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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梁景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西方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回应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西方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回应梁景和
五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绩，这主要体现在对精英思想的研究上。几十年来，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时至今日，我们不能回避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碰撞和挑战。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西方思想理论与方法的挑战。
后现代等西方理论传入中国后，首先在中国的建筑、美术界等领域得到回应，接着又在文学领域得到强烈反响，这可能与这些领域注重感性等学科特点有关。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也有广泛的影响，这与这些学科本来就是从国外引进的有一定关系。而近些年来才开始影响哲学界和史学界，之所以很晚才影响到史学界，这恐怕与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学科发展比较成熟，不易被舶来品轻易摇撼有关。后现代理论对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的影响比较大，对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影响相对小一些。然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科学研究不能不对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给予必要的回应。我想这种回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可轻易的全面承受。九十年代以后，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艺术与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把先锋文化与学术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似乎形成了中国的“后学”，出现了“争后恐先”的局面。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文化潮流，有人审慎地认为，向着现代化目标前进的当代中国没有必要或者还没有条件吸纳和运用后现代理论。这样的思考，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代化是我们今天的主流话语，甚至已经成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放弃现代化的目标，回避现代化的基本任务，而强求全面进入后现代，全盘后现代化，不但我们“善良的愿望”不能实现，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社会还将陷于瘫痪，现代化的地基还未夯实，就超然冒进，现代化的前途就将毁于一旦。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对后现代斑驳陆离的理论形态应当有一个基本认识，视而不见不可取，回避拒绝也不足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这样。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当今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目的和任务：其目的应当是挖掘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思想宝藏，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或现代化建设服务；其任务应当是探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总体特征，发展脉落，进步意义及其精华之所在以及相对应的或相反的其他特征。既然如此，对后现代理论，我们就不可轻易的全面承受，特别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历史观更要谨慎的对待。我们看到，后现代的历史观对历史的理性、历史的总体性、历史的主体性、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进步性给予了反现代的颠覆性否定，我们如果运用这样的历史观来观察、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那末真理、正义、进步、规律就会被吞噬，一切都变成了虚无，我们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就不能实现。
其二，要吸纳合理的思想因素。后现代理论如此警觉和火暴地被文化学术界所关注并拿来运用，使我们不能不对其内在的对我们现实社会有益的因素加以认真地思索。任何理论，它的主旨和因素之间都是紧合同时又是可以分解的，是一种矛盾的统一。所以，我们对待任何理论都应当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善于发现其中的合理内核，采取拿来主义的立场。后现代理论虽然是一种很难概括和捋清的“主义”，并且问题成堆，但是，后现代理论有没有一些有益于我们当今文化和学术发展的思想因素呢？是有的。这主要体现在它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和它主张的多元化、差异性、平等性以及重视当代人的切身感受的话语等等。这些思想因素无疑是有益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益于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的。对于我们以往思想史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要用一种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去反思，还要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善待。批判和怀疑的既有他人也有自己，宽容和善待的既有自己也有他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者是平等的，研究对象是平等的，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中，都没有霸权可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难点在它的差异性和多元化上。差异性和多元化又具有统一性，那就是差异体现了多元，多元包含着差异。这种差异和多元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相当的困难，这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也是我们开阔研究视域得到的课题，这就使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了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的可能。
其三，应有开阔的研究视域。差异性和多元化为我们拓开了思考的空间和视野。新时期以来，文化史和社会史能以崭新的姿态立足于史学界，并得到学术界的青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能够眼睛向下，把民众作为对象纳入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使史学更贴近民众，与民众息息相关，史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那末，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是否也有个开拓视野，眼睛向下的问题呢？这首先要解决什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问题。从我们以往的研究看，我们在思想史中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精英人物，而且都是非常典型的有历史影响和地位的精英人物。当然，这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将永远如此。那末，思想史的研究能否纳入民众的思想意识呢？恐怕看法不一定一致，即便认为可以纳入民众的思想意识，也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民众中有什么人能有思想家的思想呢？如果没有，那末，民众的思想是怎样的一个形态呢？民众的思想资料在哪里？我们又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呢？这的确是比较棘手的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困难。有一点我们首先应当确认，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不是分离的，应当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具体说来，精英思想是从前人、从同时代人、从社会生活中获取思想资源的。从同时代人和从社会生活中获取思想资源也可能就是从民众中获取思想资源。民众思想可能构不理论体系，但它仍是精英思想取之不尽的源泉。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精英思想又是如何扩散、渗透和影响广大民众的。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互动关系，把民众的思想意识纳入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是可以成立的。这也是我们开拓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
其四，研究民众思想意识的方法。研究精英思想，可借助于比较完整的文献资料。研究民众的思想意识，即便借助多种文献资料，甚至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文本，我们还会感到有资料不足的问题。西方史学界由于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注重差异和个体感受，所以对普通人的个体历史有所关注，并运用口述史学的方法，通过采访直接获取资料，以弥补文献资料的匮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借鉴这样的方法。它其实就是田野调查法，即实地调查法，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方法之一，也是收集资料的基本方法。现今文化史、社会史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这样的方法，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运用这样的方法研究思想史，恐怕要比研究文化史和社会史艰难得多。陈述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显然容易些，陈述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显然困难些，不但对普通人如此，对精英人物也是如此。这就给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如何运用田野调查法提出了又一个难题：即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呢，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要考虑到几个方面：第一，选择层次较高的民众。民众是非常广泛的多层次的群体，那末选择文化层次较高的民众要比低文化水平的民众更容易采访。在这个层次中选择善于表述、赋予同情和理解、有是非观念、接近或喜欢历史专业的个体更为合适。第二，对采访的对象，采取长时段的接触、观察和随意地交流沟通，从而深刻地感悟他的精神世界，比生硬的直接采访的效果要理想得多。第三，要选择非常具体的研究民众思想的一个主题，可以集中围绕这个主题进行采录，同时兼及关注其他相关问题，为下一步的工作作些铺垫。其实，要准备的工作很多，要做的事也很复杂，可见，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劳作，甚至比甘坐冷板凳还要艰苦的多。
（资料来源：《新哲学》第一辑，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