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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恒：人文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humanities（人文）一词来自拉丁语humanitas，该词相当于希腊语中的paideia（教化）。伊索克拉底宣称：“我们所称的希腊人是paideia（教化）上的一致，不是血统上的一致。”paideia（教化）是每一个希腊人都必须接受的文化教育。古代教育史权威法国古典学家马鲁（Henri-Irne Marrou，1904-1977）认为，paideia（教化）就是不论希腊人在哪里安家落户……他们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他们自己的机构，他们的教育设施——初级学校和体育馆。就是这些学校和体育馆教授那些希腊人、非希腊人如何像希腊贵族一样生活。这种教育方式是希腊式生活的入门，它造就了一批精英人物，而这些精英又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民众。可以说，paideia（教化）成为联系希腊世界强有力的纽带。这种观念为后来的罗马人所继承，且随着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开疆拓土而传播到各地。现代英语humanities继承了paideia一词的含义，表示“人类、人性、人道”，后来延伸为语言文学之意，也表示人文学科（通常包括语言、文学、哲学、美术、历史等），总之是有关人类及其精神追求的概念。
伴随古典世界的衰落，宗教信仰文化逐渐取代世俗古典文化占据了人们的思想、行为领域，但到文艺复兴时代，以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在欧洲各地寻找古典作家作品，这是欧洲自古典世界衰落后第一次有人整体上将希腊著作引入西欧，其代表性事件是1395年萨卢塔蒂邀请拜占庭学者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约1355-1415年）到佛罗伦萨讲授希腊语，后者把荷马、柏拉图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也培养了诸如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等一批知名学者。正是萨卢塔蒂扭转了人们只关注神学与圣经研究的局面，从而让人们更加关注世俗历史、诗学、修辞、语法以及道德哲学研究等。从这个意义来讲，萨卢塔蒂是古典世界衰落以后人文研究的点火者。西欧世界自此以后进行了系统的世俗研究。意大利语言学家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于1440年写成的《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开创了文本研究方法，证明《君士坦丁赠礼》系伪造文件，充分证明了人文的学术价值。培根于1605年出版了《学术的进步》，要求人们脱离经院哲学，主张全面改造人类知识。1725年，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新科学》中“发现真正的荷马”，开创了把作品与时代背景、作者生平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人文研究自此呈现出自身的特色。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则认为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都是完全不同的，从而把二者彻底分开。

人文史是研究人类认知的一门学问，不仅研究世界各种文化传统如何产生、发展、传播，研究这一传统的当下现实意义，而且还研究各人文学科的产生、发展史，研究它们的学科体系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进入大学课程的。通过研究人文史，我们可以发现人是如何追求其精神世界，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表达其精神世界，又是如何反思精神世界本质的。一言蔽之，这是一部人类精神的表达、展现史。
作为精神表达史的人文史是知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视人类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行为为历史的话，那么这种人文史就是放大版的“史学史”，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史，不仅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人文学科总体发展，而且注重研究各人文学科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人文史涉及的领域有传统的视觉艺术（绘画、雕塑、马赛克、书法、碑铭、建筑、摄影、电影等）、表演艺术（巫术、舞蹈、音乐、戏剧等）、文学艺术（诗歌、散文、小说、修辞、逻辑等）以及具有反思特色的宗教、历史、哲学等学科，还包括一些新兴学科，如媒介研究、数字人文以及曾中断的古物研究等。这些精神领域都是人类自身的产物，都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
人文史（人与精神的联系）既不同于科学史（人与自然的联系），也不同于社会史（人与社会的联系），它在当代社会中与自然、社会成鼎足之势，但这并不是说三者之间是割裂的、互不往来的，人文史在强调其自身的独特性时，也强调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人文史还探究真理是什么，过去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类问题。
人文史兴起的背景
人类精神经验越是丰富，越是熟练地掌握精神表达模式，人类的创造力就越强大，思想就越深邃，受惠的群体也会越来越多，因此，学习人文史既是个体发展所必需，也是人类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史教导我们如何理解传统，如何在当下有效地言说。
从学科发展看，各学科发展史研究的不平衡使得加强那些诸如考古学史、宗教学史之类薄弱学科的学术史研究成为必要。当今被称为“人文学科”的学术实践已经成为人类认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一过程始于人类试图进一步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求知欲。这段漫长的历史已采用一些成果丰富和颇具启发性的方法加以研究，诸如历史主义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但这些方法的运用重点都集中于个别的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如史学史、文学史、语言学等，而在诸如学科产生史、学术交流史等领域却付之阙如，亟须改变这种状况。
从技术手段看，数字人文时代的降临，彻底改变了研究者先前获取文献的路径与方法，在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生产的进程。数字时代所带来的新视野不断拓展当代研究者的想象力与研究领域。比如，就西方世界而言，把知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与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事情，因为这一领域涉及众多民族、语言、宗教与文化，时空范围极其广泛，研究困难重重，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大量信息得以集中处理，才使这些困难逐渐消解。
从研究方法看，跨学科互动研究使很多研究领域出现新气象，也出现很多新的研究领域，而经济全球化更促进了这一趋势。这些新方法极大地改写了先前的研究成果，比如DNA技术的使用，可以对古代遗物进行复杂的分析，得出的数据是前人无法想象的。
从现实需要看，一方面，商业文化浓厚、功利化取向明显、缺乏对社会自身进行反省等现象使得人文主义危机不断存在于现实之中，而这种情况正是那些相信人文学科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所担心的，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使人文主义不断得到张扬。另一方面，为追求眼下的经济利益，欧美政府在不断削减各大学人文学科的预算，学习人文学科的人数也在不断下降，资金减少所带来的压力使“人文共和国”的团结意识陡增，使得人文研究者特别要加强人文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与话语权。
诸如此类的种种因素都促使人文学者团结起来，把人文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人文史既是博雅教育的基础与起点，也是一种知识体系，涉及时空广泛，学科本身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其所包含的各人文学科之间交互影响明显，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往所引起的相互借鉴也存在明显的价值取向。当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不少人缺少了自我关怀，轻视了人的尊严、价值与精神追求；新世纪的多元文化使得传统的人文失去了先前的优势；人工智能已经走出实验室，大有取代人类大脑之势，人的主体性被削弱……这一切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也遭遇到道德、精神、价值方面的危机，当下的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人文精神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利用中国丰富的人文传统资源，建立自身的人文史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但也要注意其价值属性。所谓以普遍的、普世的诸如此类面目出现的说法，背后都隐藏某种价值诉求与理念寄托，诸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价值观，究其本质都是想把自身的标准变为普世的标准，其实现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技术霸权到知识霸权，最终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并加以推广。这是我们在借鉴、研究这门新兴的人文史学科时必须留心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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