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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林盼：红与专的张力：1949-1965年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

作者简介：林盼，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15年第3期第170-182页
内容提要：本研究论述的是建国初期(1949-1965)国营工厂从工人内部选拔技术干部的问题。自建国之始，共产党一直尝试着将政治忠诚的选拔原则植入到技术精英选拔的过程之中，努力改变“旧知识分子”对技术的垄断局面，使其能够掌握在共产党所信任的工人阶级手中，这种执政理念的代表性政策是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实现技术领域的无产阶级化。但是，这一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阶段性的效果差异。本研究发现，影响工人技术干部选拔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内部党政领导权力关系的变化。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政党主导的干部选拔工作，往往会由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再分配者向工农家庭及其后代在就业、职位晋升等方面提供照顾，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授予关系。但是，注重阶级出身、政治表现而忽视技术能力的干部选拔，会对行政部门完成生产任务产生负面效应。企业党政领导因外部环境的制度变迁和内在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与技术干部提拔标准的阶段性转变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对工人和技术干部的个人生活机遇造成影响，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政治与经济”的二重话语在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 键 词：技术干部/制度变迁/又红又专
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1)，全国各地的国营工厂，呈现出一派“工人技术干部大跃进”(或称“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景象。这一时期，从工人群体中提拔技术干部，成为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的主要人才选拔模式；“工人工程师”这个头衔，更是成为工人阶层向干部阶层社会流动的典型标签。例如1960年上半年，上海提拔的2254名工程师中，由工人干部或直接从工人中提拔的占70％①；云南省在建国的前十年中，总共只有30名从工人队伍中逐级晋升的工程师，但在1960年新增加的工人工程师就达到121名，是之前的四倍②。但是，纵观文革前的十余年间，这种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现象，似乎只是集中发生在大跃进时期。无论是在大跃进之前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7)，还是在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时期(1962-1965)，都没有出现工人技术干部集中提拔的状况。
本文提到的“技术干部”，指的是国营工厂内的总工程师、工程师、技师、技术员等专职技术人员③。关于工人与技术干部之间的阶层差异，社会学家的观点是，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的发展，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会日渐扩大，表现出鲜明的阶层分化倾向。如陆学艺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机构基本形态的论述中，将专业技术人员视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认为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训练，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产业工人则位于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森严的壁垒隔阂，并非短时间可以轻易跨越④。如果以这种阶层分析框架套用到对“工人技术干部大跃进”现象的解释之中，则会体现出诸多不相适应之处。例如，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初期开始，就已经提出了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工业化的远景目标和近期实践，是贯穿着整个毛泽东时期的主旋律。按照这个状况而言，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的阶层差异应当日益明显，不应出现大跃进时期工人工程师泛滥的局面。
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首先我们排除一种可能，即大跃进时期工人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已经全面达到技术干部的标准。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双方的技术和文化“鸿沟”十分明显。所以，这些工人能够获得擢升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提升到了技术干部的层次，而应当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庇护，从而实现了不符合其自身能力和阶层定位的快速向上流动。
研究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者业已指出，由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成为资源再分配的主体，因此个人的生活机遇往往明显地“受到国家再分配体制特定结构条件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动态过程和与此相应的国家政策转向的影响，这些政策变化直接而迅速地改变社会结构，并重新评价个人生活机遇中各类社会资源的重要性”，个人生活机遇的机会结构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价值由此发生直接而明显的改变⑤。如周雪光及其合作者通过模型的建立，推演了政治变迁过程对组织内部升迁的影响，尤其分析强调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政策和选拔标准的变化对官员录用和晋升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升迁机遇⑥。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人能够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拥有高于其经济资源贡献的分配量，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推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扮演了比其他国家在相同历史过程中更突出和关键的角色……这一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体制安排和政策铸造的”⑦。
然而，通过对建国初期经验资料进行解读，可以看到国家在实施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政策设计上具有前后一致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与变化。如果个人生活机遇是国家政策直接映射的结果，那么不应该产生阶段性的起伏现象。笔者以为，出现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程度摇摆不定的状况，主要是由工业单位内部党政领导的权力关系变化所造成的。
有学者认为，在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中，虽然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但作为一个庞大的资产所有权拥有者，国家必须以某种形式将这些资产委托他人来管理。因此，国家和单位之间，构成了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⑧。体现出来的状况是：国家通过“单位”将城市居民管理起来，物资供应通过“单位”进行再分配。单位组织不仅是国家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社会资源或财产的占有者。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不再是人们组织起来运用资源实现利益的一种形式，而是转化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化手段”⑨。可见，“单位”如同处在政治统治链条关键位置的“微型国家”，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国家借助单位将整个社会压缩、改装之后与国家同构在一起，单位就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具体场域”⑩。国家—单位组织—单位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强制性的上下依附结构，使得单位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附于单位，单位也对国家无限依赖，导致个人的生活机遇与国家利益的诉求发生关联。
