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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作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语境分析与内涵再探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47-55页
作者简介：张作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102）
内容提要：柯林武德是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其思想体现出唯心主义、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特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也体现了他的历史哲学是一个自律的思想体系。理解柯林武德的这一命题，不能离开他提出这个命题时所面对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真正意义是，历史学家在考虑历史当事人所处外部环境影响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当事人在其中进行思想活动的历史。
关键词：柯林武德；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史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是20世纪西方哲学史和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历史哲学上，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必须研究人类行动背后的思想，只有思想才构成历史的本质，因此历史(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理解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关键。[1]1946年《历史的观念》出版后，英语世界学者就开始研究与评价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柯林武德历史思想的介绍和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新资料的出现和研究观念的发展，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和探讨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力求在综述以往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评价柯林武德的这一命题。
一、学术界的相关阐释与评价
西方历史学的转型，一般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例外，这一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史学界对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从多方面进行了批判。西方史学界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是在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在历史哲学领域，柯林武德在批判传统史学，捍卫历史学的自主性地位这一学术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外学者对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的阐释及评价，成为我们研究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必要前提。
1946年《历史的观念》面世后，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与评价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笔者下面仅就“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来介绍国外的研究状况。柯林武德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学者们在研究他的历史思想时，发生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者们根据自己对这一命题的不同解读，对柯林武德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既有批评者，也有为柯林武德辩护者。从总体来看，批评者占主导地位。
(一)片面强调理性自觉，忽略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汤因此指出，柯林武德将其看作历史学对象的反思行为，等同于我们有目的地作出的行动。而所谓有目的地作出的行动，除了柯林武德指出的反思行为外，还包括其他种类的行动，如冲动行为和意志行为。这些冲动行为和意志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比柯林武德看作历史学对象的反思行为的影响更大。[2]柴尔德认为，“除了柯林武德看作历史知识唯一对象的思想之外，事件还有其他内在方面：除了思想，还有感觉或感情”[3]哈特更进一步表明，“我意并不在于表明柯林武德有意忽略了人性和历史中的非理性方面。他并没如此。但他明确讨论这些因素时，否定了这些因素。他认为任何现实力量或任何力量，在位居王座的理性面前，都要颤抖”。[4]上述研究者都认为柯林武德将历史过分理性化，忽略甚至否定了其中可能比这更重要的非理性方面。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还有罗伯茨和加德纳。[5]
(二)只适用于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不适用于社会和经济史。鲍曼提出这种批评。[6]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柯林武德因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作用的态度而受到雷涅尔、罗伯茨和格兰特的批评。[7]并非所有柯林武德思想的研究者都否定他对人类行为思想方面的强调。沃尔什为柯林武德所作的辩护是，“说每个行动都有思想的方面，因此所有历史都可以从目的方面来解读是一回事；说所有历史都是理性的，都可以从有目的的思考方面来解读，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8]这样就既维护了柯林武德对思想的强调，也为他开脱了将历史过分理性化的指责。哈里斯针对柯林武德的主张：直到历史学家发现了构成他所研究的个体的思想，历史家的任务才完成，指出“他并没有忽略任何方面。他不能忽略外在方面，因为那是他所要寻找的一切的证据。但唯独这个也并非历史知识的开始，只有当内在经验被认识与理解时，才能获得历史知识”。[9]路易斯·明克指出，“对柯林武德提出他忽略自然事实的疑义，主要是个误解”，“柯林武德的观点很简单：只有在这些自然事实进入人类意识这个意义上，它们才与历史学相关”。[10]上述研究者或者肯定柯林武德强调人类行为思想方面的正当性，或者从反面证明柯林武德并没有忽略物质因素的影响。
(三)只关注个人行动，不关注群体或集体行为。金兹伯格认为柯林武德的“历史学在于发现被解释事件内部的观点，只有针对外交史这样关注个人具体行动的历史学来说，才说得通”，“当应用于大范围的，集体性的相互作用的历史时，例如经济史、语言史或制度史，它就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了”。[11]加德纳、怀特和卡尔[12]也持这种观点。与上述批评观点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柯林武德的理论能够解释集体性的行为与动机。代表人物有多纳根和路易斯·明克。他们在着作或论文中，在承认将柯林武德看作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是广为接受的观点基础上，为柯林武德作出解释。路易斯·明克分析，柯林武德忽视解释社会制度等集体性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只有在这些社会制度进入个人意识的意义上，才与历史解释有关。而柯林武德的绝对假设理论，也指出了个人思想和行动与人类社会制度的联系。[13]
