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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师渠：“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自我体认(1920-1926) ——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简介：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第116-131页
内容提要：“五四”前后是近代知识阶级整体走向自觉的重要时期。在随后的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中，这个“新起的阶级”在指导民众中更发挥了独到和重要的作用，从而也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此相应，它对责任与使命的自我体认，超越了思想解放的范围，开始与国民革命的实践相联系，并进而浸成了以中国社会精神领袖自居，欲充当“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的更高的理想与抱负。知识阶级的这种缘于阶级属性的个性与浪漫主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在近代史上得失毁誉和最终归宿的历史命运。
知识阶级是参与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不容轻忽的重要力量，对此学界历来不乏研究①。不过，尽管如此，有待开拓的空间依然甚大。1926年瞿秋白就曾指出：“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其间，思想界与政党的分化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的进展而日益激厉的”②。这一精辟论断，启发我们提出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既然“五四”后这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意义、判然划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六、七年”，不仅是现代意义的知识阶级作为整体最初自觉的时期，而且它复经历了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即国民革命洪波巨澜的洗礼；那末，其间，这个“新起的阶级”，对于自身的地位、责任与使命等的认知，即其自我体认如何?面对五卅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大变局，又作何感想?探讨此一问题，不仅是深化近代知识阶级研究的应有之义，而且也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其时中国社会大变动的理解，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一、“五四”前后：知识阶级的自觉
“五四”前后为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知识阶级消长的重要转捩点，是为学界的共识，但人们对此的理解或切入的视角，却不尽相同。例如，朱自清说：“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③他从二者社会属性的不同，强调了新旧更替的时代临界线。而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④，最终取代了传统的“士绅社会”，同样是强调新旧更替，视角却是“公共空间”理论。这些观点各有所见，但并不影响我们藉新的视角，将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着眼点不放在近代知识阶级的演进过程，而放在上述瞿秋白所谓的“五四”至“五卅”的六七年间，它作为整体的自觉，即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觉醒。这便不能不首先辨析“知识阶级”新概念的出现。
近代知识阶级固然发端于晚清，但“知识阶级”这个新名词的最早出现却是在民初。陶行知于1927年说，“自俄国革命以来，‘知识阶级’这个名词忽然引起了世人的注意”⑤。足见这新名词不仅源自苏俄，且在时间上不会早过1917年。1918年4月君实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译自日文的文章《俄国社会主义之变迁》⑥，内中使用了“知识阶级”一词，为迄今所能见到最早的中文出处。翌年，张申府在《每周评论》发表《知识阶级》一文，与此同时，蔡元培、张东荪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纷纷开始使用知识阶级的概念⑦。此后，这一名词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流行语。故1925年有人会这样说：“知识阶级这四个字，近数年来，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名词，有人能列在这个阶级里面，自己就觉得很抖。”⑧“五四”前后，尤其是20年代，是“知识阶级”一词最初出现并迅速流传的重要时期。
时人对这一新概念的理解，可分两个层面：一是指称范围十分宽泛：“智识阶级的范围渺茫得很。在中国人的智识依然幼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且把稍有专门智识和稍有普通智识的人们，如工程师、律师、医生、管账先生和教教孩子们的物理化学的人们，都放在智识阶级里面。”⑨即国民中凡受过教育者，皆可统称为智识阶级。不过，人们因其社会地位与“学问”的高下，又通常分之为上下层，如中小学教员属下层，大学教授等则归上层，一般在校学生又称之为“少年知识阶级”。以下为蒋梦麟的界定，强调以知识为职业者是知识阶级的“本位”，就显得规范了许多，但他强调的明显是在上层：“现在所谓知识阶级，大都指投身教育事业者而言。其次为出版界的着作编辑者，再其次为以高等学术为基础的职业者。再其次为散于各界中之对于学术有兴味者。教育界及着作界以知识为终身职业，故为知识阶级之本位，余者只可谓与知识阶级接近者，因其职业本不为单纯之知识。”⑩与此相应，人们又常将之与学界、知识界的概念相提并论，等量齐观(11)。二是，新名词虽包含着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个体在内(12)，但人们彰显的首先是指作为在社会学意义上与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等相对待的集合性名词，即其作为“群体”、“阶级”、“阶层”的集体性意涵。如张东荪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实在具有许多的不道德，比不上其他的阶级”，它应“与劳动阶级合并”(13)。上述国人对知识阶级概念的理解，实际上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一词虽是苏俄的舶来品，但却是“赝品”，因为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知识阶级概念，全然丧失了传统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的内涵，而变成了“群体”、“阶级”的集体性名词。中国人移植并在本国生根的恰恰就是这种“被阉割的‘印贴利更追亚’”，故“中国舶来的只能是赝品”。与传统的法式和俄式概念相比，中国的知识阶级、知识分子等相关概念，虽自成体系，却是“非驴非马”，无非“中国自己的‘牛’”罢了。缘此，中国的“知识阶级”概念既与强调个体性独立性的“法式”、“俄式”的“概念或传统无缘，并与世界发展长期脱节”(14)，从而产生久远的消极影响。它还断言：造成此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其语境是一个落后的中国，思想背景是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此种观点，有违历史，似是而非。