但是，单位组织在上下互动的过程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事实上，由于国家利益的双重性、单位管理结构的二元化和单位领导个人动机的多元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对个人生活机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出现了机制和效果的复杂化。简单地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取向可分为对政治合法性的索取和对经济剩余的索取，这两种利益取向的中国式话语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或者套用建国初期的话语，可以总结为“抓革命”和“促生产”(11)。为了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国营企业的管理层被分割成为党委与行政部门的二元模式，形成了“政党体系和科层体系相叠合的单位内部领导结构”(12)。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党政部门之间的分界线，无论是在最初的政策设计，还是到具体的实践，都没有加以明确界定。而且，由于“共产党认为自己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它不允许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享有任何自主权……政治与行政职能混合在一起，这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13)，因此在经济体制转型之前，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和职业机会掌握在政党手中(14)。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政党主导的干部选拔工作，往往会由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再分配者向工农家庭及其后代在就业、职位晋升等方面提供照顾，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授予关系(15)。在“党政不分”的态势下，由党委领导通过对工人阶级成员提供庇护的行为原则，将一部分工人积极分子提拔为管理或技术干部，成为一种必然发生的状况。
问题在于，党委的工作任务是提拔阶级出身良好、政治背景清白的人员到管理、生产的核心岗位，通过干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提升组织忠诚度，这种做法被视为对政党掌握和巩固政权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一旦采取政治忠诚的选拔标准对干部候选人进行考核，就会出现只有“出身红”而不具有专业能力的人获得提拔的可能，这些人对于行政部门领导完成工作任务并无太大的作用。可以说，企业党政领导在工作上的主要矛盾，就在于提拔干部的过程中，无论采取“政治忠诚”或“生产绩效”之间的任何一种标准，都有可能对其中一方完成工作任务造成影响。而且，正如科尔奈所观察到的，企业领导具有多元化的工作动机，包括政治和道德因素、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对惩罚的恐惧等，他们本身就拥有完成工作任务以提升个人地位、获得职业回报的强力激励(16)。一旦党委的提拔工作影响到了行政与生产工作的有序进行，很有可能因利益上的冲突而产生矛盾与对立。因此，“‘关系’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概念，是利益规定了其基本的结合方式”，企业内部党政领导之间因制度变迁和利益纠葛而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与技术干部提拔标准的转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17)。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建国初期工人技术干部的选拔情况进行解释：
过渡时期，由于苏联工业模式的影响，以及出于恢复生产、稳定政局的目的，党在工业领域的控制力度始终有限，并没有借助基层党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工作与干部选拔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呈现出“党政分离”的态势，旧时代留下来的阶级出身不佳、政治表现一般的技术专家在这一时期占据着技术工作的权威地位。能够成为技术干部的标准主要是候选人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体现出“绩效主义”的提拔原则。
大跃进时期，由于执政党在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明显增强，“党政合一”理念的确立与实施，形成了一元化的党委集权态势，造成了工业领域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建立，党委书记成为工厂实际上的“一把手”；“又红又专”干部评价标准的建立，使得资源如何进行再分配的原则，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特点，阶级出身、政治表现等政治指标成为主要的评判标准。
经济调整时期，由于之前大跃进运动所推行的将意识形态的政治、精神动员部分取代管理和技术运作机制的做法，导致了经济生产方面的负面效果。因此在经济调整时期，党在工业领导的控制与干预出现了收缩局面。由于生产和技术工作的全面“放权”，绩效主义重新成为技术干部选拔过程中的主要标准。但是，党委领导对工厂事务的决定地位并未改变，党政部门之间在各自权限的边界展开博弈，使得技术干部的提拔工作连带受到了影响。
本文通过上海档案馆馆藏的工业系统档案材料，以建国初期(1949-1965)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为讨论主题，对企业内部党政关系的变化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生活机遇的变迁之间的关联进行呈现，所要探讨的议题包括：选拔工人技术干部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在过渡时期和大跃进时期实施同样的政策，最后却造成了不同的效果?大跃进时期“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状况为何稍纵即逝?我们应当如何对此进行评价?
过渡时期企业管理结构的“党政分离”与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阻力
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虽然是在大跃进时期才进入高潮的，但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上，自共产党获得执政权力之时，工人技术干部的大规模出现，便已成为一种必然产生的事物。建国之前作为共产党行动方针的“七大党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18)。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19)，这些条文和言论从法理上奠定了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政权中的核心地位。
建国之后，为了能够实现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价值性诉求，兑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同时提高党组织在工人群体中的话语权，达到巩固新政权的目的，共产党在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改造的同时，赋予工人控制和管理工厂的权力(20)。与此同时，从工人队伍中选拔技术干部，也在这一时期提上了议事日程。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调配干部，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指出：“大量培养、训练干部，以解决工业建设及其他方面迫切需要的干部问题，这是当前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提出要求：“五年之内，除了现有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外，在工业、运输、地质、建筑等方面，还需要增加大约三十万新的各级技术人员和一百一十万新的技术工人”。为了完成培养指标，各地工业局要求“就地取材”，将工厂变成“培养干部的学校”(21)。
