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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陆胤：“清流”浮沉与近代学风——以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爲例(上)

【原文出处】《国学学刊》(京)2012年3期第132～141页
【作者简介】陆胤，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哲学系
【内容提要】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在其周边以昔日“清流”士人爲核心的学人圈子。张氏早年参与都下学人交游，光绪初加入“翰林清流”积极言事，奠定了此后学人圈的学派、政派意识。甲申(1884)中法一役，京朝“清流”遭到摧折，适值张之洞受命督粤，其幕府遂成爲“清流”人物聚集的渊薮。督鄂以后，“清流”背景促使张之洞系统在“洋务模式”之外别闢蹊径，将学术文教引入以器物爲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戊戌(1898)前后，经过与康有爲、梁啓超等趋新势力的接触及冲突，武昌学人圈逐渐趋向稳健改革的政治认同。作爲清末文教改革的推动者，张之洞对“清流”势力的同情与援引，甚至影响到甲午(1894)以降地方督抚引导下士林学风的转移。
【关 键 词】张之洞/清流/幕府/近代学风
所谓“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尤其是言官)犯颜直谏爲标誌，却也包含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广义上的“清议”以太学、翰林院、书院等公私文教机构作爲联络场所，往往依托讲学、会课、社集等活动沟通声气，因而与学术风气变迁有着天然联繫。清代惩前明党争之弊，厉禁结党言事，朝中言路亦受压抑。但至道咸以降，不仅朝政日益窳败，内政外交的新状况更是层出不穷；加之太平天国之乱后朝廷权威跌落、汉臣督抚崛起，中枢感到有必要利用言路牵制疆臣，藉此营造再图振作的“中兴”氛围，遂使沉寂二百余年的言路得到复兴。
清季张之洞久任封疆，幕府人才称盛，随着政治、学术重心由京师向东南督幕的再度转移，逐渐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同光之际“清流”士人爲核心的学人圈子。张之洞一派在体制内的文教建树，更注重学风、学制、文体等对士林社会有普遍影响的因素，其学术思想不具备趋新知识人的专业精神或超前意识，却能依靠“居高明之地”的顺势，集聚人才，蒸成风俗，使新知识、新经验得以在一番折衷妥协之后向士林社会推广。本文拟从“清流”浮沉与晚近学风转移关係的角度，考察晚清张之洞系统对“清流”势力的同情与援引，藉以揭示近代学术与政治互爲表裹之一侧面。
一、另一种中兴
外任督抚二十余年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重返京师，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笔记家言，某日学部尚书荣庆宴请张氏，言及顾、黄、王三儒业已从祀孔庙，外间复有曾国藩从祀之请，不意张之洞当即作色曰：“曾国藩亦将入文庙乎？吾以爲将从祀武庙……天津教案，曾国藩至戮十六人以悦法人，是时德兵已入巴黎，曾国藩尚如此，岂非须祀武庙乎？”此则材料真实与否有待考辨，却颇能描画同光清流一代对于道咸军功一代的自诩：除了洞察形势的后见之明，更重要的，乃是“文”对“武”、“儒臣”对“大臣”的心理优势。①
实则张之洞本人亦出身军功之家。其父于道咸之际知贵州兴义府，太平天国乱中办理团练、转战西南，与中兴名臣胡林翼、吕贤基、韩超等交游。故张之洞幼年的师承，颇带有曾、胡一派经世之学的气味。②然而，功名早达加上族兄张之万在朝中的人脉，却让张之洞从十六岁起就得以从西南兵间脱身，领略到都下学术的别样境界。
时值咸丰乱世，当曾、胡辈在长江上下用兵火锻造“中兴”之时，另一种学风上的蜕变也开始在京师酝酿。长年居京，熟于中朝掌故，且日后一度成爲张之洞幕僚的沈曾植，就曾从科场风气变化的角度，追溯这一潮流的兴起：
道光之季，文场戾契，颇有幽歧，其还往常集于津要之涂，巧宦专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士以学问自负者，恒闻风而逆加槟弃。其名士而擅议论者，尤干时忌，张石洲(穆)、张亨甫(际亮)之流，困踬当时，士林所共记也……盖自咸丰戊午以后，兹风乃殄，而后单门孤进，遗经独抱者，始得稍沾稽古之荣。至于同、光之际，二三场重于头场，则吴县(潘祖荫)、常熟(翁同龢)、南皮(张之洞)、顺德(李文田)迭主文衡，重经史之学，几复反乾、嘉之旧。③
道咸时代都下士人交游颇盛，或讲求理学、经济，或钻研边疆史地，或以诗古文相砥砺，却限于少数精英学者的圈子。④其时官场、科场晦涩依旧，被称爲“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⑤咸丰八年(1858)戊午，柏葰科场案发，大狱构兴，纔使“北闱积习爲之一变”。⑥同年六、七月间，潘祖荫、翁同龢出任陕甘乡试正、副考官，旋即外放学政，交卸后主持都下风雅数十年。到同治年间，张之洞、李文田等又相继外放。诸人在主试时，贬首场时文，重视二、三场之经文及经史时务策，流风所及，几乎有重返乾嘉学术盛世之势。沈曾植本人即爲此种科场新风尚的受益者，故数十年后犹津津乐道之。
翁同龢、潘祖荫以及小一辈的沈曾植等人，均出自京官世家，不仅官场人脉深厚，对数十年来的学风消息，亦了然于心。张之洞、李文田则生长边陲，得以预同光学术之流，除了自身的文采、学养，更有赖于科场因缘。张之洞早年便与常熟翁氏关係密切，翁同书爲其受业师，同书弟同龢、子曾源则爲其乡试同年。同治元年(1862)张之洞入都会试，早第的翁同龢已升任同考官，见场中一卷文字“二场沈博艳丽，三场繁称博引，其文真史汉之遗”，便“决爲张香涛”，继而知其不第，又爲之扼腕。⑦同治二、三年间(1863－1864)，翁同书被劾下狱，张之洞曾往探看，并赋诗送其父子出戍新疆。⑧通过结交都下显宦，代撰章奏，张之洞在京城的“时名”雀起⑨，儘管有同治四年(1865)詹翰大考仅列二等第三十二名的挫折，仍然在两年后考差时，从拥挤的翰林班中脱颖而出，被派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又简放湖北学政。