首先，关于知识阶级、知识分子的定义，即在欧洲各国至今也未有过统一的界定。甚至直到20世纪中叶，在英文中它们还仍然被当作是贬义词(15)。19世纪中叶后俄国启蒙运动深受法国的影响，其知识阶级概念在十月革命后容有变动，但却不能说全然丧失了主体性和独立性的意涵。这只需看看张申府的《知识阶级》一文是怎样介绍这个新名词的，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他说：“知识阶级是什么呢?照俄国人所自解的，他就是自觉的国民。不是单单认识文字、受过教育的，乃是批评的思索家，对于现代社会总是反抗的……常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态度……实类乎此士之所谓先觉。”(16)这里明明在强调俄国的知识阶级，是一批勇于批评与反抗现代社会的思想家、富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先觉者，怎么能说其传统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全然丧失!不仅如此，缘此也足见中国的知识阶级概念虽然宽泛和突出了集体和阶级的意涵；但并未忽视其作为社会批评者、反抗者即“智识者”的价值，即其时鲁迅所说“不顾利害的”“真的知识阶级”之可贵(17)。因之，批评其时国人只是舶来了“赝品”，从而长期与世界传统脱节，显然有失简单化。
其次，胡适说，“凡是文化的接触，都是各取其所长的”(18)，这是文化传播中的一般规律。其言甚是。一种外来文化能在本国生根、开花、结果，绝非偶然，一定是因为它既为他国之“所长”，同时复适合了本国的国情与需要。而且它既扎根于本土，就成了本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带上了本国的特色，不可能是外国的翻版。它体现了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何来“赝品”!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俄国知识阶级的奋斗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正在为民族独立奋进的中国人，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下文还将谈到)据此，不难理解，何以国人要从苏俄引入知识阶级的新概念；何以明知“主体性独立性”是知识阶级概念的应有之义，却又执着地着力于突出其“群体”、“阶级”等集体性的意涵(19)。质言之，这一切乃端在集合起来共赴国难的时代要求，它反映了国人富有智慧的正确选择。所谓“赝品”云云，固然失之简单化；而从负面的意义上，将之归于所谓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的影响，则更是离题千里，不知所云了。
还应当看到，无论是传统的士还是新的知识阶级，在中国的语境下都非单纯的社会学概念，而是同时蕴含着文化意味。前者有伦理学的意义，固不待言；后者不仅在时人眼里等同于学界、教育界，且同样被认为有承继传统士的道德担当之责任(20)。所以，下面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深刻的论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21)。知识阶级虽源于晚清，但毕竟一直到了“五四”前后，知识阶级的概念才最初出现并获普遍流行，这种“实至名归”现象同样是反映了人们对于周遭社会变动“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和由此“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换言之，这是近代知识阶级作为整体的自觉即由自在走向了自为的重要表征。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
其一，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愈显鲜明和强烈。
郢生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说：“‘士君子’不免陈旧了，‘知识阶级’则是崭新的名词，提起这个名词，至少觉得‘望之俨然’，犹然跨进崇高的教堂，至少有点肃然的样子。”(22)如果说，这是由认同进而表达某种自豪感；那么，李大钊公开宣称知识阶级领导运动已取得了自己的胜利，则显然又进了一步：1920年初他发表《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说，“‘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23)也惟其如此，一些社会团体或个人，都乐于纷纷声明自己乃是知识阶级的组织或借重其名义发声。例如，《少年中国》1922年第3卷第11期刊出的《北京同人提案》，就强调说：“少年中国学会是知识阶级的团体”。蔡元培则说，政府腐败，服务社会者又不可多得，“自命为知识阶级的大学，不得不事事引为己任”(24)。可见，大学同样以知识阶级的团体自许。至于在五卅运动中北京大学三十余位教授以“中国知识阶级”的名义联名复电欧洲各国“五百万知识阶级”，感谢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清华学生张荫麟在《京报副刊》发表《告全国智识阶级》，以及胡适说自己“想邀一班朋友发表一篇智识阶级对政治的宣言”(25)，如此等等，无疑更是表明全国范围知识阶级整体的认同了。
其二，团体力量之聚集。
有学者认为，随着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阶级逐渐由社会中心走向了边缘化；另有学者则补充说，“五四”后知识阶级又由边缘逐渐重回了中心(26)。实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科举制度既废，传统的士固然是走向了消亡；但是，新生的知识阶级先后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向社会展示了自身于“五四”前后走向整体自觉的同时，也就奠定了自己居于社会中心的地位。这也就是说，新旧更替固然有个过程，但说到底，无论是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阶级，实际上都居于各自时代的社会中心，不存在边缘化或由边缘化再走向社会中心的问题。陶孟和说：“‘五四’是教育界变动的大关键”，“‘五四’前，教育界里完全是一群教书匠与一群天真烂漫的青年，除了所谓教育会或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稍微在社会里有些‘空幻’的势力外，教育界完全没有份量”。之后“面目却大为改观。教育变成了一种势力，谁敢同他抗衡就要垮台，政府、军阀、政客都笼络、讨好它，连商人也不敢得罪它。从此以后，教育界一跃成为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政党等一切活动的重要枢纽。”(27)曾琦也说，欧战后向来鄙视学界的各政党，“也渐渐的知道‘学问势力’不可侮了。”(28)他们所说的“教育界”、“学问势力”，实际就是指知识阶级。它既成了各政党与各种政治势力不敢小视的力量和“一切活动的枢纽”，自然是居于了社会的中心了。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的说法，也映证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中各种知识分子团体林立，运动实际“变成了多数新知识分子的联合行动”，“那时新知识分子的团结已逐渐加强”(29)。尤其是运动中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是知识阶级力量实现有组织集聚的重要标志。与此相应，主张知识阶级团结起来的呼声日高。《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于1919年底发表题为《知识阶级之团结》一文，强调学校是培养和实现知识阶级团结最要之地，“团结于在校之时，尤宜团结于出学校以后”(30)，而当下的学生联合会则是实现此种团结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发表《大联合》，说：“‘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会”。“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31)。杜、李的思想是相通的，即都希望在教育界知识阶级大团结、大联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全国各界的大团结大联合。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中，知识阶级不仅凭借自身力量有组织的集聚，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与领导作用，而且也曾在报刊上公开倡导进一步建立李大钊所说的全国教职员联合会。这些都表明，知识阶级作为整体已达到了怎样高度的自觉(32)。
