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成都茶馆业的衰落—1950年代初期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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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笛:成都茶馆业的衰落—1950年代初期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14年4期第85~96页
【英文标题】Decline of Teahouses in Chengdu City: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Busines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Socialist China
【作者简介】王笛,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美国得克萨斯A 路易斯:《共产中国的城市》(John Wilson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新民主主义’以及中国寻求社会经济发展道路(1949-1053)”(Arlen Meliksetov, "'New Democracy' and China's Search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es(1949-1953)."),《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第105卷第1期(1996年),第75~92页。
②这些文章包括:苏伟业:“1950年代初期消除私有企业的政策制定和政治经济”(Bennis Wai-yip So, "The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Early 1950s: Findings from New Material."),《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71期(2002年),第682~703页;克里斯托弗•豪:“1955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策略的选择和转向以及观念改变”(Christopher Howe, "China's High Tide of Socialism of 1955: Strategic Choices and Paths not Taken, Some Changing Perspective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87期(2006年),第754~762页;罗伯特•艾什:“江苏的高潮:来自地方资料的观察”(Robert Ash, "The High Tide in Jiangsu: A Perspective from Local Sources of the Time"),《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87期(2006年),第743~753页。
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文章包括: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张济顺:《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张藜:《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阮清华:《“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等。第2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的有关文章有:王海光:《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杨奎松:《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冯筱才:《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林超超:《中共对城市的接管和改造——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等。第3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有关文章有:冯筱才:《“社会主义”的边缘人: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贩改造问题》;王笛:《同业公会的改造与国家的行业控制:以1950-1953年成都市茶社业公会的重组为例》,等等。
④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金观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第2卷;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40-65-13(本文所引用的档案皆为成都市档案馆藏,第一组数字为全宗号,第二组为目录号,第三组为案卷号)。本文提到的金额,1955年2月以前皆为旧币。根据1955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1比1万(《人民日报》1955年2月21日,第1版)。本文中凡关于1950年后档案中的人名,为了保护所涉及人员的隐私,只留姓,名字以××或“某”隐去。
⑦《成都市政府档案》,38-11-97,38-11-544;《成都市工商二局档案》,117-2-1252;《成都市商会档案》,104-2-1388;《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93-2-1447。
⑧《成都市工商联档案》,103-1-167。
⑨濯江茶社《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负债设备清册》、《负债清册》等,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40-65-29。
⑩三元茶社《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歇业计划书》、《工商业户申请营业保证书》、《资产调查清册》、《负债清册》,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5。
(11)协记三益公茶社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歇业解散登记申请书》、《私营企业申请歇业报告事项表》,《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54。
(12)枕流茶馆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人员调查清册》、《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批复》、《工商局处理工商业申请案件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11,40-65-119。
(13)绿荫阁茶馆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绿荫阁茶社股东姓名册》、《从业人员调查清册》、《绿茵阁茶馆申请书》、《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批复》、《工商局处理工商业申请案件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58。
(14)川西剧院茶座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40-65-119。
(15)《成都市悦来川戏院剧目日报表、附剧情及演员》,《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93-2-1730。
(16)鹤鸣茶馆的《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95; 鹤鸣茶馆的《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劳资协议书》、《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拟申请稿》、《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批复)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51。
(17)近圣茶社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负债清册》、《五反运动检举资料表》等,《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33。
(18)《成都市商业二局档案》,117-2-244。
(19)《新新新闻》,1935年1月11日。
(20)王笛:《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地方政治,1900-1950》(Di Wang,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21)(23)《成都市商业二局档案》,117-2-244。
(22)王笛:《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地方政治(1900-1950)》,第35页。
(24)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25)(27)具体例子见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第76~105页。
(26)本报特约新华社稿:《边检查、边改进、边解决——成都市拨款修复居民排水系统》,《人民日报》,1957年5月28日,第2版。
(28)《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3。
(29)《月宽茶社业主苏××1951年3月8日呈歇业申请书》、《歇业解雇合同》,《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3。
(30)利东茶社申请歇业的《协议书》,《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40-65-4。
(31)庐思贵:《不怕困难的茶社工人》,《成都日报》,1956年7月6日,第2版。
(32)沃若:《难忘的茶馆》,《成都晚报》,1987年5月10日,第2版。
(33)刘振尧:《“德盛”茶馆忆曲艺》,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1页。关于民国时期的安澜茶馆,见王笛:《茶馆》,第175页。
(34)阿年:《怀念旧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页。
(35)黄裳:《闲》,见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3页。
(36)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54、57页。
(37)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
(38)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56页。
(39)(40)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54、57~59页。
(41)《蒙文通——儒者豪迈》,《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1日。
(42)刘衡:《成都手工业者的出路》,《人民日报》,1954年5月15日,第2版。
(43)刘衡:《成都手工业者的出路》。文章也透露了1949年以后经济结构的变化:全市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11个,社员750人;生产小组9个,组员120人。另外,还有自发组织起来的生产小组80多个,组员4800多人。为什么要组织起来呢?文章说成都市手工业与别的地方一样,存在“资金少,工具简陋,劳动效率低,还要贵买原料,贱卖成品,忍受私商的中间剥削”等问题。手工业平均每户生产人员不到三个人。据铁作、皮革业等1026户的调查,平均每户只有50万元,“只够五双皮鞋的本钱”。本钱少,就不能成批买原料,零买则价钱高,“赚的钱有时还糊不住嘴。他们一年四季在忙生活,更谈不上去改良技术和工具了”。所以要“解除成都市手工业劳动者的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与当时农村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相配合的。这个时期,相当一部分茶馆也由私营而变为合作性质。
(44)(45)张彦:《回成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3日,第2版。
(46)关于民国时期成都的水灾,见王笛:《成都街头文化:公共空间、城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47)张彦:《回成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3日,第2版。
(48)于竞祁、刘宗棠:《让社员生活丰富多彩——郫县保留和提高集镇饭馆酒馆茶馆》,《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日,第3版。
(49)关于民国时期的茶馆中的政治,见王笛:《茶馆》,第8章。
(50)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55页。关于民国时期茶馆及茶馆雇员与袍哥的关系,见王笛:“闲人与忙人:20世纪初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Di Wang, "The Idle and the Busy: 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第26卷第4期(2000年),第422~426页;《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2-133。
(51)《成都市委统战部档案》,76-2-76。
(52)《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2-133。
(53)(54)(55)《反社会主义分子罗××的材料》,1958年5月3日,《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