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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进兴：历史的转向——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

宣扬历史的重要性，对原本就浸润于历史意识的族群（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个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自发展了别有特色的史学。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New York:BasicBooks,1981,pp.138-139。另可参阅杜维运师，《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第1章，页2），不免有着多此一举的感觉；尤其出自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论的“历史的转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系攸关西方现代学术史甫进行中的转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许对中国学术的发展，亦将有所启示。
依字面的意思，“历史的转向”不外重新认领历史知识的价值或历史探讨的重要性。令人诧异的是，西方19世纪方号称系“历史的时代”（Age of History）、或“历史主义的时代”（Age of Historicism），克莱欧（Clio）这位历史女神才以学术盟主之姿，睥睨天下，甚至被冠以“学问女王”（thequeen of knowledge）的荣衔；盖自启蒙运动以降，历史的原则和历史的思考，取代了宗教和哲学在传统思想的位置，主导了学术的发展（攸关“历史主义”的中文介绍，或可参阅拙作，“历史主义：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收入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页11-116；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3-82）。反观19世纪的其他社会科学，尚在孕育当中、嗷嗷待哺。试举史学大宗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英国代言人艾克顿（Lord Acton,1834-1902）为例，他在晚年仍满怀自信地宣称：
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且是其他学问的一种独特的求知模式与方法。（Lord Acton,Essays in Religion,Politics,and Mor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edited by J.Rufus Fears,Indianapolis,Ind.:Liberty Fund,1988,vol.III,p.621.）
又说：
每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们必须拥有一种可以应用到它们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Quoted by Herbert Butterfield,in his Manon His Past: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1note1.）
显然对艾氏而言，历史的思考远溢于具体的历史知识。他的说词复传达了下列两项讯息：其一，在世纪之交，史学仍拥有不可忽视的分量。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却是道出新兴社会科学业已羽毛丰满，足以振翅长飞。要知19世纪里，酝酿中的人文科学无不有所谓的“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s），例如法律学、经济学等等，无一例外。但艾氏言说的时间点，适是其他学科趋于圆熟自信、纷纷开展出本门学科的研究取径，而亟与传统史学作出区隔的前夕（Lord Acton,Essays in Religion,Politics,and Mor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pp.626-627）。
约略其时（1880—1890年代），西方学术界方刚爆发著名的“方法论战”（Methodenstreit）。若取史学当作思考的主轴，对内则是兰布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1856-1915）和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的对决，前者标榜文化史，以宽广的研究取向、结盟其他学科，对抗专注政治史、制度史的兰克学派（Karl J.Weintraub,Visions of Culture,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chapter 4）；对外，则是新兴的经济学与历史学派的竞逐。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Gustavvon Schmoller,1838-1917）于忍无可忍之计，猛烈反击古典经济学派缅格（Carl Menger,1840-1921）百般的挑衅。双方缠斗多时，牵连甚广，直迄20世纪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时代，方告落幕[Frederick C.Beiser,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521-528。起初，新崛起的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的孟格大肆贬抑“历史方法”于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性，他推崇“公理演绎的进路”（axiomatic deductive approach），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反之，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亟欲维护“历史方法”的价值，重视经验的归纳性]；然而该时的激辩却已敲响历史学派颓势的警钟。
值此风云变化的分水岭，艾克顿虽力图重振史学的余威，但趋势显然对新兴的“社会学”（sociology）有利（Lord Acton,Essays in Religion,Politics,and Mor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pp.626-627）。而兰布希特又另外主张“心理学必须是所有科学史学的基础”，时风易势，由此可以窥见（Quoted in Donald R.Kelley,Fortunes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Huizinga,NewHaven and 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2003,p.309）。尤其迈入20世纪初期，史学仿若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节节败退、割地赔款。反观社会科学不仅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且群起围攻史学固有的疆域，说是烽火四起亦毫不为过。
首先揭竿而起的，便是美国以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为首的“新史学”（TheNewHistory）[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chapter 3.至于西方不同样式的“新史学”（NewHistories），则可参阅Donald R.Kelley,Fortunes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chapter 12]。他亟倡导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认为社会科学乃划时代的“新盟友”（thenewallies of history），含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等，都是史学研究的新利器。而鲁宾逊之所以称谓“社会科学”为“新盟友”，无非欲与传统治史的 “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有所分辨（“辅助科学”乃是传统史学治史的辅助工具，例如：钱币学、训诂学、版本学等等。“辅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基本差别，前者为史学之工具，帮助辨伪、考订与解读文献；后者则提供史学解释的理论）。鲁宾逊发觉，即使是当今最了不起、学识渊博的大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只缘他对史前考古和人类学一无所知，竟连“冰河期”（iceage）或“图腾”（totemism）均闻所未闻，遑论其他闭塞不敏的传统史家了（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p.91。蒙森缘其巨著《罗马史》，于1902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此事宛如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1869—1936）一度怀疑甲骨文是骗子造假的假古董，竟难以置信有“甲骨文”一事（参见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790-791）。
