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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珊：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的中国声音

作者简介：李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京)2015年第5期 第97-116页
内容提要：
《北华捷报》是由英商创办的一份重要的近代在华西文报纸，其初衷是服务在沪外侨，开拓中国市场。由于与英国在华外交机构及租界当局关系密切，该报在来华西人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不仅西方人多在该报发表西人对华观感，关注中外情势的中国人对之也十分重视。自太平军投书该报批评列强助剿政策开始，中国人即在该报发表文章，在一些涉华问题上与西方人进行论辩。本文尝试以关键词检索的方式，对晚清时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基本情况做一总体考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多与中外关系有关，西学东渐、传教问题以及中国治权等问题皆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争。对这些文章及其引发的反响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北华捷报》，它并非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亲自用英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 键 词：《北华捷报》/晚清/近代报刊/辜鸿铭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以语言的交流互动为中心”(08JJD770090)的中期成果之一。
《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是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近代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在华英文报纸之一。①1850年8月3日由英商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②，其创刊初衷是为上海外侨服务，并使其母国——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注上海乃至中国内陆的广阔市场。该报创刊号的《告公众书》呼吁道：“在如今我们所处的起点之上，我们大部分奋发的外来者应当习惯于唤起国内与这个广大帝国开拓商贸、密切政治联系的热情。如果可能，使人们彻底地、根深蒂固地确信，这个庞大帝国潜在而令人震惊的资源对于大不列颠以及整个文明世界的重要性，而不是公众意识中的一个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间歇性的兴趣。”③《北华捷报》与上海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并被指定为发布英国驻沪领署及首席商务监督公署、英国驻中国与日本最高法院及英国公使馆的各项文告的机关。④由于《北华捷报》对太平天国及小刀会起义的详细报道，以及在太平军兵临城下时该报维护在华西人利益，主张联合清政府镇压起义的呼吁，使其赢得上海外侨圈的好感与信任。⑤在上海外侨中，该报素有“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之称。⑥
自创办之初，《北华捷报》的影响便不限于在华外国人社会。在第二期《北华捷报》上刊载了一份上海官府发布的告示，内称近日来自闽粤等地的流氓敲诈勒索钱财之事时有发生，故而训令闽粤籍有正式职业之人去相关衙门登记注册。⑦这份告示出自官府，训令对象也并非外国人。尽管无法确定《北华捷报》刊登这份告示是出于自愿还是官府的要求，但至少可以判断，早在创刊之初，《北华捷报》的读者中应当有掌握英文的中国人。此外，中国人亦有充当《北华捷报》通讯员的情况。1860年9月29日的《北华捷报》上就出现了一篇题为“来自一位中国的通讯员”的报道，其中讲述了英法联军占领之下的天津的情形。⑧1861年的《北华捷报》中有8篇署名为“我们的中国通讯员”的报道，内容主要是上海地方政府对周边太平军的应对、英法联军在北方的活动，以及从北京传来的有关清廷的消息。19世纪80年代，署名“中国通讯员”的新闻又有所增加，其报道内容主要是各埠新闻，这表明《北华捷报》开始有意识地在更广泛的地区雇佣中国人充当通讯员。
更为重要的是，《北华捷报》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列强官方决策及其民间舆论的一个窗口。戈公振先生曾指出：“字林报为纯粹英国式之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之喉舌，故在社会上颇占势力。其立论常与华人意志相反，故注意外事之华人多阅之。”⑨检视晚清时期的《北华捷报》便可发现，在这个以在华西人为主的舆论空间中，中国人并不仅仅是被西方人观察与言说的对象，他们也曾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尤其在该报的“读者来信”(Correspondence)栏目中，不时刊登有以中国人的名义署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多样，但主旨都在表达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晚清时期几乎没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英文刊物⑩，因此投书《北华捷报》无疑是中国人直接与西方对话的有效途径之一，而这些文章确曾引起该报西方读者的关注。(11)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晚清时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现象做一初步探究，并着重考察该报“读者来信”栏目中几次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争论(12)，探析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中发出的声音及由此引发的中西互动，以期丰富我们对《北华捷报》的认识，并为理解晚清中西关系提供一些新的线索。(13)
一、最早的中国声音——太平军《苏州来鸿》
最早在《北华捷报》上发出声音的中国人当属太平军。除《北华捷报》译录的太平军文告外，太平军还主动通过该报向列强及外国侨民阐明主张。1861年7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封忠王李秀成写给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的信，后者在1861年2月26日被洪秀全任命为洋务丞相(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14)从篇首所注“以下这封书信从收信人处得来”字样可知，此信系罗孝全转给《北华捷报》的。李秀成在这封信中声称自己无法及时了解天京的情况，故而向罗孝全询问外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以前我们在一处时，曾经讨论过给列国及他们的君主写一封信，内容是国家间的国际交往以及我国和他们的国家的深入了解。在我率军离开后，我相信老师一定依计翻译并发出了这份文件。如今已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列国的答复应该早已到达了天京，因此我特撰写并发出此件，要求如果收到这些文件的话，将其译为中文，立即将他们寄给我，以便使我知道此事的结果，以免令我挂虑。”(15)李秀成还在这封信中向罗孝全讲述了自己领兵征战的情况，提到其时他正在湖北兴国州。(16)
太平天国第一次进攻上海前后，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李秀成曾于1860年6月24日致函英国驻华全权公使，7月10日又致函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列强表达善意。但是，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于7月31日训令英国驻沪领事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不能同苏州“叛军”保持书信往来，拒绝接收太平军信件。(17)这意味着太平军很难从官方渠道与西方列强当局沟通，这恐怕是罗孝全将李秀成给他的信件寄往《北华捷报》的主要原因。(18)
