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民国元年北京兵变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民国元年北京兵变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民国元年北京兵变考
中文摘要
1912年2月29日发生在北京的兵变，一直是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对于此次兵变发生的原因，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发动的，有的则认为只是清末以来中国各地兵变中的一次，不过偶然性地发生在北京，造成了对后来民国局势的一系列影响。
本文第一至第四部分以新出版的相关的史料考证为切入点，结合以前发表的史料，详细考察在北京兵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同时，验证事后相关回忆史料的可信度，从而，一步步揭示北京兵变与袁世凯、袁克定的关系：袁世凯或袁克定均没有指使发动此次兵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北京兵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这次兵变对当时新生的民国带来的真正影响：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混乱是此次兵变发生的根源，而此次兵变进一步恶化了北京甚至整个中国的局势。从而，最终达到厘清此次北京兵变，理解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研究目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先导，民国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对于国民政府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与国民政府研究的热火朝天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研究却依然是门庭冷落的老样子。北洋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目前都处在一种模糊的状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影响了中国此后局势的发展、演变，必须加强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本文的第五部分就分析了造成目前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有研究思路的问题；另一方面，史料公布数量少也是重要因素。本文是在新出版的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因此，笔者希望本文在刷新认识的同时，也能够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推动相关史料的开放与出版，以利于我们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兵变；袁世凯；北洋军阀
ABSTRACT
On Feb.29th 1912,a mutiny broke out in Beijing.And since it happened,there were arguments on why it happened.Most scholars maintain that the mutiny was instigated by Yuan Shikai who did not want to go to Nanjing.Meanwhile some scholars opposite this opinion in logic,though they do not have enough evidence.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Beijing Mutiny.In the first four chapters,by studying the historic data about this mutiny,I want to reveal that the Beijing Mutiny happened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society in 1910s instead of Yuan Shikai’s or Yuan Keding’s instigation.
Meanwhile,the research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made great development since 1990s.Thousands of articles about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published,especially those about the government of Kuomintang.Comparatively,the research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seams to be forgotten.So this article also wants to call for attentions on the Northern Warlords in the fifth chapt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will give us a vivid picture about the society of China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in 20th century.
Key words:Mutiny；Yuan Shikai；Northern Warlords
导 论
（一）学术史回顾与选题意义
1912年2月29日发生在北京的兵变，一直是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对于此次兵变发生的原因，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发动的，有的则认为只是清末以来中国各地兵变中的一次，不过偶然性地发生在北京，造成了对后来民国局势的一系列影响。不仅如此，笔者在翻阅相关论着时发现，各家对此次兵变的过程的表述也并不相同，让人莫衷一是。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再探讨或质疑却并不多。目前，只有20世纪60年代吴相湘的《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之经过》，20世纪80年代谢再兴的《袁世凯与北京兵变质疑》以及最近赵治国的《浅析民国元年京津保兵变的原因》等三篇文章对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做过探讨、分析，却都偏重逻辑分析或质疑，而缺乏史料支持，未能达到预定的研究目的，也就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外国的研究者则由于资料和研究取向的关系，对此次兵变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桩疑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笔者认为，厘清民国元年北京兵变有利于重新认识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因为通过厘清此次兵变过程，弄清袁世凯（或袁克定）与此次兵变的真正关系，就会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实际产生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民国元年中国社会的再认知。