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幕下的士人圈子，确立于湘、淮军征战的年代，多以地缘或血缘关係爲纽带。后起的张之洞学人圈，则更看重“门第”、“科甲”、“名士”的出身⑩，起码在其前期，仍以张氏在京城的交游，以及其前后三次主试、视学建立起来的师生情谊爲基础。同治六年(1867)在浙江，张之洞多拔取朴学之士，内如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廷献、沈善登、沈熔经等人，都与日后学人圈或幕府的建立有直接间接的关联。至视学湖北时，又与李鸿章相商，仿照苏州正谊书院课经古例，创立经心书院，专课古学。(11)张之洞汲汲求才的态度，颇有乾嘉老辈遗风，亦得到曾国藩等疆臣褒奖。(12)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革府县以谢洋人”的解决方式引起士林非议，以曾氏爲楷模的中兴事业渐趋暗淡。与此同时，受益于戡定大乱后的承平气氛，都下学人的交游与清议却日益繁盛起来。是年十月，张之洞回京复命，寓南横街，与位于米市胡同的藤阴书屋相邻。藤阴书屋是潘祖荫的书斋，更是彼时京中金石学者的聚会之所。张之洞遂藉此结交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乔森一流金石学者，并与王、吴诸人一道爲潘祖荫编订《攀古楼款识》。(13)次年春，春闱甫毕，张之洞投书潘祖荫，以爲“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似不可无一雅集”，拟以翁、潘爲主，邀集新进学人，款洽一日。最后则改由潘祖荫、张之洞二人主持，于当年五月初一日在龙树寺宴集。(14)事后张之洞致信潘祖荫，罗列当日到者十七人、约而不赴六人、欲约而不及者五人的名单，并依次注明各人所擅长的领域，涵盖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舆地、书画、古文、骈文等诸多方面。(15)通过此次雅集，年辈靠后的张之洞获得了与翁、潘不相上下的组织诗酒文会的资格。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薨于江宁督署，这一年京城士人的交游唱和却臻于极盛。七月间，李慈铭致信友人，提及：“今春都下，文讌谠颇盛，消寒之后，继以春游，或排日以看花，或选寺而斗酒，寻极乐之柰树，访花之之海棠，觞咏偶停，策蹇亦出，量松报国，则朱育相从；品药天宁，则许询共坐。怅牡丹于崇效，玩丁香于悯忠。虽杖头或虚，而清谈不废……”(16)但若论与学风转移的关係，恐怕还当推这一年夏秋间潘祖荫发起的三次集会：先是在三月前后，吴大澂爲潘祖荫绘《藤阴书屋勘书图》(一说秦炳文绘)，张之洞、董文焕、陈乔森、李慈铭及满洲藏书家锡缜各有题咏，多就潘氏隶籍吴县发想，叙述三吴学脉流入京师的过程。(17)继而五月中又有“消夏六咏”之唱和，分题拓铭、读碑、品泉(钱)、论印、还砚、检书，先后参与者有张之洞、王懿荣、严玉森、李慈铭、胡澍、陈乔森六人。至七月初五日，潘祖荫组织郑康成生日置酒展拜会，参加者除以上六人外，又增加陈彝、谢维藩、许赓扬、吴大澂、顾肇熙五名。(18)三次雅集的主题，明白宣示了同治末年京师士人的生活趣味与学术宗尚。
同光间，都下的学人唱和，往往在称颂京师承平盛事的同时，流露对东南文化遭受战乱破坏的惋惜，或慨叹“大盗毁江左，书种奄欲绝，天一既雨散，士礼久烟减”(19)，或追述“当年劫火天四围，法物飘零愁惨凄，去年江上屡来往，文采亦逊乾嘉时”。(20)事实上，正是东南书种在劫火中的绝减，反衬了京师学术存亡续绝的意义；也正是戡平大难后的“中兴”氛围，使考订之学的回潮得免于无用之讥。同光之际的京师学术，作爲“厌乱”心态在文化上的表现，基本上是以“中兴”乾嘉考据学爲职志，相较于经世思潮涌动的道咸学术，反而有将学问进一步趣味化、专门化的趋向。其间风气的因革与扩散，恰如震钧在《天咫偶闻》中总结的：
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阮仪徵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祖荫)、翁常熟(同龢)爲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爲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藐，下逮贾竖平準，亦无不以诸君爲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鑒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盖骎骎乎承平盛事矣。(21)
此段文字涉及乾嘉以降京师学术的传承脉络，却未提及道咸时期张穆、沈矗、吴廷栋、梅曾亮、曾国藩诸公提倡的经世学风，连主张考订之学的祁寯藻、程恩泽等人都忽略不计。按照震钧的叙述，同光学术以翁同龢、潘祖荫二人爲领袖，直接乾嘉时代翁方纲、阮元一脉的考据、鑒赏之学，下啓光绪年间盛昱、王懿荣等新进学人，逐渐形成弥漫京师各阶层的谈艺风气，并以琉璃厂书画、古玩交易的繁盛爲其表徵。光绪二年(1876)缪荃孙进京，所见琉璃厂朱履杂沓的景象，正可旁证彼时京城学人圈的层级：“旧友日日来厂者，朱子清(澂，朱学勤长子)、孙铨伯(凤钧)、黄再同(国瑾)、沈子培(曾植)、子封(曾桐)、徐梧生(坊)；若盛伯希(昱)、王廉生(懿荣)，间或一至，来则高车驷马，未及门而已知。至潘、翁诸老，则专候厂友之自送，罕见莅肆。”(22)足见盛昱、王懿荣二人在光绪初年承上啓下的显赫地位。
光绪前期的京师学界有两件盛事：光绪十年(1884)七月，盛昱补授国子监祭酒，访问南学废坏荒堕之状况，一举而清除之；又从乙酉拔贡中补録诸生，“加膏火，定积分、日程，惩荒堕，奖勤朴”，命诸生分辑《通假彙编》，专取清朝经师成说，依照今韵排类，得二十余册，并撰校专门着作多种，继而率领诸生校改石经、重刻石鼓，都人诧爲盛事。(23)至光绪十五年(1889)，王懿荣上奏请续修《四库全书》，并请将清代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颁布学宫，引起言官与学官之间的激烈辩论。(24)此前潘祖荫弟子汪呜銮重申许慎从祀之请(25)，翁同龢又领衔奏请黄宗羲、顾炎武从祀。(26)盛、王二人致力于在官学系统中引进“国朝经师”的传统，正与翁、潘老辈提倡许郑之学、扩充儒学学统的努力一脉相承。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翩连而来的学人交游，助长了学术合作与专门研究的风尚。如果说潘祖荫《攀古楼款识》的成书，仍带有前代公卿招募学者从事编纂的遗风；那麽像王懿荣之最録《南北朝存石目》，题记中罗列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考订违合剔抉幽隐”者、“亦尝有事于此”者共十六人，则大多爲同僚朋好之间的平等研讨。(27)彼时京师学人之间，藉助南城居住密迩之便，就共同关心的专题，业已形成一种相与讨论、互资镜鑒的学术空间。又如王懿荣家训饬子女：“于所嬉戏玩物，虽琐屑不使毁弃暴殄；内室所蓄书画、碑帖、墨本等物，盛夏时必手自抖晒，防蠹鼠极力，岁以爲常。儿女虽幼稚无知识，于文物戒不敢近也。”亦暗示从“玩物”到“文物”的观念变化。王懿荣在亡妻黄宜人行状中提到，自己“好聚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散署后必阅市，时有所见，归相对语，宜人则曰：‘明珠白璧，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惟此种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或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好极力从臾，购之以爲快，以故裘葛钗钏往来质库，有如厨笥”云云，在《金石録后序》慨叹长物易失的言说传统之外，展现了汉学门第以得长物爲快的观念。(28)