1863年2月21日，3月7日、21日，5月23日，7月11日，8月22日，《北华捷报》以《苏州来鸿》(A Voice from Soo-Chow)为题(19)刊登了太平军的6封来信。这些信件的作者自称“天王最早的信徒之一”，“而且同他一样，也曾有机会受过传教士的教育”。在前三次投书中，他大力宣传太平军在太仓、嘉定等地战胜“常胜军”和“常捷军”的神勇表现，指责英国“助剿”政策有违正义，“自然，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并且表明他们有能力制服压迫者的时候，正是这样的人民而不是他们的暴君，应该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他将英法联合起来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的原因归结为他们对于太平军的错误印象。这正是促使他投书《北华捷报》的主要原因。他希望号称“公正而非中立”的《北华捷报》能够转载他的来信，以此来树立太平军的正面形象。(20)
尽管刊发了太平军的三次投书，但支持干预政策的《北华捷报》在配发的评论中坚持认为，英法越出与太平军所划的上海方圆30英里的界限肃清太平军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时，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和阿思本(Sherard Osborn)领衔筹建英中联合舰队(Anglo-Chinese Flotilla)一事，正在英国国会引起争议。(21)《北华捷报》则认为英国应当派遣军队镇压太平军，并信心满满地表示：“只要有几团锡克兵和俾路支兵，加上一种优良的炮车，然后在得用的地方又有炮舰的支持，我军便可横行全国。”(22)他们毫不讳言，英国的军事行动将有利于确立英国对清政府的支配地位。
1863年3月以后，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在法国常捷军的协助下攻克富阳，又在太平军内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攻占杭州，形势对两线作战的太平军更加不利。(23)这位太平军作者又在1863年7月11日和8月22日两次投书《北华捷报》。在7月11日的信中，他表示：“我们胜利的时日已经一去不返了，我的声音一定是充满哀痛的，我们的阵营里有叛徒，天王为儿女们的弱点而伤心。”(24)8月22日的信中，他又阐述了自己关于太平军应该放弃苏州北上的主张，并希望不久前归降太平军的前“常胜军”统帅白齐文(Burgevine)也能做出这样的进军决策。(25)
二、从检索结果看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的发文情况
如果说，《苏州来鸿》是太平军向“洋兄弟”所做的一次不算成功的政治宣传，那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北华捷报》中来自中国人的声音则逐渐增多，而其所关涉的内容也反映出中西交往的更多面向。然而，《北华捷报》卷帙浩繁，很难在短时间内对所有期数进行逐一爬梳。为了能够较全面地了解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情况，笔者以“中国人”(Chinese)作为关键词，检索1850年至1911年间的《北华捷报》上作者署名中包含此字段的文章，并将所得的结果列为表1：
由于报纸是具有时效性的新闻媒介，中国人投书《北华捷报》的动机往往是由某个具体的事件引发，因而这些以“中国人”署名的文章所涉及的主题也显得较为零散。不过，结合表1，以及笔者目前所见的其他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文章，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有关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及华人在其中的权益。在《北华捷报》的“读者来信”中经常有租界内的华人对工部局发表不满意见的文章。他们认为与在沪西人相比，租界中的华人所缴纳的税款与他们所享受的权益不成正比。针对有的西方人认为“租界是专门为外国人划分出来的，如果中国人想要在其中居住，他们便必须对工部局唯命是从”，中国人在该报予以回击道：“如果外国人起初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做生意和发财，而是为了玩乐和休闲，这种说法倒站得住脚。”(26)又如，1896年12月31日的《北华捷报》上刊登了一封自称“一位中国居民”(A Chinese Resident)的来信，信中对工部局将对界内华人增税的消息表示抗议。(27)同时，租界内的华人也通过《北华捷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例如，义和团运动期间，该报刊登一封中国读者的来信中便建议：鉴于租界没有保护中国妇幼的举措，希望工部局成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武装。(28)1910年东北鼠疫肆虐，署名为“一位中国居民”的读者便通过《北华捷报》向工部局提出建议：聘请有能力的中国医生与工部局卫生官员合作进行检疫；与租界中的华人领袖合作建立隔离医院。(29)从这些文章可以推断，投书《北华捷报》的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上海租界中的居民，而《北华捷报》则是他们表达主张、维护权益的重要渠道。
二、在涉及晚清政治外交的大事发生时，往往能看到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之时，便有一位署名W.K.T的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撰文驳斥日本人诚(Makoto)发表在该报的观点。(30)中法战争之际，有一位署名“一个来自南京的翰林”(A Graduate of Nanking)的人致信《北华捷报》，激烈批评法军在越南北圻的行径。文章假托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之名致信法国将领孤拔，回应了法军进攻中国的威胁，表达了中国人取得胜利的勇气和信心。(31)又如，义和团运动期间，《北华捷报》刊登了署名“一个忠诚的中国人”(A Loyal Chinese)所撰文章《一个新的皇帝》(A New Emperor)。作者在文章中表示：“用一个新的皇帝取代光绪将会迫使整个国家起来造反。废黜光绪正合太后和她的心腹们的心意。”(32)
三、华洋关系是投书《北华捷报》的中国人关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1885年10月16日，颜永京(33)致信《字林西报》(转载于10月21日的《北华捷报》)，投诉在他和家人在康科迪亚(Concordia)俱乐部听音乐会时，一个外国人数次用脚踢他的儿子并揪其辫子的无礼行为。(34)数日后，又有人投书《北华捷报》，叙述自己某夜乘坐黄包车时目睹一个外国人用拐杖殴打黄包车夫，并由此质疑外国人的此类行为是否符合所谓“模范租界”的称号。(35)
四、中国人投书《北华捷报》的目的不仅仅表达不满或反驳外国人的观点，也有友好地交流或表达感谢的情况。例如，1872年12月19日，《北华捷报》刊登了美国康涅狄格州教育总监诺斯拉普(B.G.Northrop)鼓励当地学校接收中国留美幼童使团的公开信，留美幼童使团的回信亦随之刊出。在这封由陈兰彬、郑衡生、容闳等人署名的信件中，留美幼童使团对诺斯拉普美国公众对使团的热烈欢迎和帮助表示感谢。(36)在1901年9月4日的《北华捷报》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一位中国人对该报呼吁读者关注长江洪水的做法表示感谢。他写道：“有一点我十分肯定：外国人出于仁慈和善心的举动是种子，在中国人心中的某一处生根发芽，未来将会长成感恩之树，而不像有的外国人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是出了名的忘恩负义。”(37)
随着《北华捷报》内容的不断丰富，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新闻报道及言论愈益受到中外人士的关注。自19世纪70年代起，《北华捷报》上以中国人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开始大量出现。这些文章往往是为了回应《北华捷报》或《字林西报》上西方人的某个涉及中西关系的观点所发的议论。它们常常被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刊载在《北华捷报》上，引起该报西方读者的重视。下面，本文拟对三次较有代表性的争论做一考察。
三、关于“如何教育中国人”的讨论
1871年9、10月间，《北华捷报》出现了关于如何教育中国人、向中国人普及西方知识的讨论，一位自称“一个说英文的中国人”(An English-Speaking Chinese)的人也参与其中。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他所撰写的文章《用英语教学的学堂》(English-Teaching Schools)当属太平军之外中国人最早在《北华捷报》上发出声音。