最后，本选题虽然可谓“细小”，但正可以通过本选题这种抛砖引玉的研究，达到呼吁北洋军阀相关史料的公布和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的目的。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本选题研究的重点在于：综合运用各方面的史料，详细分析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的关系，特别是分析所谓“袁世凯指使说”的疑点，证明“袁世凯指使说”所持的有关论据的片面性，从而，获得对此次兵变的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并由此展开对民国元年北京社会生态的再探讨，达成研究目的。
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档案史料至今仍只有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北洋军阀部分以及最近出版的北洋人物史料等寥寥几种。而且，目前出版的这些北洋军阀史料往往过于粗略，也不够系统，其研究参考的价值也因此大打折扣。加之北洋军阀各头面人物，大都没有回忆录性质的文字留世，就连有秀才功名，又曾长期失意闲居的吴佩孚也是如此。
民国元年北京兵变所处的时期为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到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期间。这个期间历时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历史分期方面属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但当时的中国北方实际是由以袁世凯为首的类似“看守内阁”的政府维持的，由于这个政府难以定位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涉及北方的史料便似乎处于一种“三不管”的状态，公布的史料极其匮乏，如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一书中仅有8条共15页的内容涉及此次兵变，而且对兵变研究的参考价值相当有限。这无形中都增加了研究此次兵变的难度。
（三）主要创新点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明确地证实了袁世凯没有也不可能指使发动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第二，探明了“袁世凯指使说”的形成过程；第三，证实了袁克定也不可能参与策划此次兵变；第四，揭示出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发生的社会原因及社会影响。
一、缘起：兵变开始的时间考证
1912年2月29日，农历壬子新年正月十二日，北京发生兵变。此时距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刚刚两个月，南北和议成立暨清帝退位半个月，“迎袁专使团”抵京仅两天。这次兵变焚掠通宵达旦，给北京商民造成巨大损失，并引发了随后几天内天津、保定等地驻军相继发生兵变。中国北方的局势因此骤然紧张，原本商定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南下就职一事也随之作罢。这次兵变一般称为“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壬子兵变”或“禄米仓兵变”，却是近代史上的一桩谜案。
说民国元年北京兵变是一桩谜案，是因为一方面它之所以会发生似乎属于一种常识性的近代史知识——在绝大部分的近代史、民国史着述中，提到此事时均表述其为袁世凯指使曹锟所部北洋第三镇发动的兵变（以下均将这种说法总结为“袁世凯指使说”）；但另一方面，在各家对这场兵变的具体着述之中，却又存在着许多细节方面的不同之处，使人不免产生莫衷一是之感。
学术界对于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再探讨或质疑并不多。自20世纪60年代吴相湘开始，分别有20世纪80年代的谢再兴以及最近的赵治国等学者撰文[1]对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做过探讨、分析，却都由于史料的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外国的研究者也由于资料和研究取向的关系，对此次兵变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加之北洋军阀各头面人物，大都没有回忆录性质的文字留世，就连有秀才功名，又曾长期失意闲居的吴佩孚也是如此。如徐世昌的年谱中对北京兵变的记载也就仅仅“二十九日驻京第三镇在京兵变，哄肆焚劫，枪声彻夜”[2]二十一字而已。这无形中也增加了研究此次兵变的难度。而笔者之所以会关注此次兵变却有一定的偶然性，引起笔者兴趣的首先是这次兵变开始的时间。
在各种涉及此次兵变的着述中，对于兵变开始的时间，各家的表述各有不同,主要有“晚七点说”[3]和“晚八点说”。其中持“晚八点说”的最多，在杨铎的《辛亥建国史纲》、侯宜杰的《袁世凯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近代京华史迹》以及来新夏、焦静宜的《来新夏说北洋》等着作中均记兵变开始的时间为民国元年2月29日晚上八点或八点许，在一些论文中也多有主此说者[4]。
但笔者通过翻阅当时的报纸及相关史料，却发现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开始的时间却并不是当天晚上七点或八点。首先，《申报》当时关于兵变的报道中说兵变是“日暮起事”[5]。根据一般地理知识，北京地区2月28日，2月29日和3月1日这几天天黑的时间大致应在晚上六点十五分左右，则“日暮起事”，应该是晚六点左右，而不应该是在晚七点或晚八点。无独有偶，在杨捄炎于兵变后不久所辑的专门记录此次兵变前后情形的《北京兵变始末记》一书中，更是明确地记载：“（兵变）发轫实在朝阳门（亦曰齐化门）外东岳庙。……东岳庙之事起在是日下午六钟左右，先在朝阳门外大肆劫掠，果摊食铺，无有存者。然后突进朝阳门而门已闭，该队用炮向城攻击，……禄米仓之兵，闻枪即向东开城迎接，……而乱氛遂蔓延于城内外。”[6]又说“当其哗溃起事时，才酉戌之交，日光未尽收也”[7]。也就是说，当日的兵变始于“是日下午六钟左右”，而刚起时“日光未尽收”，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确定兵变开始的时间当在晚上六点钟左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我们发现1912年2月29日晚的北京兵变，其开始的时间，竟然既不是晚上七点，也不是晚八点，而是傍晚时分的六点钟左右。只是根据上述史料，这时乱兵还在北京城外，到天黑之后，这些乱兵才开始到城内抢劫，其标志则是“用炮向城攻击”。也就是说，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傍晚在北京城外劫掠；第二阶段才是天黑以后兵变的乱兵炮轰城门，劫掠北京东城。而从事件发展的时间和事理逻辑上推算这也是合理的：乱兵起于六点左右，城外的一番抢掠后，才进入北京城内抢劫，并“用炮向城攻击”以打开城门，此时可能正是晚七点。而正是这炮击声遂成为大多数史料，尤其是回忆史料中兵变开始的时间，加之第一阶段的兵变尚在城外，第二阶段又为祸最烈，这才使得人们误以为第二阶段的兵变就是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全部，并以为第二阶段开始的时间就是整个兵变开始的时间了。