张之洞与盛、王二人交谊甚深。光绪二年(1876)冬，更在四川学政任上迎娶了王懿荣之妹，在共同的学术好尚之上叠加了姻亲关係。后来张之洞外放疆臣，王懿荣在十数年间充当了张氏与京师学界联繫的纽带。公文旁午之余，张之洞也会致信王懿荣，询问京城学界的新动向。(29)然而，同光之际的京师交游，不仅孕育了专门之学与金石之诗，更从中滋长出一股清议的意气，盛昱、王懿荣均捲入其中，震钧将二人喻爲东汉党锢之“厨、顾”，诚爲恰当。(30)至于张之洞，则更善于呼吸领会时代风向，早在盛、王等人流连厂肆之时，便已从京城考据家队中淡出了身影。
二、作爲门面的“清流”
“不须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惘然”。(31)同光之交都下的诗酒风流，爲此后数十年间学者、诗人追怀前朝往事提供了素材，后来人抱历史的同情，更推之爲乾嘉盛事之回复。然而，诗酒生涯的经济成本，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亦不容忽视。同治年间，由于军功势力在地方崛起，京官出路日益狭窄，沦爲冷秩。(32)像张之洞、李文田、王懿荣那样，能够?{藉一己才华攀援望族、补授优差者实占少数。(33)与之相对，长年的交游活动却养成了整个京官群体对住宅、姬妾、舆马、僕役、宴饮、歌郎、冶游、郊游、书画古籍、金石拓片等各方面享受的追求，由此带来中央机构腐化与京、外官勾结等问题，?被认爲是光绪时期京朝政治窳败的内因之一。(34)
清季游于京师的陈澹然，不仅“极厌考据及六朝人文”，并且平生“最诋翁叔平(同龢)，次则张广雅(之洞)”(35)，其笔下的同光学术，通过伶人的视角展开，自是另一副景象：
同治初，髮、捻渐平，京师无事。诸贵人务歌颂，饰太平，宴乐益盛，海内诸奇伶争入都，至则尽屈(程)长庚，称弟子。诸名士乃独工楷法，习词赋、时文攫高科，倨贵甚。上者乃或研训诂，穷性理，盗古文词相标榜，号曰“清流”。(36)
此处借用“清流”一词指代同治年间京师的交游群体，笼括了训诂、性理、古文辞三方面的士人。“清流”之“清”，不仅是“清议”，更指向京中“诸贵人”生活方式的“情閑”、“清祕”，属于较爲广义的用法。按照陈澹然的叙述，从同治到光绪四十余年间的士林社会，经历了“清流”、“敢谏”、“洋务”三个群体前后相继的过程：同治十年(1871)倭仁去世，“性理绝，而训诂、词章益胜，厠翰林、坊局、御史台，则务搜经史上自黄帝以来数千年治法，埋首习章奏，或乃劾权贵小者取直声，号曰‘敢谏’”；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事起，“醇贤亲王锐志建海军，开津榆铁道，诸名士始采报说人疏章，号曰‘洋务’”。在陈澹然看来，从“清流”到“洋务”，其底色均爲沉溺训诂词章、“喜狎优伶相尔汝”的所谓“名士”，故亦统称爲广义上的“清流”。(37)
不过，对于光宣以至民国年间笔记、野史、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清流”一词，更爲普遍的用法，却是指向陈澹然所说的“敢谏”。这种狭义用法最终进入了正史：
论曰：(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38)
“清流党”之称，有“结党”、“朋党”、“党锢”的含义，很可能出自攻击“清流”者。(39)而与此同时，广义的“清流”用法并未消失，如翁同龢、李文田、沈曾植等人，在言事方面无甚可观，甚至成爲狭义上“清流”攻击的对象，却也被称爲“清流”人物。于是出现“南北清流”(40)、“前后清流”(41)等说法，将“清流”与南北、京外、帝后矛盾相联繫，恐怕也有?{和广、狭两种“清流”理解的考虑。
《清史稿》对于“翰林四谏”的归?{不尽準确，但张之洞在光绪初年逐渐疏离于翁同龢、潘祖荫的圈子，最终加入翰林言事一派，却是事实。一方面，可能由于张之洞意识到自身专门知识不足，在以金石学爲极则的翁、潘圈子中，难以争取到中心地位，故退而以激烈言事来博取新的声?名。(42)另一方面，更应出于张之洞自身的学术选择。早在与潘祖荫等讨论金石、之时，张氏就已流露对“许郑之学”的质疑(43)，同治十一年(1872)题咏《藤阴书屋勘书图》，更将自家的治学取向表白无遗：
……我如邢劭不精详，懒捉秃管施雌黄。窥日观月各自快，未知南北谁短长。(44)
张之洞作诗长于用典，此处先用《北史》邢劭笑人校书事自嘲(45)，继而化用《世说新语·文学》支道林语：“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46)虽强?{南北精、博之间，各有胜处，未较短长，但言下之意，显然更取“学寡而易核，易核而智明”的南人清通之学。(47)同、光之交，张之洞外放四川学政，拔取杨锐、王秉恩、廖平、宋育仁、吴谦、吴德潚等超卓干练之士，并组织编辑《书目答问》及?《輶轩语》。前者尚可视作京师论学之绪余，后者则面向士林社会中下层的诸生，二书均以实用爲準的。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入都复命，是年廷议穆宗升祔位次，乃详稽三代之制，爲潘祖荫代撰三议以进。陈宝琛在日后提到，张之洞“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48)
据说张之洞在光绪初年“颇讲理学，学术又一变”；(49)其集中致潘祖荫最后数函，大概也作于此间，有云：“今日必无党祸，何也？有清议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毁誉杂糅，出主入奴而已；清流势太甚，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力而已。”按此信语气，似乎自居清议、清流之外，但反复辨别“无党祸”，又暗示潘祖荫确有提到张之洞与清流、清议结“党”的言论。(50)其时与张之洞交游，且以理学、清议着称者，包括张佩纶、吴可读、吴观礼及闽籍的陈宝琛、王仁堪、仁东兄弟等人，活动範围大概在南城丞相胡同、北半截胡同一带，与以米市胡同藤阴书屋爲中心的金石学人圈仅一街之隔。诸人不长于考订，而爱好吟诗、扶乩：“临乩者自称净名道人，盖康乾间诗人吴舍人泰来(原注：企晋)也。每临乩，辄与同人唱和，不爲休咎之占，而作韦弦之赠，唱酬甚伙。”(51)光绪三年张之洞回京后，与诸人接触增多，其人清议一“党”，或在此前后。而光绪四年(1878)以后张佩纶的日记中，时而能见到鑒赏金石的聚会，可知当时都中士人圈子并非界限分明，张之洞游走于二者之间，沟通了不同圈子的风气。(52)
