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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学人访谈录：专访艾尔曼教授

艾尔曼教授(Benjamin A.Elman)，美国宾州大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与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中国科学史，以及东亚文化交流史。着有《从理学到朴学：晚期中华帝国知识与社会变革》、《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后期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等专书，以及论文数十篇。近年，则将关注焦点放在东亚文化交流史，特别是中国与日本、朝鲜之间的学术文化互动。
·研究中国历史的机缘
作为知名的汉学家，艾尔曼教授自道之所以投身中国史研究，来自于对新事物的向往，希望探索未知的领域。艾尔曼教授回忆，当初他选择研究中国历史，并非预见二、三十年后中国学会变得相当热门，而是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多，教科书对中国的叙述也相当简略，从而引起了兴趣。他怀疑，中国历史发展的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关键因素，仍未被当时的人所发现与关注；因此开始接触中国哲学思想，并远赴夏威夷大学学习中文。从中，渐渐找到了研究的兴趣，一直持续至今。
除了自身的研究兴趣以外，1968年随世界卫生组织赴泰国施行疟疾根除计划，也是艾尔曼教授研究视角转折的重要关键之一。大学毕业后，因受到越战的影响，无法接着上研究所，继续学习中文与历史，于是选择参加和平团(Peace Corps)，赴泰国协助根除疟疾。艾尔曼教授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原以为泰国就在中国南方，离中国那么近，又有很多华侨，应该有机会继续学习中文。然而抵达泰国后，情况却与想象完全不同。艾尔曼教授说道：「我原以为到了泰国后可以继续学中文，结果泰国华侨多半是华南人，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他们都说方言（潮州话），所以在那里没有办法学中文。」
虽然在泰国未能如愿学习中文，但此行仍拓展了艾尔曼教授的研究视野。虽然最初是对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泰国工作的三年，除了中国哲学，艾尔曼教授也大量阅读了中国宗教、制度、科学与医学等相关书籍，扩大了学习范围。到了1980年代，艾尔曼教授首次赴中国研究后，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而认为过去的研究方式只能描述菁英士大夫的思想，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和社会并不接近。因此，艾尔曼教授将研究视角从哲学转向历史，试着连结传统菁英士大夫的学术思想与大众文化，以更为全面的角度，探讨中国明清以降的学术变化。
·新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在扩大了自我的研究视野后，艾尔曼教授开始试着跳脱过去的传统研究方法。《从理学到朴学》，是他离开哲学，接触文献学、考证学的尝试。此时处理的研究主题，与其自身从理学（哲学）到考证的心路历程有关。对艾尔曼教授来说，虽认为哲学思想对理解中国相当重要，但仍有不足之处。艾尔曼教授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长处和缺点，哲学思想固然是一部分，但其他方面如文化史、思想史、科学史、社会史、科举制度等等，也跟这个文化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艾尔曼教授从菁英士大夫的哲学史研究，转而探讨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问题，以及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对艾尔曼教授而言，大众文化的问题，包含了政治、宗教、社会发展与其他各个面向，有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可以追寻，而儒家思想则是组成这条思想脉络的一部分；但大众文化和单纯的儒家思想，在用处上仍有区别。
《从理学到朴学》出版后，得到欧美与日本汉学界的好评，并获提名1985年度的费正清奖。紧接着，艾尔曼教授试从更宽广的角度讨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并对近代以来的常州今文经学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看法。艾尔曼教授指出，过去的研究将魏源(1794-1857)、龚自珍(1792-1841)视为晚清改革的先驱，采线性发展的解释，将历史安排成阶段分明的叙事，使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5-1829)在今文经学复兴的过程中，只能扮演聊备一格的角色。对此，艾尔曼教授不仅强调必须以开端代替终结，还要离开思想史的一些条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在研究考证学兴起的过程中，艾尔曼教授检视了众多的考证学派，发现这些派别虽然重要，但还有很多家庭制度的问题值得观察与分析。常州学派虽然研究经学，但在他看来，仍必须了解常州经学与地方分不开的关系。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从理学到朴学》是比较抽象的说法，讨论的是思想到经学的转变；但常州学派的研究，则展现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非常重要，像科举制度、宗族制度、教育问题、社会发展，还有科学等等，这些问题都与明清思想发展密不可分。
·科举制度：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纽带
过去学者在讨论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曾有过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最为经典者，莫过于何炳棣与张仲礼二人对于社会流动的不同见解。然而，艾尔曼教授指出，许多人对科举制度有一个误会，以为考上的人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能考上的没有多少人，大约只有百分之五，考不上的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个制度得以在明清存续四百多年，如果只是为了百分之五的人，那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除了关注那些考上的人以外，同时要注意百分之九十五落榜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这个教育制度是做经学研究的。科举不是一个单独的制度，在传统社会里，功能之一是培养人才；但这个人才不一定要做官，没办法做官的人能读能写，可以做别的事情，例如中医、书画、教书、开书店、印书等。从这些方面来说，科举制度影响甚广。其次，在宗教方面，佛教里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佛寺学经学，后来没考上生员，就用自己的阅读能力学佛学。虽然他们不公开承认是因没有考上才学佛，但可以肯定的是，道教和佛教中人，有许多是这样来的。所以，佛学跟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虽然没有交集，但是在制度、教育方面仍有相当的关系。