仅仅在兵变开始的时间方面，此前的研究竟有如此大的疏漏，笔者不禁产生疑问：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真实情形究竟是怎样的？既然兵变分两个阶段，那么它真的如一般所说是因袁世凯指使而发动的吗？于是，笔者重新翻阅相关的史料、资料和论着，通过对有关此次兵变的各种史料记载的对比，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进而，对此次兵变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也对“袁世凯指使说”的形成有了新的理解，在此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并就教于方家。
二、北京兵变与袁世凯：析疑与考证
（一）析疑
要弄清北京兵变当日的情形，首先必须先弄清袁世凯与这次兵变到底有没有关系，而这又需要对兵变发生前后的一些具体情形进行详细地分析。持“袁世凯指使说”的论者的一般认为：此次北京兵变的发生疑点重重，而这些“疑点”的存在说明此次兵变是有预谋的，而这个预谋者就应该是本来不想南下就职，并最终因兵变而不再南下就职（即从这次兵变中获得实际利益）的袁世凯。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这种观点是否复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及逻辑严密性问题，仅就其所提及的“疑点”做一下分析。笔者通过对相关论着的研读，将“袁世凯指使说”论者所提到的此次兵变的“疑点”总结如下，共七点：
第一，士兵早就知道兵变之事，甚至在兵变前即向附近铺户透露“俺们要动了”；第二，兵变过程中，乱兵没有抢劫外国人，也不曾进犯使馆区，说明兵变焚掠的范围是事先布置好的，以防止发生外交麻烦；第三，北洋第三镇对袁世凯最忠诚，不可能发生兵变，其既然兵变必是有人授意；第四，兵变发生后，袁世凯对兵变的处置比较消极，“闻讯后异常镇定，指令江朝宗、姜桂题无须弹压，一味采取消极策。”[8] 第五，兵变发生后，巡警作鸟兽散，对兵变的乱兵不管不问；第六，冯国璋因袁世凯不同意而不敢令禁卫军出动弹压；第七，达官贵人的住所附近也不受乱兵的骚扰，再度说明兵变的劫掠范围是事先有安排的。[9]
那么，上述这七点真的是兵变由袁世凯所指使而留下的蛛丝马迹吗？下面笔者将结合相关史料一一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第一，“士兵早就知道兵变之事”的说法，其主要依据是北京兵变发生后不久，刊登在1912年3月14日《申报》的一条题为《北京兵变之前因后果》的新闻报道，内中称“未变之前数日，京中已得有消息，谓三镇将见哗变，即有少数商人先行迁移。又闻各变兵于齐化门外日坛及辽阔地方潜谋已久，且曾向各铺户有‘你们还不躲躲，俺们要动了’。[10]”笔者认为这篇新闻报道，不仅不能证明袁世凯指使兵变，早有预谋，反而能够证明袁世凯并未指使兵变。道理很明显，如果袁世凯要发动兵变，他作为北洋最高统帅，只需一声令下即可，何用“各变兵”操心费力“于齐化门外日坛及辽阔地方潜谋已久”？而且如此机密之事，如何敢早早（“未变之前数日”）地让底层士兵知道？
第二，乱兵之所以不抢外国人，是因为外国人大都集中居住在使馆区。我们都知道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军队合法地进驻北京使馆区，也就是说使馆区是有外国军队驻防保护的。北洋士兵自然也应该明白这一点：抢劫有军队保护的外国人的危险性，显然比抢劫中国商民的危险性要大得多。这是一种利害的判断，并不必然与避免事态扩大，为其长官着想有关。而实际上，兵变的发生就足以让外国列强认为中国局势恶劣，并采取相关措施（详后），让其长官，尤其是最高长官袁世凯头痛了。
第三，“第三镇对袁世凯最忠诚”，这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一方面第三镇的长官是曹锟，曹锟确实对袁世凯最忠诚，但是，同时，身处乱世或者确切地说是改朝换代之际的第三镇其他官兵，尤其是中下层士兵是否对袁世凯最忠诚则恐怕难说得很。因为实际上第三镇早有哗变之事发生，而且就在北京兵变不久前，“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第三镇炮兵第三标在娘子关哗变，刘标统撤职”[11]。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北京兵变之后，1912年的3月10日，该镇士兵仍能再度在北京制造紧张：“三月初十日，袁大总统受任之期也。……有三镇某标兵自东车站下，欲雇人力车，车夫不肯使之坐，相率而遁，遂致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东西南北，各关厢莫不震动，巡警等又但张皇不知镇静，幸在白昼，否则又酿巨变矣。[12]”袁世凯就职当天尚且如此，第三镇的普通士兵对袁世凯的忠诚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四，对于当晚兵变的处置，笔者认为袁世凯的作法并无不妥，可与之对比的是1912年4月11日晚南京兵变的处置：1912年4月11日晚，驻南京的江西军队二十五、二十八两团之兵，“借减饷为名，忽尔倡乱”。南京留守府迅速予以处置，根据黄兴1912年4月13日电报言：“各军师团长爱国心长，洞明大义，均亲率士卒，剿抚乱党，分段防守”， “该犯兵等势穷力绌，午前八九时即遵令缴械退回原营”[13]。由此可见，当时人针对兵变可以采取的比较有效的措施还是“分段防守，同时边劝边剿，以劝为主”。
而袁世凯对北京兵变所采取的措施也正是如此，如兵变当晚，由于情况不明，只能令未变之兵（姜桂题，江朝宗所部），“守好防区，仅准追赶，不准延战。”[14]这种虚声追赶实际上可以避免“狗急跳墙”带来更大的损失。第二天会议善后：“照章补放未变各军应领之欠饷外，另派陆建章等数员分赴各队驻扎所，剀切开导”，同时，将第三镇兵调扎琉璃河、良乡各处，总责成该镇统制曹锟约束。
此后，针对大量逃兵的情况，一方面在通衢遍贴招抚溃兵告示，陆军执法处招抚变兵之示谕（三月一日，按：原文无日期，此为笔者据上下文推算）：“照得三镇成军以来，官兵素守纪律，昨被游勇煽惑溃散，顷奉驻京总司令官曹面谕，亟应妥为招抚回营，依常驻守，其已溃兵，无论有无军械，概不追究。除内外城各处派员招抚外，并将投营地点列后……”[15]另一方面，由毅军随时缉捕再图逞乱者，[16]并向京津附近各处发布《严缉逃兵之电谕》。
综上可见，袁世凯对北京兵变的处置还是能够体现出其多年治兵的水平的。当然，袁世凯并没有因兵变而处罚曹锟等主帅，这实是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日益突出的官员倚仗和利用军队、军队私人化弊病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不能因袁世凯不处罚曹锟就推定袁世凯指使了兵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兵变的处置问题上，有的学者说“兵变后不久，北洋一些重要人物赵秉钧、王士珍、曹锟、段祺瑞等人，闻变均纷纷驰赴袁世凯寓居的石大人胡同请求镇压，惟与叛兵反抗，几罹不测。”[17]如果此事属实，则北洋高层对此次兵变的态度是很一致的，并无袒护之情。但笔者却发现，王士珍于1912年2月13日，即清帝退位次日，“到陆军部召集各司长谈话，声明‘本人官职业已解除’。并于阴历年（按：1912年2月17日）前携眷返原籍正定退隐。”并于袁世凯就职后才复出。[18]因此，王士珍是不可能在兵变当晚（即1912年2月29日）出现在袁世凯住处的。同时，根据叶恭绰和唐在礼这两个北洋旧人对兵变当晚袁世凯住处的回忆(详后)，也并没有提及有关赵秉钧、曹锟、段祺瑞赴袁世凯住处的情况。因此，这一说法还有待新的史料出现，才能采信。