对于成为工人技术干部的标准，工业管理部门也给出了具体的意见。1952年，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组织部对所属各厂配备、调动、提拔干部等问题做出指示，要求从工人队伍中获得提拔的技术干部必须要满足历史清白；阶级立场稳、积极参加三反、立场坚定、工作负责、能联系团结群众；生产积极，能钻研技术等要求，其中对于技术能力的要求成为最后考虑的因素(22)。1956年，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在文件中进一步要求，大胆、正确地从工人中细心地挑选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懂得技术并有一定办事才能的优秀分子到各种领导岗位上来，是党既定的政策，也是生产发展的要求。“只要领导上加强对工人技术干部的培养，他们就会变成较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更为宝贵的骨干”(23)。可见，大跃进时期大规模越级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用忠诚原则对技术干部进行考核的做法，早在过渡时期就已实行。通过政治优先权力的确立，国家试图将权威主义管理思维向工厂渐进式地传播。
但是，过渡时期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理念，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了国营企业中行政部门领导的强力阻拦。这一时期，受到苏联管理模式的影响，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国营企业中，全面实施厂长在生产领域享有最大话语权的“一长制”，即“生产行政工作厂长负责制”。按照这种制度设计，“厂长受国家委派对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进行专责管理的制度。厂长对完成国家计划，对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财务工作，均负全责”(24)。党组织则被置于配角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对政治思想领导负有完全的责任，对生产行政工作负有监督、保证的责任，对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则负有领导的责任”(25)。在干部的级别上，厂长的级别通常要比党委书记高二、三级，甚至一些企业的党委书记是由厂长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些状况导致在过渡时期“工厂中的党委只不过是企业内部的另一种职能组织”(26)，党委在企业中的存在感很低，有些企业甚至到1956年前后才建立了党组织(27)。
在这种“党政分离”的权力关系下，厂长一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拔对企业的生产活动有正面推动作用的技术干部，而不太看重他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情况，因为只有技术能力强的干部才能帮助厂长完成生产计划。相对来说，工人技术干部“文化水平低、管理水平低、组织能力低；技术理论差、全面性差；提拔以后影响生产大”的“三低、二差、一大”的特点非常明显，即使接受了教育机构的短期培训，这种状况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难以承担起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方面的工作(28)。
由此，行政部门领导往往更倾向于使用技术能力强的“旧”技术干部，正如一些厂长所宣称的：“过去认为工人干部比旧的干部起作用，实行‘一长制’后就觉得‘落后’的干部比工人干部派得上用场”。如上海国棉二厂细纱车间主任位置空缺，在两位候选人中，一位是工人出身，党员，初中文化程度，有组织能力、工作积极；另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秘书，政治历史问题尚未搞清楚，平时几乎不下车间。最终受到提拔的是后者，原因是“他是技术员，技术好”，至于其出身问题，“反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比较之下，工人“没有技术，要做正主任还不行”。为了满足“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上级要求，一些工厂领导提出了“搭配”方案，让“一个知识分子干部搭配一个工人干部，一个抓计划技术，一个抓政治思想”，一般以知识分子干部为正职，工人干部为副职；或者两个车间副主任中有一个是工人出身，另一个则只从知识分子中进行选拔(29)。
在过渡时期，虽然在中央的要求下，国营工厂开始在工人内部选拔技术干部，但在行政部门的强烈反对下，大部分工厂“基本上没有从工人中提拔过技术干部”(30)。出现这种行政部门对党委指令的漠视与不服从，主要原因在于工厂管理层党政分离的局面，使得党中央所制定的规定与要求，在工厂层面缺少强有力的推动者，无法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最终造成很多企业把干部规划工作“仅仅作为人事组织部门的业务，党委会很少过问”的状况(31)。
大跃进时期“党政合一”局面的产生与制度变革
党政分离所造成的国营工厂党委权力难以施展的状况，在大跃进时期出现彻底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党权力的扩张推动“党政合一”局面的产生。由于政党对工业部门的干预，借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又红又专”干部选拔原则的出台，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使得从工人中直接提拔技术干部的工作几乎不再受到阻碍。
有政治学研究者认为，建国初期确立的国家制度，“虽然不是围绕着党的领导确立的，但是新中国国家制度的运作一开始就围绕着党的领导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从建国开始，“在党、国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上，全面出现党和国家一体，以党代政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积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32)。但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是一回事，实际执行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工业部门，由于苏联模式“一长制”的影响，厂长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强化，党组织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实际上成为党的力量相对“失控”的场域。这种局面引起了党中央与地方党委干部的普遍不满，他们批评“一长制”违背了“党领导一切和集体决策的传统”，滋长了一种“忽视党的领导的倾向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导致工业企业成为一个“根本不同于农村、不同于军队的特殊部门”，“直接干扰了党在工业中建立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努力”(33)。
随着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全面完成，中央开始着手将政党控制所形成的经验所得向工业部门拓展，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在国营企业中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34)。这种制度的建立，是党中央在这一时期加强“党政合一”、提高政党在行政事务方面话语权的产物。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等小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党政不分自此成为各级部门统一的行动“原则”(35)。对于大跃进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设过程，邓小平事后评论道：“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在工业部门，表现出来的状况是“许多工厂党组织包办了行政事务，如工厂党委过多地和不适当地采用分片包干，开一揽子会议的方法，直接指挥生产”(36)。由“厂长一长制”转变为“书记一长制”，甚至在有些工厂中“有书记无厂长”，与过渡时期的情况完全相反。
