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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治史须重考据　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

忻　平
今年盛夏8 月，乘到美国开会考察的机会，我访问了着名的史学大师何炳棣教授。
8 月2 日下午甫抵洛杉矶机场，校友吴琦幸兄即接我驱车前往居住本州的何教授府邸。经由朱政惠兄事先联系，此行为我校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采访海外史家活动之一。
何炳棣先生是当代美国华裔中国学大师之一。1943 年他与杨振宁等人在昆明联大以清华学生的身份考上了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何炳棣以各科平均78 分的成绩名列第一，杨振宁考了68 分。50 多年后杨振宁在北京清华大学看到了当年的成绩单，“ 一看，我好失望”，“ 何炳棣真是不容易”。当年这批莘莘学子乘印度加尔各答开往美国的运兵船前往美国展开未知的学术之旅，多年后，两个年轻人在大洋彼岸的土地上，于科学、人文领域中展开了殊途而又同归的人生。杨振宁因其在物理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荣获诺贝尔奖金，成为世界科学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何炳棣也因其非凡的才华与成果而成为一代大师。他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英国史及西洋史博士学位后， 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1965 —1987) ，曾当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以一个华人荣膺此职在美国历史上还未有过。1979 年因其杰出的成就被选为美国艺文与教学院院士。其等身的着作在国际上早已被认为是经典之作，他也由此被公认为中国学大师之一。
何教授在其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中接待了我。这是一幢独立的单层花园洋房，座落在此地的高级住宅区中，环境幽雅，十分清净，花草遍地，葱翠欲滴。室内有大小两个客厅，何教授在其足有150 —200 平方米的大客厅中接受了我的访问。古董架上，陈列着许多珍贵的文物与艺术品，墙上挂满了胡适、张大千的字画及宋明古画，整个客厅充益着浓浓的书卷气，显得十分典雅。何炳棣教授身高1﹒80 米以上，满头稀疏而略卷的银发，一双眼睛如鹰隼般炯炯有神，前额宽大光亮，给人天份颇足的感觉。完全不像一个80 岁的老人，乍见之下，脑海中立即浮产生爱因斯坦头像的联想。
何教授与其夫人盛情待客，他们均为南方人，何教授国语甚佳，一口京片子，夫人则操绍兴话。我告诉老人，此行主要为我校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联络海外名家以为交流，并谈了我们的计划及已做的工作。何教授听后十分高兴，极表赞赏。他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研究除海峡两岸外，海外学者有不少成果，可以互为参照印证，加强交流，这十分必要，但首先要获取学术信息，建议先办一个刊物。对于海外名家，不必迷信，对其成果观点须一一梳理后加以介绍研究。“中国学”比“汉学”概念要大，这名称不错，但关键是内涵，应加以全方位的研究与搜集。
由于出身史家，故他尤重谈史，谈及自己的学术生涯及治史历程颇发人启思。他__说1938 年入清华准备攻读化学，后改历史，遂成一生始终不逾的专业方向。那么，治史何为先? 他认为当年清华大学的治史路子对他一生极有帮助。当时北大注重中国史，燕京大学注重详徵而倾向琐碎的考据。清华则不然，系主任蒋延黻治系方策是继承清华国学院的考据传统，要求学生除“国学”与“汉学”外，更须要掌握社会科学工具。他专攻近代外交史，主张学生选课自由与“强迫选修”相结合，其中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与近代比较政治制度是必选之课。而在历史的大领域中，则主张先弄通西洋史，把西方史学名家的观点、方法、洞察力等学到手后再致力于分析综合中国史上的大课题，故主张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中考证风气盛行，使学生这方面底子较为扎实。当时系内另一大家陈寅恪先生继续发扬二十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考证传统，其证史时的旁证博引、信手拈来的教学风彩至今历历在目。在综合方面，蒋先生把当时执教武汉的雷海宗先生请回清华。雷先生原为清华1922 年的毕业生，1927 年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欧洲中古史、宗教史与相关思想史与哲学史方面具有高深造诣的学者。雷先生1927 年回国后即凭籍其深厚功力的西史专长，转而从事于中国近史宏观结构的解析与分期研究。他虽借重于当时风靡全球的德国史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观念架构，但根据中国历史及文化特征而不时对史氏说法加以修正。他30 年代的一系列有独到之见的论文和讲演，如《皇帝制度之成立》、《中国的兵》、《天兵的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可独有的《第二周》等等大都收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直至今日此书仍是最具启发性的国史导论。何炳棣教授认为，以考据为前提的中西历史并重、考证综合共存的清华史学方法确是独特的，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如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最初对蒋延黻的办历史系方针政策也感到莫名其妙，对蒋“很看他不起，但后来对他相当佩服。”清华历史系中考证与综合两派之间的关系一度“也相当紧张”，王国维死后历史系中硕果仅存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对雷海宗式的国史初步综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蒋廷黻当时在清华之所以一再公开称誉陈先生为“世界第一流学者”，正是为了两派间的“武装和平”。尽管如此，清华历史系教授的一流水平都是公认的，此例亦足是以反证之。