1871年9月1日，《北华捷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教育中国人之法》(Methods of Educating the Chinese，以下简称《教育》)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讨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应当采用何种语言作为媒介。作者首先指出，在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个‘居中之王国’(the Middle Kingdom)智识上的黑暗被驱散之前，这个国家大规模地开放对外交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进一步说：“在为此作出任何努力之初，最大的难题是，哪门语言是可以让中国得到最好教导的媒介?”(38)
作者指出，就语言工具而言，西方人在向中国人传授西学知识时存在着两种方法：一是中国人放弃自己的语言去学习西方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二是少数有能力的西人先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学。
他从教会学校和留学西方的中国人两方面分析了第一种方法的不足。他认为，教会学校的中国人只是学到了英语和科学知识的皮毛；而由于忽视中文教育，那些曾留学西方的中国人传授西学知识的能力远不及精通汉语的外国人，他们在各个口岸用自己掌握的英语牟利。相反，他认为尽管以中文来传授西学知识这项工作刚刚起步，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他说道：“士大夫们将中译的西书抢购一空。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出版的书先暂且不论，像合信(Hobson)、伟烈亚力(Wylie)、慕维廉(Murihead)、艾约瑟(Edkins)及其他一些人翻译科学书籍的工作，大部分都非常成功。中国学者很容易理解并认同了他们所使用的术语，这些书在知识阶层中闻名并得到赞赏，这让译者们感到自己的辛劳得到了回报。”他还主张教会学校强化世俗教育，“他们应当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建立语言学堂以及翻译用于这些学堂之中的有用的常识教科书上。基督教义在这些学校中的地位，应当相类于它在欧洲各国大部分学校里的地位。我们认为传教士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将远远大于迄今为止他们所做到的。”(39)
《教育》一文关于教会学校应当注重世俗教育而淡化宗教学习的主张，引起了部分读者的不满。一篇署名E.W.S.的文章认为没有必要对两种传播西学的方法厚此薄彼。他指出，传教士是“宗教导师”(religious teacher)，如果他们成为“世俗教员”(secular instructor)，便偏离了上帝选择他们的目的。同时，对于受英文教育的中国人只会充当商人、买办而赚钱牟利的指责，E.W.S.则表示这显得过于苛责，因为即便是学习过那些知识的西方人也可能成为商人。(40)
在E.W.S.看来，无论以汉语还是英语传授西学知识，抑或将有前途的年轻人送往英美学习，这些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并且是互补的。他说道：“我诚挚地相信，(就像在印度那样)轮船、铁路以及电报(更何况还有煤矿)将会给这里带来好处——我代表所有的新教传教士说话——我们首先将献身于中国人道德的、(同时也是)智识上的发展，我们自认为正在通过这种方式，与传授物质财富的教员们进行着最有效的合作。”(41)
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数周，《北华捷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又刊出了一篇名为《用英语教学的学堂》的来信，作者自称是“一个说英文的中国人”。他表示，自己赞同《教育》一文的观点，认为汉语更适合作为传播西学的媒介，但自己对该文作者的一些论据有不同看法：
首先，与E.W.S.一样，对于《教育》一文中对教会传播西学不力的指责，“一个说英文的中国人”并不认同。他写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们被选派的目的，是培养基督徒、为设立教堂奠定基础、延揽受过训练的老师、传道者及牧师。”至于教会学校，他则认为：“这些学校的正当性问题，在于他们推动传教事业的相对优势，而与科学无关。”(42)
其次，针对《教育》一文对留洋学生未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作用的批评，“一个说英文的中国人”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据我所知，在传教士赞助下出国的迄今只有七个人。他们中的两人从大学毕业，还有一个从爱丁堡的医学院毕业；其余的人在一到三年后回国，这么短的时间仅仅够他们掌握语言，两人为教会服务，两人在做了几年类似的工作后，从事了世俗职业。……如果说他们没有在你所强调的那些部门造福国家的话，他们在其他职业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使他们的资助人感到失望。”(43)他所提到的这七人中应当包括容闳、黄胜、黄宽等。这三人是澳门马礼逊学堂(后迁至香港)的学生，1847年初他们三人得到西人资助，由校长布朗带往美国留学。(44)其中，黄宽在1850年从纽约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毕业后，远赴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是中国留学欧洲学习医科的第一人。(45)
这位“说英文的中国人”似乎十分在意《教育》一文中有关留学生汉语水平的质疑。他写道：“他们的中文教育，的确与他们的学历不相称，但这并不可鄙；而且，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外国汉学家也借助于此)，他们的能力并非无法胜任做出科学准确的翻译的任务，这比起自己写作还是容易些。”至于留洋学生们无法从事译介西学工作的原因，他认为“其他的任务使他们无暇他顾，并且他们的处境使他们无法自由地追求文学”。为了证明留学生翻译西书的水平受到认可，他还举例道：“当丁抚台决定建立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时，曾命负责的姓冯的官员延请他们中的一位，但是后者不得不因薪水太少而拒绝了邀请——给他的说法是，作为中国人，巡抚无法准许他所领的薪水多于其他同胞。”(46)
笔者根据上文推测这位“说英文的中国人”可能是黄胜。(47)理由有二：其一，前引文中有关留学生可以在学者的帮助下翻译书籍，与黄胜翻译《火器略说》并由王韬修改润饰的情形颇类似(48)；其二，江苏巡抚丁日昌曾邀请黄胜前去襄助他办理洋务(49)，而其所说的冯姓官员当指江南制造总局译书局总办之一冯焌光。(50)“说英文的中国人”对丁日昌延请黄胜一事的细节如此清楚，让人不由得怀疑他便是黄胜本人。
《教育》一文的作者与E.W.S.争论的焦点本是如何传播西学，但“说英文的中国人”则着重驳斥了对于留西学生只重追逐利益而忽视传播西学的说法。这样的批评在近代中国并不少见。傅兰雅曾言：“但见出洋个人，所得才能甚大，几同于西人，至回国时，则不想传授同邦，惟以所学者为资本，赖以致富。”(51)“说英文的中国人”则告诉读者，早期留洋学生回国后没有从事传播西学的工作，实非不愿，而是有现实因素的制约。姑且不论其理由是否成立，但“说英文的中国人”的文章至少表明，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便在西人所办报纸上主动发声，为自己正名。
四、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教问题的论争
传教问题是近代中外关系的争议所在，中国人亦通过投书《北华捷报》的方式向在华西人阐述了自己的主张。1874年4月，一位名叫Ch’ih Tao Ten(52)的中国人投书《字林西报》，提出解决来华传教士与中国人矛盾冲突的方案，题为《中国人眼中的传教问题》(The Missionary Question from a Chinese Point of View)，引来一场不小的争论。
Ch’ih Tao Ten在信中指出，自1860年以来，中国对西人的了解日增，但一个窒碍中西亲睦、招致中国人疑忌的因素仍然存在，这就是受到本国庇护的传教士。“使他们成为我们百姓疑心和憎恨对象的，并非他们在中国的存在，而是他们声称享有的本国政府的保护。”因此，他主张在与列强修约时：
明确规定传教士不会也不能将其影响力用于任何外国的政治利益；列强不再向中国施压，用世俗手段确保传教事业的成功；确保传教士只用精神武器战斗，依靠他们的神灵的帮助而不是外国的强大武器，一旦如此，对传教士的态度将很快改变。外国应放弃迄今为止他们给予本国传教士的特殊庇护；如是，我们的政府将给予他们传道和进入中国的最大限度的自由。(53)
Ch'ih Tao Ten还建议，外国公使可以和总理衙门会商，订立一个一至二年的试验期，以检验中国政府能否保证对传教士公平以待。
5月9日，《北华捷报》登载了一封署名X.Y.Z.的读者来信，信中逐条驳斥了Ch’ih Tao Ten的主张。由此，一场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争论在《北华捷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中展开，论辩双方是Ch’ih Tao Ten与X.Y.Z.。