国内学者对柯林武德这一命题涵义的分析与评价较为一致，承认它在批判实证主义史学忽视历史学家主体作用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在柯林武德处理物质与思想、历史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方面，学者们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何兆武认为，物质力量“有如海水之下的冰山，至于思想则不过是水面上浮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顶尖罢了”，“并没有任何理由把历史全部归结为思想史”。[14]对于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的柯林武德将历史归结为思想史，忽视了物质力量的批评，罗冬阳指出物质力量只有通过思想过程才能作用于人的行为，因此物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柯林武德那里并没有被忽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柯林武德作了辩护。[15]
王晴佳认为，柯林武德“根本不承认历史学中存在着主客体”，“把历史思想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既把它看作历史研究的起点，又把它视作历史是否真实的标准”。[16]在柯林武德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方面，田晓文指出，以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的本体论是，“历史进程本身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依赖于人们的思想而存在的，即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思维而存在的”。[17]
二、实证主义传统：“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语境
国内外学者在阐述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时，将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作为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一些学者也忽略了实证主义史学也是柯林武德所面对的史学传统，是他思想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探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时，学者们往往只根据这个命题的字面意义和柯林武德着作中的相关论述，来分析评价。这就将柯林武德思想与影响这种思想形成的史学传统剥离开了。对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解，有利于我们理解柯林武德所隶属的学术环境和话语体系，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他所提出的理论观点。
在《历史的观念》中，柯林武德对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两个界定标准：第一、奉行“事实+规律”的模式，但由于未能收集到概括规律所要求的事实规模，只是将研究工作限于收集和考订事实。按照这个标准，兰克及其追随者们和孔德模式的信奉者们，都可以看作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这是因为， 1.兰克虽然精于史料考证，但这背后是有其神意观念(如实地再现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以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为指导的。但其追随者所能直接继承的只是治史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证这一点。这也是兰克在他的研究班上非常强调的。实证哲学的创立者孔德虽然确定了“事实+规律”的纲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其追随者都只是埋首于纲领的第一部分，而忘却了纲领的第二部分(在考证事实的基础上发现规律，以此来证明历史的统一性) ； 2.无论兰克史学传统还是孔德史学传统，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主要
都是史料考证这一点上，而非发现上帝赋予历史的同一性，或发现历史中的规律。国内外学者对柯林武德提出的这一条衡量标准，都有所关注和评价。但较少关注柯林武德在研究中所应用的另一条衡量实证主义史学的标准即第二、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历史学，以研究自然事实的态度对待历史事件。柯林武德按照这一标准，批评了狄尔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历史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实证主义倾向。柯林武德的这个标准是否合理，我们姑且不论，但这确实是他所应用的。[18]
自然科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科学的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受到全面推崇。在欧洲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人们普遍怀有一种乐观精神，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过去的进步将延伸到无限的未来。“曾经激发了数代人的主导思想就是进步的概念。世界似乎正朝着一个更美好、更文明的状态发展，西欧是慈善的施与者，而世界其它地方则是政治上、技术上的附庸。”[19]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历史学当然也在其影响的范围之内。“19世纪科学对历史解释的第一个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使历史家深刻地认识到研究事物根源的重要性。”[20]
1822年，孔德出版了改组社会的“方案”。这是实证哲学的宪章。孔德改组历史研究的方案是，在政治哲学中腾出形而上学虚构占领的地盘，以便通过观察这个办法，使被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去占领阵地。以孔德为代表的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主要以所谓哲学科学化为目标。实证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由两件事构成：第一个是确定事实，第二个是构成规律。事实是由感知直接确定的。规律是用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在这种影响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它可以称为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21]就认识规律而言，实证主义以经验为中心，对完整规模性的资料的要求，迫使历史学家们必须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第一项任务上：即确定事实。实证主义“对历史纪录的考证和历史材料的积累所给予的推动，它突出地标志着19世纪历史编纂学的特色”。[22]
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更多地是在历史学家的方法论方面。实证主义史学大师兰克并没有写下历史哲学方面的专门着作，但可以从他所写的历史着作中体会到他的历史思想。1824年，兰克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第一次在近代史研究方面实践了批判史料的方法。在兰克的影响下，这种方法成为历史研究的统一学术规范。他提出“历史向来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利益而评判过去，本书并不敢期望这样崇高的职责，它的目的只在于如实直书”。[23]兰克强调通过史料批判方法确定史实，并且要求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要摆脱价值羁绊，在价值观念上保持中立。学术界普遍存在一种对兰克史学的简单化理解，即认为兰克主张，只要通过史料批判确定了事实后，如实地叙述出来，就是历史。这种观点只看到兰克史学的方法论层面，忽视了其历史理论层面。兰克的历史编纂学实践表明：“历史要成为科学必须使知识系统化，即把有关史实纳入年代学系( chronological sequence)中，并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的联系。”[24]在兰克及其学派的努力下，实证主义史学成为19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之一，历史学取也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
