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人访谈录:专访艾尔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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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学人访谈录:专访艾尔曼教授

艾尔曼教授(Benjamin A.Elman),美国宾州大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与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中国科学史,以及东亚文化交流史。着有《从理学到朴学:晚期中华帝国知识与社会变革》、《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后期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等专书,以及论文数十篇。近年,则将关注焦点放在东亚文化交流史,特别是中国与日本、朝鲜之间的学术文化互动。
·研究中国历史的机缘
作为知名的汉学家,艾尔曼教授自道之所以投身中国史研究,来自于对新事物的向往,希望探索未知的领域。艾尔曼教授回忆,当初他选择研究中国历史,并非预见二、三十年后中国学会变得相当热门,而是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多,教科书对中国的叙述也相当简略,从而引起了兴趣。他怀疑,中国历史发展的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关键因素,仍未被当时的人所发现与关注;因此开始接触中国哲学思想,并远赴夏威夷大学学习中文。从中,渐渐找到了研究的兴趣,一直持续至今。
除了自身的研究兴趣以外,1968年随世界卫生组织赴泰国施行疟疾根除计划,也是艾尔曼教授研究视角转折的重要关键之一。大学毕业后,因受到越战的影响,无法接着上研究所,继续学习中文与历史,于是选择参加和平团(Peace Corps),赴泰国协助根除疟疾。艾尔曼教授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原以为泰国就在中国南方,离中国那么近,又有很多华侨,应该有机会继续学习中文。然而抵达泰国后,情况却与想象完全不同。艾尔曼教授说道:「我原以为到了泰国后可以继续学中文,结果泰国华侨多半是华南人,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他们都说方言(潮州话),所以在那里没有办法学中文。」
虽然在泰国未能如愿学习中文,但此行仍拓展了艾尔曼教授的研究视野。虽然最初是对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泰国工作的三年,除了中国哲学,艾尔曼教授也大量阅读了中国宗教、制度、科学与医学等相关书籍,扩大了学习范围。到了1980年代,艾尔曼教授首次赴中国研究后,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而认为过去的研究方式只能描述菁英士大夫的思想,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和社会并不接近。因此,艾尔曼教授将研究视角从哲学转向历史,试着连结传统菁英士大夫的学术思想与大众文化,以更为全面的角度,探讨中国明清以降的学术变化。
·新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在扩大了自我的研究视野后,艾尔曼教授开始试着跳脱过去的传统研究方法。《从理学到朴学》,是他离开哲学,接触文献学、考证学的尝试。此时处理的研究主题,与其自身从理学(哲学)到考证的心路历程有关。对艾尔曼教授来说,虽认为哲学思想对理解中国相当重要,但仍有不足之处。艾尔曼教授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长处和缺点,哲学思想固然是一部分,但其他方面如文化史、思想史、科学史、社会史、科举制度等等,也跟这个文化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艾尔曼教授从菁英士大夫的哲学史研究,转而探讨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问题,以及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对艾尔曼教授而言,大众文化的问题,包含了政治、宗教、社会发展与其他各个面向,有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可以追寻,而儒家思想则是组成这条思想脉络的一部分;但大众文化和单纯的儒家思想,在用处上仍有区别。
《从理学到朴学》出版后,得到欧美与日本汉学界的好评,并获提名1985年度的费正清奖。紧接着,艾尔曼教授试从更宽广的角度讨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并对近代以来的常州今文经学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看法。艾尔曼教授指出,过去的研究将魏源(1794-1857)、龚自珍(1792-1841)视为晚清改革的先驱,采线性发展的解释,将历史安排成阶段分明的叙事,使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5-1829)在今文经学复兴的过程中,只能扮演聊备一格的角色。对此,艾尔曼教授不仅强调必须以开端代替终结,还要离开思想史的一些条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在研究考证学兴起的过程中,艾尔曼教授检视了众多的考证学派,发现这些派别虽然重要,但还有很多家庭制度的问题值得观察与分析。常州学派虽然研究经学,但在他看来,仍必须了解常州经学与地方分不开的关系。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从理学到朴学》是比较抽象的说法,讨论的是思想到经学的转变;但常州学派的研究,则展现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非常重要,像科举制度、宗族制度、教育问题、社会发展,还有科学等等,这些问题都与明清思想发展密不可分。
·科举制度: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纽带
过去学者在讨论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曾有过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最为经典者,莫过于何炳棣与张仲礼二人对于社会流动的不同见解。然而,艾尔曼教授指出,许多人对科举制度有一个误会,以为考上的人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能考上的没有多少人,大约只有百分之五,考不上的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个制度得以在明清存续四百多年,如果只是为了百分之五的人,那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除了关注那些考上的人以外,同时要注意百分之九十五落榜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这个教育制度是做经学研究的。科举不是一个单独的制度,在传统社会里,功能之一是培养人才;但这个人才不一定要做官,没办法做官的人能读能写,可以做别的事情,例如中医、书画、教书、开书店、印书等。从这些方面来说,科举制度影响甚广。其次,在宗教方面,佛教里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佛寺学经学,后来没考上生员,就用自己的阅读能力学佛学。虽然他们不公开承认是因没有考上才学佛,但可以肯定的是,道教和佛教中人,有许多是这样来的。所以,佛学跟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虽然没有交集,但是在制度、教育方面仍有相当的关系。