1874年5月至8月，Ch’ih Tao Ten与X.Y.Z.之间“你来我往”数度交锋，大致情况可概括为表2：
从表2可知，二人的争论主要围绕着传教士享有本国庇护的正当性、清政府实施宗教宽容政策的可能性、中西之间谁应率先改进自己等问题展开。在这些争论背后，二人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于基督教来华传教的不同认知，而他们的看法在各自的阵营中又颇有代表性。X.Y.Z.在第一封信中将传教士喻为“文明的先锋”(pioneers of civiIization)。他希望那些有智识的中国人向他们的同胞澄清那些关于传教士的愚蠢谬误。(54)然而，作为X.Y.Z.所说的有智识的中国人，Ch’ih Tao Ten眼中的传教士却并非如此。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传教活动威胁到中国人固有的信仰及仪式。他写道：“我乐意反击针对你们传教士的无端猜疑，但是记住仍有许多怀疑和反感的理由确实存在。你们不远万里向我们鼓吹你们的宗教——你们明显地认为我们愚昧而低人一等；你们致力于使我们放弃我们最钟爱和尊敬的!”(55)
Ch'ih Tao Ten和X.Y.Z.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中国人眼中的传教问题》正文前署名“译者”(Translator)的按语表明，Ch’ih Tao Ten并不精通英语。(56)而在8月22日发表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团体及他们的捍卫者“X.Y.Z.”》一文前，“译者”又进一步透露，Ch'ih氏是一位中国学者，而读者可以把他自己视为Ch'ih氏的合作者(collaborateur)。(57)X.Y.Z.则在5月9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便坦陈自己是新教传教士。(58)
在晚清中国士绅阶层中，Ch’ih氏关于基督教的观点并不陌生。鉴于各地教案频发，而地方官缺乏应对经验，1869年尚在曾国藩幕中的薛福成曾分析教案发生原因：“其法于各州郡先立教堂，招诱愚民，济之财而饵之以药。其人辄变天性，背人伦，惟传教之师是从。其始也，一二至愚极贫之民，歆其微利而趋之耳。既而群不逞之徒，倚为藏身之窟，肆其奸顽。有司不敢致诘，其贤者勉而致诘，动须关白教主，教主惟其徒是庇，而又何理而得伸。”(59)
平心而论，Ch'ih Tao Ten就传教问题所发的议论并不过分，但中国人在办给外国人看的报纸上着文大谈取消传教士特权，这对西方读者来说多少有些刺眼。7月25日，一位自称“你陌生的朋友”(Your Unknown Friend)的人致信《北华捷报》。他称许Ch'ih Tao Ten在一份外国人的报纸上发表反对意见的勇气。(60)不过，他对传教问题的看法却与X.Y.Z.如出一辙。他以1873年传教士郭显德(Hunter Corbett)教案(61)中地方官的处置为例，提出两个疑问：1.怎么能让传教士向自认无力负担的政府寻求保护呢?2.官员出尔反尔，让传教士如何指望呢?他认为，中国政府无法保护传教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而他们不得不寻求外国领事的保护，而外国领事保护他们并非因为他们的传教士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是己国公民。此外，他还就Ch’ih Tao Ten文中提到基督教教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很艰涩，冷嘲热讽地指出：“现在，要么你已经钻研过这些教义，要么你没有，所以，用你自己的话来说，你得闭上嘴巴：1.承认就智力来说你远逊于你的不懂得文理(ven-li)的同胞们；2.承认你未了解情况就对一件事情作了狭隘的判断”。(62)
8月8日，《北华捷报》刊出Ch'ih Tao Ten对此文的反驳：首先，“你陌生的朋友”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传教士庇护教徒的问题；其次，“你陌生的朋友”所举清朝地方官员无力保护外国传教士的问题确实存在，而正因为这样他认为传教士那方面应该做出改变；最后，西方负有盛名的哲人、懂科学的人声称在仔细阅读后仍然无法理解基督教的人大有人在。(63)“你陌生的朋友”也并未就此作罢，不久后，他又撰文批评Ch’ih氏逻辑不够严谨、措辞不够得体，并对他所说的“西方负有盛名之人中不懂基督教的人大有人在”的说法表示怀疑。(64)尽管以Ch'ih氏的朋友自居，并且标榜自己的论辩“公平而直率”，但“你陌生的朋友”在文章中似乎还是能读出一丝鄙夷和不屑。(65)
自8月15日X.Y.Z.以宁波地方官禁止道教集会一事质疑Ch'ih氏开始，两人开始纠缠于文字层面的分歧。Ch'ih Tao Ten坚称关于中国政府有条件地实施宗教宽容政策，是自己的建议而不是所谓清政府的承诺。他同时表示，自己无意于这些相互指斥。他认为以X.Y.Z.为代表的传教士并未接纳他的建议，而他们各执己见对于解决中西之间在传教问题上的分歧是毫无益处的，这让他只好劝诫自己的同胞不要入教，以此避免发生教案。(66)
一周之后，X.Y.Z.再次在《北华捷报》回应了Ch'ih Tao Ten。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他重申自己的观点：1.质疑Ch'ih氏所说的宽容政策不够真诚；2.中国没有“正义”可言。他提出一连串的质问：“Ch'ih先生能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制定一部新的‘司法法案’(Judicature Bill)提供一点儿指望吗?什么时候荒谬的贿赂体系可以不再玷污中国的法庭?什么时候野蛮的拷问制度可以不再辱没中国的诉讼程序?”(67)
至此，《北华捷报》也对两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失去兴趣。在X.Y.Z.的信之后，编辑附言道：“Ch'ih先生的立场及反对意见现在都已得到了充分的表达；鉴于我们疑心读者们是否愿意关注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最好告知我们的通信者：我们希望以Ch'ih先生对目前的通信的反驳终结这场讨论，我们希望他不会在他的回复中开辟新的战场。”(68)《北华捷报》以此为这场中西之间有关“基督教来华传教”的系列讨论画上了句号。
晚清以来，基督教传教活动往往是中西爆发冲突的导火索。国人甚至将基督教与鸦片相提并论，因二者都是以外洋武力为后盾的祸患，既干涉了地方的正常行政，又破坏了秩序。(69)1870年天津教案后，朝野上下关于修订传教特权的条约的呼声越来越多。奕䜣等人曾拟定传教节略和传教章程与各国商办，其核心便是钤束传教士特权，将传教行为置于中国法律的管束之下，结果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招致外国舆论的批评。(70)所以说，Ch'ih Tao Ten的主张对于在华西人而言应当并不新鲜，不同的是，这些主张直接发表在一份办给外国人看的报刊之上，其所造成的冲击力和回响都不可忽视。
五、“中国人治中国”——辜鸿铭的不平之声
清末十年，随着英语在华传播程度的加深以及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北华捷报》上由中国人撰写的文章有所增加，其中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及个人权益的呼声也越来越多。1906年，《北华捷报》上出现了一场由一份地方海关报告引发的中外辩论。辩论的焦点在于中国人是否有治理好自己国家的能力，而这场辩论中强有力的中国一方的声音，便出自辜鸿铭笔下。(71)
在辜鸿铭的英文着作《中国的牛津运动》中，有一篇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文章开篇写道：“大约五年以前，我以‘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佬’的名义给《字林西报》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我说：‘就我所见，目前中国改革运动的狂热，将注定导致一场灾难。’”(72)发表于1906年7月27日的《北华捷报》上的《在华外国人》一文倒数第二段恰巧有这句话。(73)《中国的牛津运动》首版于1910年，文章发表的1906年也与辜氏所说的“五年前”相符。从这两点判断，《在华外国人》应为辜氏在《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一文中所提到文章无疑。
事实上，《在华外国人》也是《北华捷报》为1906年7月间所刊载的若干篇文章统一冠上的题目。这些文章都围绕着该报转载的一份海关报告展开。这份报告由时任福建三都澳常关代理税务司的英国人甘福履(Frederic William Carey)提交给海关总税务司。1906年7月20日，《北华捷报》以《外国控制下的常关：来自三都澳的一份有趣的报告》(Foreign Control of Native Customs：An Interesting Report from Santuao)为题转载了这份报告。