第五，关于巡警的表现，其中情形则比较复杂。首先，有充分的资料显示，兵变发生后，巡警作鸟兽散，对兵变的乱兵不闻不问，并非有组织的。在原载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民立报》上的《宋教仁口述专使遇险确情》对当晚情形的记述为“宋君偕魏君注东等向一方面行走，屡遭巡警诘问（是时巡警全出）。北京巡警皆旗人，宋君等疑祸变出于宗社党，遂不欲告以详情。途中益多阻滞，后乃变计，见巡警则先之问路。巡警疑宋君等为日人，因指明路径，谓向前有日人住家。”[19]由此可见，当晚兵变后仍然是有巡警在街上值勤，并维持秩序的。实际上《北京兵变始末记》中也有巡警值勤，盘查等事的记载：“行至臧家桥，忽两巡警向前拦阻曰：“往东去不得矣，戒严甚厉，且乱氛尚甚炽。[20]”此外，在这份反映当时兵变情况的重要史料中还明确记载乱兵“杀区员汤叙典于花市，戕巡警金殿元于珠宝市[21]”，也就是说，兵变当晚巡警不仅在维持秩序，履行职责，而且还有警员因此而殉职。因此，兵变发生后，巡警作鸟兽散，对兵变不闻不问就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主要是巡警个人的素质问题，是其个人职业道德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当时警察的装备与军队装备的差距，也根本不可能指望巡警能够对当晚的兵变产生抑制作用。光绪三十二年（按：即1906年）的《巡警佩剑规定》：巡警佩剑原以供行职务时保卫身体之用。佩剑于腰际，露其柄于衣服之左，以便临时使用。[22]也就是说巡警的武器装备就是佩剑，而当时北洋军队的装备则一律是奥国制口径8厘米5响“曼利夏”步枪、马枪[23]。要迟到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才规定巡警在工作时除要随身携带佩刀等外，还要配备快枪。[24]因此，在1912年初，警察虽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在实力上却根本无法同正规军队相抗衡。兵变一旦发生，担负治安职责的警察自然首当其冲，在这种装备对比的情况下，恪尽职守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丢掉性命。为自身性命安危计，警察的第一反应恐怕是要躲的，有的甚至还要比老百姓躲得快些，因为他们比老百姓多一份职责。所以，出现“沿途巡警，一闻枪即弃械易服而遁，有匿卧路旁沟道中者。……各处站岗巡警纷纷鸟兽散，衣冠多缺不全”[25]这类的事情也就毫不奇怪了[26]。但这种事情的发生却并不能确定兵变是否是有预谋的。
第六，冯国璋不敢令禁卫军出兵的说法，笔者认为应该是一种误解。因为查阅相关史料并未找到这一事件，而整个在兵变期间与禁卫军有关的事件是：兵变发生后，禁卫军“上书总统，请将各项军队全数调出，由该军入京保卫”，袁世凯“违其议，乃酌调一队来京”[27]。就此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笔者认为袁世凯的处理是恰当的。要知道，当时距清帝退位不过半月，是真正的“共和甫定”，禁卫军仍旧大多忠于清室。正当此时，北京兵变发生，其弹压倘若是用清室禁卫军，对民国的形象，新生共和国的稳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当时人心不定的社会大氛围下，容易发生对清室有利而对新生的民国不利的舆论（实际也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详见下文），因此袁世凯做出：“酌调一队来京”，并令冯国璋亲自劝阻禁卫军的处置还是适当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冯国璋担负劝阻和稳定禁卫军的任务，不可能有不敢令禁卫军出兵之事。如果冯国璋确有不敢之情，也应当是担心禁卫军出兵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而如果理解为其害怕袁世凯，进而认为袁世凯与兵变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就恐怕是一种误解了。
第七，达官贵人的住所附近不受乱兵的骚扰的说法，也不准确。这首先要考虑到清代以来北京城不同阶层的居民居住的空间分布特点：王公贵族和官员大多居住在紫禁城以西的区域（即“西城”），而商贾则多居住在紫禁城以东的区域（即“东城”）。这也就是俗称的“东富西贵”格局。而2月29日当晚，变乱的士兵抢掠的区域是东城，大部分达官贵人居住的西城所受影响自然就小。但另一方面，住在东城的“达官贵人”就难以幸免了。根据现在已经发表的资料显示，受到抢劫的“达官贵人”就有：清太保世续，乱兵“麇集其门……世续乃出五千金”；隆裕太后之父——桂公之府邸，“被兵匪抢劫无遗粒，燹其居仅留竹园一隅”。其余“清故相敬信”、“弼德院顾问大臣绍昌”、“河南贪抚宝棻”等“均被抢甚烈。”[28]度支部大臣绍英家也遭到抢劫，损失“数万金”[29]。基于这些情况，笼统地讲“达官贵人的住所附近不受乱兵的骚扰”是不准确的，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综上所述，以往用以支撑“袁世凯指使说”的所谓兵变过程中的“疑点”，根本谈不上是疑点，而只是没有与当时的实际社会环境相结合来综合考查的结果，也自然不能作为 “袁世凯指使说”的“证据”。
（二）考证
“袁世凯指使说”成立的主要“证据”有两点，除了上面所分析过的兵变过程中的“疑点”外，其最重要的一条证据，就是同盟会会员刘禺生在其晚年的回忆杂记——《世载堂杂忆》中关于此次兵变的一条记载。这条记载，虽然已被相关研究者多次引用，并作为袁世凯指使兵变的铁证，然而笔者查阅《世载堂杂忆》原文时却发现，以往的研究对这条史料的引用存在着问题。其通常被引用的部分如下：
唐少川告予曰：“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30]
然而，上面这一部分文字只是刘禺生关于此次兵变的记载的前半部分，其后还有：
“后查兵变始末，其策建于段芝贵。初欲扩大拥袁为陈桥之变；后见南方军势尚盛，内有冯国璋之禁卫军不合作，乃缩小范围，令曹锟第三镇中密派一营哗变，藉以恐吓南代表。不知一发不可收拾，京中变兵，经禁卫军镇压击散，冯国璋恐兵变危及西宫，故全军出击，未几京、津、保全告变矣。曹锟为段芝贵所绐（按：哄骗、欺骗），愤极回天津原籍，因此密令由段芝贵黑夜亲手交曹也。曹归津，袁乃派人赍金佛十二尊赐曹锟，段芝贵亲往说之，始来京。[31]”
而从这后一部分文字，我们会发现，关于北京兵变，刘禺生认为段芝贵是关键人物，而由“曹锟为段芝贵所绐”一句，更可见曹锟接到的不是袁世凯的命令，而是段芝贵假称有袁世凯的命令。也就是说，刘禺生在这篇记载中并不认为是袁世凯发动兵变。为此，刘禺生还紧随其后加了自己的按语，即：
“禺按：梁燕孙年谱所载，与唐说相出入。原文云：‘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按：原文如此，疑为“二月二十九日”之误）北京兵变，津保继之。外传是役段某指使，疑莫能明，惟变兵实有围吓南使住所情势，当不无政治意味。先是清廷大计久不决，袁乃召曹锟所统之第三镇入京，以资控制，至是乃有一部分告变，袁之卫队亦加入焉。姜桂题之毅军，则为弹压兵变者，其所住通州之一部，亦旋变。’北京兵变，虽曰段谋，不能说袁不知，袁术如此，军纪从此败坏矣。无怪张之洞评袁，不但有术，且多术矣。袁创此术，部下多效之，王占元部下之武昌兵变，兵士整队掳掠；某军武穴兵变，官长捧令劫夺。用术一时，流毒甚远，深可慨也！”[32]也就是说，刘禺生实际上对唐绍仪的这一说法还是存疑的，因此才下此按语。但是，在以往对于北京兵变的着述当中，却大多都是直接引用刘禺生此条记录的前半段，而对其态度却既未提及，也未做辨析。