对应地，该时在中国承西学遗绪者，便是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请参阅拙作“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初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大），新第6期（1997），页263-285；后收入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台北：三民书局，2006、2009，页229-267；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217-255]。梁氏坦承：“史学，若严格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专集之九十九”（《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151。]乍听之下，仿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但稍加推敲，未尝不可解作梁氏企图将中国史学摆脱传统“四部”之学的纠缠（传统中国的学问分类为“经、史、子、集”，目录学特谓之“四部”），进而加盟西学的阵营。这种觉醒不止限于个别史家，在教育制度亦有所变革。在教学上，1920年起，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订“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1929，页70-71。又见其为何炳松所译，《新史学》，“新史学序”，页1-2）。
而留美归国的何炳松（1890—1946）更是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不遗余力，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可以从他对鲁宾逊《新史学》的译文中求索。《新史学》里有一小段话恰可作为答案，何氏是这样翻译的：
历史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他们。[鲁宾逊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北京大学丛书1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初版，页76。原文见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with a newintro.by Harvey Wish,NewYork:FreePress,1965,p.73。该书在美国社会与学术意义，可参阅：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NewYork:Knopf,1968）的相关章节。]
这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1884—1957）亦深表同感，于评断乾嘉时期的章学诚（1738—1801）与当今史家的高下时，吕氏如是评道：
他（章学诚）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第73册；上海：上海书店据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影印，1989，页24-25。）
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乃是沉寂多时而晚近方才当令的大史家；可是依吕氏之见，

TimeandNarrative,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vol.1.（2）ReinhartKoselleck,FuturesPast:OntheSemanticsofHistorical Time,translatedandwithanintroductionby Keith Trib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2004.（3）Reinhart Koselleck,ThePracticeofConceptual History:Timing History,Spacing Concepts,translatedbyTod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综合讨论则见：（4）RobertF.Berkhofer,Jr.,BeyondtheGreatStory:Historyas TextandDiscourse,Cambridge,Mass.and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而传统动辄以朝代或世纪的分期法，不仅大而化之，难以照料事物时空的异质性，则尚待逐案考量。简而言之，试以“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关系，来界定“史学”的性质。传统、近代及当代史学各自呈现不同特色：“传统史学”旨在鉴古知今，乃由“过去”凝视“现在”；而“近代史学”着重以今观古，则由“现在”投射（回溯）“过去”；晚近的“当代史学”却反其道，拟由“未来”定位“现在”与“过去”（试比较MarcBloch,The Historian’sCraft,chapter 1,和JacquesLeGoff,HistoryandMemory,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pp.1-19）。
总之，21世纪初，概仍推衍上世纪末的学术风气，崇尚“反思”（reflexivity）[例如：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倡的“反思社会学”。参见PierreBourdieuandLocJ.D.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另外，又有所谓“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参见James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eds.,Writing Culture:The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毋怪西方学术刻正对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反思。一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所有观念、词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建构的。而奇怪的是，历史学家所犯的时代错误无疑是最多的。因为，或是为了造成现代感，或是想使研究显得更有趣，或是由于麻痺大意，他们用当今通行的词语去阐述历史现实，而这些词语在当时尚未出现或另具他意。因此我认为，这种反观性是极为重要的。”（布尔迪厄、夏蒂埃合著，《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页33）相形之下，中国的反思史学方刚起步，于今之计，唯有急起直追，才能令中国史学超拔于“历史的 无 意 识 ”（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
（本文系台湾师范大学主办“全球视野下的历史思维教学与研究”历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5月22至23日）之专题演讲。作者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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