由于党委权力在企业中的扩张，使得党委书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变相的行政负责人，主导了包括技术干部选拔在内的各项行政事务。新的技术干部提拔流程是“党委重视、全党动手、认清形势、讲明道理、反复务虚”，原则是“政治挂帅”。提拔名单的圈定和表决都要事先提请企业党委(总支、支部)讨论决定，尤其是工人工程师的培养工作，更是党委会议的首要议题(37)。从党委的角度而言，之前由“白色专家”、非党专业技术人员领导工业生产的状况，让获得企业党委领导位置的“老党员”很不满意，因此在选拔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担任技术干部方面充满动力。这种做法也能够让党委领导在工人群体中迅速建立个人权威。有工人工程师就表示，职位提升“是领导的培养和信任，今后要努力提高技术文化水平，特别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38)。这种对虚体的“党”的感激，极易转变为对实体的党委领导的忠诚及依附，形成“从党委自上而下，由混杂着个人忠诚、制度角色、物质利益各种因素组成的交织密集的施恩图报关系网络”(39)。
与此同时，中央提出明确要求，干部选拔必须遵循“又红又专”的标准，由此使得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做法具有了正当性。1957年，毛泽东在八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40)。“又红又专”口号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是对先前知识分子“攻击”共产党的一种政治回应。对于反右运动的得失，中共中央的总结是“政治上的可靠性远比专业能力更为重要”，因此“重业务轻政治”、“重才轻德”等“先专后红”路线遭到了否定与批判(41)。
“又红又专”的理念，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干部“必须在政治上站稳立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进行专业研究或解决业务问题”(42)。在干部培养、选拔、考核的过程中强调政治忠诚的条件，这是自建党以来就沿袭下来的传统。而在建国初期，为了稳定政治局势、恢复经济，中央一度降低了对技术专家的政治要求。在“一长制”的庇护下，不少“政治情况较为复杂的人员”进入工厂，导致出现“德不够”的现象，“仅仅重视业务能力，忽视了政治上的审查”(43)。对于工厂来说，“又红又专”的影响是将党组织对干部所进行的阶级出身、政治经历、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审查工作，从之前仅限于“知识分子或民族工商业者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知名人士”向技术干部群体拓展(44)，具体做法是降低旧技术专家的政治地位，提高工人在生产活动中的话语权，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阶层差异。这种“以红带专”的选拔标准，其隐含的寓意是，对于技术工作而言，政治忠诚的重要性胜过专业技能。技术能力不能长久地掌握在不被信任的知识分子手中。共产党所发起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应当在“没有专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情况下”，实现生产技术方面的大跃进(45)。
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或是为了兑现革命时的承诺，或是为了培养政权可靠的接班人，将原先处于劣势地位的工人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赋予特权，都是必然产生的结果(46)。而党委地位在工厂中的提升，则从制度设计上保障了技术干部的选拔标准从过渡时期的绩效主义向大跃进时期的政治忠诚原则发生转变。
党委领导下的工人技术干部“指标式”提拔
在如何迅速实现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问题上，企业党委的方法是打破行政部门制定的技术工作等级制结构，否定之前自下而上科层化地选拔技术人员的模式，而是跳过中间环节，直接将工人擢升到技术权威的岗位，赋予其生产指挥和技术管理方面的权力。这种“短平快”式的越级提拔方法，是在上级领导指标式管理方法、对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数量进行规定的压力下所做出的选择(47)。与生产上搞出的所谓两本账、第二本账比第一本账要高的情况相似，工人技术干部提拔的数量指标也是水涨船高。
在工人技术干部培养的时间表上，中央最初的设定是十年左右(48)。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是“一两年内成为专家，三五年内成为内行，五至十年内当工程师”(49)。因此在大跃进最初的两年中，各地工厂规划的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数量相对谨慎。但是，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各领域的“跃进”局面让原先制定的培养计划显得“缓不济急”(50)。196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尽的源泉》，要求尽快实现技术干部的无产阶级化，“在工人队伍里积极培养和大量选拔技术干部，是造就工人阶级技术干部队伍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各地政府和工业部门迅速做出反应，要求“大力从优秀技术工人中选拔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技术干部”(51)，并设定了指标性的提拔计划。例如，上海市委要求到了1960年底，上海各工业局及所属工厂企业的技术干部要从21183人增长到43000人，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要从1.96％增长到4％；1962年要增长到10万多人，占总数的10％；1967年增长到21万多人，占总数的20％。在获得提拔的技术干部中，工人出身或从工人中直接提拔的必须达到八成以上(52)。这种提拔指标的要求实在太高，1960年的实际提拔人数为14651名，比计划数少了7000余名。在这些技术干部中，包括总工程师33人、工程师2050人、技师3058人、技术员9510人，其中工人成分比例达到82％(53)。
在工人技术干部指标性提拔的压力下，各大工厂快马加鞭，形成了工人技术干部“大跃进”的局面。如上海轻工业局下属工厂1959年仅提拔技术干部175人，1960年则提拔了1752人，其中1590人出身工人，比例超过90％。技术干部的数量由此激增：1958年1203人，1959年2310人，1960年3819人。其中工程师1958年191人，1959年261人，1960年392人，技术干部占职工比重从1958年的0.56％上升至1960年的2.08％(54)。
由于工人技术干部提拔指标的存在，原先制定的参选标准一降再降。起初，大部分工厂规定，四级以上、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才有资格参加选拔，其流程是首先根据技术标准进行衡量，研究选拔名单，然后由组织部门反复摸底，结合研究其政治历史材料，全面地分析考核，通过各项运动，如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以及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搜集和了解他们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通过家访，从其所在里弄居委会了解过去和现在一贯以来的政治态度和历史情况，然后再确定提拔人选。
虽然在提拔的规定上显得非常详尽，但在实际操作中，对数量的追求成为工厂领导首要关注的问题，由此造成审查标准的严重下降。所导致的结果是，对于被提拔者的政治历史、日常表现和技术能力，企业管理者几近一无所知。如1960年国棉十二厂99个新提拔的技术干部中，3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6人风评很差、6人工作态度不积极、1人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上海冶炼厂新提拔的67名技术干部中，9个有政治历史问题。上海汽车电机厂36名新提拔的技术干部中，有10人连本职的生产工作都无法完成(55)。甚至一些工厂为了达到指标，连电工、木材板箱工、搬运工等辅助工也成批地提拔为技师。因此有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抱怨，“我厂提升很多技术员是盲目性的，未搞技术工作的也能提升为工程师”(56)。
更为重要的是，党委掌握技术干部的选拔权力之后，在“政治挂帅”、“经济民主”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通过群众路线的方式，以一个平等的结构模式取代原有的技术等级制度。之前实行“一长制”之时，在苏联工业模式的引导下，国营企业实现了技术部门后备干部等级培养和提拔的体系，“每个干部都要按照工作需要培养本职的预备干部，如(技术)科长培养主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培养工程师、工程师培养技术员等，这种不间断地层层负责培养干部的方法，可以在完全不打乱工作秩序的情况下系统地提高干部的工作水平，并保证在干部调动时有足够的预备的干部补充”(57)。但在大跃进时期，由于指标压力的存在，党委领导往往越过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等中层干部，通过圈定符合最低条件的工人名单，然后不加审核直接提拔的方式，将工人火线提拔为技术干部。一些党委领导也承认，提拔的时候“深入了解情况不够，突击性比较多……只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排队”。但是，提拔工作是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一旦有人提出“提拔速度过快，是否减缓”之类的意见，就会招致上级领导“缺乏雄心壮志，思想未能解放”的批评，因此只能心照不宣地层层加码，避免被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58)。