有清一代，惩明季言论混淆之失，又挟其异族入主的戒心，前中期二百年间言路相当沉闷。时至晚清，在内外变局的压力下，破例之举层出不穷，清议势力兴起，同样突破了“以言爲忌”的祖宗家法。然而，清流中人不断突破祖制，试探言论限度，却又是爲了坚守其他各项祖制不受破坏。光绪五年(1879)三月，吴可读以震骇一时的“尸谏”，要求爲穆宗预定大统，即是针对慈禧太后在继位问题上的“破例”。“尸谏”之举极具表演性，吴可读事先準备好了棺椁、衣冠，并遗书示子，命其速速出京之先，须在“张香涛(之洞)先生、幼樵(张佩纶)、安圃(张人骏)前均致候”，慨叹“想如前时聚谈时，不可得矣”。张之洞此时已成爲吴可读等清议人物的密友，被托以身后之事。(53)更重要的在于，吴可读用“尸谏”挑战了清代宫廷政治最爲敏感的立储话题，也在最大限度上拉伸了晚清朝臣的言论空间，光绪初年喧赫一时的“翰林四谏”遂接踵而起。
北宋庆曆年间，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四人任谏官，号称“四谏”。(54)至明成化时，又有“翰林四谏”之谓，指因言事而被黜之翰林院编修罗伦、庶吉士章懋、黄仲昭、庄昶四人。(55)至于晚清的“翰林四谏”，则异说颇多，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何金寿、宝廷、张之洞、邓承修等都曾被?{入。但张之洞、陈宝琛诗句中提到“四谏”，又皆自居其外。陈宝琛诗注且指出“文襄(张之洞)尚未在讲职”，不入“四谏”。(56)然则比之宋代“四谏”之全爲谏官，明代“翰林四谏”之仅爲编修、庶吉士，晚清“翰林四谏”的门槛更高，要求必?须是经过詹事府迁转而晋升“讲职”者，故其时张之洞与张佩纶私下有“言官不言、讲官尽讲”之戏目。(57)经过光绪五、六年(1879－1880)间针对崇厚订约之弹劾，张之洞迅速开坊晋升日讲起居注官、侍讲学士，正式加入翰林讲官主导言路的潮流。
“言官不言，讲官尽讲”，造成光绪初年清议有别于前代的若干特点：首先，清议产生于翰林讲官“清祕无事”的诗酒生涯，继承了同光之际都下学人的生活方式。张之洞、张佩纶等在言事之余，仍以金石、书画、版本、西北地理之学自娱，并将其与议政相结合，向经世的一面发挥，实可看作同治以来京师学术的扩张；与此同时，翁、潘一派主导的学术圈子依旧活跃，中如吴大澂、盛昱、王懿荣等人，亦是重要的清议分子。其次，相对于光绪中期以后“以駡洋务爲清流”的言官末流(58)，翰林讲官品级较高，大多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地方督抚及总理衙门进行直接交流的资格，也具备相关学养。如张佩纶与合肥李氏本爲世交(59)，在京师鼓吹清议的同时，便已参画李鸿章在天津的洋务事业，往来书信颇多；又如陈宝琛在中法战争前“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嘱人抄写。(60)当时尽有“洋务”、“军功”中人对“清流”的不满乃至非笑，但清流队中却不无依附、藉重洋务的心态，张佩纶甚至在书信中奉承李鸿章爲“清流争附”、“爱护清流”之人。(61)甲申(1884)年由盛昱一疏导致“易枢”事件，围绕主战、主和话题，李鸿章、醇亲王对朝中清议多有不满，而张佩纶此时的辩白则更值得玩味：
言论主战者多，转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异议爲嫌。(原注：今日又言之兴献：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一笑。)(62)
翰林清流不仅坚守理学原则，更好讲究纵横捭阖之术，中法战争时，便曾希望通过和、战两派默契配合形成有利的外交态势。“清流”、“洋务”，在张佩纶看来不过是对外的门面语，而非政治归属或学术取向的实质。故张佩纶的“清流”身份，并不妨碍其参与“浊流”李鸿章的幕府；张之洞也能以翰林清祕之官，成爲总理衙门备谘询的座上客。但另一方面，所谓“门面”又代表着群体发言的立场，必须贯彻到底，不能动摇，不容异类。翰林言事者身处京师士人交游的环境中，其上疏程序亦有如诗酒酬唱，通常由一人出奏，诸人附和，从而给外人造成翰林数人此唱彼和、迹涉朋比的印象。“壬午(1882)以后，言事者尚激切”，(63)奏章之间的前后唱和将言论不断推向极端，却未必符合各自治学、处世的本来主张。
当时爲此种“章奏唱和”最爲频繁者，端推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四人的小圈子。四人皆投靠提倡理学的李鸿藻门下，与翁、潘汉学一派言事者有对峙之势。平日书信往来，多用暗语，嗤点朝臣，无所不至。其中张之洞、宝廷稍爲沉稳，张佩纶、陈宝琛则尤主激越。光绪六年(1890)张之洞致信张佩纶云：
橘洲(陈宝琛)诗昨日弟与偶斋(宝廷)争之，至暮不能得。偶斋但恳其停留熟思一日再缮，及今晨竟交卷矣。执事(张佩纶)与橘洲同床各梦，昨日之赞成，实爲鄙人意料所不及。他日设闻扶病阅卷者凄然不怡(眉批：扶病阅卷者谓皇太后)，朝减一饭，公必然悔之。自恨愚诚有限，不足以动清听，惟有愧歉而已。公瑕有勇无谋，奈何奈何。(原注：橘洲亦无他，不过名心耳。)(64)
此札看似论诗，实则议政。当年十二月，东右门护军殴打太监，触怒太后，将置重典，张之洞、陈宝琛二人遂交章上奏请裁抑宦寺。陈宝琛附片措辞激烈，遭到张之洞反对，却仍在张佩纶鼓励下贸然上奏，一摺一片轰动一时，被称爲“真奏疏”。(65)其时诸人不仅在一起讨论奏疏，且有结课读史传，共同编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的打算，张之洞另有一信致张佩纶云：
昨夜思之，若欲有所撰述，他体裁皆不宜，拟爲《皇朝经世文续编》，止须搜罗五十年来奏疏吏牍，并近日名家文集，选择録之。此体有畔岸，而无偏倚，得尺则尺，渐次推广，可以求日进之功。惟奏牍须求诸枢曹、史馆、内阁、部署，及积年邸赧，亦不易耳。求之难而编之易，多雇钞胥足矣。然此体有今无古，若以古今通爲一书，思之未得其方，望阁下与伯潜(陈宝琛)见，商度见教爲幸。(66)