其三，反省自身与揭橥使命并行不悖。这正是本文下一部分将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二、超越思想解放的范畴：投入国民革命的大潮
“五四”后数年间，时局剧变，新旧思想文化之争余音犹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却已席卷而来。合乎逻辑的发展是：身在其中的知识阶级之使命与责任问题的揭出，是从反省自身开始的。
早在1919年底，张东荪就发表《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说：“既然要讲到解放与改造，便当先从知识阶级解放与改造起。”(33)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对知识阶级的消极面作了鞭挞，说：梁启超曾以为时局坏到如此地步，是因为历次改革将最优秀的人才都牺牲完了，故呈青黄不接现象。但他只看到事实的一半，却未见到当时所谓最优秀的在当下其堕落实比常人更甚的事实。“至于新起的知识阶级”，其堕落则较之前者，也同样不遑多让。许多人表面很新，实则追求的只是“个人自利主义”。民国以来，他们依傍军阀，助纣为虐，为祸实烈”，“故知识阶级的罪恶实不在小”。他的结论是：“民族的衰亡以知识阶级的堕落为先河；中国今天确是知识阶级已衰颓了”(34)。而陶孟和于1923年发表的长文《士的阶级的厄运》，更显意味深长。他在系统地论述了传统士阶级在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学术和道德上全然失去了自己的“权威”与“位置”之后，明确断言它已陷入了“破产”，走上了末路。他说：“现在社会的纷扰就是证明中国固有的思想与制度的破产，也就是士的阶级的破产”。“士的阶级似乎现在已到末日”。是文无异于为传统士阶级之退出历史舞台，昭闻天下。值得注意的是，陶将依附旧势力的归国留学生等许多所谓新派人物，也列入了“破产”的士阶级的范畴。陶强调说：“士的阶级是中国问题的一大枢纽，解决了它就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救济了士的阶级就是救济了中国，至少也可以救济我们”(35)。传统士阶级之消亡无可避免，所谓“救济”云云，当然不是为了复活它；恰恰相反，是为了“救济了中国”和“也可以救济我们”。换言之，“新起的知识阶级”必须自觉避免重蹈传统士阶级的覆辙，才可能有自己的前途，从而助益国家。是文表现了可贵的历史洞察力，从而也就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提出了知识阶级当反躬自省的时代命题。应当说，这在当时已成共识。故《东方杂志》发表《知识阶级的自身改造》一文，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国的智识阶级呵!你们人格的破产，已不能讳言的了；你们地位的堕落，差不多要万劫不复了；你们欲自己拯救自己，就请从实地做起罢!”(36)
在时人看来，知识阶级反省是为了明确使命与责任，因为不知社会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堕落。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上讲，传统所谓“士为四民之首”，本身就包含了“士有指导社会的责任”的应有之义。故梁启超于1915年说，欲增进“国民自觉心”，“则非国中士君子常提命之而指导之不可”(37)。“五四”前后，知识阶级依然强调自身的使命和责任在于指导民众。例如，李大钊于1920年初说：“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的先驱者。”(38)张东荪说：“若有人问我：谁能救中国?我敢毅然决然答之曰：知识阶级若能具此种精神便能救国。”(39)枕欧则说得更明确：知识阶级的责任“在指导群众，引领群众，去开辟一条新途径”。“简单地说，一方面指导群众以不应该走的路，一方面引领群众到应该走的路。这样就是知识阶级应有的责任，也就是知识阶级维持自己在社会上的要素。”(40)但问题在于，迄五卅运动前，人们所谓的“解放与改造”、“拯救自己”，或叫使命、责任及作民众的前导与先驱等等，究其实质，均未超出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的范畴。例如，张东荪以为“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最主要的就是“人性改造”，包括“思想的解放”与“新道德的创造”(41)；化鲁认为“知识阶级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宣传科学思想，“使理性放出光明”(42)；枕欧则说，知识阶级的责任就在于，“一方面要努力的破坏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卑鄙的生活制度和传统观念；一方面努力的创造一种平坦的合理的高尚的愉快的境地来”(43)。1920年初的李大钊尚非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在强调“五四”以来“知识阶级的胜利”的意义上，强调其当为民众的先驱者，也并未超越思想运动的范围。如此等等。不过，其时有两篇文章仍值得注意：
一是1922年俄国人爱罗先珂在《晨报副镌》发表的题为《智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讲，高度评价俄国知识阶级在农奴解放后不久，为唤醒民众拯救国家，“到民间去”努力奋斗的爱国精神；同时，也坦率地批评了中国知识阶级追逐物质享受，缺乏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和身体力行的勇气。他说：据我观察，中国的知识阶级“同自己的人民相隔绝”，“一点没有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虽然他们亦许会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别人。我就要说，为布党一扫而空的俄国智识阶级所有的罪恶，中国的智识阶级，——就我观察所及——样样都具备，而他们的好处，却一样都没有。”(44)演讲为各报纷纷转载。《民国日报》在转载时，主编邵力子加了“评论”说，希望自己和全国知识阶级都把这篇演讲当做“座佑铭”和“当头棒喝”(45)。爱罗先珂讲演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外国人，其坦率、尖锐的批评所表达的善意，令国人感动；更重要的是，他借俄国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诫国人：所谓为国为民的知识阶级使命，“这些话光是说说是很容易的”，但重要的是在于“要见诸实行”；而将思想变成实际运动是需要有“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不是那些衣服比我们穿的齐整和讲究的男女们所能担当的”(46)。与上述张东荪等人相较，爱罗先珂的心胸怀显然更广阔，他对问题的理解早已超出了思想运动的范畴，其大声疾呼，目的是希望中国知识阶级投身到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去，以实践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但遗憾的是，这毕竟是外人的讲演，它可以感动国人，却不代表国人的高度。故我们注意到，直到五年后，才有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特别评述这篇讲演，鲜明地彰显其旨趣(47)，足见这篇讲演真正的重要性，其时尚未被人完全理解。下面提到的蒋梦麟文章，便是一个例证。