此外,还有许多菁英考不上,该怎么办呢?有的家里有很多孩子,一个孩子考试成功了,其他的如果没有成功,就必须去做其他的事情。艾尔曼教授认为科举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没有成功的人在做什么?百分之九十五考不上的人,虽然有一些人特别聪明,有些人可能比较平庸,但教育程度与能力大多数是相当接近的。在科举制度中,考上的人,进入政府成为政治文化菁英,考不上的人,则利用阅读与书写的能力,成为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促成了社会流动。考试与教育有分不开的关系,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会愿意开放给一般人民参加考试,从中选取官员。中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虽然制度上并非完美无缺,却开启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倘若没有科举制度,中国会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完全不一样。因此,科举制度可说是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重要纽带。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中国科学的发展
除了科举制度外,艾尔曼教授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同样引人关注。艾尔曼教授发现,传统中国对科学相当尊敬。西方的波斯人、印度人到中国协助制作历法,中国非常欢迎。相较之下,日本、朝鲜反而不邀请这些外国人,只有中国人觉得他们聪明,认为他们的数学比中国人好,因此请他们制历,并从中学习技术。就此来看,可以理解中国对西方学术的公开欢迎。虽然有部分中国学者抱持西学中源论的想法,认为西方这些新的科学,特别是天文、数学,本来就是中国所有,只是后来经由阿拉伯国家传到欧洲,再传回中国而已。即使是这样的态度,仍算是一种对欧洲科学开放的态度;中国透过这些交流,学习到西方的天文、数学与西学。艾尔曼教授指出,除了经学以外,教育、科举制度与科学也有分不开的关系,这些层面一旦忽略了,就会忘记社会是如何构成,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之间的关系。
但是,近代以来的研究却往往忽略这些面向,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艾尔曼教授指出,「科学」是日本传来的名词,从「かがく」而来,并非中国自己的翻译。宋、明、清以来,说到自然科学,都是跟格物致知有关。格物致知就是「格致学」。宋、元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对中医有兴趣,把中医跟《大学》的格物内容相提并论,觉得是格物致知的一部分。所以,宋、元的时候,「格致」一词虽不是「科学」,却跟自然学有关。耶稣会士在明末来到中国,他们有着丰富的天文学与数学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为什么要介绍这些给中国?原因是中国当时有历法的问题,中国学者发现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可以解决中国的历法问题,所以他们欢迎这些人,并学习这些新的学问。
他们交换意见时,耶稣会士会将知识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当时,耶稣会士以及后来基督教传教士,在把scientia译成中文时,就是用「格致学」——格物致知之学。所以,「格致学」一词虽不属于现代科学,却跟中医、天文学、数学、历法等,以及一些早期的科学有关系。艾尔曼教授认为,中国一直具有格致学传统,但在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的战败,过去的传统也遭遗弃。梁启超的着作中,即曾使用过「科学」与「格致」两个词汇;但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科学」(かがく)成功了,中国成了没有科学的国家。从历史来看,中国当然没有「科学」,因为「科学」是日本传来的名词,不是中国传统的词汇。
艾尔曼教授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近代以来没有人提出中国曾经有过「格致学」呢?彷彿中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自由」、没有「资本」、没有「科学」,是一个落后失败的国家,这与革命党的宣传有密切的关系。对于革命党而言,他们需要一个「失败的中国」,以唤起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从而推翻清朝的统治。因此,在革命党的宣传以及日本、西方学者的论述下,中国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没有科学。
然而,中国虽然缺少很多东西,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还是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事物。中国传统的格致学资料相当丰富,与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植物和医学等有关,有些是传教士传入的,有些则从日本传入。中国虽然没有日本的「科学」,却有自己的「格致学」;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是一种根本的误会。
·东亚学术文化的交流史
近年以来,艾尔曼教授也将视野逐步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开始以「东亚」为主体,分析德川日本、朝鲜跟中国之间的知识交流与传递。艾尔曼教授指出,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有很多耶稣会士,传送与科学有关的中文书籍传进日本。一直到甲午战争后,这个知识传递方向才有不同的转变。也就是说,知识的传递,并非一直是日本到中国,十八世纪时,更多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直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日本对中国仍相当尊敬,尊敬中国的力量、能力、知识、文学与儒家思想。但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认为,「我们也有很多儒家思想的资料啊!我们的资料比你们多,我们了解的孔子比你们好,了解四书五经的东西比中国更深入。」