当时令清流中人感到烦恼的，乃是“考古”、“读书”与“经世”之间的关係。张佩纶希望能通过“考古”来寻求解决畿辅水利、厘金、东三省等现实问题，张之洞复信则指出此等皆“考今不考古”之事，只要“稽诸近日奏牍、访之故吏老兵，期于洞悉近日情形”即可，故有编辑《经世文续编》之议。但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同意“经世之学，读官书，尤须读史传”，主张用计日程功之法看正史、《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考》、《五礼通考》等史书、政书，每天限读一二卷，仿照《黄氏日钞》例作笔记。张之洞特别强?{“读书”与“考古”的区别：“读书可计日而毕，考一事不能剋期而得。”正是彼时内外局势的紧迫，促使翰林清流将治学领域从经学转向史学(乃至掌故经济之学)，将治学方法从长年积累的“考古”转向计日程功的“读书”。(67)
然而，讲官出身的“清流”无论如何强?{经世致用，都还是书本工夫。由经入史固然较翁同龢、潘祖荫一派的考订之学向“时务”、“洋务”前进了一步，但研究《通考》、《五礼通考》、《新疆识略》、《蒙古游牧记》等(68)，仍然不出道咸以后学人热衷三礼之学、边疆史地的趣味，却?始终与李鸿章、曾国荃等外官所熟悉的洋务实际有所隔膜。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莅任山西巡抚，从清流一变而爲督抚，议政立场便大爲转移。(69)而此时张佩纶致信李鸿藻，仍声言：“愿爲汲戆居中，不愿坡仙乞外也……窃谓留心时事者，到处可以历练，不留心者虽两司岂少颛顶者哉。”信末还再次强?{：“所最畏者出外”，可见清流中人对外官实务之抵触情绪。(70)光绪十年(1844)中法战争期间，或是震慑于前此“清流”竞言洋务的声名，或是枢臣有预谋的倾陷，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清流人物纷纷被外派会办防务，其言论、学术实践爲事?功，却因战事不利而沦爲举朝非笑的对象。
道咸时代，曾、胡、罗以书生行军成爲几代人的精神偶像；降至同光，张佩纶、陈宝琛却以书生带兵沦爲一时笑柄。同爲“书生”，都讲“经世”，所持之政术、学术、风俗实有云泥之别。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末，故人宝廷致函张之洞，回顾“清流”前事，评点群伦，不禁爲之唏嘘：
回思昔年同人聚处京华，转眴风流云散，升沉各异。老夫子(张之洞)功业显着，年甫逾艾，建树有日，必成一代名臣，尚矣。漱兰(黄体芳)功业未必有成，亦可爲一代直臣。铁生(何金寿)生直臣，死循吏；亦不枉一世。伯潜(陈宝琛)半途生废，而年力尚强，独有后望，且归隐有资，不出亦可有山林乐。绳庵(张佩纶)有才不能自晦，遂不惜枉尺以求直，寻日后之功名未可致，当前诮谤，已不能免，徒使嫉之者快口，爱之者伤心。(71)
甲申中法之役后，陈宝琛遭罢黜归里，张佩纶获罪谴戍塞外，加上前此何金寿早逝，宝廷因?{船妓事自劾，翰林清流硕果仅存者，惟有外放疆臣之张之洞与居京退閑之黄体芳二人。宝廷出身宗室，早岁风流，晚年却较有理学气味，评论张佩纶“枉尺以求直”，当指其热心洋务、入李鸿章幕等事。
至六月间，宝廷再次致信张之洞，详陈病中研究宋学、天算的心得。关于天算，强?{必须“推算出一简实之法，藉可杜西人之妄口，解华人之大惑。不然，日久愈惑，将谓虽圣人亦不知天，以西人爲圣人，从此流弊不可胜言矣”。(72)然而，业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却在回信中正告宝廷：“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多年的外官阅历使张之洞突破了京官视野，而清流经验亦逐渐淡出到从事“时务”、“洋务”背后的义理、原则层面。如张之洞回信中所说：“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爲名理之资，是西法正爲中国所用，汉学正爲宋学所用。”(73)晚清督抚势力坐大，在处理地方实务时，不断面临“经”与“权”的抉择，与枢府、京官的矛盾亦随之扩大，不难推想张之洞外放疆臣后的立场移动。但在此语境下，进一步考虑沉澱到记忆深处的清流经验在此后应对近代新知、重构交际圈子过程中的潜在作用，则是更爲深刻的话题。(待续)注释:
①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页192。光绪末年，黄濬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该段记载，很可能出于当时北京新学界的传闻，有一定可信度。
②张之洞：《谒胡文忠公祠二首》其二，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卷三，诗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117。又张之洞自撰《抱冰堂弟子记》：“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见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下简称“河北版”)，页10631。
③《沈子敦先生遗书序》，见钱仲联辑録：《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上)，《文献》1990年第3期，页185。
④参见楚金(瞿兑之)：《道光学术》、《道光学术余议》，《中和月刊》第1、9期，1941年1月、1944年9月。
⑤此爲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的观察，多次见于其书信中，参见《与刘蓉》(咸丰三年十月十五日)、《复龙啓瑞》(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复黄淳熙》(同年十二月)，分别载《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页292、414、431等处。
⑥《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三·文科》。按柏葰案实有肃顺清除异己的政治背景，但“自嘉道以来，公卿子弟视巍科爲故物”，戊午科场案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肃清风气的作用。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3156。
⑦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初六日条下，页196、199。
⑧参见张之洞：《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载《张之洞诗文集》卷二，诗集二，页31。