何炳棣教授认为，30 年代清华历史系这种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但力求逐步达到世界最先进史学水平的政策，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蒋氏治学方针至今对国内历史系仍极富参考价值。不图近利，而收实效，终有大成。使他一生受益无穷。他亦由西洋史掉过头来专攻中国史，研究明清经济及社会史长达15 年，1968 年后致力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文化独立土生的起源；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的渊源、特征及意义等“先孔子”的基础研究;及一系列古代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从其研究课题及其内蕴的意向来看，研撰所涵盖的特化及范围已远远超过了明清两代。这种研究，考据是基础，他的一系列文章与专着也因此皆有独到创见。例如他的关于人口与土地的专着仅20 万字，即在引证比较了4000种地方志基础上加以考证。去年出版的仅10 多万字的《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一书，即用了方志数百种，还不算其他上百种典藉、材料，他自称“此书主要是考据”。正是这种长期训练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上认真刻苦的求实精神，使之得以在广阔的史学、人文、国际政治、文学、美学、文化人类学、国学等各领域中都有所作为。对此，何教授极为感慨，“惟其因为清华卓越的考证传统，史系同学几乎无人不知考证的必要，受西史影响较深的同学更清楚地了解考证虽是治史必要的方法和手段，治史的最终目的是综合”。他说他学习西洋史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准备专攻中国史重大课题的一切必要手段与知识的获得。自1952 年决定研究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时，很快就发现这个大课题之中有不少分题和专题都需要精详的考证；只有运用尽可能周密平衡的理性思维去考证评价尽可能搜集到的大量多样的相关史料，才能做出精详的考证，只有各部门的考证确都已相当精详，才能依照原拟(或经过修改) 的要领架构(conceptual f ramework) 逐步分析，论辩、诠释以期达成综合论断。这是我一生坚守不渝的治史南针与步骤。”他自问“直至现在我对历史研究所采的态度和方法，都可以说是清华的路子”。
何教授秉此治学宗旨，至今已发表与出版了一系列有独到见地与创见的文章和专着。中文着作有《中国会馆史论》、《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与评价》、《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等。主要着作皆英文， 如: Studies on the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 1953 ；The lad2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 1368 -1911 等，均被译成日、俄、意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他反复强调考证是清华的骄傲，也是他治史的重要工具。在土地问题研究上，经过严密的考证后，他认为除西汉光始二年外，其余朝代的土地数字均不准确。如一向被史家认为是重要的依据材料的明代《鱼鳞册》更是“传奇”而非“史学”。这是因为自始皇帝统一中国后，历代土地数字均由地主农民自报为主而非政府实测所得，历代的“打量图画”、“丈量”、“清丈”等均根据业主原来所报而加核对的，这一方法使之谬误甚大，代代相传，也使中央政府所掌握的土地数字与事实有相当的差距。他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亩”，西汉以后应作为纳税单位来看;明清两代的“丁”与“亩”都是纳税单位，不可作为户口、土地数字来看。为此，他认为中国1952 年宣布16 亿亩耕地总面积过低。直到1981 年经过了遥感实测果真发现比耕地总面积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经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教授证实为不少于20 亿亩，从而印证了何教授30 多年前的预料。此外，他在《1368 —1953 的中国人口研究》（已由复旦大学史地所葛剑雄教授译为中文，收入王元化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丛书》之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也对中国中世纪以来的人口作出独到的见解。他的另一本《中国会馆史览》一书也以其详尽的史料、严谨的考证而成为此类研究的权威着作。
何教授又谈到，考据既是治史的重要工具，也是做学问的方法之一。不过，随时代的发展与所攻课题的不同，工具也需有多种，他在从西洋史转向中国史的过程中，自称即便如他这样的“已经受过近代西方史较深入的训练， 也还是尚未出师的学徒”。因此养成了必要的“随时自修工具的习惯”，否则“， 在以后长期专治国史的过程中决不可能有连续攻坚的能力”。他指出，自然科学知识及方法尤其是西史研究的方法都有用，“四十年前使我最为欣慰的是：即使在转到国史大课题研究的最初阶段里，我已充分受到西史及社科工具的巨大效益”。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考证是治史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
五十年做学问的经历，使何教授由治史、人文科学而关注社会的走向与时代的发展，那么，在科技日新月异发展迈向21世纪的今天，如何认识与处理人与社会、人文与科技的关系? 如何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人文精神在科技时代中还有否存在的价值?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也是何教授一直在关注、思考的重大__问题。