二是蒋梦麟于1924年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此文中心不在讨论责任本身，而在强调一种观点与思想主张：知识阶级有参与实际政治的责任，“不过我们须认定参与要有界限罢了”。所谓“界限”含义有三：其一，参与政治可以，但“不能妨害学术研究和长远的问题”；其二，知识阶级所负的责任，“在尽力副间接求同情和助力的人们的希望”，而“不必抽象的唱救国拯民的高调了，抽象的国和民，是无从着手拯救他们的”；其三，对于国民“不能自助者”，除灌输常识给他们外，不必助他，也无从助他；反之，知识阶级不能自助，也不必求人助。其责任“在与有相当能力者之互助”。蒋梦麟认为，五四运动得不偿失，巴黎和会签约虽被阻止，但结果总还是失败，而“学校成绩的退步，青年的堕落”，全国滔滔，政治仍没希望，说明知识阶级参与政治过头了。故“悬崖勒马，能发能收，这是知识界的本职”(48)。蒋梦麟的思想主张固然未曾超出思想运动的范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上述“界限”论，实际上是将此种思想倾向进一步理论化了。知识阶级中的多数人并非专业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各有学术文化的本职工作，不能因热衷政治荒废了主业，此乃常识，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这与他所强调的所谓知识阶级参与实际政治当有“界限”，不是一个概念。从蒋梦麟明显颠倒五四运动历史价值的错误判断中不难看出，他把思想文化看得高于一切，而低估政治，有失偏颇。故他说，政治不良端在社会，社会不良，“根本的原因，在科学、学术、思想的不发达”；故归根结蒂，欲改良政治，终在求科学文化的发展。其言似是而非。在国势阽危的情状下，他强调诸如“不能妨害学术研究与长远问题”，要“能收能放”；所谓“不必抽象的唱救国拯民的高调”，责任只“在与有相当自助者之互助”，等等，无非冠冕堂皇，实则恰恰暴露出爱罗先珂批评的中国知识阶级的普遍弱点：与自己的人民相隔绝，空言使命与责任，缺乏“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是文对此前爱罗先珂的着名讲演，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其主张实无异对前者的消解。蒋梦麟的思想不是孤立的，他的“界限”论，代表了胡适等一大批自由主义者普遍存在的思想倾向。换言之，此期知识阶级对自身使命与责任的认知，所以总体上未能超出思想运动的范围，而与实际的社会运动格格不入，究其根本误区，乃端在囿于上述的“界限”论，脱离民众，脱离社会实际。
然而，形势比人强。随着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接连发生，国民大革命的浪潮洪波涌起，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知识阶级，无论自觉与否，作为整体，其思想与实践实际上最终都冲破了“界限”论的藩篱，跃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以北京、上海知识界为例，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积极投身运动，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感人的牺牲精神。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和震惊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知识阶级受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感召，投身其间，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感人的牺牲精神。北京各校办学经费长期短缺，教职员生活困难。但惨案发生后，不仅各校教职员纷纷捐薪，此前曾为金佛郞案项下经费的分配问题争少不休的各国立学校当局，也顾全大局，形成共识，议决要求财政部将第二批金款教育费50万元项下，拨出25万元支持上海罢工(49)。东南大学教授会则通电京内外各校，提议将金佛郞案项下150万元移充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为表示诚意，请先将本校此次应领之四万余元，立即汇上海中国银行转上海总商会(50)。新闻界也反映踊跃，为推动全社会募捐，《晨报》社成立沪案后援募捐团，发表《启事》承诺：“募捐一切费用概由本社承担”，“所有捐款付收据，大名登报，以重手续而清账目。免除一切汇费电费”。该报另有《沪案免费广告办法》，承诺事关沪案，用团体名义开会募捐等等，在限定字数内，广告一律免费(51)。同时，其广告词申明大义，也让人感奋不已：“诸君!上海数十万工人为甚么罢工?他们站在前线奋死打仗，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中国是大家的，难道我们坐着看热闹么?我们援助他们，就是救中国。我们援助他们的唯一方法，只有供给战费。快来庆募!快来捐款!”(52)
许多学者平日埋头学术，不问窗外事，现在却主动走出书斋，或撰文呐喊或与学生一道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感慨地说：钱玄同先生“以一个极端主张思想自由的学者”，这回也出来撰写评论，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做起‘国民十足’文字来”。顾颉刚先生，“向来是线装书，线装书，线装书里面钻着”，只关心他的“疑古”，这回也动手写起通俗易懂的传单，实让人肃然起敬(53)。实际上，顾颉刚还加入了北大学生救国团，被举为出版股主任，《京报副刊》与救国团合作的《救国特刊》共16期，就是由他主编的。他亲撰的文章多达20余篇(54)。《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伤心歌》两份传单，由孙伏园等多位友人共同捐资用中国纸印刷五万张分送。文章由顾颉刚主撰，“不合北京话的口气”，经另一位教授改过。为通俗起见，他们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功夫：一是“少用乃至不用特别的或新鲜的名词，为民众脑筋中所没有的”；二是“不用标点，恐怕民众因为一时没有看惯标点而把全文不看了”；三是“决不愿意因此传单而发生排外的流弊，所以在末节里特为郑重声明”(55)。视学术为生命的大学教授们，竟能如此忘我地投入，出钱出力，亲力亲为，一丝不苟，不难想见他们曾表现出了多么高的热情。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知识阶级对于自身的反省也变得更加自觉和深入了。例如，孙伏园说：“现在智识阶级要得国人的了解与帮助了，可惜急来抱佛脚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不抱又有什么法子呢?智识阶级的讲演没有人懂得，是数十年来智识阶级懒于从事教育事业的惩罚；智识阶级的唯一赎罪方法，就是赶紧像‘填鸭’一般将国民应知的常识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中去”。“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创痛以后，智识阶级比对于一般平民的帮助格外尽力”!(56)
知识界的教职员，尤其是年长的教授们不顾烈日暴雨，与民众一起走上街头示威，尤属难能可贵。1925年6月11日，《晨报》报道“二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内有“大学教授随队游行”一节，写道：是日北大教授参加游行者不下数十人。大雨来时，年高体弱者多相率归去，而随大队继续前行仍有多人。“当冰雹交加狂风怒吹之际，记者犹见该校教授周鲠生、徐炳昶、张竞生、李书华、颜任光等，追随示威队伍奋勇而前也”(57)。是日，钱玄同也参加了游行，他在日记中说：“今日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孔德亦加入。我于二时到孔德，与隅卿、维钧及学生数人同出散传单”，至王府井，大雨倾盆，只好躲雨，“而国民大会诸公则成淋鸡矣。”(58)凑巧的是，当日吴虞在大栅栏，也正赶上了国民大会散场，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男女学生周身湿透，仍高呼绝交，吾急停车让之，“几为落泪”。还看到北大教授“徐旭生、戴夷乘同学生步行泥途中，甚可感也。”(59)