指标式干部提拔的特点，还在于对数字的极度敏感，忽略了人员提拔的质量和效果。在一些工厂中，所谓“工人技术干部”只是“被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呼”，职责范围及工作性质并未发生变动，除个别参加了技术组工作外，绝大部分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很少有机会参加技术管理和研究活动。这种提拔方式被工人形象地称为“戴上帽子，没穿褂子”，抱怨说“提拔后感觉跟过去差不多……反正人在厂里，需要就提，不需要就摆在下面”，“提拔不提拔都是一样，除了一张喜报、一次谈话、一次会议，其他都是老样子。职位老样子，任务老样子，作用老样子”。还有人编了工人提升干部后的十六字诀：“名誉好听、责任加重、技术荒废、工资少加”，因此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技术干部，要求回到车间，辞去干部职务(59)。
关于大跃进时期技术干部的提拔原则，有工厂领导总结道：“不仅要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更重要的是思想红、政治好”(60)。确切地说，即使没有出色的技术能力，只要出身够“红”，就能够获得职位提升的机会。正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所强调的：“技术是人掌握的，不会，可以学习，重要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61)。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在强调专业能力的技术干部职位上，执行的评价标准却是“以红带专”甚至“只红不专”，政治忠诚原则成为这一时期技术干部晋升的主要标准，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62)。
经济调整时期党委领导下的“党政分工”：有限干预与妥协
在党委的强势推动下，国营工厂普遍掀起一股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风潮。然而不久之后，随着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危机开始显现，提拔“红而不专”的工人技术干部的合法性开始丧失。在党中央确立经济调整的新政策之后，党政之间的关系也在《工业七十条》中重新进行了确认。由于党委权力从生产领域的暂时性退潮，“专家治厂”的概念回到主流政治舞台，讲能力而不讲出身的精英选拔模式再度得到了确立，技术干部的评价标准从政治忠诚退回大跃进前的“绩效主义”。
大跃进后期，工业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产品质量下滑、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资消耗增加、成本提高等现象十分普遍。由此，中央制定的政策方向，转变到了如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规格，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问题(63)。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工人技术干部在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上的弱势，使得由党委领导掌控的以政治忠诚原则选拔技术干部的做法逐渐失去了合法性。
从生产的角度而言，用工人技术干部取代旧技术专家的做法几乎无法得到正向的经济收益，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技术干部在文化程度上远不及知识分子，难以在技术方面对工厂生产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表1可以清晰地看到双方所存在的巨大差距。

人才选拔机制-林盼：红与专的张力：1949-1965年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
在这点上，“一长制”实行时期厂长普遍倚重旧技术专家，对于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缺乏热情的状况，已经证明了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一些档案资料也透露出，只要政策稍微松动，厂长就会将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作为标准，提拔有严重政治问题或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人当技术干部(64)。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原因在于建国初期，共产党并没有为经济建设储备足够多的同时满足“又红又专”条件的技术人才。生产领域所存在的“红而不专”、“专而不红”的状况，表现为技术上可用的人“无法信任”，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方面满足要求的人又普遍缺乏足够的生产技能。一些党委领导也承认，工人技术干部真正具有一定的科学理论知识，政治上符合尖端科学要求的人员极少，“如何既有生产观点、又从政治着眼，既要考虑生产需要、又要纯洁技术干部队伍，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65)。
由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一种权责分离的制度，党委通过集体讨论，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的决定，让厂长一个人去负责”(66)，而生产领域所遭遇的困难局面，让厂长面临着重重压力。因此，一旦出现政策转向的迹象，厂长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表现出来。1961年，有关部门针对大跃进时期所出现的企业管理问题展开调查，一些厂长在会议上公开表示，“技术干部和党群行政干部不同，应当将技术工作放在首位”，“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技术工作是硬碰硬的东西，是科学的；政治工作伸缩性很大，工作是容易的。不懂技术的人领导有技术的工作总是有困难的”(67)。
在上述调查报告中，“党委事务行政化”与行政、生产事务“无人负责”等现象，被认为是大跃进时期企业生产出现困难的重要原因。这些意见和解决方法，都写进了1961年9月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之中。条例提出，企业行政工作的指挥中心是厂部，凡是计划的制定、生产的调度、财务的管理、产品的设计、质量的检验和厂以下各车间之间人员、材料、设备的调动等，都由厂部负责。党委应当把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而是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明确并相对稳定厂长、副厂长的分工和职责，建立厂务会议制度，副厂长受厂长领导，技术检查、计划、财务机构一般地应当单独设置，直属厂长领导”。关于技术人员的晋升标准，条例提出，技术人员的职别(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见习技术员)的确定和提升，要根据他们的工作任务、工作质量和技术水平，否定了此前对阶级出身、政治表现等方面的标准(68)。
《工业七十条》的核心要义，在于赋予行政部门领导更大的权力，避免厂长出现“无权有责”的局面；同时部分恢复大跃进之前的技术等级制，“曾被摧毁与改造的技术权威再次占据了自己在大跃进前所拥有的位置”(69)，技术专家的作用得到了强调。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求，技术干部的提拔条件应当“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70)，绩效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技术干部晋升的主要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工业七十条》规定厂长对于行政事务具有指挥权，但党委对行政部门的主导权力仍然保留。条例规定，党委有权“检查和监督各级行政领导人员对国家计划、上级指示、企业党委决定的执行”，这里的“检查和监督”的边界十分模糊，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出台细则，对于党政之间的权力边界进行划定。因而，与过渡时期企业内部“党政分离”局面不同，厂长所拥有的行政指挥权，更像是党委将一部分生产性事务进行分割，让渡给了行政部门。这种局面可以称之为党委领导下的“党政分工”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委依然能够有限度地对行政、生产方面的工作进行干预，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状况虽然不如大跃进时期那样集中，却也没有完全终止。