⑨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上，同治二年(1863)四月廿四日条下：“探花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壬子解元，少年有时名，闻其诗、古文俱有法度。近日刘其年劾吴台寿一疏，传出其手，笔力固可喜也。”见《越缦堂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第4册，页2338。
⑩陈锐《衮碧斋日记》：“张文襄用人成见甚深，及所甄録，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捨是无可见长矣。”转引自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167。
(11)李鸿章：《复张香涛学使》(同治八年七月)，吴汝纶编：《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页746。
(12)参见曾国藩：《复许振祎》(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全集·书信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页7579。
(13)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同治九年条下，1939年南皮张氏舍利函斋武昌铅印本。张之洞爲潘祖荫撰书事，尚可参看潘祖荫《攀古楼款识自序》(载潘祖年编《潘文勤公年谱》同治十一年条下，光绪间刻本)及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六“潘祖荫撰述及轶事”条(见刘笃龄点校《苌楚斋随笔》页597，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4)张之洞：《致潘伯寅》第一通，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页10100。张之洞在本年四、五月间一共写了七封信给潘祖荫，商讨此次雅集事宜。
(15)张之洞：《致潘伯寅》第七通(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附有名单，见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页10103～10104。
(16)李慈铭：《致孙子九汀州书》，载《桃花圣解盦日记》己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初二日条下，《越缦堂日记》影印本第8册，页5440。地名下划綫爲笔者所加，原文小注略。
(17)参见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戊集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二十日条下(《越缦堂日记》第8册，页5314)、张之洞《潘侍郎藤阴书屋勘书图歌图爲秦谊亭作》(《张之洞诗文集》卷二，页53－54)，锡缜、李慈铭诗亦载杨锺羲《雪桥诗话续集》(石继昌等整理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八，页501～502。
(18)据李慈铭《壬申七月五日郑司农生日集潘侍郎郑盦记》，附载《桃花圣解盦日记》己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二十七日条下，见《越缦堂日记》影印本第8册，页5462～5465。
(19)张之洞：《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检书》，《张之洞诗文集》卷二，诗集二，页62。
(20)严玉森无题诗，载《壬申消夏诗》，丛书集成新编影印《滂喜斋丛书》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页307。
(21)顾平旦整理：《天咫偶闻》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71(标点有所?{整)。
(22)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见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105。
(23)参见盛昱：《与张制军书》、杨锺羲：《意园事略》，分别载盛昱：《意园文略》卷一及附録，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67册影印宣统二年(1910)金陵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247～248、266～268。
(24)参见王懿荣：《四库全书恳恩特饬续修疏》、《胪陈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请列学官疏》，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卷一，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页29～34。
(25)参见张之洞：《致潘伯寅》(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页10107。据张寿安的考察，争取许慎从祀的运动始于乾嘉时期，以陈鳣、任兆麟等人爲代表，至光绪元年(1875)汪鸣銮再次奏请，次年获准正式入祀。参见张寿安《打破道统　重建学统——清代学术史的一个新观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5月)，页75～79。
(26)参见翁同龢等于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十五日所上《遵议黄宗羲等从祀文庙摺》、《遵议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疏》。光绪十一年(1885)江西学政陈宝琛率先上奏，请以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次年内阁会议，遂有此一摺一疏。当时列衔者，尚有潘祖荫、周家楣、孙诣经、孙家鼐、盛昱、龙湛霖六人，但最终并未获准。见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页47～50。