如果说，在五卅运动中，知识阶级积极投入，表现了真诚与热情；那么，在三一八惨案中，他们与学生生死相依，则是进一步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三一八当天游行，“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参加得很多”(60)。17日晚十时半，清华评议会主席接到明日游行通知，“当即摇铃召集评议会，通过参加国民大会”(61)。不难想见，惨案发生时，有包括李大钊、朱自清、陈翰笙等许多教职员和学生一起在执政府门前共同经历了一场出生入死的生死劫!缘此便不难理解，何以对惨案记述最详也最客观的三篇亲历记，恰恰都出自于学者与新闻记者之手。它们分别是：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陈翰笙的《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和《东方杂志》的现场摄影照片《惨案写真》(62)。前二者记录了现场的惨烈；后者则“将执政府当日卫队荷枪实弹的布置和学生徒手站立门前情况摄制照片印出，足证楚溪春亲历记所说‘前排卫队未带武器’和学生‘执有铁头木棍’为歪曲事实和诬蔑学生”(63)。这些现在都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此外，人们一般只知道段政府为推脱罪责，造谣共产党煽动暴乱，并发出了对易培基、李大钊等五人所谓的通缉令；实则，其内部最初拟通缉的学界人士多达百人，还包括蒋梦麟、朱家骅、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孙伏园等在内(64)。他们中许多人后因此失去了职位。4月中下旬，随段下台和奉军入京，蒋梦麟等人被迫四处走避，《京报》主笔邵飘萍遇害。在三一八运动中，知识界担负的实际责任和付出的代价，更甚于五卅运动。遗憾的是，这一点迄未被人所重视。不过，我们仍可以说：知识界在两场运动中的真诚投入与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当足以让曾对中国知识阶级深感到痛心的爱罗先珂释然了；同样，学者们毅然走出书斋，与学生并肩游行示威，甚至甘赴“死地”(陈西滢语)而不悔，其出于至诚的爱国言行，岂能有所谓预设的“界限”可言?而“界限”论始作俑者蒋梦麟本人，恰恰就是他们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岂不耐人寻味!
第二，实际发挥了民众运动指导者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在五卅前，知识阶级当为民众的指导者与先驱者的说法，尚多属于空泛的议论；那么，惨案发生后，这实成了社会的期许与知识阶级当仁不让的勇敢承诺。例如，戴电原说，当下最重要的是，“爱国之士(尤其是知识阶级)应如何趁此时机领导国民誓死反抗惨无人道之英日，一扫帝国主义之凶焰”(65)。北京救国团发表对全国知识阶级宣言也说：“我们现在极盼望民众指导者的知识阶级，来协助我们，指导我们，使我们能在救祖国灭亡的战线上，克尽我们所有的战斗力”(66)。知识阶级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曾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师生，再次表现了不凡气度。学生们说：“沪案发生，群情愤激。我校自五四以来素为舆论之向导”，此次运动自应继续努力，“俾克发挥正义，唤醒国人”(67)。而全体教职员也公开表示：“以为沪汉事件所关各问题，吾人对于民众有宣传与指导之必要。”(68)北京教育界向来颇具势力，1925年6月初，由包括公、私立及教会学校在内一百四十多所大中小学组成的北京各校校长教职员联合会，发起成立北京各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联合会(下简称教援会)，与学生各校沪案后援会相对应。由它复发起成立北京各界联席会议。在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是运动的领导核心；北京由于工商界滞后，没有这样的核心机构，教职员与学生的团体构成了运动两大主力。尤其到了三一八运动时期，原有各界联合战线不复存在，站在学生一边的社会力量，从一开始主要就是教育、新闻界，即整个的知识界。换言之，就运动中的影响力而言，京沪知识界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北大教职员及其教援会居北京知识界的龙头地位，不仅如此，它派出代表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各地联络，与地方社团声气相通，协同并进，实际影响及于全国。所以，以北京知识界为例，讨论运动中知识阶级实际发挥了对民众运动的重要指导作用是恰当的。这可举三事为证：
其一，提出“单独对英”的主张，促进了整个运动目标的集中。五卅惨案发生后，各界对于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从一开始便存分歧，多数主张英日并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则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理由是：帝国主义代表一种制度，是一个整体，任何缩小目标之说，都无非对某些列强心存幻想，结果只能“减杀民众革命的精神，便宜美法日本”(69)。但以北大教援会为代表，却主张再缩小范围，单独对英。理由是：应进一步集中力量，迫使于中国为害最深的英国放弃不平等条约，将来与其他各国的修约就自然变得容易了。他们认为，北京政府所以始终不愿单独对英交涉，而以公使团为对象，是怕得罪英国，有意敷衍。6月20日北大以全体教职员的名义致书外交总长，要求单独对英修约(70)。7月初，北大教援会进一步提出《沪案交涉建议书》，请京各团体联署后交北京政府，得到各界普遍支持。北京各校教援会联合会遂决定，“明日举行全城大讲学”，主旨便是“单独对英”(71)。同时，派代表赴各地协调，形成了普遍共识。“沪案发生以来，全国示威抵制及其他爱国运动，几至于一致以对英为目标，并非偶然之事。”(72)当然，这是以废除中英间不平等条件为前提条件，与梁启超诸人主张单独对英，以便“就事论事”尽早了结沪案，不能相提并论。中共反帝的立场最坚定，但是它视列强为铁板一块，主张全面出击，不免失之于“左”，即简单化(73)。“单独对英”集中了整个运动的目标，令英国在华利益与国际形象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在华报纸《大陆报》载文说：“虽英日两国特别成为众矢之的，刻下席卷全国的运动无疑是与所有缔约国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许多善意的中国人说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美法意等国不会受到影响，事实上这些国家还是受影响。”(74)这说明，知识阶级倡导的单独对英策略，最终打击的还是整个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与中共的主张虽相反实相成。