甘福履的报告主要介绍了福建三都澳常关被海关接管之前的混乱情形，以及接管后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及其成效。在报告中，他以较大的篇幅力陈中国人管理下的三都澳海关的种种弊病。“贿赂和贪污就算不是公开的也是被默许的；税额的评定也不正确；换算制度非常复杂；有的货物享受优惠税率；‘担’始终是个可以任意变动的数量；货物的查验只是口头说说；对于规则的理解随着从商人们那里勒索的钱数而变化。”(7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1901年11月海关接管三都澳后推行的改革措施，甘福履指出通过精减人员、禁止压榨商人、严格缉私、修订及合并税费等措施，关税收入大幅增加，商人们对于官员的信任感也有所提升。
在转载这份报告的同时，《北华捷报》发表了以《在华外国人》为题的文章，提示读者们注意这份报告。文章写道：
其中提供的有关本土化的管理方式的描述在任何时候读起来都是十分有趣且有价值的，但是很少有外国人意识到，在现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儿上，在被普遍称为中国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的历程中，它来得正是时候。我们真诚地向需要处理目前特定困境的外交和领事机构推荐甘先生的报告，希望他们可以认真地关注它；同时我们也向商会、中国协会和各种以维护外人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商贸权利为己任的地方团体推荐这份报告。(75)
显然，《北华捷报》的用意并不是向读者介绍区区三都澳常关的今昔对比，而是借着这个报告对时局发表议论。联系甘福履的报告及《在华外国人》的内容，文中的“这个关键的节骨眼儿”上，所指可能是1906年清廷设立税务大臣一事。
1906年5月9日，清政府外务部札行海关总税务司，宣布上谕：“户部尚书铁良着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着派充会办大臣，所有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76)这条清廷任命税务大臣的上谕，与此前中英之间在海关总税务司继任人选问题上的纷争叠加，引发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将有重大改变的猜想，这引起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应。(77)《北华捷报》自始便对此事极为关切，5月11日该报便刊登题为《总税务司》(The Inspectorate General)的文章。文章一面对清政府将干涉总税务司继任人选的猜测表示怀疑，一面呼吁列强一同应付这个变化。文中写道：“我们希望看到，当任何动摇现在值得称道的海关和邮政管理的尝试出现时，列强们在百般你争我夺之际，能够有一个联合阵线，因为任何国籍的外国人要在这个帝国内顺利办事都极大地依赖于这两个机构。”(78)上谕发布后的一个月，中英双方经过一个月的交涉，最终以英国接受清廷简派税务大臣，清廷承诺不干涉总税务司权力告一段落。
《在华外国人》还提到该报最近转载自天津一份中文报纸的一篇文章，其中介绍了“中国的少壮派”(the Young China Party)(79)关于由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人掌管海关的主张。文章评论道：“作者在列出受雇征缴中国税收的洋人的数目和薪资的细节后，幼稚地将总税务司和总督或巡抚的薪水作比较，并表示将中国人排除出海关是没有道理的，并且只需要受过教育就能让成百上千的人胜任这些位置。”(80)《北华捷报》认为，尽管这在理论上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廉政”(administrative honesty)：
甘福履先生的报告结论性地证实了中国官僚阶层的腐败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这个事实是大多数同情民族运动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事实说明，截至现在，所有的经验都表明西式教育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中国官员们牺牲他们声称效忠的国家而自肥的特点。因此，任何忽视这一核心事实的有关中国主权问题的讨论，一定会将中国带入更深的困境，使那种维持中央政府权威和信誉的合理期望落空。(81)
这段话的逻辑大致是：三都澳常关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官员贪腐成风，即便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官员也不例外，这使人不禁怀疑清政府是否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除海关人事权之外，《北华捷报》还将矛头对准清政府颁行新政、试图收回部分利权的努力。文章暗示，中国当时兴起的民族运动背后推动力正是官僚阶级：“称职的观察者在当前的运动中看到：一方面，官僚阶级对爱国本能的呼吁，无疑是被西方着作的传播及本土报刊的活力激发起来的；另一方面，他们还看到一个同样明显的意图，即利用这次运动的结果来为官僚和他们背后的煽动者的利益服务。”而《北华捷报》则威胁道：“这些政策的支持者拭目以待吧，帝国海关和外国租界的状况将退回到类似于1901年前三都澳常关的情况，就像甘福履先生生动地描绘的那样。”(82)
20世纪初的十年，出现了一股由绅商、新兴工商业者以及立宪派、革命派等各种政治力量广泛参与的收回利权运动，清政府的部分机构及官员亦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83)部分敏锐的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过去强迫他们屈服的霸道日子已经一去不返”。(84)此外，1905～1906年，中国许多城市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其起因是美国排华法案，它激起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自觉，进而演化为一场跨越国界的民族运动。(85)这些情况恐怕就是文中所说的“中国民族运动”，而《北华捷报》主笔撰写此文的动机便是回应觉醒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
《北华捷报》的这篇评论见报后，辜鸿铭在7月24日以“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佬”的名义致信《字林西报》的编辑，驳斥其中的观点。《北华捷报》将这封信仍旧以《在华外国人》的题目刊载于7月27日的《北华捷报》上。
辜鸿铭首先批评《在华外国人》的作者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指出一个区区的三都澳海关的吏治状况无法代表中国。他质问道：“你单单凭借在甘福履先生所描述的三都澳的情形，便如此决断地抓住你的结论不放，这是否公平?如果一个中国人读了，比如说，最近被揭露出的南非丑闻或者是现下美国肉制品的丑闻，就下结论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没有诚实的品质，你会作何感想?”(86)
辜鸿铭接着表明自己的立场：海关人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北华捷报》这样一份外国人办的报纸置喙。他甚至极端地说：
中国人要求掌握他们自己的海关，中国官员的腐败并不影响这一要求的正当性。中国官员在职责上向中国皇帝和中国百姓负责，而不是对外国人负责。如果中国皇帝和中国百姓喜欢让不正直的中国官员来管理他们的海关和铁路，而不是正直的外国官员，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在我看来外国人无权干涉。(87)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3次大借款大多以海关税作为抵押，并且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未付清时海关须维持现状，这意味着以英国为首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在此后几十年里仍将延续。而清廷简派税务大臣的谕旨颁布后，英国驻华代办康乃吉及美国公使柔克义立即以此谕旨破坏了1896年和1898年的《借款合同》为由，向清政府提出抗议。(88)辜鸿铭则愤愤不平地说道：“至于中国海关已经成为(偿还)外国债务的抵押物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抵押的是其海关的收入，而不是海关的控制权。根据抵押物的条款，只有当中国出现拖欠赔款和无法偿还债务时，其债权人才能攫取中国海关。”(89)辜鸿铭所言自然是从法理上讲，因为自中国近代海关成立以后，海关管理权就落入外籍税务司手中，并且随着西方势力的渗透，海关权力越来越大。
如前所述，《北华捷报》发表的《在华外国人》一文的主要目的是驳斥“中国的少壮派”要求中国人管理海关的呼声。在辜鸿铭看来，“中国的少壮派”提出这个诉求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他写道：