艾尔曼教授举他研究的皇侃《论语义疏》为例,说明此书早在中国宋朝就已经亡佚了,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经过日本人的校勘、整理后,刊印出来,送到北京的四库馆,收入《四库全书》。由此可见,研究儒家思想,不能只单方面考虑中国,日本、朝鲜与中国实有分不开的关系。朝鲜在明朝的时候,派了四百多个使节团去北京,清朝时也继续派了两百多个使节团。此外,朝鲜也派使节前往日本。所以,儒家思想的存在与影响,不只在中国,还包括全部的东亚;同样的,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如此。对于这些东亚交流的资料,我们应该多加阅读与利用。此外,中医的问题也与整个东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资料与朝鲜不一样,朝鲜有另外一些资料是李时珍不曾提出来的,所以本草学也需要一个「比较本草学」。特别是在李时珍之后,很多日本、朝鲜的学者在李时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对中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其他如数学、历算等,也都有类似的现象。
因此,经学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儒家思想的问题,也包括中医、数学,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内。是以近年来,艾尔曼教授以儒家思想、中医和科学为核心,检视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以清代学者戴震为例,他曾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有人曾批评他校勘《水经注》时,可能抄袭赵一清的成果。虽然胡适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但若考虑到当时从日本传来四库馆的书籍,戴震可以最早看到,我们就应该仔细检视戴震的着作与日本方面的书籍是否有关系。除此之外,中韩与中越的交流也相当值得注意。2010年,复旦大学即出版了中越交流史料《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一共有二十五册。越南受法国殖民影响,以往都忽略这些东西,直到最近,越南汉学才逐渐恢复起来。因此,我们如要更深入了解这些以中文为主体的儒家思想,则不仅要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还要拓展讨论范围,像中医、数学、历法等都要多了解一点,才能把经学的问题研究得更深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科学」为例,前面已经谈到,中国过去用的是「格致学」,那么日本在没有「科学」一词以前,怎么指称自然学?日本是在1865年左右开始使用「科学」一词,之前使用的是「穷理学」,这跟格物致知有关。由此可见,日本在「科学」一词出现之前,是利用中国的知识体系理解新的学问。艾尔曼教授透过这样的方式,讨论东亚知识体系的传递与建构。虽然不是全球的分析,但是这种在全球之下、中国之上的具体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问题。
·对年轻研究者的建议
对于有志学术的青年研究者,艾尔曼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强调史料与近人研究着作的阅读,二者不可偏废。阅读近人着作,最主要目的还是要了解前辈学者研究过什么题目;如果不知道前辈的研究,怎么超越他们呢?艾尔曼教授认为,真正好的老师,会希望学生超越他。如果学生未能超越,他会觉得这个学生不够好,只会模仿。真正的老师,希望学生找到一些新方向、新问题,并且能体认自己仍有极限,可能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有些问题以为解决了,其实可能是解错了。艾尔曼教授强调,年轻研究者将来必然会超过前人的成就,而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年轻研究者必须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不满意、有所怀疑,才可能展开新的探索与研究。倘若年轻研究者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就没有办法找到新方向。因此,艾尔曼教授勉励年轻研究者,应当富有怀疑的精神。
其次,在阅读史料的时候,不能抱持过去的成见。艾尔曼教授以自身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为例,在刚开始从事科举研究时,发现相关史料中有许多与历法有关的问题,让他觉得相当意外。过去学者多认为,科举考试写的是八股文,怎么会出现天文学的材料呢?文章发表后,一开始许多人不能接受,认为一个外国人读不懂这些史料,科举制度不会有这些东西;即使艾尔曼教授提出了原始资料,也被质疑只是少数的特例,而不愿意接受。但事实证明,整个科举制度除了传统认为的八股文外,还有各种不同的史料,与朝廷、考官、生员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因此,阅读史料,不能抱持刻板成见,必须秉持怀疑精神,才能从缝隙中找到前人未曾讨论过的问题。
艾尔曼教授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了解,历史上有许多史料受到改写或有意的编辑,以致于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即使如此,研究者在了解这些史料的成书背景后,反而可以善加利用。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年轻研究者应该更仔细地阅读,以发掘这些史料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思考立论,反覆推演;即使日后出现了反证,发现自己的推论有误,也应该感到高兴,不必失望。因为推论出现错误,所反映者正是资料隐含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你目前处理的范围,也正好可以让我们检讨自己的不足。
最后,艾尔曼教授强调,历史学是一门需要长期投入的学术工作,而历史学处理人的活动,人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动物,所以历史学研究需要对人生有更多的体验。年轻研究者在理工科较容易得到成就,在历史学却未必容易。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在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岁以后,当体悟越来越多,对问题的探究才可能进入更广、更深的层面。
撰写人:黄圣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来源: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通讯》2016年第53期。原题为《学人访谈录:专访艾尔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