由于近代理性精神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家认为，采用“科学的”方法批判史料并合理地将其编排起来就能反映出真实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体现了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因而使人们对实证主义史学家按照理性精神作出的历史解释表示怀疑。柯林武德诘问实证主义史学家：“历史知识是何以可能的? 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历史学家才能够知道，那些现在已超出回忆或重复范围之外，不能成其为知觉对象的那些事实呢? 他们通过假设科学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就排除了提出这个问题的可能性。由于这个错误的相似性假设，他们本以为这样一个问题可以无需回答。但正由于这同一个错误的相似性假设，他们始终误解历史事实的性质。因此他们就以我曾描述过的那些方式，歪曲历史研究的实际工作。”[25]由此可见，柯林武德反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认识历史学，或者将二者进行类比。柯林武德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这种观点，成为他阐释自己的历史理论，维护历史学自主性地位的逻辑起点。
柯林武德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知识是何以可能的?”这个问题对柯林武德来说，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历史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因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不能应用于历史学领域。柯林武德通过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系统地阐明了这一点；二是，历史学家要运用历史学自身特有的方法，来获取历史知识，进而证明历史学的合法性。在阐述这一点时，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备受关注的命题之一。
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真切内涵
柯林武德所面对的史学传统，是注重史料考证批判，强调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理解历史学。在批判实证主义史学的过程中，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学在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方面都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26]那么，又怎么证明历史学也是一门科学呢? 柯林武德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武德认为，“自然过程能被适当地描述为仅仅是事件的序列；但历史的过程不能。它们不是纯粹的事件的过程，而是有个内在方面的行动的过程。这个内在方面由思想过程构成。历史学家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27]他指出自己所作的努力是，“从哲学的角度探究历史学的性质。这种探讨将历史学看作具有自身独特研究对象的、一个特殊的知识类型或形式”。“历史知识是记忆的一个特例。在其中，当前思想的对象，是过去的思想。弥合当前与过去之间鸿沟的办法，不仅要靠当前思想思考过去的能力，而且要靠过去的思想在当前中重新唤醒自己的能力。”[28]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知识之所以成为历史知识，是因为历史事件背后孕育着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能够与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进行双向的互动和问答交流。“历史学家不能仅仅关心事件，而应关心事件背后的思想。因为人只有具有某种思想，才会从事某种行动。思想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正像原因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思想就是原因。只有发现了历史行动的思想，才能说历史地解释了事件。”[29]这样，历史学家就不再是历史资料的机械搬运者，而是历史的积极构建者。
国内外学者在解读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时，承认柯林武德强调历史学家主体性的积极意义。同时，他们对柯林武德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片面强调思想因素的作用，否认物质因素的作用。
柯林武德对社会、自然环境因素作用的观点，也就是关于物质与思想关系的观点，是他受到批评的重要原因。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但他并没有否认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学者们在从这方面评价柯林武德时，往往在分析了这个命题的意义后，就将柯林武德思想定性为唯心主义的。但这种分析思路，只告诉了我们“是什么”，而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换句话说，这只告诉我们柯林武德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而没有给我们支持这个论点的充足论据和合理论证。
在柯林武德所处的时代，自然进化观念盛行，学者们倾向于以认识自然过程的方式来认识历史过程。柯林武德认为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还需进一步考察再下判断。柯林武德将这种倾向称为历史自然主义(Historical Naturalism) ，其主要含义是：自然科学的地位是优先于历史学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是优先于历史学的对象(反思的行动)的，因而历史学应从外部自然条件方面对历史作出解释。柯林武德对这种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柯林武德并不认为人类活动不受其所处的物质环境的影响。
柯林武德认为，外部物质环境对人类活动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是一贯的和持续的，因而只从外部物质环境方面也不能对历史事件作出有效解释。在解释历史事件时，重要的与其说是外部物质环境，不如说是人类对外部物质环境的态度，因为人类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如果舍弃对人类活动的研究，而从外部物质环境方面去解释人类历史，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柯林武德也注意到了历史过程中物质因素的作用。这可以从他分析爪哇农业种植中存在的传统思想上看出。爪哇人认为，女人可以生育、繁殖后代，所以由女人来负责农业生产，农作物就会获得丰收；而由男人种植则不会。柯林武德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农作物的生长方式，能否丰产，是不受耕种者性别影响的”，“自然是按照非个人的和不变的法则发展的”。[30]这个分析表明柯林武德认识到，自然事物是有其生长规律的，农作物的丰收歉收与农业耕作者的性别是无关的。