作为一个上年纪的人，我并不属于中国的少壮派，并且，我强烈反对现在中国人治中国(claiming China for the Chinese)运动的自以为是和飘忽不定的走向。但同时我必须指出，我认为在华西人对于中国少壮派的运动并未以公平的精神和开阔的视野视之，而这将是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和平方案。因为你们所谓的中国少壮派的活动，也许在很多方面显得飘忽不定，但其根源在于中国人的强烈感受，即外国人没有公平合理地对待自己，或者用戈登的话说，他们受控于外国人。这个为中国人夺回中国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在公平和合理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我们和外国人的关系。(90)
这里，辜鸿铭所说的“中国人治中国”的运动，是当时在华西人对中国上下收回利权运动的称呼。(91)辜鸿铭指出，这个运动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少壮派”或某个政治派别的抱负，而是所有中国人的诉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这样，包括《北华捷报》在内的西方人需要正视他们的要求。他警告说：“像那些外国外交官员所做的那样，把这场运动、把中国人对于正义的渴望当作对条约神圣权利的破坏，是没有用的。因为，正在大烟馆里过着腐朽生活的、正公开洗劫米店的三亿多(原文如此——作者注)中国人，有一天会站起来，并且可能会来到上海，质问是谁用这些条约交换了神圣的权利?”辜鸿铭认为，《北华捷报》作为在华西人“非官方领域的喉舌”，在这篇文章中却以“中国是个无法做到诚实的种族”为由，否定中国人渴望公正对待的要求，是霸道和片面的。他将其称为“俄国官僚主义寡头政治”的做法，并提醒道：“这正在那个倒霉的国家产生令人惊讶的后果。”(92)
清末十年，内外交困下的清政府出于自救的目的颁行各项新政，辜鸿铭则认为需要改革的并非中国。“中国百姓心目中对于改革这件事真正看重的目标，并非铁路、并非新学、并非欧洲式的奢侈——在中国百姓心中真正想要的是在华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方式上的改革。”(93)
至于西方人应当如何改，辜鸿铭认为，首先是尊重中国人的意志。他引用戈登的话：“我想，如果我们驱策中国人进行突如其来的改革，他们可能会暴动，并像顽固的猪一样抵制它；但是如果我们引导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情愿被管理，也很容易管理。他们喜欢有选择的余地，憎恶突兀地抛出一条路径让他们走，好像他们没有丝毫的发言权。”(94)在他看来，西方人打开中国的国门后，中国从未被给予选择的权利。他指出：
中国人并不反对洋人来中国经商、谋生，甚至如果他们有能力发大财也无妨。但是他们强烈反对他们整个的政府机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整个民族的生存都被夺走，并用来促进和增益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一句话，中国百姓希望在华洋人通过摆脱这样的观念来改革，即上帝在中国创造了三亿多中国人，是为了与英国和其他国家通商，并让在华洋人以此谋生。用丁尼生(Tennyson)的话说，“我们为其他事情而生。”这是中国人治中国这项运动的基本观念。实际上，中国人要夺回的并不是中国(地理概念上的“中国”——译者注)，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属性(not China for the Chinese，but the Chinese for the Chinese)，也就是说在这个上帝创造的宇宙中，中国人的国家生活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增进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并使其获益，就像我睿智的英国朋友对我说的那样，为了使在中国的洋人享受其中。(95)
辜鸿铭认为需要改革的并非是单个的西方人，而是中西交涉的体制。他写道：“我发现作为个体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怀有如此多的善意，即使在上海也是这样，以至于我非常想在他们面前摆出事实，即便有些不愉快，并且我斗胆向他们呼吁从外国人那一面在中国开始一场改革。”(96)辜鸿铭这段话的底蕴正是其中西文明观。在他心目中，西方文明是务外逐物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中国文明则是真正的道德文明。维系西方社会秩序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物质力，而赖以维系中国社会的则是依靠良心、廉耻及道德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明是成熟的文明，西方文明则还处于“毛坯”阶段。(97)
质言之，辜鸿铭对《北华捷报》的驳斥最终落脚在对于中西文明异同的认识，而“穿长袍的中国人”这个笔名的背后也有此深意。衣冠服制在文化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味，如《论语•宪问》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便说明衣服形制是不同族群的分野。服膺儒家文化、喜欢在其英语作品中征引中国经典的辜鸿铭，使用这样一个称谓似乎正是为了突出这种中西之别。
此外，文中谈及北京当局推行的新政时语多不满，恐怕也是辜鸿铭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原因。他批评“北京和地方的高层权威的怯懦和不可救药的游移不定的无助状况，导致了这个国家公共机关的失序”。他并不看好全面展开的新政，正如前文所引，他预言中国这场狂热的改革运动将带来一场大灾难，并说道：“我认为减轻和停止这种狂热的唯一办法，是从两头开始在中国改革，既从外国人那方面改，也从中国人这方面改。我认为一旦外国人那方面开始改革，中国人这方面的狂热程度就会降低，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能幸免一场巨大的灾难。”(98)辜鸿铭的这些观点恐怕与其幕主张之洞在立宪之际与枢垣中奕劻、袁世凯等人的复杂关系有关。
《北华捷报》在刊载这篇文章的同时，又以同样的标题撰文做了回应。文章认为，这位“穿长袍的中国人”的观点与他们有许多共通之处，二者都对当下改革运动的狂热感到担忧。《北华捷报》称：“在不可抗的情势推动下，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中国管理她自己的事务必须是外国人和中国都矢志的目标。前者(即外国人——译者注)急于避免的是中国对那些事务的管理不当；但是中国少壮派秘密提倡的、给我们写信的人现在公开提出的则是管理失当的权利。”(99)在这里，《北华捷报》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中国少壮派”和辜鸿铭呼吁的是中国人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而《北华捷报》则断言他们要求的是“管理失当的权利”。
在《北华捷报》看来，通商是国家间的正常交往行为，而列强干涉中国的内政，是出于保护本国公民的需要。“在‘腐败的、低效的’管理盛行的国家，这些基本原则受到侵犯。只要执政者坚持致信给我们的人所厌恶的那种‘不可救药的游移不定’的政策，在华外国人的‘干涉’和它逐步地扩张便随之而起。外国人有受到伤害的风险，而他在其他国家不大可能遭遇这些，当外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这些风险时，这种干涉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100)
《北华捷报》不仅将外国插手中国事务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还表示这是在为中国的“良治”做出示范。“中国的少壮派被认为希望他们的国家由自己的人民进行明智而有效率的管理。这种抱负使人很难不报以同情；而没有比在他们中间做出明智而有效率的管理的有力示范，更能表达这种同情的了。这正是今天外国人所给予中国的。”(101)
1906年8月2日，《北华捷报》再次以《在华外国人》之名刊登了一篇署名“一个穿长袍的外国人”(A Long-gowned Foreigner)的文章，回应辜鸿铭。正如从“一个穿长袍的外国人”这个名字所透露出的几分善意，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比《北华捷报》显得友好。
他承认，作为中国的“不速之客”，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是“高高在上的、专横的，并且大多数时候是很傲慢的”。(102)他也不同意西方人那种只能用武力(force majeure)对付中国人的论调，认为应该通过说理的方式说服那些开明的中国人，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憎恶残酷的胁迫和粗俗的侮辱。他赞同辜鸿铭要求西方人自身进行改革的主张。他主张：“我们必须使自己变得易于接受，不，应该成为对于我们可爱的现实的主人们大有用处的无价之宝，而不是将这个国家的合法主人视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对象。”他对于中国民族运动的看法也趋于正面，将这种变化视为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觉醒。他写道：“我们无意于笑话、嘲讽、奚落，我们赞同并为新秩序高兴欢呼，事实上我们自认为幸福的前景部分得益于我们。近来中国所有的改革难道不是受外国影响、接触和示范的产物吗?”(103)