此外，还有许多菁英考不上，该怎么办呢？有的家里有很多孩子，一个孩子考试成功了，其他的如果没有成功，就必须去做其他的事情。艾尔曼教授认为科举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没有成功的人在做什么？百分之九十五考不上的人，虽然有一些人特别聪明，有些人可能比较平庸，但教育程度与能力大多数是相当接近的。在科举制度中，考上的人，进入政府成为政治文化菁英，考不上的人，则利用阅读与书写的能力，成为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促成了社会流动。考试与教育有分不开的关系，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会愿意开放给一般人民参加考试，从中选取官员。中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虽然制度上并非完美无缺，却开启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倘若没有科举制度，中国会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完全不一样。因此，科举制度可说是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重要纽带。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中国科学的发展
除了科举制度外，艾尔曼教授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同样引人关注。艾尔曼教授发现，传统中国对科学相当尊敬。西方的波斯人、印度人到中国协助制作历法，中国非常欢迎。相较之下，日本、朝鲜反而不邀请这些外国人，只有中国人觉得他们聪明，认为他们的数学比中国人好，因此请他们制历，并从中学习技术。就此来看，可以理解中国对西方学术的公开欢迎。虽然有部分中国学者抱持西学中源论的想法，认为西方这些新的科学，特别是天文、数学，本来就是中国所有，只是后来经由阿拉伯国家传到欧洲，再传回中国而已。即使是这样的态度，仍算是一种对欧洲科学开放的态度；中国透过这些交流，学习到西方的天文、数学与西学。艾尔曼教授指出，除了经学以外，教育、科举制度与科学也有分不开的关系，这些层面一旦忽略了，就会忘记社会是如何构成，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之间的关系。
但是，近代以来的研究却往往忽略这些面向，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艾尔曼教授指出，「科学」是日本传来的名词，从「かがく」而来，并非中国自己的翻译。宋、明、清以来，说到自然科学，都是跟格物致知有关。格物致知就是「格致学」。宋、元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对中医有兴趣，把中医跟《大学》的格物内容相提并论，觉得是格物致知的一部分。所以，宋、元的时候，「格致」一词虽不是「科学」，却跟自然学有关。耶稣会士在明末来到中国，他们有着丰富的天文学与数学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为什么要介绍这些给中国？原因是中国当时有历法的问题，中国学者发现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可以解决中国的历法问题，所以他们欢迎这些人，并学习这些新的学问。
他们交换意见时，耶稣会士会将知识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当时，耶稣会士以及后来基督教传教士，在把scientia译成中文时，就是用「格致学」——格物致知之学。所以，「格致学」一词虽不属于现代科学，却跟中医、天文学、数学、历法等，以及一些早期的科学有关系。艾尔曼教授认为，中国一直具有格致学传统，但在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的战败，过去的传统也遭遗弃。梁启超的着作中，即曾使用过「科学」与「格致」两个词汇；但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科学」（かがく）成功了，中国成了没有科学的国家。从历史来看，中国当然没有「科学」，因为「科学」是日本传来的名词，不是中国传统的词汇。
艾尔曼教授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近代以来没有人提出中国曾经有过「格致学」呢？彷彿中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自由」、没有「资本」、没有「科学」，是一个落后失败的国家，这与革命党的宣传有密切的关系。对于革命党而言，他们需要一个「失败的中国」，以唤起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从而推翻清朝的统治。因此，在革命党的宣传以及日本、西方学者的论述下，中国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没有科学。
然而，中国虽然缺少很多东西，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还是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事物。中国传统的格致学资料相当丰富，与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植物和医学等有关，有些是传教士传入的，有些则从日本传入。中国虽然没有日本的「科学」，却有自己的「格致学」；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是一种根本的误会。
·东亚学术文化的交流史
近年以来，艾尔曼教授也将视野逐步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开始以「东亚」为主体，分析德川日本、朝鲜跟中国之间的知识交流与传递。艾尔曼教授指出，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有很多耶稣会士，传送与科学有关的中文书籍传进日本。一直到甲午战争后，这个知识传递方向才有不同的转变。也就是说，知识的传递，并非一直是日本到中国，十八世纪时，更多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直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日本对中国仍相当尊敬，尊敬中国的力量、能力、知识、文学与儒家思想。但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认为，「我们也有很多儒家思想的资料啊！我们的资料比你们多，我们了解的孔子比你们好，了解四书五经的东西比中国更深入。」
