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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姜进：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2.中国近现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问题

为什么要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提倡都市大众文化研究？首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国内史学界所忽略的领域。其实大众文化研究在国外自1970年代以来就开始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文学、文化人类学、史学、传媒研究等人文社科领域中的重要方面了。在国外的历史学界，法国年鉴学派提出了从环境、社会、心态全方位研究历史的模式，并针对传统政治史、思想史忽视普通人群的弊病，倡导作为心态史的文化史研究。缘自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对英雄史观的根本立场，其代表作可以追溯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P. Thompson的名着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大众文化自198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欧美史学研究的主流，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我们国内的情况来讲，由历史学界来组织，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都市大众文化，才刚刚开始，但是进展很快。2005年年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发起主办了第一届中国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研讨会；2007年7月，由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研讨会又在成都举行。两次会议都吸引了一批在一线做研究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国内的青年学者；如果顺利的话，第三届将于2009年在武汉举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
其次，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可以说我们试图从都市大众文化角度来重新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当然，我这么说的理论背景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的，就是说知识是被建构起来的，而在这个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有很多权力关系在里面运作。我们的传统史学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套说法，但是这一套说法基本上没有把都市大众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史料、角度和方法论放在里面，产生的是知识分子领导农民革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从都市大众文化的角度去看，能够建构出怎样的中国近现代史呢？当我们把资产阶级的城市和其中的都市人群、社会和文化纳入到研究的视野之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什么新鲜的景象呢？与传统中国近现代史所描绘的图景会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这些新史料和新面相的引进起码会丰富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会带给我们新的启示，或者有颠覆性的作用也未可知。
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用词的问题。为什么是“大众”？我用这个词，其实首先是对英文“popular culture”一词的翻译。popular culture到底怎么翻译，有多种可能：“通俗”、“大众”、“流行”等等。还有一个反翻译的问题，大家要是不知道这是我对popular culture的翻译的话，就会有别的想法。有的朋友就跟我说，大众文化是不是英文的“mass culture”？就是说把“大众”这两个中文字翻译成英文应该怎么说？你可以用“mass culture”，也可以用“popular culture”，还可以用“folk culture”。王笛就说“mass culture”不能用来翻译“大众文化”，因为“mass”牵涉到阶级，更多考虑的是大众和精英的问题。其实每个词背后都有自己的理论背景，不同的学者在不同场合来讨论大众文化的问题都应该对自己的用法有一个界定，而标准的一对一的翻译也许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
更具体地说，我们华东师大的一批同人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来推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内城市大众文化的研究呢，有这样一个考虑，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大陆的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思想史和学术史。熟悉国内的历史学刊物的学者都知道，大多数论文是关于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众文化史的东西很少。传统文化史里面又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儒学的传统，这是我们比较久远的一种传统。一直从古代中国延续到近现代对儒学的反思、疑古运动、新儒学的出现等等，都是在儒学范围里的一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传承。另一个呢，是思想史的新传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的左翼革命文化的传统。这个革命文化的传统基本上也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所领导的一种现代文化运动。如果我们从谁创造了这种文化，谁参与建构了这种文化的角度去看呢，其实它也仍然是一种精英文化史。近年来历史学界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就是社会史的兴盛，在大陆形成了一股新潮，有着名的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的传统，也有岭南学派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岭南学派自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内容与民俗文化多有涉及，主要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和这里面的民俗文化的研究，真正的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还是很欠缺。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推动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因为没有对近现代城市发展的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步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又一波更大规模和深远的城市化转型，这就更需要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城市化的进程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而都市大众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最后，都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也对传统的史学方法论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有知识精英的这么一个背景，受到的教育也都是知识精英的一套话语，很容易从知识精英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大众文化。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立场有所反省，要有意识地将出发点从俯视大众转到自己的研究对象方面去，立足于社会和大众，采纳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大众文化为本来开展研究工作。要研究大众的主体意识和认同，他们对精英文化的态度，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精英文化，从而了解大众和精英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看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么说可能不是太明白，这其实跟一个问题有关系，就是主体问题，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我们不能将其作为客体，作为精英文化的受体来研究。比如说我自己研究的女子越剧，我觉得越剧那些女演员和女观众就是越剧这个大众文化形式的主体，是她们创造了越剧这个大众文化现象。所以我在研究越剧的时候，试图从她们的角度来看问题，把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人身上，看她们是如何在与精英文化的互动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的，而她们的作为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的。
第二个是跨学科研究，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方面，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一定有其社会根源，与社会阶级、阶层的涌动重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总是多方面的，是在特定话语空间中产生的。所以，在研究特定文化现象时，历史学的关怀一定会与文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相交叉。因为，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这种学科的划分应该是我们反思的对象，而不应该是对思想和研究的束缚。桑兵教授在2005年12月的会上一再指出我们分科分得太细，他主要是讲思想史、经济史、政治史，历史学里面的分科太细。实际上，就连历史学、文学、哲学这样的分科，也是一种时代的产物，这是一种知识构建的方法，并不是永恒的。而我们之所以要提倡研究大众文化，正是因为传统的文化史高高在上，基本上无视在社会中众多人群的喜怒哀乐及其在演艺中的表现。而要开拓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要挑战传统的具有精英文化倾向的学科分科，必须要发展新的方法论，新的视角，新的史料，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这就是说，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不能画地为牢，严守学科界限，而是应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并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研究手段来探索问题的新的方法论。
第三个，就要说到性别的角度和女性主义史学。传统史学中的主角都是男性，历史上大多数的精英都是男性，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一个事实，而历史之为男人的历史也似乎成了无可奈何的事情。问题是你怎么来对待这个事实，如果仅仅在传统精英史学的框架下来做理论上的辩驳，就很难有效。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图景充分打开，就会发现传统史学所处理的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活动，而社会史和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最广大的人群，而最广大人口的一半是女性。如果说社会史和大众文化史关怀的是大多数人的历史，那么，这一关怀的一半就应该是对女性历史的关怀。没有对女性生存状况和历史经验的关注，这样的大众文化史研究肯定是做不好的。性别分析和女性主义史学在欧美、台湾、香港、韩国都已经成为历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陆史学界还远未成型。如何研究和理解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在构建文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是大众文化研究中必须正视的课题。
最后，是史料的问题。随着研究方法、角度、目的的变化，史料也会相应的改变，会随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对传统制度史、思想史、政治史所注重的历史文献要有所突破。不是说不要再使用历史文献了，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历史文献一定还是非常重要。但是，其他的史料也要变成合理、合法的历史学的史料，比如说，口述史。口述史可以是一种辅助性的史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口述史得来的史料有它的独立性，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还有，比如说印刷文化，印刷文化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做制度史研究的时候，就是把它当作一种死的文字材料来用，看它是记载了一种什么东西。但是在新的框架之下，我们要看它产生一种什么东西。它并不只有记录的功能，还有一个产生知识的功能。再比如表演的材料，我自己就做戏曲的研究。因为直到1980年代以前，戏曲一直是中国老百姓最重要的娱乐形式。不研究戏曲表演，怎么能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史？所以表演要变成一种史料，包括电影、视觉和声音，我觉得都应该是合理合法的史料。当然，具体应该怎么用？那是我们应该一起去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