不过，这位“穿长袍的外国人”对辜鸿铭的很多观点也存有异议：
首先，他认为傲慢的、绝大多数品行不端的外国人，实际上充当了赢弱的优柔寡断的清政府的替罪羊。其次，他指出，中国人也从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通商贸易中获得不少利益，而并非西方国家在利用中国。最后，他批评辜鸿铭拒斥西洋物质文明的态度。他说道：“我确信，你们这位有学识的通信者通晓西方文学和历史，一定也知道铁路给西方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理由预期这种变化也会在中国发生。并且，如果说在华外国人看起来急于指导铁路和其他有用的发明，他们并不总是单纯地受到自私或贪婪动机的驱使，而往往是出于推动一个资源丰富、充满良机的国家的发展的诚挚愿望。”(104)
辜鸿铭与在华西人之间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可以说，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是否有治理自己国家的权利”。尽管辜鸿铭的论述带有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但他捍卫中国人治理自己国家权利的主张仍然是掷地有声的。他以中西文明之间不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呼吁西方国家尊重中国的意志，改变其对待中国的态度；而《北华捷报》却以中国吏治腐败、管理不善为由，试图压制这一“中国人治中国”的要求，并将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的干涉看作“良治”的示范。在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涉中，这种话语并不少见。西方国家通过战争和条约所获得的租界和租借地、治外法权等种种特权，皆以中国的治理不善、无法保障其国民在华权益作为说辞。而在辜鸿铭与《北华捷报》主笔之间，“一个穿长袍的外国人”的言论则具有折中调和的意义。
六、结语
以往学界多认为《北华捷报》只是在华西人的舆论工具，乃至西方侵略中国的“鼓吹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认知掩盖了《北华捷报》作为近代中国历时最长的英文报纸的重要史料价值。而曾经有许多中国人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言论这一史实，更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以上有关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中国人发表文章现象的研究，则给人另一种印象：《北华捷报》并非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换句话说，这份具有鲜明西洋属性的报纸，并非中国人言论的真空。中国人亦能通过亲自用英文撰写或由西人代为翻译的形式，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北华捷报》尽管将“读者来信”开放给有话要说的中国人，但从其编辑对中国人的回应与部分按语看来，它自身仍然坚持着较为保守的立场，其言论并未越出其母国的对华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晚清时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所发表文章，不难发现：这些撰述始终围绕着中西关系展开。尤其在那些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中经常爆发争论与冲突的领域，诸如租界内华人权益、华洋关系等问题，都是引发中国人投书《北华捷报》的重要话题。而就上文所述《北华捷报》上三场中西人士的辩论的主题——西学中传、基督教来华传教、中国人能否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而言，无疑都是近代中外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不但具有与西方人分庭抗礼的论辩自觉，其立论与驳论也往往能切中问题的要害，据理力争。一方面，由于《北华捷报》是一份主要办给外国人看的报纸，中国人言论在其中的出现总是能引起或大或小的反响；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观点本身对于西方读者也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因此，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引发在华西人的回应，有时甚至形成数个回合的辩论。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4年12月17～18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六届青年学术讨论会，承蒙姜涛、张俊艾、贾小叶、任志勇、张志勇、彭姗姗等师友批评指教，笔者获益良多，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英文报纸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人在华活动轨迹大致相应，最早出现在广州，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外人办报的主要基地，而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的北移，上海逐渐成为英文报纸的发行中心。发刊于1827年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是在中国境内最早创办的英文报纸，1843年迁至香港，更名为《香港纪录报》(Hongkong Register)，1863年终刊。〔除《香港纪录报》外，晚清时期香港的英文报纸主要有，1842年创刊、1869年前后停刊的《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创刊于1845年、1974年停刊的《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1857年创刊、1941年停刊的《孖剌西报》(Daily Press)以及1881年创刊、1951年停刊的《士蔑西报》(The Hongkong Telegraph)(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93页)。〕
②字林报馆于1856年增出日刊《每日航运新闻》(Daily Shipping News)，以满足外侨往来上海的需要。1862年，这份日刊改名为《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1864年7月1日又扩充为独立出版的日报，名为《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转为《字林西报》的星期附刊继续刊行。1901年10月23日的《北华捷报》报头下方，首次出现“《字林西报》周刊版”的字样(The North-China Herald,Vol.LXVII,No.1785,p.761)。
③“Addressing to the Public,”The North-China Herald,Vol.,I,No.1,Aug.3,1850,p.2.《北华捷报》的全称几经更易，1870年1月4日，该报与字林报社在前一年收购的《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合并，更名为《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公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60)Your Unknown Friend,“The Missionary Question from a Chinese Point of View,”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XIII,No.377,July 25,1874,p.87.
(61)郭显德(Hunter Corbett)，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73年秋，郭显德在即墨传教时遭到当地乡民投石攻击，他随后逃往即墨县衙向县官麦瑞芳告状，又报告美国驻天津兼烟台总领事施佩德，后者立即照会清政府官员，该案于1874年6月3日由美国领事和道台会审，美国炮舰“沙科”号舰长及舰上其他官员数人亦同往道台衙门。参见廉立之、王守中编《义和团资料丛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08～118页。