今年6 月21 日，在新竹清华大学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教授举办的“九十暖寿”会上，何炳棣教授与杨振宁教授两人作了一次十分精采的“人文与科技”的“大师间的对话”。两人分别由他们各自的历史专业和物理专业外眺，都看到了本身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博大以及各自的局限性，由此提出了相互依存的必要性。何炳棣教授首先开讲，他说，“人文”如文学、哲学之类的东西，可以很深奥，事实上人文仍有极限，最后不能不受到理性的制约，也不能违反逻辑。譬如历史，过去在清华念书时，系主任蒋廷黻要学生们学些社会科学的东西如经济学、比较政治制度等学科，对他后来治史有很深远的影响。但台湾史学界近二十年来颇受“历史就是思想”和“只有思想史才是画龙点晴”这类说法的影响。事实上，物质基础、经济、社会、制度等都是构成“龙身”的主要部分。就方法而言，二十世纪后，历史的潮流是运用大量的史料作分析研究，这些史料虽然往往是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却可以修正并改善宏观的历史。轮到了杨振宁开讲了，他说，三十年前英国一位学者写过《TWO CUL TURES》，把人文与科技变成两种不同的文化领域，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讨论，因为当时确有这样的现象，在大学中人文与科技的确很难有沟通的机会。不过，杨振宁又说，我常看何炳棣的文章，觉得科技和人文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与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最接近。科技的发展带给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并不代表科技就要打倒人文，因为人的生活不只在于专长，其他方面也很重要。而在当今科技空前发展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有过去的传统文化，也须与人文有更好的沟通。针对有人认为何炳棣是“向科学投降”的说法，何炳棣反驳说:真正常识丰富、头脑清楚又具有理性的人，不向科学投降“是头脑有问题”，“自牛顿以后，哪个不向牛顿投降? 达尔文出现后，哪个大师不受他影响?”他又补充道，在人文极为辽阔的领域里，文学、艺术、宗教都不受科学的约限。但是历史、社会科学以及大部分的哲学都必须不违背逻辑、常识和业经证实了科学知识。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否则，必然是故意偏颇玄远徒劳无功的。他认为:“事实上，人文不但不向科学投降，其最高目的正在从多种学科中寻索道德、正义、人生价值、历史经验等智慧的结晶，以期指导人类如何更有效、更合理地控制不断突飞猛进、可喜或更可忧的科技威力。当今人类的集体精神智源和智慧，显然远远不能控制资讯革命洪流中科技的威力”。有鉴于此，他的结论是：“忽略人文，中国势将付出极大的代价”。故他呼吁加强通识教育，尤其加强人文精神的培植。这场对话引起极大的轰动，当地报纸媒介纷纷报道《， 联合报》更以《人文与科技：大师对话———传统“扛”上现代》名之，不少人士指出目前台湾是“阳春科技”，只有科技，没有人文。
这场对话实际上反映了当代科技发展中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贫乏而引起的普遍关注。比起六十年前在中国知识界曾发生过的“科学与言学”论战，就对于西学知识与方法认知的境界和层次而言，可说都有了大不相同的提升。杨振宁与何炳棣的对话中，亦涉及了为学方法论上所谓宏观和微观的问题，并从这种不同角度的观照中，看到了由宏观和微观入手，实际上反映了人文精神的核心即对人本身发展的终极关怀取向。内在的关怀取向使得他们在寻求各自知识领域的更高境界时，无可回避地碰触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对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主观选择。这自然与两人在各自的学科中所处的高峰位置有关，处于这种位置，使之得以高层建瓴，放眼世界，而学贯东西的经历又使之得以以全新的视野，为跨入21 世纪的人类社会作出新方向的选择进行思考，在这一原创性的过程，也促使他们反省了传承文化在今天存在的依据与价值。一句话，这场对话表明了在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的重建与人文精神的回归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杨振宁教授与何炳棣教授分别担任留美清华同学会正副会长，两人契交50 年，联系频繁。今年何教授与李政道教授等受我国政府邀请，参与“黄帝祭陵仪式”，他对国内情况十分熟悉，极为关心，一再主张发展现代化，重建人文精神。他指出，在华夏人本主义文化发祥的祖国大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并不是科学和经济，而是传统的“宗法基因”，当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袁家天下虽未实现，蒋家天下却在台湾传了第二代”。传统的东西对现代化的阻碍还甚大。因此，一方面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强调人文精神对于那些陷于“现代迷惘”的人有发聋振聩的作用，物质文明不能必然地完成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仍未彻底在人们的心灵与生活中消退，中国现代化还面临着一个较大的障碍。有鉴于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就彰显得格外重要了。
何教授极为健谈，已经很晚了，我不得不告辞了。他希望我回国后，能继续并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他表示愿意为华东师大海外研究中心起到提供学术信息、联络学术界、介绍国外国行成果的作用，并祝愿我们中主越办越好！
海外访大师，尽管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启迪与思考。
（本文作者：忻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转引自：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