(27)王懿荣：《〈南北朝存石目〉叙例》，见《王懿荣集》卷一，页81～82。
(28)王懿荣：《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王懿荣集》卷二，页92～93。
(29)如光绪十七年(1891)前后，张之洞致信王懿荣，打探杨守敬在日本所购书，见《与王廉生》第八通，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页10127。
(30)《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称号：……次曰‘八顾’……次曰‘八厨’……顾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2187。
(31)陈宝琛：《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摹本》，《沧趣楼诗集》卷六，见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133。
(32)张佩纶：《复宗载之姊丈》：“京秩无不高寒……惟同年世好有外任者，相率爲馈岁之举，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御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岂复可耐？”《涧于集》书牍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影印1926年张氏涧于草堂刻本，页410下。
(33)关于翰林简放学差前后的境遇差别，参见何刚德：《春明梦録》，柯愈春等整理：《话梦録 春明梦録东华琐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88。
(34)参阅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页52～57。
(35)此爲其友人陈衍评语，见《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七，《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页106。
(36)陈澹然：《异伶传》，载张次溪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页727。
(37)当时也有将“清流”与“名士”分开的用法，如前揭何刚德《春明梦録》：“甲申时之清流，甲午之名士，皆翰苑高才也。”见《话梦録春明梦録东华琐録》，页77。用“清流”指张之洞、张佩纶、盛昱一代，用名士指沈曾植、张謇、梁啓超一代。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一文正是以这一划分爲基础，讨论二者的关联与背离，见其所着：《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页146～214。
(38)《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四，页12460。
(39)王维江在《谁是“清流”》、《从“清流”到“清流党”》二文中分析了清末民初作爲政治现象的“清流”，分别载《史林》2005年第3期、2006年第1期。
(40)南、北清流之说，大抵以“四谏”诸人爲“北党”，李鸿藻爲领袖；以李慈铭、盛昱等爲“南党”，翁同龢爲领袖。此说实源自甲申(1884)前后军机处汉大臣的南、北之争，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南党北党”条、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张广雅诗纪晚清党争”条等均曾论及。至民国间，在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的“龙树寺觞咏大会”条下，遂演爲“南北清流”之争夺。参见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页89。
(41)前、后清流之说，至少有两种：1)以“南北清流”说中之北党爲“前清流”、南党爲“后清流”，如黄濬即认爲：“当时朝中名士，前一辈清流，若张孝达(之洞)、张绳庵(佩纶)等，皆与高阳(李鸿藻)善；而稍后进者，若张季直(謇)、沈子培(曾植)，则与常熟(翁同龢)善。”参见《花随人圣盦摭忆》，页55～56。2)以同光之间(不论南北)爲清流前期，光宣之间爲清流后期，如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参见《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页191～192。
(42)《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史部“广雅堂论金石札五卷”条：“之洞于金石之学本非专门，故其所论不能尽中肯綮。”附载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779。
(43)张之洞《论金石札二·金文杂说·致潘祖荫》云：“今日号称爲许、郑之学者，谓爲颂扬许、郑之学则可，何尝有讲求许、郑之学者哉。(原注：讲经学而名曰汉学，已偏矣；讲汉学而名曰许、郑之学，尤隘也。此皆省事自便之道，非实事求是之道也。)”又《读经札记二·汪拔贡述学》云：“……将谓孔孟大道、许郑儒宗，但解编纂《说文》、绘画《三礼图》而已乎？(原注：此二事在今日陋俗则爲甚难，在汉儒止是入门功夫耳。)不惟谬议圣传，抑亦厚诬漠儒之甚矣。使后世以汉学爲诟病者，此辈(汪中)之罪也。”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388、10025。
(44)张之洞：《潘侍郎藤阴书屋勘书图歌图爲秦谊亭作》，《张之洞诗文集》卷二，诗集二，页53～54。
(45)《北史》卷四十三邢劭本传，见李延寿等撰：《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1593。
(46)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255～256。
(47)袁昶《广雅碎金校语》于此诗题下注云：“此丹经万卷，不如守一之意……指约而易掺，可爲驰骛无涯之智，薄暮不知所止泊者，脑后下鍼。”附载《广雅碎金》卷末，《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92～93。