(62)Your Unknown Friend,“The Missionary Question from a Chinese Point of View,” The North-China Herald,July 25,1874.
(63)Ch'ih Too Ten,“The Missionary Question from a Chinese Point of View,”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XIII,No.378,Aug.8,1874,p.143.
(64)Your Unknown Friend Lacon,“Correspondece:The Anglo-Chinese View of the Missionary Question,”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XIII,No.382,Aug.29,1874,p.222.
(65)除此之外，一位自称“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读者亦从汉口寄来信件，回应这个有关传教问题的争论。他并未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引用了致力于融合基督教神学和印度教的印度哲学家盖舒布•钱德拉•森(Keshub Chunder Sen)的演讲以及另一位牧师的告解。Liberal,“A Chinese View of the Mission Question,”The North-China Herald,Vol.XIIl,No.380,Aug.15,1874,p.168。
(66)Ch'ih Tao Ten,“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and Their Defender‘X.Y.Z.,'”The North-China Herald,Aug.22,1874.
(67)“In re Mr.Ch'ih and X.Y.Z.,”The North-China Herald,Vol.XIII,No.382,Aug.29,1874,p.222(该题目应为《北华捷报》编辑所拟)。
(68)“In re Mr.Ch'ih and X.Y.Z.,”The North-China Herald,Aug.29,1874,p.222.
(69)〔美〕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70)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1～174页。
(71)辜鸿铭一生的英文着述颇丰，晚清时期他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有如下几种：批评西方汉学之作《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1883年10月31日、11月7日)，署名Hong Beng Kaw的《中国人的家庭生活》(Chinese Domestic Life，1884年1月2日、7日)、《评翟理斯〈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84年6月6日)及以“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佬”(A Long-gowned Chinaman)的名义发表的《在华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China，1906年7月27日)等。除《中国学》外学术界几乎无人注意到这几篇文章，本文侧重于呈现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所发表的有关中外关系的言论及其回响，加之篇幅有限，故此处只对《在华外国人》一文做一考察。
(72)辜鸿铭：《中国的牛津运动》，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这条线索来源于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页，注释1。
(73)原文为：“As far as I can see,the fever and insanity of the present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on the Chinese side,will surely bring on a catastrophe.”从字面上看，这句话和辜氏在《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中的那句话，差别只在于“on the Chinese side”(“就中国方面而言”)，这应当是辜鸿铭的回忆不够精确造成的，而《北华捷报》是《字林西报》的周刊，将二者混为一谈的情况则十分常见。
(74)“Foreign Control of Native Customs:An Interesting Report from Santuao,”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LXXX,No.2032,July20,1906,p.171.
(75)“The Foreigner in China,”The North-China Herald,Vol.LXXX,No.2032,July 20,1906,p.121.该文亦刊载于1906年7月21日的《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Oaily News)言论版上(“The Foreigner in China,”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ly 21,1906,p.6)。
(76)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77)苑琛：《海关总税务司继任人选之争与中英交涉》，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9年，第28页。
(78)“The Inspectorate General,”The North-China Herald,Vol.LXXIX,No.2022,May 11,1906,p.333.
(79)“中国的少壮派”是当时西方人对清政府内部某些官员的称呼。他们认为这些人与总理衙门时代的清朝官员不同：他们受过西方教育，更懂得利用规则与西方打交道，在对外交涉中表现积极，其代表人物便是袁世凯、唐绍仪，而他们在海关人事权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则被视为清廷颁布简派税务大臣谕旨的直接原因。Stanley F.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W.Mullan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桂冠诗人。
(96)A Long-gowned Chinaman,“The Foreigner in China,”The North-China Herald,July 27,1906.
(97)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第158～161页。
(98)A Long-gowned Chinaman,“The Foreigner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July 27,1906.
(99)“The Foreigner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LXXX,No.2033,July 27,1906,p.228.
(100)“The Foreigner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July 27,1906.
(101)“The Foreigner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July 27,1906.
(102)A Long-gowned Foreigner,“The Foreigner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LXXX,No.2034,Aug 3,1906,p.289.
(103)A Long-gowned Foreigner,“The Foreigner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Aug.3,1906.
(104)A Long-gowned Foreigner,“The Foreigner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Aug.3,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