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革命动力的曲折认识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革命动力的曲折认识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革命动力的曲折认识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仅仅是推翻了一个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归于失败。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革命动力的错误认识是根本原因之一。
一
在早期，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武装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寻找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就犯了严重错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将会党当作排满的动力、主力军。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诞生并走上革命道路。兴中会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革命派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依靠谁来开展这些武装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会党“富有强国的团结力，会党之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1〕因此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会党身上。“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取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所取法。”〔2〕会党宗旨是排满，且“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领导孙中山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利用会党暴动最为可靠”。〔4〕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辛亥革命前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及举行的武装起义，都主要是发动和联络会党。如长沙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就积极联络湖南会党马福益；武昌科学补习班联络江西会党，上海光复会联络白布会、龙华会等东南六府的会党。南方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潮洲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是以会党为主力军。这些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固然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分不开，但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单纯依靠会党力量也是分不开的。
会党一般是由失地的农民，破产的城乡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游民、游勇所组成，是一个被压迫在社会最低层的庞杂群体。20世纪初，各地会党反满活动空前活跃。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穷困潦倒：二是流动性极强。会党的特点使他们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很穷，是一帮浪迹江湖，衣食无着，惨遭统治者的压迫欺凌和社会的冷落歧视的社会弃儿。这种境遇，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追求平等、见义勇为的思想品格。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中，往往能勇敢杀敌，视死如归，为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但另一方面，流氓无产者的特性，又使他们将谋生作为第一要素，把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作为奋斗的终极目标。因此，他们的性格特征中又严重存在着自私自利，贪图富贵，寡廉鲜耻乃至卖身求荣的劣根。这一劣根一遇适宜气候，就会逐渐发展，甚至不可收拾。如贵州宣布独立不久，哥老会“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5〕在陕西，哥老会遍及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理讼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以上”。〔6〕为了争权夺利，会党之间更是互相攻击，以致发展到内讧和火拼。“有奶便是娘”是会党的恶习。一些会党在清政府的诱惑下，投靠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的阻力。
会党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革命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辛亥革命失败的催化剂。在历次以会党作主力军的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悲伤叹曰：会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籍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不能用为原动力”。〔7〕
二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依靠会党发动的一系列反清起义失败后，便把希望寄托于新军中建立秘密团体，宣传反满革命思想。经过艰苦细致的组织宣传、分化瓦解、争取动员之后，革命派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新军，并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10年2月组织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这次起义失败后，翌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又以新军为骨干，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这两次起义震动了全国，鼓舞了更多的人继起斗争，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特别是武昌起义，成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在它的影响下，各省新军起而响应，反正易帜。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上海等15年省的新军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革命军政府。可是，革命派领导的这场遍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包括以后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战争都失败了。这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的共同原因，仍然是对革命动力的错误认识。
清末新军官兵，许多是来自将弁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他们的文化水平及经历很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思想；有的是在废除“学而优则仕”以后的读书人，还有的是贫苦农家子弟，他们对清王朝统治不满而投身新军，其目的是以求新的出路和升迁之道，只要革命党人有意识地在新军中进行反满宣传和策反工作，新军官兵是容易从“反满”的心态发展为反满行动的，且他们已成为各大城市中一股非常活跃的政治势力。武昌起义的胜利及全国其它城市的独立，清王朝的灭亡，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作用。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新军也只是利用其反满的民族情绪，对他们只是物质上的支援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宣传，没有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其进行改造，收编组成自己的军队。在达到预定的目标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抛弃他们，而新军随着一些革命党人的蜕变，衍化成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武装。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革命的动力模糊认识及廉价胜利的愿望，最后，将革命政权拱手送给了袁世凯，导致了辛亥革命失败。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走上反对袁世凯独裁及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但在革命动力问题上仍脱离人民群众，消极利用新军阀与旧军阀，南方军阀与北方军阀的矛盾，联合南方小军阀反对北方大军阀。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就是以粤、桂、湘联军作为主力军。这些军阀是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为了各自的地盘，才打起“护法”旗帜，并企图利用孙中山作幌子，借以增大其“自主”的声势，以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因此，护法运动一开始就离心离德，多方掣肘，而孙中山却一再让步，委屈求全，封官许愿。但其结果是，桂系军阀陆荣廷与北方直系军阀勾结，丁南军阀与北京政府妥协，历时两年的护法运动终归失败。护法运动失败的事实，使孙中山认识到地方军阀与北洋军阀一样，都是护法运动的大敌。“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8〕所有大小封建军阀全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利益的，都是革命的敌人，绝不可能帮助孙中山实现共和国的理想的。
三