(48)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光绪三年条下。
(49)谭献日记光绪四年(1878)十月二十日条下引樊增祥来书语，见范旭侖、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281。
(50)张之洞：《致潘伯寅》，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页10118～10119。原文小注略。
(51)见张允侨《闽县陈公宝琛年谱》光绪三年条下，附载前揭《沧趣楼诗文集》下册，页701。
(52)张佩纶《涧于日记》(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光绪四年(1878)十月十四日：“夜孝达(张之洞)招饮，蹔过伯潜(陈宝琛)，至孝达斋已月上矣。同集者汪柳门(鸣銮)、吴清卿(大澂)、顾皡民(缉熙)及余叔侄，曾君表(之撰，曾朴父)后至，观清卿所藏薛氏钟鼎款识拓本。”其中汪、吴、顾三人均爲潘祖荫圈子的活跃人物。
(53)吴可读诀儿书，载《花随人圣盦摭忆》，页132～134。
(54)《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影元刻本)附録卷第五欧阳发等撰《事迹》：“既而有诏，百官许上封章言事。公(欧阳修)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陈当时之患。仁宗增谏官爲四员，先公与蔡公襄、余公靖、今致政王尚书素同时迁用。”然则所谓庆曆“四谏”，乃起于制度上的施设，而非时人泛称。但因四人均能直谏，后来遂有“庆曆四谏官”之目。如刘克庄《劝学》诗便有“新擢咸淳两台端，可继庆曆四谏官”句。见《后村集》卷三十五，四部丛刊影旧钞本。
(55)见《明史》卷百七十九章懋本传，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4751。
(56)参见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拜宝竹坡墓二首》，《张之洞诗文集》，页128、149。陈宝琛《吴柳堂御史围炉话别图爲仲昭题》：“同时四谏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浊泾。”句下原注：“时称张(佩纶)、宝(廷)、何(金寿)、黄(体芳)，文襄(张之洞)尚未在讲职也。”《沧趣楼诗文集》上册，页167。
(57)张佩纶《复宗载之姊丈》：“前者家兄书来，云胡介卿回浙，有‘言官不言，讲官乱讲’之?{。其实此二语本香涛前辈与弟戏词，乃云：‘言官不言，讲官尽讲。’都人遂以‘雨师勿雨，风师多风’属对，妄爲传播，并非事实。”见《涧于集》书牍卷一，页413下。
(58)甲午战争后，吴汝纶致信陈实箴，有云：“近来世议，以駡洋务爲清流，以办洋务爲浊流。”另一函又云：“中国不变法，士大夫自守其虚骄之论以爲清议，虽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转弱爲强。”可见时人已将“清流”作爲“洋务”、“变法”的对立面。见吴汝纶《与陈右铭方伯)(光绪二十一年闰六月十一日)、《答陈右铭》(闰六月十二日)，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页103、105。
(59)张佩纶《涧于集》诗集卷二有诗题曰：“少荃夫子(李鸿章)六十生日，敬不举觞，礼也。佩纶与公累世通家，雅托密契……”(页87下)
(60)见何刚德：《春明梦録》，《话梦録 春明梦録 东华琐録》，页85。
(61)参阅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一，页424下。
(62)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甲申)，《涧于集》书牍卷三，页482上。着重号爲笔者所加。“兴献”指醇亲王，因其爲德宗本生父，用明世宗“大礼议”事影射。
(63)杨锺羲：《雪桥诗话》卷十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594。
(64)张之洞：《致张幼樵》，载《张文襄书札》(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以下简称“所藏档”)：甲182－371。该信抄本天头有编集者眉批：“此似谓陈弢庵参内监事。”按此册档案全部抄録张之洞致张佩纶书信，时段在光绪初年至十六年(1890)间，而尤多收録光绪五、六年前后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关係密切时信件。
(65)此事本末，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言之甚详，参见该谱卷一，光绪六年十二月条下。
(66)张之洞：《致张幼樵论学三札》其二，载前揭《张文襄书札》(抄本)。按此三函亦被黄濬收入《花随入圣盦摭忆》，略有删节，见该书影印本，页303～304。
(67)见张之洞：《致张幼樵论学三札》其一。稍早张佩纶在书札中声言：“以目下时会而论，作经生不如究史学，究史学不如讲求掌故，练习时务。”见《致宗载之姊丈》，《涧于集》书牍卷一，页412上。
(68)张之洞《致张幼樵》(又)：“《新畺识略》暨条约各种，并《蒙古游牧记》，望借一检爲幸。”载前揭《张文襄书札》(抄本)。
(69)比如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虽亦主战，但其理由已迥异于朝中清议，光绪十年(1884)二月十二日《致张幼樵》云：“中外兵事，鄙意与尊意及京朝诸言事者，迥然不同。诸公意谓法不足畏，我易胜法；故纷纷主战。鄙人则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见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页10152。原文小注略。
(70)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光绪八年)，《涧于集》书牍卷二，页460下。
(71)宝廷：《致张之洞二通》其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件：SB/818.179/1332:7。
(72)宝廷：《致张之洞二通》其二，出处同上。
(73)张之洞：《致宝竹坡》，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八，页10343～1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