尤其是在1962年9月，在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之后不久，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又专门提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高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复，让企业的党委领导普遍产生“宁左毋右”的心态，认为不提拔不重用“专而不红”的人员，最多批评为保守思想，提错了、用错了，则是政治立场问题，对于技术干部的政治审查重新开始重视起来(71)。最终达成的党政领导关于技术干部选拔的意见是：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的做法仍然维持，但不能越级晋升为工程师，对工人开放的干部职位仅限于技术员、技师等。例如上海橡胶工业公司下属工厂大跃进时期提拔工人技术干部41人，其中有14名工程师；经济调整时期提拔15人，只有1名工程师。上海化学工业局下属工厂大跃进时期提拔工人技术干部40人，其中有16名工程师；经济调整时期提拔16人，没有一名工程师(72)。这样，党委能够对部分技术干部的政治忠诚进行管控，但核心技术部门的管理职权，仍由行政部门领导掌握，双方在权力的划分方面达成了妥协。
从本文给出的经验资料可以看到，自建国之始，共产党一直尝试着将政治忠诚的选拔原则植入到技术精英选拔的过程之中，努力改变“旧知识分子”对技术的垄断局面，使其能够掌握在共产党所信任的工人阶级手中，这种执政理念的代表性政策就是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实现技术领域的无产阶级化。问题在于：一，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和大跃进时期同样实行了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政策，为什么在前一时期未能取得明显效果，在后一时期却出现提拔“大跃进”的状况?二，大跃进时期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行为，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技术干部群体的阶级成分和政治面貌，那么，这项看似行之有效、达到执政者设计初衷的政策，为何没有持续下去，却在经济调整时期又重新树立起“绩效主义”的干部选拔标准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文在理论梳理和资料论证的过程中已经提到，将“阶级标准”引入技术干部的选拔工作，是在政党的主导下、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产生的。因此，影响工人技术干部选拔状况变化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内部党政领导之间的关系。如果党委的权力地位占据上风，有能力对行政、生产事务进行干预，那么通过“阶级标准”将工人提拔到技术干部岗位，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反之，一旦党政领导的权力关系发生有利于行政部门的状况，那么技术干部的提拔标准，就会从生产绩效的角度进行制定。教育程度和技术能力明显处于下风的生产工人，很难获得越级提拔的机会。
这种经验的获得，并非只是中国的特例。例如，苏联建国初期，在企业层面全面实行“一长制”，强调厂长是“独一的首长，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全权领导者”(73)，对于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和所有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负有直接责任，领导企业生产的整个组织技术过程，直接任命企业所有的行政和技术人员。党组织则不应干涉工会委员会和厂长的具体工作，特别是不得干涉行政的业务命令。甚至在大多数工厂中，党组织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是处于附属的位置，只有在需要做动员工作时，才会出现党支部和党小组的身影(74)。这种“党政分离”的状况，使得苏共制定“从工人阶级中造就技术知识分子”政策时，在企业层面的执行过程中出现极大的阻力。1928年，苏共中央要求在工厂内实行“布尔什维克式”的企业模式，对职工进行意识形态的纯化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同时清洗旧的技术和管理干部，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因所谓“异党活动”而走上审判台。但是，这项政策遭到了以厂长为代表的行政部门领导的顽强抵抗，他们公开表示，所谓的阶级敌人无法被驱除，因为企业需要这些人帮助他们实现生产计划。基于相对弱小的工厂党组织难以推动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局面，为了保证经济发展，平息因为“向左转”而带来的企业管理混乱局面，苏共中央最终宣布，废除工人阶级在职位晋升过程中所享有的特权，在工业生产中，“(技术)干部决定一切”(75)。苏联的案例表明，只有在党委掌握企业管理权力的情况下，“技术干部的无产阶级化”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由于过渡时期中国国营企业借鉴苏联工业模式，实行“党政分离”的管理制度，这一时期工人几乎无法获得技术干部职位的晋升机会，也就能够得到解释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经济调整时期在企业中重新建立等级制度，恢复技术专家权威地位，主要用意在于缓解生产困难、经济滑坡对政权所带来的冲击。不少学者提出，在共产党的制度设计中，资源的分配原则往往是由政治逻辑决定的(76)，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上的理由完全可能替代经济计算或技术原因”(77)，也就是说，“经济已成为集中的政治，即政治在经济中起几乎决定性的作用”(78)。
但是，对于执政党而言，经济并不是一个忽略不计的因素，而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思考：经济的高速发展、贫穷和落后状况的彻底消失，是共产党建立政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最高领导层往往会设计“严密的计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日常的管理和控制，党始终在努力实行数量目标”(79)。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国有企业单位客观上在社会资源整合与国家动员、统治上扮演了与国家统治机关相似的角色，但如果检索国企内部的治理原则就会发现，生产劳动一直都是企业单位行动的重点”(80)。即使在大跃进时期推崇群众路线、打破原有的技术等级制度，除了实现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政治目标之外，还在于将群众广泛地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与管理中来，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企业的经济功能。换言之，在企业中实行经济民主的目的，是希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尽可能地释放劳动生产力，同样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追求(81)。
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为了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系和组织化的社会来控制资源的分配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控制压抑了市场的发展，极大削弱了国家可索取的剩余资源，从而降低了国家利用资源分配来争取政治支持的能力”(82)。由政治逻辑决定的资源再分配制度，虽然能够使企业在外部环境需要时能够发动政治运动和政治动员，但也使企业在日常生产工作方面很不得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劳动激励不足(83)。从大跃进后期的案例可以看到，由于革命与生产话语所存在的天然的内在紧张，用政治的方式干预经济生产、选拔技术人才，很难实现政治与经济双重目标的实现。“政治中心并不能随意形塑社会，它必须首先满足社会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84)，因而造成两种话语的合法性随着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反复摇摆的状况，导致基层工业组织中的权威关系相应受到影响，处于动态之中。