在具体的历史写作过程中，柯林武德也注意到了物质因素的作用。柯林武德在分析公元4世纪末期不列颠频繁的农民起义出现的原因时发现，记录不列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文献特别匮乏。由于考古证据证明高卢与不列颠的社会状况是相似的，柯林武德提出利用记录高卢社会状况的文献来阐明不列颠出现农民起义的原因。柯林武德指出：“相同的法律和行政制度，相同的乡村贫富分化，相同的蛮族入侵，也困扰着公元4世纪末期的不列颠。原因是相同的，那毫无疑问结果也是相同的。狄奥多修斯( Theodosius)在不列颠看见的流浪群体，包括大量巴考底帮(Bacaudae) 。[31]但是每个成为起义者的农民，就不再是生产者了。”[32]柯林武德通过比较法，从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方面分析了农民起义出现的原因。
柯林武德认为物质因素对人类活动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不是简单、一贯的因果决定关系。柯林武德明确表示：“我也不怀疑物质环境对人类的纯粹生理方面影响，同时也伴随着对人类感情与嗜好的影响⋯⋯正是根据这些事例，我们必须批判的是，关于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影响’这种十分常见的观点。不是这样的自然(这里的自然意味着自然环境)本身，调配人类的能量在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正是人类凭其进取心、心灵手巧和创新性，或者在缺乏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创造了自然。”[33]人在自然面前是积极、主动的，不是消极、被动的。因此，只从外部物质环境对人类历史进行说明，就是说不通的了，因为这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人不仅是外部物质环境中积极的行为主体，也是外部环境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的一个媒介。柯林武德指出：“像地理、气候这样的物质条件，以自然科学可以说明的方式，当然对人类有直接和即刻的影响。但这只是在人类作为一个生理的与生理—心理的生物体的条件下说得通，在人类思想使人成为一个历史个体的状况下则说不通。当说这些物质条件影响人类历史时，不是指它们直接影响人类历史。这里的意思是指，它们通过人类的思想与行动这个媒介影响人类历史。”[34]这表明，物质环境对人类有影响，必须通过人的思想这个媒介才能作用于人类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并没有忽略物质因素的作用。
柯林武德既然注意到并且也承认了历史过程中物质因素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仍将他看作唯心主义者呢?[35]这是由于柯林武德在物质与思想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在任何历史阶段，人类都认为自己在与自然打交道。我们所说的人与之打交道的自然，不是自然本身，而总是他所构想的历史中的自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无论何处出现被称作自然的东西，这个名称不代表自然本身，而代表人关于自然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去思考的话，历史学就忘记了它已经取得的独立地位，而退回到自然科学学徒的古老状态上去了。”[36]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是反思的行动。反思的行动是“被称作人类的动物做出的行动；是指这个词为人熟悉但较狭义上的用法，即它们是理性的个体在追求由自身的理性所决定的目的时，做出的行动”。[37]只有外部物质环境的变化成为人类思想的对象时，才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因而柯林武德在讨论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时，认为“环境的特点决定处于这种环境中的文明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并不是环境本身所具有的，而是由它们所决定的人类行为施加在环境上的：说大海适于航行，就是在表明水手的航海术；说土地丰产，就是在表明农民的农业种植技术；说群山可以穿越，就是在表明探险者的探路经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38]按柯林武德的上述主张，历史学家只要研究水手的航海术、农民的农业种植技术和探险者的探路经验就够了，而不需要考虑大海、土地和山峰等外部物质因素。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柯林武德的这种观点。一方面，柯林武德确实认识到了外部物质因素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探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时，柯林武德却又抛开了外部物质因素，将人类的思想置于至尊的地位。依柯林武德这种观点，不是物质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物质了。
因此，笔者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真切内涵是，历史学家在考虑历史当事人所处外部环境影响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当事人在其中进行的思想活动的历史。我们在上面阐明了柯林武德注意到历史中物质因素的影响和强调历史学家主体性的积极的一面，也分析了他片面夸大思想因素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柯林武德的历史理论是一个自律的思想体系，我们应历史地去理解和评价它。我们在理解“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时，要考虑到柯林武德是在实证主义史学话语系统内部阐述这个命题的。柯林武德在批判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内容就是纯粹的思想。柯林武德认识到了物质因素的作用，却将这种作用完全置于思想的支配之下。柯林武德批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迷信史料的倾向，强调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是我们应该肯定的。柯林武德《史学原理》遗稿的发现和部分手稿资料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研究柯林武德历史思想的视角。就“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来说，除了本文所探讨的柯林武德对社会物质因素影响的观点以外，他对历史认识中理性与情感、个人与社会、思想与语言之间关系的看法，都是值得进行研究的。
注释：
[1]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和《自然的观念》，是在他死后由诺克斯编辑出版的。1994 年，柯林武德的研究者杜森(Van derDussen)重新编辑出版了《历史的观念》。1999年，德雷(W. H. Dray)和杜森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中被发现的未完成的《史学原理》手稿和其他历史哲学手稿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史学原理以及其他历史哲学着述》。杜森编辑的《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中译本即将出版。而德雷和杜森编辑的《史学原理以及其他历史哲学着述》，也将以《史学原理》为名译出。分别是：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6； R. 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s. W. H. Dray and W. J. van derDussen， New York： Oxford Uni2versity Press， 1999. 已有中译本的为，《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A. J. Toynbee， “R. G. Collingwood’s View of the Historians Relation to the Objects that he Studies”， in A Study of History， Vol. 9，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720 - 721.
