馆研究置入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这个更普遍的语境中，以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若干反思。从一定程度上讲，本文也是我上次参加《史学月刊》“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笔谈(即《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的一个继续。
把城市社会放到“显微镜”下
虽然茶馆生活是揭示中国社会、文化、政治演变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中文或英文的学术专着问世。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我的研究力图回答：当大多数传统的日常生活和休闲的方式消失后，为什么茶馆能够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幸存并更加繁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考察茶馆、茶馆的历史、茶馆的经济功能、茶馆作为社区中心以及茶馆所蕴藏的丰富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
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去观察普通民众。微观历史在一些地区(例如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领域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基本阙如。对茶馆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把城市社会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的机会。虽然难以像卡罗.金斯伯格(Carol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那样利用系统的宗教裁判所档案对一个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但我仍然通过挖掘茶馆——这个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有关的各种记录，以尽量详细的叙事来重构过去人们日常和公共生活的历史。
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机构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没有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从晚清到20世纪中叶，成都的茶馆一直维持在五百至八百家之间，而同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不过两百左右。在关于茶馆的研究中，我指出成都的茶馆远非仅是一个休闲之地，休闲不过是成都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不仅提供了大众聊天、放松、娱乐的空间，而且是多功能谋生场所、地方政治的舞台。为市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为数不多，茶馆便是其中之一。即使是在“现代”休闲空间出现之后，茶馆仍然是人们所能承受的最主要的公共场所。人们在那里扮演了公共角色，创造了丰富的茶馆文化。
如果我们把茶馆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的分析，无疑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我试图对茶馆这个“肌体”进行全面考察，从经营、同业公会、雇佣，到茶馆生活以及茶馆政治，包括茶馆中提供的娱乐、政府发布的关于茶馆的政策等。揭示茶馆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商业，怎样与城市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考察其独特的活力和文化。这个研究有三个目的：其一是将茶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考察；其二是对其日常休闲的作用的考察；其三是对其政治角色的考察。
第一，我强调小商业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没有任何其他店铺能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茶馆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而且还造成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我还指出茶馆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问题，考察茶馆与顾客、茶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分析茶社业行业公会和茶馆工人工会的角色，观察它们是怎样成为地方政府与行业之间、地方政府与工人组织之间的中介。
第二，考察茶馆在人们交往和社区或邻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各种社会集团利用茶馆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他们以茶馆为市场，在那里做大小交易；以茶馆为舞台，提供和得到娱乐。考察不同的社会集团、行业、性别是怎样不同地利用茶馆。
第三，通过分析茶馆里的冲突、控制和权力斗争，揭示社会政治是怎样在茶馆中表现的。国家政治的变化，可以从小小的茶馆中得到仔细的观察。茶馆实际上用作政治舞台，成为国家和地方政治演变的一个风向标。政府关心公共秩序，公布了许多关于茶馆的规章，从茶馆之数量到营业时间、卫生条件、公共行为，都进行了规定。抗战和随后的内战时期，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茶馆为政治目的服务，更使茶馆政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政治的新因素都影响到了茶馆里的日常生活。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恶化，国家日益强化的控制，都反映在茶馆生活中，特别反映在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中。这样，茶馆中的政治成为外面大世界政治变化的集中体现。
进入城市的底层
茶馆研究是认识中国城市的新的着眼点。我近年对城市的研究包括内陆城市、社会底层、街头和邻里、社会生活的基层单位以及公共政治，希望这有助于对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变迁、文化持续性等问题的理解。关于茶馆的研究证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成都文化最明显的展示，20世纪初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导致了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人们公共角色的重塑，以及民众、精英、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和茶馆紧密联系在一起，成都人创造和欣赏其丰富的茶馆文化。城市居民特别是穷人利用茶馆作为其从事商业、娱乐、庆祝等活动。随着社会变化，受到西方影响的社会改良者寻求规范公共空间的使用，民众不得不为维持其对茶馆的使用权进行斗争。
在现存的关于近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精英活动，他们在改良和革命运动中有着显着地位和影响。在20世纪初，当中国城市发生政治演变时，成都与国家政治的联系也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我考察改良和革命怎样把茶馆和民众纳入了其政治轨道，茶馆文化怎样被演变成为茶馆政治，通过考察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精英的冲突，考察精英和民众怎样具有了新公共角色。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虽然茶馆生活继续进行，但茶馆不再仅仅是一个谋生、日常生活、休闲的空间，而成为政治冲突的舞台。民众在茶馆的活动也陷入了地方政治的斗争中。
在中国史领域，焦点基本放在精英思想怎样影响了政治，但茶馆研究为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角度观察社会演变。政治的变化无常导致公共秩序的恶化，影响了邻里和社区的稳定。整个城市性别、阶级、族群间的冲突加剧。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演变使一个相当封闭的区域开放，带来了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辛亥革命后的成都提供了一个政治怎样影响日常生活的极好实例，也显示了大众文化研究中政治问题的重要性。
问题意识
当我们试图对都市大众文化问题进行微观考察时，面临许多困难。一个主要问题是收集和解读资料的困难。我们知道，中国历史是由精英所书写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地方和国家的正统历史中缺席。克服这个缺陷意味着我们应该修正我们过去对史料的认识，进一步开拓新资料。更为困难的是对资料的使用。由于精英是记录者，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民众，但我们所看到的大众和其日常生活是透过了精英的眼睛。怎样处理文字资料成为研究大众文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导致一些学者提出了“庶民能否讲话”的疑问(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17—313) 。虽然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认为必须要以新的思路解读和利用资料。一般说来，我们必须意识到所使用资料的性质，以及使用它们来研究大众文化和下层阶级的局限(参见拙着《街头文化》“导言”部分)。
由此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茶馆的研究面临怎样区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问题。虽然历史学家们都承认两者不同，但对它们的定义却一直存在争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提出大众文化的汉语甚宽，“从民居到大众崇拜，从灌溉技术到皮影戏”。(Johnson，Nathan，and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x)在我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中，所讨论的大众文化是民众所创造的文化。在传统社会，由于缺乏文化交流，文化的区域和地方性十分明显。因此，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经常联系在一起。按照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说法，通俗歌曲可以有三种：一是“由民众谱写而且为民众谱写”，二是“不由民众谱写但为民众谱写”，三是“既不由民众谱写也不为民众谱写，但由于与民众思想和感情接近，而为民众所接受”(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ed. David Fogacs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trans. William Boelh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5)。我的研究焦点是第一类，但是正如H.甘斯(Herbert Gans)所指出的：“许多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比他们的观众受的教育更好。”(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 24) 因此我有时也必须考虑到葛兰西的第二和第三类。
第三个应该强调的问题是，是否地区或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城市和城市生活的一个普遍模式。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城市研究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层次提供个案分析，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成都的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中国城市。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或例外都应该在我们的考虑之内。
我们应该意识到的第四个问题是，对社会最基层单位的研究和进入城市底层的同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将焦点放在城市民众、街头、茶馆，那么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不可避免地纳入我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