其二坚持沪案是政治问题，反对以单纯法律手段谋解决。五卅惨案的性质是什么?是单纯的刑事犯罪，因而当以单纯法律手段谋解决；还是涉及国家主权的政治事件，因而当从国家层面谋对外交涉?这是关乎认定事件真相与把握运动方向的重大问题。惨案发生后，6月11日梁启超、顾维钧、丁文江等8人联名发表宣言，俨然以第三方的立场，主张由中外共同组成委员会，调查事件，明确责任(75)。这自然引起了舆论哗然，批评之声不断。但是，真正击中问题要害的代表作，却是6月16日《晨报》上发表的署名为“北大教职员同人”的《关于沪案性质的辩正》一文。如题目所示，它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沪案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根本的打破英人在中国的特权地位”。作者认为，某些人主张所谓联合调查，国际仲裁，“徒然淆沪案的真相”，无异于自取其辱(76)。事件的性质既是政治问题，因而其解决的根本途径，只能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与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这里绝不容许以治标、治本为借口，将沪案解决与“根本解决”相割裂，从而偷梁换柱，将问题变成了就事论事的司法事件，祸国殃民。7月中，北大教援会进一步推动了北京各界联合会向段政府上《沪汉粤交涉建议书》，明确警告说：沪案乃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这一点是民意，绝不容有任何模糊或假借(77)。上书次日，各界代表近400百人又齐集北大第三院，推北大教援会代表朱家骅为主席，商讨再次组织大规模民众请愿，以敦促政府从速交涉(78)。从发表文章到上书段政府，再到商议组织请愿，由北大教援会直接策划和组织推动的这一连串动作，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以至于梁启超不得不回应说，自己并不否认沪案属政治问题。尽管此前中共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先已指明了这一点(79)，但知识界的这一卓有成效的努力，无疑有助于提高国人的认识，推动整个运动沿着反帝爱国和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声势。
其三，肩负起了对国人进行反帝爱国教育的责任。孙伏园曾反省说，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名词等不明白，“这个责任应该由知识阶级来负”(80)，这固然不错；但是，五卅后，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史、租界史的研究与宣传，因报刊出版媒介的传播，空前普及，又恰恰当更多地归功于知识阶级。由于自身学有专长，他们通过着述讲演等各种方式，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和呼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卓有成效地肩负起了对国人进行反帝爱国教育的责任。这其中，北大教授更形活跃。如周鲠生在武昌大学演讲《不平等条约废除问题》；王世杰在本校演讲《沪案问题之性质》；马寅初在湖南会馆演讲《中英日之经济的关系》，如此等等。《晨报》社出版的《五卅痛史》将燕树棠写的一篇文章收入作为导论，“前言”说：“中国在各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过了八十多年的苟安生活!这次五卅事件是帝国主义者最彰明较着的侵略事实”。在各国中，英国最阴险狠毒，单是英国侵华史就需要写成一大本书。“好在燕树棠先生有一篇《英国侵略中国的概要》，写得简洁明了，我们特抄作这本书的引子”(81)。《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是多位学者演讲、文论的结集，《学灯》介绍说：“二三年来，国人对于帝国主义一名词已经加以注意，但是帝国主义究竟是怎么东西?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方式是怎么样?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应该采取何种手段?中国各地的反帝国主义的实况是怎么?这些问题在每个自谋解放的中国国民都急于要知道的。此书有当代名人的着作二十余篇，于此上问题，都有详细的说明，实为注意帝国主义者一本好的读物。”(82)人所共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五卅后成为了妇孺皆知的流行语，初识个中道理的国人也空前增加了，此中知识阶级厥功至伟，可谓今是而昨非。
知识阶级既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实际肩负起了指导民众的责任，这自然也意味着“界限”论的教条：“不必抽象的唱救国拯民的高调”，责任只“在与有相当能力者之互助”，同样烟消云散了。
1926年4月有人致书《京报副刊》，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见解。他说：从“五四”运动到科玄之争，中国思想界所争的问题无非以东西文明为中心；近数年来却出现了新趋向，“即以民族观念为中心，直接的间接的关于国家与国际的一套问题。前一期的时代前驱便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他们大都是主张思想革命的”，但现在他们落伍了，因为“在后一期的时代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实在是彻底的政治革命运动的时代呀!”(83)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未必都落伍了，其说不无简单化，但却有助于我们对“五卅”后的知识阶级，刮目相看：他们既是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运动的主力军之一，其思想显然不曾落伍，相反，超越了“主张思想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跨入了“彻底的政治革命运动的时代”。无独有偶，另有人致书《现代评论》评析“学界的新趋势”说：“他们早知非从政治方面改造中国，解放中国，内不足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外不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他们决心来到这个政治战场上了”(84)。所以，毫不足奇，等到“三一八”后北伐战争揭幕，知识阶级作为整体，便愈加明显地转向了国共领导的国民革命阵营。质言之，“五卅”后知识阶级对于自身使命与责任的体认，所以较前不可同日而语，归根结蒂，在于它已自觉地与缘此肇端的一个全新的时代相联系。
三、浪漫的情怀：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
经此国民革命大潮的洗礼，这个“新起的阶级”也明显地提升了自信力。
1924年蒋梦麟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提出“界限”论，他强调说：形成阶级需两个条件，一是于社会上占一种相当的势力，二是本身必有一种团结和组织。中国知识阶级人数既少，漫无组织，哪称得起这名称，只是个“纸老虎”而已(85)。这不只是谦虚，也反映了当时的知识阶级确实缺乏底气。但是，到王世杰于1926年6月发表《学校与政治》，气势便大为不同。他在文中虽然也谈到教员参加政治活动，“总得维持一定的步伐与范围”，但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必须使教育界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他说：“欲使教育界的势力，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必须使教育界的势力，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这便是我的第一项意见”。所谓“独立的政治势力”，说到底，就是要保证教育界的言行，“对于政治上的恶势力，乃能成为一种制裁力”。他不仅开门见山，高调倡言欲使教育界成为一种制衡现实政治的独立势力，而且表示全国有专门学校与大学近130所，每年培养青年至少也在三、四万人，“五年十年之后，安见不给我们一些光明”!(86)王世杰当仁不让、志在必得的气势与抱负，显然与上述的蒋梦麟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朱亦松说，要进一步形成全国规模的组织，“我知识阶级苟有此全国规模之组织，则成为国内一种绝大势力，于是协同其他各界，对内可以遏制军阀横行，而力谋国政之改良”，对外则指导国民自觉心，以适应世界大势，“此我知识阶级所负唯一指导重责也”(87)；主张要使知识阶级成为全国规模的“一种绝大势力”，心气自然就更高了。