那么，《世载堂杂忆》中记载的唐绍仪关于此次兵变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要证明此条记载可信与否，其关键在于确定唐绍仪兵变发生后的行踪。因为唐绍仪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这就是说，当晚兵变发生后，唐绍仪应该是与南方代表（即迎袁专使团成员）在一起的，否则，怎么会“促予黎明访袁”。但是，根据蔡元培1912年3月1日，即兵变第二天致孙中山等的电文中所说，当晚“培与汪君兆铭、范君熙绩、杨君广勷、蒋君岭暍、张君魁，暂避外国人家，今晨至六国饭店……”[33]并未提及唐绍仪的任何情况，而且他们是第二天早晨才到六国饭店的。同时，在原载于1912年3月10日《民立报》上的《宋教仁口述专使遇险确情》对当晚情形的记述为“宋君偕魏君注东等向一方面行走，屡遭巡警诘问（是时巡警全出）。北京巡警皆旗人，宋君等疑祸变出于宗社党，遂不欲告以详情。途中益多阻滞，后乃变计，见巡警则先之问路。巡警疑宋君等为日人，因指明路径，谓向前有日人住家。宋君等从其言，果见一上仲公馆门条，因叩门入。主人出询宋君等，答以避难，日人遂亦不询姓字，直答曰：‘可。’因引宋君等入……是夜宋君等即宿该日人处，惟闻枪声彻夜不绝，至次日宋君等乃迁往六国饭店。”[34]其中也是自始至终丝毫未提及唐绍仪的任何情况。附带说一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宋教仁在兵变发生不久给岑伟生的一封书信中提到，兵变“此中隐情，定是手段[35]”，应该也是指“疑祸变出于宗社党”，却并非指袁世凯指使。
恰恰，在英国的外交文件中，当时驻京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给英国外相格雷的报告中提到“前一天（2月28日），我见到了唐绍仪，发现他的情绪极为乐观。他满怀信心地谈到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并且认为总统离去期间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根据他的意见，南北的和睦统一将在适当时间内完成，中国各派将提供一个自我克制和爱国主义的榜样，值得全世界效仿。第二天夜间，说这些话的人成为使馆区内的一位避难者”[36]。朱尔典在报告中如此说，那么很可能是与唐绍仪见过面，或者至少知道唐绍仪是在使馆区，而且清楚其具体位置。
而袁世凯的幕僚叶恭绰对兵变时袁世凯住处情形的回忆也提到当“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明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37]这个回忆除了和前面的三条资料一样都反映出兵变当晚，唐绍仪并没有同南方代表在一起（倘若在一起，蔡元培等自然不需要再给唐绍仪信）之外，更表明黎明时唐绍仪也没有到袁世凯的住处，（因此叶恭绰才拆阅了蔡元培等人给唐绍仪的信。）也自然就不会有他见到袁世凯与曹锟的对话一事。
这也就是说，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的唐绍仪关于北京兵变的说法并不是事情的真实状况，而只能是一个关于北京兵变的传奇故事，一种事后的消遣闲文。当然，也是不能够作为证明袁世凯指使兵变的证据的。至于作为兵变的亲历者的唐绍仪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说法，还是刘禺生只是记录的一种流言，却由于时代的久远，人物的消逝，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清楚了。
实际上，持“袁世凯指使说”的论者主要在于强调，袁世凯本不愿南下，但迎袁专使已经到了北京，袁世凯别无他法，只好施个“苦肉计”。对此，吴相湘先生在《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之经过》一文中早有分析，认为袁世凯完全可以“针对此种情势运用政治分化策略……实轻而易举，比较安全，固不必借重此一玩火自焚之‘兵变’手段也。[38]”。
笔者也认为，“袁世凯指使说”看上去很有道理，实际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都在制造一种舆论：中国局势，非袁世凯不能收拾。而具体到在南下就职问题上，也是类似的观点：非袁世凯在北方（具体说就是北京），则北方难保安靖。那么其内在逻辑就是：如果袁世凯留在北方，则北方肯定是安定的，如果袁世凯离开了北方，那么北方肯定要出乱子，也就是说，袁世凯，是北方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当时袁世凯仍在北京，还没有南下，却发生了兵变，这意味着即便袁世凯在北京，北方也不一定会稳定，那么，袁世凯就根本不是什么北方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可以说袁世凯对北方局势的稳定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如此一来，袁世凯的重要性岂不大大下降？袁世凯岂会如此之蠢？！也就是说，袁世凯是不具备发动兵变的动机的。
这一层，是否是笔者一厢情愿呢？也不是。因为就在兵变之后的1912年3月11日，蔡元培在对全国解释及报告北京兵变及“迎袁”经过的《告全国文》中就已经讲明了这一点：“二月二十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无何而有二月二十九日夜中之兵变，三月一日之兵变继之，且蔓延保定、天津一带。夫此数日间，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度，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鳃理。袁公一日万几，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39]这可以说是直白地昭告天下：袁世凯留在北京不是因为他有多重要，而只是为了收拾兵变发生后的“烂摊子”！以袁世凯为首北洋一干人可谓颜面扫地了。
其次，如果发动兵变，除了上述的政治上会陷于被动的可能之外，袁世凯还要承担巨大的财经风险。由于清末遗留下来的财政烂摊子（详后），即将成为中国的领导人的袁世凯正在谋求西方贷款。根据《宋教仁集》载“与六国团商借六千万磅，亦并无苛刻条件之要求，及至京津兵变而后，六国团以吾现状尚未稳固，乃始有要求之条件，唐未承认，遂中止。……是正式政府成立以后，虽欲借款而不可得也。[40]”也就是说，本来唐绍仪（代表袁世凯）是在与六国银行团谈判借款事宜的，而且形势比较乐观。但由于发生了北京兵变，外国人认为，中国形势尚不确定，因此给予中国未来政府（即袁世凯政府）的贷款就应当谨慎，并随即采取了应对的措施：提高中国贷款的条件，而且是“苛刻条件之要求”。“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道理，袁世凯不会不明白，怎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发动一个兵变，却让自己冒一个无法获得极为宝贵的西方财政支持的天大的风险？
再次，当时南北双方军队的实际形势也并不允许袁世凯发动一场兵变。北洋军方面，早在北京兵变发生前，北洋军各部就已经发生了“宣统三年九月”的第三镇娘子关兵变[41]，而在1912年2月7日驻徐州的北洋军张勋部也发生了兵变[42]。如果再加上之前的滦州起义、吴禄贞事件，北洋军内部的形势可谓岌岌可危。袁世凯处在当时，想的应该是如何稳定军心、防止兵变的发生，而不是自己搞个兵变出来。因为军心如此不稳定，局势如此微妙，任何异常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北京兵变后事态的实际演变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北洋军内部的严峻形势并不允许袁世凯发动兵变。
同时，在1912年2月时，袁世凯对南方的真实情势实在是了解很有限的，（区别于后来的“宁赣之役”）他根本无法预测如果自己在北方发动兵变，南方革命各省方面会不会举兵北上，即铤而走险的军事风险实在太大。
持“袁世凯指使说”者可能会说这正是袁世凯行权谋，施狡诈之处。但是，就兵变过程中的种种情形来看，兵变也实在不像袁世凯指使发动的。