武装起义的屡次失败，没有减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救国救民、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决心。那么到底依靠谁，联合什么力量才能完成此大业？孙中山等人“孑然无易”，“一筹莫展”，完全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就在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走投无路，找不到正确答案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对人民群众不信任的态度，开始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并感到过去依靠军阀之不当，认识到“大多数人起来革少数人的命的世界潮流‘不可抑遏’，将来必至政权归于平民而后已”。〔9〕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有组织地领导了工农革命运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给孙中山以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但至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没有想到要依靠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力量，只是对革命动力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21年至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对革命动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全力培植起来的“援闽”粤军，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认为陈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但陈炯明的叛变，导致了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对革命动力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过去历次的失败，是失败于敌人，而这次失败，是失败于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10〕相从十余年“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彻底清醒：单靠现成的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而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人民群众，是必然要失败的，与军阀合作无异是与虎谋皮，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走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1月至1923年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这使孙中山产生了联合农民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想法。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提出了“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这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在对革命动力的认识上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在政策上也有重大转变。资产阶级革命终于在迂迥曲折的历程中走出了“死胡同”。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接受共产党和共青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欢迎工农分子参加国民党。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只有国民党和广大民众的密切结合，中国民族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11〕“国民革命之运动，心恃全国农民、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12〕后来，他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13〕1924年7月，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大会，孙中山看到许多赤着脚，穿着破烂的衣衫，有的带着箩筐和扁担的农民来广州开会，深受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14〕8月他号召广州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斗争，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15〕1924年9月，孙中山甚至提出了“产业工人阶级应当发挥领导作用”的论断，这一认识是很可贵的，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的《国事遗嘱》中，表现出他一生对依靠民众力量认识的最高峰。遗嘱中写道：“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革命成功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6〕这是孙中山一生革命的经验总结，是孙中山对革命动力的认识最高概括。
可惜的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浪潮。然而，以宋庆龄、廖仲凯、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与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及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一方面在刊物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二大”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议决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当蒋介石彻底背叛孙中山，进行镇压工农群众的反革命政变，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左派的一系列组织进行解散、封闭时，国民党左派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联合，领导广大人民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及阴谋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左派的影响下，武汉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汪精卫等控制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后，悍然“分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彻底背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此彻底失败。
四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革命斗争，为什么就没有认识到工农这支革命的主力军？究其原因：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所致。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主义中，平均地权虽然触及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切的土地问题，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却不愿把土地分给农民。同盟会的分支组织地共进会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顾及豪绅地主的利益，在拟定政纲时，竟把“平均地权”改变为“平均人权”。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根本就无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唤起农民革命的热情，从而引导广大农民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去。
其二，资产阶级自视甚高，使他们脱离农民，轻视农民的地位及反抗斗争。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要成份是新式学堂的教员、学生和海外学生，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因此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轻视甚至敌视农民。他们把社会成员分为上、中、下三大类，把农民划归“不知不觉者”的下等社会之列，不相信农民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农民于革命大业是无足轻重的。
其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急于求成的心理及力量薄弱，使他们忽视工农力量。革命党人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认为“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17〕因此，他们在革命中十分倚重现成的反清力量：会党、新军、地方军阀、地主绅士等。加上革命派组织涣散，人员复杂，经费单薄，无力组织工农组成革命武装，只好利用现成的力量，需要时下去联络、组织，不需要时就抛弃之。
其四，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他们不敢真正地发动工农，甚至害怕工农参加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又不同程度的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他们既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又害怕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起来革命，害怕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会使他们失去既得的利益。
注释：
〔1〕《中国近代史》复印报刊资料1992年3期第99页
〔2〕〔3〕〔4〕《中华民国史》第一篇全一卷李新编第275页、308页
〔5〕《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5页
〔6〕《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2页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页
〔8〕〔9〕〔10〕〔11〕〔14〕〔15〕〔16〕《孙中山传》尚明轩着第211页、227页、238页、273页、294页、312页、313页
〔1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传》第九卷
〔1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1961年版第602页
〔17〕《中国近代史》复印报刊资料94年第7期第93页
（资料来源：《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