然而，知识阶级在提升自信力的同时，自视清高，不免自大的心态，也日渐显露。要看到，即使是在“五四”前后乐于自省之时，也难掩这一点。例如，一些人将中国时局危殆都归罪于知识阶级之失职，表面上是严于自谴，实则于无形中还是高估了自身。故张东荪一面斥知识阶级堕落，罪恶不小；但同时却又说，知识阶级不是具体经济上的阶级，而是代表整体社会的阶级。“故知识阶级在政治上实为近水楼台，除绝对个人无政府主义外，这种事实是无法消灭的。因此不谭政治则已，谭政治舍改造知识阶级外无由。”(88)名为批评，实则褒扬。“五卅”后，知识阶级在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视也更高。许仁廉说：“中国惟一的希望，在知识阶级。鼓动舆论在我们；打倒中华民族内奸外敌，也有我们；建设民治基础，也在我们。我们再不负责任，以中原之大，人口之多，再没有别人负责任了。”(89)大有舍我其谁的意味。“五四”前后“劳工神圣”的说法曾风行一时，主张知识阶级应与劳动阶级即民众相结合也曾是时髦的口号；但“五卅”后，轻视后者的观点，又多故态复萌。例如，西滢说：“中国的没有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不要让中国没出息到底，那是知识阶级——连学生在内——的责任。”(90)《国闻周报》记者在《评论国民运动之一句公平话》中说，劳工阶级只是中国“将来势力”，而知识阶级则是中国“今日真正之势力”(91)。刘治熙干脆认为：“在国民革命的程途中，总要保持本末的秩序与头脚的平衡”，即要确保包括知识阶级在内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形已经是头重脚轻了——小资产的革命思想与势力没有劳动的强大——而一般提倡劳动阶级革命者更从而激荡之，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92)这些与此前张东荪强调：“劳动阶级与知识阶级的混合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但是知识阶级自身未改造以前，不能加入到劳动阶级去；就是去了也把劳动阶级沾染了”(93)，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不过，上述多为染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表述，不足为训；实际上，更值得注意的是，期间，知识阶级以中国社会的“精神领袖”与指导者自居的思想，日渐显露。
此一思想可追溯到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说道：“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94)所谓“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就是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阶级(当时的维新派人物)。1918年杜亚泉发表《中国之新生命》也指出：中国要发生新生命，希望在于新势力，新势力何在?就是一批“储备其知识能力”，保有个性与从事于社会事业者。似此之人，自戊戌以来，如凤毛麟角，不可一见，“而最近数年中，乃渐增其数”。“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95)他所谓的“中等阶级”，同样是指知识阶级。次年，在《知识阶级之团结》一文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一些人主张靠劳动阶级改革政治，然劳动阶级虽人数众多，但“思想窒塞，团结既难，欲其为有节制有思想之行动，更为不易”。惟有知识阶级人数虽少，有知识思想，情感易通，藉此阶级的团结，“吾以为改良吾国之政治，直易如反掌，较欧美劳动阶级之势力，有过之无不及也。”故他断言：八九年来，国民党、进步党、旧国会、新国会，无非彼此排斥，置国家于不可收拾之势。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其端即在于求“知识阶级之团结”(96)。换言之，组织起来的知识阶级就是他心目中赖以建设“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的“新势力”。梁启超与杜亚泉的思想一脉相承：救国当寄希望于有知识有思想之知识阶级。不过，前者的具体提法是“中等社会”，强调它是处于“强有力之当道”(清政府)与“大多数之小民”之间；后者的提法则是“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强调它居国民党、进步党、新旧国会等多元势力之中心地位。此种提法的差别，反映了民国建立后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变动。不仅如此，梁强调知识阶级为“中等社会”，是就它为养成国民之主体，即为“新民”(开民智)的中坚力量而言，较为单纯明了；而杜强调以知识阶级即“中等阶级势力”为中心，不是就单纯的国民养成而言，而是就社会各派政治势力并存纷争的现实而言，故愈显其政治学上的复杂性。此其一。二者的所谓“中等社会”、“中心”，都包含有中坚、核心、中庸、稳健与超越群伦等多重的意义。与执政当局及政党相较，知识阶级无权无勇，何以有资格在众多政治势力中立于中心地位?二人都强调，端在于它拥有知识与思想。这已隐然包含了知识阶级当仁不让，是社会共同精神领袖的自我期许。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说：“中国的有权者，是无足希望。只希望人民领袖的知识界，要认定制造社会意识是一切事业的根本。”(97)他表达的正是这一诉求。此其二。
在知识阶级未超越思想解放的范畴前，梁、杜的上述思想尚限于个人的观感，且表述也尚嫌模糊，故其影响有限。此期也未见有人重复梁、杜的具体提法。但是，尽管如此，随着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肇端，它所提示的政治取向与自我体认，实已渐成知识阶级的潜意识，且日趋自觉。1924年底，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不赞成国共两党号召抵制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执意要参会，已显示出了知识阶级的政治个性。同时，更有北大教授周鲠生发表文章说：当今中国政治上存在三大势力，除了手握兵权的军阀和有政治势力的政党外，便是“在社会上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之，善后会议必须有“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亦即“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98)。他以十分鲜明的语言与毫无掩饰的态度，公开声言：知识阶级不仅是中国现实政治格局中的一极，而且作为“一种精神的势力”，实居“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地位。这就将梁、杜的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故善后会议虽未成功，胡适且因参会倍受压力；但重要在于，知识阶级自认在政治上“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具有在精神上领袖群伦资格之心态，却由此浮上了政治的台面。孙中山去世后，时局愈形复杂，此种心态也愈明显。1925年初，有人致书胡适，建议由他和蔡元培出面组党。信中说：中山既逝，国民党分裂，所谓左派、右派都无甚希望，“生等以为为民治前途计，非有民治派的大结合不可，非有智识阶级为中心不可，非有众望所归之领袖不可”(99)。在来信者心目中，知识阶级是民治派大联合的中心与共同的政治领袖，取向十分鲜明。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胜利推进，虽然从总体上说，知识阶级逐渐归向国民革命，已成大势所趋；但仍有老敢发表《全国智识阶级对于蒋介石北伐应该取何种态度》一文，认为知识阶级对此当有独立的态度，不能随声附和。他主张派人去广东考察，“看蒋究竟于共产苏俄是什么关系”，若发现其政策亲俄则反对，若非则支持。他说，这才是“公正无私”的态度，因为“智识阶级的意见应以确切可靠的事实为根据”(100)。老敢之仇俄仇共固不必说，但他面对严峻的政治抉择，仍要摆出貌似清高与独立不羁的态度，实际上是再次顽强地表现了上述知识阶级普遍的心态，尽管迫于时局，所谓调查云云，无非是一种姿态罢了。实则，在此后的近代史上，知识阶级一直固执于此种自负(101)。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缘于经济上的不稳定性，知识阶级不是独立而是过渡性的阶级，故它在政治上常表现出革命性与摇摆性并存，崇尚中庸，却复追求超然的理想主义，难免常陷浪漫的空想。