[3]A. Child， “History as imitation”，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 (1952) ， p. 200.
[4]J. N. Harrt， “Metaphysic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Collingwood’s Account of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s”，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33 (1953) ， p. 209.
[5]T. A. Roberts， History and Christian Apologetic，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60， p. 13； P.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49.
[6]B. Baumann， Imaginative Participation： The Career of an Organizing Concept in a Multidisciplinary Contex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5， p. 131.
[7]G. J. Renier， History： Its Purpose and Metho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0， p. 45； T. A. Roberts， History and Christian Apologetic， p. 13； C. K. Grant，“C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1 (1957) ， p. 69.
[8]W. H. Walsh， “R. G.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Philosophy 22 (1947)， p.155.
[9]E. E. Harris， “C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y”，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 (1957)， p. 40.
[10]Louis O. Mink， M 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Bloomington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71 - 172.
[11]M. Ginsberg， “The Character of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 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21 (1947)， p. 70.
[12]P.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 49； M. Whit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 led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 148； E. H. Carr， W hat is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 65.
[13]A. Donagan，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06； Louis O.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pp. 174 – 178； Louis O. Mink， “Collingwood’s
Historicism： A Dialectic of Process” ， in Michael， Krausz， ed. ，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 163.
[14]何兆武：《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历史的观念〉译序》，商务印书馆2003版，第42页。
[15]罗冬阳：《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发展简论》，《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3期，第132页。
[16]王晴佳：《思想之树常青———评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读书》1987年第2期，第5、7页。
[17]田晓文：《“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87页。
[18]关于柯林武德所理解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缺陷和对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系统分析这两个问题，参见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9—460页。
[19]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649页。
[20]汤普森：《历史着作史》第四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07页。
[21]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6 - 127.
[22]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23]John Barker， The Superhistoria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2， p. 151.
[24]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第443页。
[25]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 133.
[26]R. G. Collingwood， “The Nature and Aims of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R. G. Collingwood，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pp. 45 - 46. ；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 214.
[27]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 215.
[28]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 7， 294.
[29]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页。
[30]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97.
[31]巴考底帮(Bacaudae) ，是古罗马时期高卢地区对农民起义的称呼，是指塔拉戈纳、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地区以及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地区的农民起义团伙。柯林武德在此用巴考底帮，泛指古罗马时期不列颠地区的农民起义。
[32]R. G. Collingwood & J. N. L. Myres， Rom 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p.304.
[33]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93.
[34]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109.
[35]柯林武德是个唯心主义者，是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柯林武德思想中所取得的共识。但这种共识并不是在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而是各自在自身的学术传统、话语系统内部独立研究得出的。国内学者得出这种结论，主要是通过分析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但在分析过程中存在以字面意义解释命题、以观点剪裁史料的现象，并没有全面、深入地挖掘这个命题的内涵。而且，从所利用的资料来看，只凭《历史的观念》来阐述柯林武德的思想也略显单薄。国外研究者将柯林武德看作一个唯心主义者，是通过分析《历史的观念》、《史学原理》等着作以及部分手稿，得出这个结论的。从资料的获取和利用来看，国外学者要比国内学者充分、全面。但国外学者的学术思想大多是以鲜明的个性为特征的，每位学者的思想都有鲜明的个人印记，没有相对统一的指导理论或思想。这使国外学者在分析柯林武德的历史理论时，虽然都会赞同柯林武德是个唯心主义者这个结论，但分析思路却是多样的。
[36]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98.
[37]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46.
[38]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