艾尔曼教授举他研究的皇侃《论语义疏》为例，说明此书早在中国宋朝就已经亡佚了，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经过日本人的校勘、整理后，刊印出来，送到北京的四库馆，收入《四库全书》。由此可见，研究儒家思想，不能只单方面考虑中国，日本、朝鲜与中国实有分不开的关系。朝鲜在明朝的时候，派了四百多个使节团去北京，清朝时也继续派了两百多个使节团。此外，朝鲜也派使节前往日本。所以，儒家思想的存在与影响，不只在中国，还包括全部的东亚；同样的，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如此。对于这些东亚交流的资料，我们应该多加阅读与利用。此外，中医的问题也与整个东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资料与朝鲜不一样，朝鲜有另外一些资料是李时珍不曾提出来的，所以本草学也需要一个「比较本草学」。特别是在李时珍之后，很多日本、朝鲜的学者在李时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对中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其他如数学、历算等，也都有类似的现象。
因此，经学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儒家思想的问题，也包括中医、数学，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内。是以近年来，艾尔曼教授以儒家思想、中医和科学为核心，检视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以清代学者戴震为例，他曾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有人曾批评他校勘《水经注》时，可能抄袭赵一清的成果。虽然胡适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但若考虑到当时从日本传来四库馆的书籍，戴震可以最早看到，我们就应该仔细检视戴震的着作与日本方面的书籍是否有关系。除此之外，中韩与中越的交流也相当值得注意。2010年，复旦大学即出版了中越交流史料《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一共有二十五册。越南受法国殖民影响，以往都忽略这些东西，直到最近，越南汉学才逐渐恢复起来。因此，我们如要更深入了解这些以中文为主体的儒家思想，则不仅要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还要拓展讨论范围，像中医、数学、历法等都要多了解一点，才能把经学的问题研究得更深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科学」为例，前面已经谈到，中国过去用的是「格致学」，那么日本在没有「科学」一词以前，怎么指称自然学？日本是在1865年左右开始使用「科学」一词，之前使用的是「穷理学」，这跟格物致知有关。由此可见，日本在「科学」一词出现之前，是利用中国的知识体系理解新的学问。艾尔曼教授透过这样的方式，讨论东亚知识体系的传递与建构。虽然不是全球的分析，但是这种在全球之下、中国之上的具体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问题。
·对年轻研究者的建议
对于有志学术的青年研究者，艾尔曼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强调史料与近人研究着作的阅读，二者不可偏废。阅读近人着作，最主要目的还是要了解前辈学者研究过什么题目；如果不知道前辈的研究，怎么超越他们呢？艾尔曼教授认为，真正好的老师，会希望学生超越他。如果学生未能超越，他会觉得这个学生不够好，只会模仿。真正的老师，希望学生找到一些新方向、新问题，并且能体认自己仍有极限，可能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有些问题以为解决了，其实可能是解错了。艾尔曼教授强调，年轻研究者将来必然会超过前人的成就，而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年轻研究者必须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不满意、有所怀疑，才可能展开新的探索与研究。倘若年轻研究者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就没有办法找到新方向。因此，艾尔曼教授勉励年轻研究者，应当富有怀疑的精神。
其次，在阅读史料的时候，不能抱持过去的成见。艾尔曼教授以自身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为例，在刚开始从事科举研究时，发现相关史料中有许多与历法有关的问题，让他觉得相当意外。过去学者多认为，科举考试写的是八股文，怎么会出现天文学的材料呢？文章发表后，一开始许多人不能接受，认为一个外国人读不懂这些史料，科举制度不会有这些东西；即使艾尔曼教授提出了原始资料，也被质疑只是少数的特例，而不愿意接受。但事实证明，整个科举制度除了传统认为的八股文外，还有各种不同的史料，与朝廷、考官、生员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因此，阅读史料，不能抱持刻板成见，必须秉持怀疑精神，才能从缝隙中找到前人未曾讨论过的问题。
艾尔曼教授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了解，历史上有许多史料受到改写或有意的编辑，以致于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即使如此，研究者在了解这些史料的成书背景后，反而可以善加利用。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年轻研究者应该更仔细地阅读，以发掘这些史料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思考立论，反覆推演；即使日后出现了反证，发现自己的推论有误，也应该感到高兴，不必失望。因为推论出现错误，所反映者正是资料隐含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你目前处理的范围，也正好可以让我们检讨自己的不足。
最后，艾尔曼教授强调，历史学是一门需要长期投入的学术工作，而历史学处理人的活动，人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动物，所以历史学研究需要对人生有更多的体验。年轻研究者在理工科较容易得到成就，在历史学却未必容易。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在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岁以后，当体悟越来越多，对问题的探究才可能进入更广、更深的层面。
撰写人：黄圣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来源：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通讯》2016年第53期。原题为《学人访谈录：专访艾尔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