第一，就时间而言，袁世凯有充分的时间，不必急急忙忙于2月29日发动兵变。因为就在这天晚上，北京市政厅还安排了庆祝共和的提灯游行。根据一般常识在有提灯游行时发生兵变，其造成的混乱要比没有这种游行时大得多，造成的破坏也要大得多，失控的可能性也更大。而根据当时的局势，南方专使并没有急于确定南下日期：“培等二十七日到北京即见袁公，二十八日又为谈话会，……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诸君尚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也。”[43]除了吴相湘先生说的政治分化手段外，就以权谋论，也有比这更好的选择。既然袁世凯权术高明是公认的，那么他完全可以先南下，同时授意自己的部下如曹锟、姜桂题等，待自己刚刚离开北京即发动兵变，随后自己再以“北方不靖”为借口暂缓南下，如此一来顺理成章，毕竟专使只是迎接而非绑架。如果这样做，一来可以证明自己以前所说“非袁不可”的话并不虚妄，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二来还可以撇清自己同兵变的瓜葛，岂不更好？
第二，即便袁世凯发动兵变，他也不需要让自己的卫队参与抢劫。袁世凯的卫队参与兵变一事以往论者均未提到，但笔者在曾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里循的书信中发现：“袁世凯的士兵和卫队发动这次兵变使我感到痛心已极。……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袁最亲信的师的第十团（按，即第三镇第五协第十标，也即袁世凯的卫队）的营盘就在我的住宅附近，星期四（按，即1912年2月29日）晚上里面堆满了抢来的东西。[44]”等记载。
同时，袁世凯另一幕僚许宝蘅在其《巢云簃日记》“正月十二”这一天对北京兵变的记载部分也有“本府卫兵亦有离伍出抢者”[45]。同样为袁世凯幕僚的叶恭绰对兵变当晚的回忆也提到有“当袁氏知道卫队亦出外抢劫时，曾命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与卫队”[46]一事。上述三人与袁世凯的关系不可谓不亲密，却都不约而同地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这就说明袁世凯的卫队，至少是一部分，确实参与了兵变，或者至少参与了兵变发生后的抢劫，这是不容否认的。如果是袁世凯指使兵变的，那么，让自己的卫队参与进去，如何向天下人交代？自己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岂不是让自己的处境太被动了吗？倒是北京兵变后袁世凯发布的布告很能反映袁世凯的心态：
大总统布告京师市民（三月初二日）：
前夕第三镇炮辎两营，因事哗乱，哨兵附之，土匪继之……[47]
这布告中只说“第三镇炮辎两营，因事哗乱”，而不提袁世凯的卫队也参与兵变，表明袁世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卫队参与此次兵变对自身形象的影响，遂委过于人，文过饰非，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第三，袁世凯若指使兵变，就没有必要自己再躲到地窖里。但在叶恭绰对北京兵变当晚袁世凯住处情形的回忆中，提到兵变发生后，“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48]”。无独有偶，在许宝蘅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闻枪声甚近……遂与总统避于地穴内[49]”。而北洋旧人唐在礼后来也回忆说：“（兵变）闹得厉害的时候，袁曾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地窖去看了看。我看那时候事情的发展，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真正闹大了，变兵闹到近边来，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并且连随扈的几个人也确定了。”[50]
可见，兵变当晚袁世凯曾躲到地窖中是事实。在推崇“处变不惊”的领袖风格的中国，“躲入地窖”这类事情是会被看作贪生怕死的，因此也是很影响领袖形象的。如果此次兵变确实是袁世凯指使发动的，他自然知道兵变的底细，那么当晚事起之时，他恰恰应该好好表现一下自己“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然而事实是他没有，则可以反向推定，袁世凯事先是不知道会有兵变的，也即袁世凯没有指使兵变。
最后，如前所述（参见本文第一部分），既然是针对南方的迎袁专使，也没有必要将兵变分为城外和城内两个阶段。
综合上述四点以及我们前面的考证，我们会发现：北京兵变是由袁世凯指使而发动的说法，既没有确凿证据，也不符合事理逻辑，即“袁世凯指使说”是不能成立的。
（三）“袁世凯指使说”的形成考
通过对北京兵变过程中一些细节的再梳理，我们并未发现袁世凯参与指使这次兵变的真凭实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北京兵变是由袁世凯指使的说法呢？而且，这一说法甚至还成为一种常识呢？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查阅发现，北京兵变是由袁世凯指使的说法也是逐渐形成的。
在《北京兵变始末记》这本编于1912年3月的重要史料中，提到怀疑袁世凯与此次兵变有关的“言论”有一篇，即永言的《问》，其中说到“使于事起时，有一千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别有其他之隐衷，方欲利用之耶？”[51]但是，很明显，这里永言是质疑袁世凯对兵变处置不力，是否有意利用兵变，而没有认为袁世凯参与指使兵变的意思。
随后，在1912年的4月19、20日上海《民权报》发表了天仇的《袁世凯罪状》内中指袁世凯的罪状第六款“南来就职与否，一言可决，而故用手腕，酿成兵变，以塞南使之口。南京参议院北移，须用重兵拥护，此蔡元培在京时袁氏亲允而后南京宣示者也，今北京政界忽反对参议院带兵北上。种种手段无非为造成一人专制之势力，以与民党为敌而已。”[52]这可能就是“袁世凯指使说”的最早起源，但天仇此文明显为个人意见，且其观点过于情绪化[53]，并不意味着一种政界或学界共识的形成，因为同为革命党人，在陈布雷等主编的《天铎报》1912年的7月1、2日的“川鄂大事纲目”中对北京兵变有综述，但并没有提兵变是袁世凯指使的。[54]
可以看出，在兵变发生之初，无论是《北京兵变始末记》中的永言的怀疑，还是天仇的指责，都偏重于怀疑，却并未形成定论。持此说者往往是一些文字比较激烈的文章，而与其同时期的大多数论者仍多关注军队的素质和管理问题，如《北京兵变始末记》中收录的多数评论文章以及当时的革命党人陈布雷的观点。革命党人谷钟秀在民国三年所做的《中华民国开国史》中也没有指袁世凯与北京兵变有关系，而只是客观而简单地叙述了兵变一事。
自袁世凯帝制自为败亡后，其原有手下官员、幕僚，纷纷散入民间，其中有人述及前事，提及此次兵变。而这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原为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于1922年为《申报》创办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在这篇文章中，张一麐提到“当南京政府之议决请袁项城南迁践位也，时则专使蔡元培、宋教仁入京就馆，某公子者素选事召各镇中下级军官开会密议，议决以兵入东华门夺清帝位，效黄袍加身故事。是时禁卫军为冯国璋所统，不与谋，故火焚东华门，禁卫军抵御不能入，兵无所泄，遂大掠东西二城以及于天津（此事有某君告余，暂隐其名）。[55]”但他的说法是此次兵变为某公子即袁克定指使，而且由于张本人兵变时不在北京，他的这一说法也是“某君”告诉他的，因此，这一说法可谓道听途说。但由于张一麐为袁世凯亲信之人，民国后更任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参与许多重大事件的筹划[56]。