1923年，陈独秀即指出：“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想，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在革命运动中，它可以做出“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可以做出“不少反革命的罪恶”(102)。上述知识阶级的自负，正反映了其阶级属性的特点。此外，从思想渊源上看，也与它对“唯有思想解决问题”认知之执着有关。胡适曾说：“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问题，但我们本来的主张仍旧不当抛弃的。”(103)虽然“五卅”后，知识阶级超越了思想解放的范围，开始直接介入了政治运动的实践；但其思想深处相信思想是政治的基础，“唯有思想解决问题”，依然执着。1926年底，胡适致书丁文江说，“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我们既不能加入急进派，也决不可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104)由于学术思想是知识阶级专长，故其自视甚高，就是合乎逻辑的事情。所以毫不足奇，尽管他们都在使用西方传来的“阶级”概念，但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胡适，并不承认以中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知识阶级的定义。相反，如上述张东荪所言，却将之视为全社会的代表；或如上述周鲠生所言，是代表“在社会上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王世杰以为，包括国民党在内，中国各派政治势力都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精神领袖。中国民众运动需要19世纪末英国费边社所代表的那样知识阶级权威的指导(105)，同样反映了这一点。
知识阶级以社会势力中心自居，自然是进一步印证了它的整体觉醒；同时，与上述强调一般意义上指导民众的责任与使命感相较，也自然大体相同，它显示了知识阶级更高的理想与抱负。然而，这毕竟不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科学的认知，它夸大了自身的地位与作用，表达的只是一种改革者浪漫的情怀。故其自我体认，得失互见：提升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却又往往遮蔽了时代的方向感，从而无法给自身的角色以科学的定位。在上述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中，它与国共的主张有同有异，却仍发挥了自己指导民众的独到与重要作用，从而彰显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是其得也。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共与苏俄抱有偏见，热衷于“反赤”的鼓噪，更有甚者面对三一八惨案却颠倒是非，追究所谓国共“群众领袖”的责任，结果加速了爱国联合战线的瓦解与知识阶级自身的分裂，是其失也。在后来近代历史发展不同的阶段上，知识阶级的上述心态与自我体认，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例如，1930年梁漱溟在《中国问题之解决》中断言：中国革命根本是文化改造，故认工农、被压迫者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全然错误的。“不但问题发动，非于问题有认识的知识分子不可；尤其解决问题的功夫，即是文化之推进增高，更非富于世界知识的知识分子不办。所以我们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106)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是公开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自居，主张第三条道路。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说：“在(国共)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107)。末了“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一句，强调的正是势所必至、渊源有自来之意。实践证明，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它又多走了一段弯路。醒狮派的左舜生晚年回忆说：当年“我们在言论上不只反对共产党，同时也反对容共的国民党，要在中国谈‘第三势力’，我们也真可以算得是‘第三势力’的老祖宗”。(108)然而，这是牵强附会。应该说，“第三势力”真正的老祖宗，当是“五四”前后“新起的阶级”——知识阶级。在“五四”后的近代史上，这个阶级的命运，包括其得失毁誉及其最终归宿，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它源于此期的自我体认密不可分。
四、余论
“五四”前后是近代知识阶级整体走向自觉的重要时期。在随后的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中，这个“新起的阶级”在指导民众中更发挥了独到和重要的作用，从而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此相应，它对责任与使命的自我体认，超越了思想解放的范围，开始与国民革命的实践相联系，并进而浸成了以中国社会精神领袖自居，欲充当“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的更高的理想与抱负。知识阶级这种缘于阶级属性的个性与浪漫主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在近代史上得失毁誉和最终归宿的历史命运。由此可引出以下的认识：
既然近代知识阶级作为整体初登历史舞台，便先后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复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崭露身手，而且其自我体认，表现得如此自觉和自负，这说明：那种以为晚清科举既废之后，知识阶级便由社会中心走向了边缘化的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恰恰相反，这个“新起的阶级”一经登台，便居于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自视甚高，影响甚巨。在此后近代历史的发展中，无论各派政治势力如何纵横捭阖，它始终不失其作为制约各方的“第三势力”的存在。重视知识阶级的自我体认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得失，是正确认识近代历史不容轻忽的一环。
当年恽代英说：“我们反对‘士大夫救国论’，相信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109)。刘一清也认为：“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知识阶级虽通常是居引导的地位，可是革命的大本营，还应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工人和农民上面。”(110)历史业已证明了他们的预见性。知识阶级于革命自有贡献，但其充当中国社会精神领袖与指导者的自我期许，却从未实现。新中国建立后，它最终接受中共的领导，也自有其必然性。由此引出的教训：一是前辈学者从唯物史观得出的许多正确结论，值得坚持；二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阶级这个“毛”当附在什么“皮”上?这个似乎解决了的问题，在当下实际还存在，值得深长思之。
2016年8月20日初稿
9月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