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的存在，以及所存在的互相干扰的状况，是工业企业干部选拔标准出现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原因，由此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不少社会学研究者认为，转型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精英选拔的过程中，主要看重其阶级出身、党员身份及政治表现等因素，即使是专业技术精英，也必须具有“红色出身”才能获得晋升机会(85)。但从本文的经验资料可以看到，至少在企业的生产领域，经济话语所带来的生产绩效主义，往往对政治忠诚的干部评价体系进行干扰，形成另一套以“技术原则”为核心的选拔标准。李静君就提出，在她关于企业劳工的研究资料中，发现工人的主体性及动机是多元的，其中技术对个人身份、认同的界定，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技术原则”在企业的分配体系中，并非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86)。而本文的论述，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注释：
①《关于反映工业系统技术人员队伍政治情况的报告》，1960年8月26日，上海档案馆藏A36-1-206-109，第1页。本文所采用的档案资料均来自上海档案馆，下文若不加说明，则所注明的均为上档馆藏档案号。
②王明伦、李应：《大力培养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创造》1960年第12期。
③《上海市化学工业局1960年科学技术干部基本情况统计表》，1960年11月，B76-1-480，第1页。
④载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35页；参见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⑤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郝大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1页；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2页；李博柏、魏昂德：《政党庇护下的职位升迁：通向中国管理精英的庇护性流动之路(1949-1996)》，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边燕杰、舒晓玲、罗根：《共产党党员身份与中国的变迁》，同上书，第232-233页。
⑥周雪光、赵伟：《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第15页。
⑦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⑧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⑨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4-136页。
⑩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1)陈那波：《海外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12)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2页；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0-222页。
(13)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14)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载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220页。
(15)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孙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16)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12、153页。
(17)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学》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
(18)中共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编：《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七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1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1371页。
(20)参见Andrew Walder,“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Working Class,1949-1981”,Modern China,1984(1)；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高华：《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21)(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68-570、268页。
(22)《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所属各厂有关建立或调整组织机构、干部配备、调动、提拔等问题的决定》，1952年8月，A38-1-105-27，第15页。
(23)(28)(31)《中共上海市委重工业工作部1956年干部工作总结、1957年干部工作纲要及干部工作规划、1956年一二三季干部工作重点》，1956年1月-1957年7月，A36-1-49，第53-59、73、69页。
(24)安岗：《从一个工厂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人出版社，1955年，第134页。
(25)《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1954年4月8日，《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第199页；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116页。
(26)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0-222页。
(27)武力：《五十年代国营企业党政关系的演变》，《改革》1996年第5期。
(29)《1954年国棉二厂、九厂、十七厂关于提拔干部工作的检查报告》，1954年12月，A36-1-5-8，第1-7页。
(30)《上海市冶金工业局、钢加公司所属各单位关于年度、半年度干部工作计划、小结》，1960年，B112-4-335，第1页。
(32)林尚立：《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载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53-171页；参见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载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第193-220页。
(33)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36页；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129页。
(34)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第209页。
(36)《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关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工厂企业党的领导制度》，1961年，A36-2-473，第13页。
(37)《上海市机械工业局关于提拔工程师工作中的几点通知》，1960年，B215-1-234-1，第15页。
(38)《国棉十二厂组织部有关干部工作规划总结及提升干部名单》，1960年，G28-2-124，第98页。
(39)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第192页。
(40)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5)，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1页。
(41)载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
(42)相关研究参见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6-448页；杨凤城《关于“又红又专”问题的历史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林蕴晖《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李庆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专”问题的讨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43)《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1961年干部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11月，A36-2-503，第42页。