因此，有了这位袁世凯心腹幕僚的“指证”，人们对兵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袁世凯公然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其奸诈形象已经为世人所认同，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的关系从此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而“袁世凯指使说”形成的关键期是20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巩固后，在1930年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所编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中就指袁世凯策划了北京兵变：“实则世凯嗾使者，元培等不知是计，以为北方军队非世凯莫能坐镇。”[57]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27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中，提及民国元年的北京兵变却仍只是客观的叙述：“（袁世凯）会兵变不果来[58]”。之所以有如此的变化，笔者认为这恐怕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证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必须证明北洋政府的非法性。而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的鼻祖，如果他的上台就是靠使用此种卑鄙伎俩，则无疑意味着从一开始，北洋军阀获取政权就是非法的。这样，袁世凯“嗾使”北京兵变之说，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的一种宣传策略与手段，而并不在乎其真假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开始符号化，成为阴谋、独裁的“代言人”。而本来对袁世凯执政不满的人更将此事详加演绎，如许指严的《新华秘记》和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中的叙述。但这些关于北京兵变的文字，虽然内容精彩，却与当日情形差距实在太大[59]，只能作为文学作品，聊做消遣之用。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持续动荡，这一说法也未在学界或社会上达成共识，如30年代末出版的冯玉祥的回忆录《我的生活》就并不认为兵变为袁世凯所指使，冯玉祥对此次兵变的回忆也与众不同，当然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详后）。
1949年，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再版发行，虽然这本书并没有提及北京兵变，但笔者认为它实际起了给建国后袁世凯研究定方向的作用。随着革命史叙事的逐渐建立，北京兵变作为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重要步骤，也逐渐成为一种定论出现在各种北洋史、民国通史以及有关袁世凯的传记着作中。如1958年出版的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80年出版的李宗一的《袁世凯传》等，这种观点再随着普及教育而逐渐成为一种常识。
在这个“袁世凯指使说”形成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的发现人们对事件的认识过程的变迁、演进：
在事件刚刚发生时，人们一方面分析其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关注的重点却是放在该事件发生所反映出来的对未来的可能的影响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件真正成为一个“过去的事件”，一个“历史上的事件”[60]的时候，其后续影响日益表面化——如北京兵变这一事件，其所反映出的军队失控，威胁民国前途的倾向，逐渐被后来的军阀混战局面所证实——人们又转向重点分析事件的起因。而此时的分析，必然要借助于后来产生和出现的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时是帮助性的，如档案的解密所公布出的信息；有时却是无意识地添加的，如对袁世凯形象的既有观念；有时是有意识地强加的，如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的宣传，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后来者对事件的解读的信息环境。在这种复杂信息环境下，解读者，主要是后来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对事件做出了自己的“重构”。这些重构也都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价值判断为基础，这实际导致了“重构”难以避免地具有了重构时的时代特征。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之所以会相信“袁世凯指使说”，一方面由于这一说法建构起一个似是而非的事件“真相”；另一方面，却是由于袁世凯个人形象的潜在影响。由于袁世凯帝制自为，身败名裂，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在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着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成为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的代表。简而言之，袁世凯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61]，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符号化，甚至在后来的一定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某些方面像袁世凯。这样，一个原本不想南下，兵变后就不再南下，又素有权谋诡诈之名的袁世凯，发动一场“适时的兵变”自然是入情入理的事情了。“建构”就此获得认同，却可惜并不是史实。历史学虽然是研究者在史料基础上的“建构”，而非绝对的客观实在，但在一定的知识条件下，研究者的建构如何尽可能地接近“真实”，仍然应该是每个历史研究者必须努力追求的[62]，这也是历史学与历史文学的差异之所在。历史文学可以通过想象、演义和杜撰来建构作者心目中的历史逻辑，而历史研究恰恰是要尽量地去除历史记录（文本）中主观性的想象、演义和杜撰的成分，来发现这些迷雾后面的“真容”。有时，可能一番研究之后，历史研究者可能会发现一个始料不及的真相，但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只能将我们的发现真实地呈现出来，而不能因其不符合我们原本心目中的想法而隐讳，更不能为满足我们心目中的想法而走向历史文学。
三、北京兵变与袁克定：还原与辨伪
（一）还原
