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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文海：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这些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的涌现，一些受到广泛社会关注的研究课题的热烈讨论，一些新的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崭露头角，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这一学术领域发展、兴旺的生动反映。同时，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发展空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研究领域，还可以而且应该有大的拓展。
第一，从主要研究思想家的精英思想，扩展到同时关注社会广泛阶层特别是下层群众的民间思想。研究思想家个别人物的思想或某种社会思潮，理所当然地是思想史的主体内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以往的研究，似乎相对忽略了至少是弱化了对民间思想的关注。这不仅使思想史的内容有所缺失，难以全面反映社会思想的面貌，而且反过来也并不利于对精英思想研究的深入。这是因为，精英思想同民间思想，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其实二者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必须具有超前的特点，他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论，一般来说，大抵是社会上的人们未曾想到甚至是一时无法接受的，所以，思想家常常是“孤独者”“寂寞者”；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或者主张，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衡量精英思想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必须通过与民间思想的比较，才能作出确切的判断。另一方面，民间思想又会给精英思想以巨大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或某种社会思潮，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民间广大群众的思想、观念、情绪、习惯等等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而且，由于民间思想的影响，精英思想往往还会在发展过程中作某种校正。这些都说明把研究领域扩展的民间思想的重要性。
第二，从单纯的思想研究，扩展到思想与社会实践并重。历史证明，只有转化为实践、行动的思想，才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思想。如果一种思想只停留在议论、着述上，哪怕再好，也说明是脱离时代，脱离社会需要的。所以，研究思想，不同时研究社会实践，是不行的。另外，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在同一词语、同一旗号下，常常会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含义。例如“洋务”，某些人所讲的“洋务”，同另外一些人所讲的“洋务”，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变法”也一样，洋务派讲“变法”，维新派也讲“变法”，甚至守旧派中的某些人也讲“变法”，其具体内容和真实含义，就不但要察其言，而且要观其行，才能弄得清楚。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思想，单纯从理论上看，从学理上看，是完全错误的，但从实践上去观察，则往往又能看到有相对合理的一面，有其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一面。例如，近代历史上的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从理论上说，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在不推翻反动统治的情况下，在没有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的时候，要想靠发展教育、发展实业去救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只能是一种虚妄的幻想，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早已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所证明。但是，从实践看，这些人大都也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历尽千辛万苦，面对艰难险阻，有时甚至抛家舍业，作出各种牺牲；从客观效果看，虽然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但也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积累着积极的力量。只有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观察，才能得出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第三，从以政治思想、文化思想为主，进一步扩展到思想的各个领域。以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着力最多、最充分的是政治思想、文化思想，这是完全应该的和合理的。但是，也不应忽视了思想的其他领域的研究，或者说，在思想的其他领域，还有宽广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例如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法制思想、社会观念等等，都是思想史研究者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而且，各种思想之间，又存在着很强的相互关联性，研究思想的某一方面，往往可以加深对其他思想领域的认识和了解。
第四，避免就思想谈思想，从思想到思想，进一步从思想与经济、思想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去研究思想，分析思想。就思想而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核心。这一点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有人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物史观的这个原理已经不行了；也有人说得稍为客气一点，说这个原理存在着重大缺陷。其实，现实生活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证明着唯物史观的这些原理的无可辩驳的真理性。研究一种思想，不去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不去探究这种思想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去观察思想家的政治倾向、政治追求、政治立场，不去联系思想家提出这种思想的经济背景、经济根源、经济目的，思想是研究不清楚的。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很难揭示历史的本质。
第五，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从“古、今、中、外”的相互关系、相互矛盾、相互作用中去进行动态的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是个激烈动荡、急剧变动的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新与旧，正义与邪恶，屈辱与抗争，悲壮与凄凉，追求与失落，如此独特又如此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赋予了历史极其深邃的内容。在思想领域，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相互撞击，使得思想界呈现出五光十色、令人目迷神眩的奇特景观。这既为思想史的研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又为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内涵，但当时在总体上已经落后，需要注入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外国的一些先进思想，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但是，这种思想，不是在和平的、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主动去学习的，而是与侵略同时传入的，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鲁迅曾讲过“拿来主义”，强调要分清“拿来”与“送来”的区别。不管怎样，思想要起作用，归根到底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