(44)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5-243页。
(45)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1页。
(46)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社会》2009年第6期。
(47)参见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48)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5)，第462页。
(49)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高申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50)《国棉十二厂组织部有关干部工作规划总结及提升干部名单》，1960年，G28-2-124，第36页。
(51)《中共上海市钢铁工业委员会关于冶金系统干部工作规划初稿》，1959年，A46-1-108-36，第6页；《上海市钢铁加工工业公司关于属厂技术干部批准的通知》，1960年，B18-1-196，第1-3页。
(52)《上海市工业系统一年、三年、八年干部工作规划稿》，1960年2月，A36-1-203-40，第1页。
(53)《1960年工业系统干部提拔工作的总结》，1961年3月18日，A36-1-206-1，第1页。
(54)《上海市轻工业局关于1958-1960年三年干部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材料》，1961年7月，B163-1-851-109，第1-5页。
(55)《1960年工业系统干部提拔工作的总结》，1961年3月18日，A36-1-206-1，第7-8页。
(56)《上海市化学工业局人事处关于技术干部工作1961年总结和1962年打算》，1961年12月，B76-3-944-29，第8页。
(57)安岗：《从一个工厂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人出版社，1955年，第168页。
(58)《上海市冶金工业局、钢加公司所属各单位关于年度、半年度干部工作计划、小结》，1960年，B112-4-335，第45页。
(59)《上海市冶金工业局政治部关于从工人中提拔干部的情况报告及上钢一厂、八厂、冶炼厂培养提拔干部工作等问题的报告、总结》，1964年，B112-4-1074，第18页；《上海市化学工业局人事处关于技术干部工作1961年总结和1962年打算》，1961年12月，B76-3-944-29，第8页；《劳动工资情况》第35期，1963年9月18日，A11-2-88，第2页。
(60)《上海市冶金工业局、钢加公司所属各单位关于年度、半年度干部工作计划、小结》，1960年，B112-4-335，第9-10页。
(61)左泥：《在技术革命中为什么不能忽视普通工的作用》，《解放日报》1958年9月3日，第1版。
(62)泽兰尼：《重读〈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焦长权译，《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6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94页。
(64)《关于上海灯泡厂干部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61年6月，A36-2-471-88，第4-5页。
(65)《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审查清理科学技术队伍的规划意见和关于审查国防、尖端、机要部位科技人员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1961年2月，A36-2-431，第60页。
(66)王梦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1-133页。
(67)《上海市冶金工业局、钢加公司所属各单位关于年度、半年度干部工作计划、小结》，1960年，B112-4-335，第18页；《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召开区委工业部长、直属厂党委书记等单位的会议记录》，1961年1-11月，A36-1-231，第32页。
(6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55-970页；《上海市仪表电讯局关于召开贯彻工业七十条工作会议的通知》，1962年2月，B103-3-177，第40页。
(69)桂勇、吕大乐、邹旻：《政治强制性变迁的限度：大跃进时期企业中的经济民主问题——以兴中造船厂为个案》，刘建军、陈超群主编：《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70)邓小平：《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邓小平文选》(1)，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
(71)《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工业系统技术干部管理工作的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草稿)》，1964年7月10日，A36-2-680，第11页。
(72)《1964年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属厂解放以后从工人中提拔干部情况统计表》，1964年1月，B82-1-1290，第1页；《上海市化学工业局直属厂1963年止对解放后从生产工人中提拔干部的情况统计表》，1963年，B76-3-1349，第1页。
(73)特鲁森科：《监督的权利和一长制》，《人民日报》1953年3月11日。
(74)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第126-128页。
(75)Kenneth M.Straus,“The Soviet factory as community organizer”,XiaoboLu and Elizabeth J.Perry,“Danwei:the changing Chinese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E.Sharpe,1997,p.142.
(76)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第20-21页。
(77)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第36、153页。
(78)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109页。
(79)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第49、118页。
(80)王星：《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
(81)桂勇、吕大乐、邹旻：《政治强制性变迁的限度：大跃进时期企业中的经济民主问题——以兴中造船厂为个案》，第172页。
(82)陈那波：《海外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83)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1-82页
(84)桂勇、吕大乐、邹旻：《政治强制性变迁的限度：大跃进时期企业中的经济民主问题——以兴中造船厂为个案》，第180-181页；参见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85)Barrington Moore,“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1928-1944:A Study in EliteFormation and Func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9,1944,pp.267-278; Susan Shirk,Competitive Comrades:Career Incentives and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p.3-10；伊亚尔、塞勒尼、汤斯利：《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吕鹏、吕佳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2-25页。
(86)李静君：《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研讨会发言，1999年，网址：http：//www.tsinghua.edu.cn/docsn/shxx/site/chinac/laogong/ljj.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