分析完袁世凯与北京兵变（包括“袁世凯指使说”的形成）的关系，是不是就了断了这桩疑案了呢？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因为此次兵变固然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其为袁世凯所指使发动，但也有北洋人物认为兵变出于袁公子即袁克定之谋，如前面提到的张一麐。由于袁克定在袁世凯复出中的作用，更由于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的表现，袁克定谋划北京兵变的说法也很容易让人相信，连他的妹妹在回忆中都说：“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63]”。而到杨雨辰对北京兵变的相关回忆内容出现后，这种说法就更加坐实了。因为兵变发生之时，杨雨辰正任第三镇副官，而他对兵变前后情形和自己所见所闻的相关回忆直指北京兵变完全由袁克定一手发起策划，以阻止袁世凯南下。因此，要了断这桩疑案还不得不对袁克定与北京兵变的关系加以探讨。
最早的一种关于袁克定谋划北京兵变的说法，就是前面提到的张一麐在1922年的《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中的说法，此后白蕉在其《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4年至1935年最早连载于《人文月刊》[64])中关于北京兵变的一条眉批也记载：“第三镇兵变，据袁氏亲信人言，当时北方军人集议于袁公子邸中，即议黄袍加身之事。先攻东华门，时冯国璋统禁卫军不与谋而抗御，军不得入，乃成抢掠之局……”[65]。到张国淦所编的《洪宪遗闻》中，则明确记载这是北洋元老徐世昌的说法。徐世昌在谈及北京兵变时认为是：“某公子与左右亲昵者，密谋由曹锟所统第三镇驻京各营（此时驻京者除禁卫军保护宫禁外，惟第三镇有力量）撞入东华门，强挟项城入宫正大位。惟不敢与冯国璋所统之禁卫军接洽。29日夜发动后，为禁卫军所遏，不得逞，遂抢烧东华门一带。”[66]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前两种说法都是“据袁氏亲信人言”的道听途说，只有《洪宪遗闻》中，才明确记载此一说法源自徐世昌。而且，这三种记载的内容大致雷同：袁克定欲赶走溥仪，拥立袁世凯做皇帝，遂以北洋第三镇进攻东华门，却因遭到禁卫军的强烈抵御，第三镇士兵遂溃散而发生兵变。因此，笔者将其概括为“黄袍加身说”。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
首先，“黄袍加身说”与1912年初北京和中国的政治情势不符。
一方面，历史上的“黄袍加身”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赵匡胤就在军中，遂“生米煮成熟饭”。而在北京兵变前，袁世凯由于1912年1月16日险些在北京街头遇刺身亡，为自身安全计，此后就一直深居简出，在外交大楼几乎整日不出；而第三镇的士兵则分驻在北京城内外各驻地（详后）。在这种兵将分离的情况下，即便第三镇的士兵赶走了溥仪，也需要再到外交大楼去挟持袁世凯“正大位”，而兵变发生后，袁世凯的住处势必戒备森严，如何挟持，又如何实现“黄袍加身”？
另一方面，以当日的政治形势，袁世凯正欲为“中国的华盛顿”，临时大总统的地位尚未稳当，他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搞“黄袍加身”？实际上，在他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作为清逊帝的溥仪留在北京，仍然是袁世凯的一张很有用处的牌，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与不可取代性[67]，以同南方临时政府相抗衡，因此，袁世凯不但完全没有赶走溥仪的必要，而且还要把溥仪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常随袁世凯左右的袁克定，其时已经33岁，且久历宦海浮沉，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层政治利害。
其次，“黄袍加身说”对北京兵变的过程的描述也与当晚的真实的情形不符。
一方面，此说主张第三镇驻京各营全部兵变，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洋第三镇下辖步兵第五协（辖第九、十两标），协统卢永祥；第六协（辖第十一、十二两标），协统陈文运；马标第三标、炮标第三标，另有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1912年2月初，袁世凯为了在北京地区造成其对清廷的军事优势，推动清帝退位，将第三镇由东北长春调到北京。同时，袁世凯又以第三镇第十标（标统唐天喜）为自己的卫队。[68] 山西起义发生后，第三镇一部又调赴山西作战。这样，至1912年2月25日时，根据法国外交部档案中相关文献的记载，第三镇除第十一标和一个炮兵大队在太原府之外，其余部队均驻北京[69]。
但第三镇在北京并非集中驻扎，而是又分散驻扎于多处。根据现有相关资料显示，其驻扎情况大致为：第六协驻丰台，第五协驻北京城内，炮营（按即炮标大部）驻朝阳门外东岳庙，另辎重营（即“辎重队”）驻禄米仓，其余各部驻地不详。根据《北京兵变始末记》的记载兵变起自朝阳门外之炮队，其在城外劫掠一空后，欲入朝阳门而门已闭，乃用大炮轰击，驻禄米仓之辎重营遂起而响应，开门迎之，兵变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由此可见，兵变的部队主要是第三镇炮标驻北京部队和辎重营，这也与兵变发生后北洋当局发布的文告中所称“炮辎两营……哗溃”相吻合。另外，前面我们已经证明袁世凯的卫队也参与了抢劫。
也就是说，兵变的部队并非第三镇驻京各营，而只有炮营和辎重营，其人数在1000人左右，而根据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韦乐沛的报告，当时禁卫军共步兵一标和骑兵一队8000人，[70]不知以如此兵力对比，这些士兵如何敢攻打东华门，又如何能“撞入紫禁城”？
另一方面，此说又说第三镇当晚攻打了东华门，只因遭到禁卫军的抵御，才演变为兵变。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无其他史料记载或提及此事。而且，时任禁卫军“总统”的冯国璋和清逊帝溥仪应该是此说中关系重大的两个人。但是，无论是记录冯国璋事迹的《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还是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都不曾提及北京兵变攻打东华门，危及皇宫之事。如果真有此事，对冯国璋如此忠义之举，《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怎能不大书一笔。即或后来为冯国璋作传者认为此事为北洋内部乌龙之事而不记，溥仪对冯国璋如此忠勇之表现，又怎能不记，毕竟此事关系他这个逊帝切身的前途安危。另外，清室遗老绍英，在其兵变后几天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乱兵攻打东华门，危及皇宫的记载，而只是记载了一些自己家中之事。[71]而当时的《申报》也报道：“禁城之内幸未受扰”[72]，并随后分析危及禁城之说可能是市民远眺大致判断的结果。
又，如果确曾发生攻打东华门的事情，则激战在所难免。按徐世昌的说法也应该是发生过激战的，而且乱兵是“为禁卫军所遏”，则恐怕死伤也在所难免。但是关于北京兵变死伤情况的详细报告，在《北京兵变始末记》中记载如下：“杀区员汤叙典于花市，戕巡警金殿元于珠宝市，戮信义厚（钱铺）司账者于大栅栏。……死者自向所记三人外，余惟丁字街集成钱号六七人、三里河鹞儿胡同、朝阳门内洋货铺三数人、南桥湾口外有某营稽查向前拦阻亦死之。如此大变故而死伤可数，亦云仅矣。[73]”即兵变中死伤比较少，而且其中详细列明死伤人数与地点，但并没有在东华门有死亡人员的记录，更不用说死伤士兵，可见兵变当晚并没有发生战斗或激烈交火之事，攻打东华门一事应该没有发生。
最后，攻打东华门，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1912年时，紫禁城的规制仍比较完整，完全不像我们现在所见的模样：在东华门外尚有东安里门和东安门两道门（如下图所示），因此士兵要攻打东华门，必须先拿下东安门和东安里门这两道门，而不可能直接攻打东华门。事实却是东安里门一直完好保存，到20世纪20年代才因市政建设而拆除[74]。东安门也只是因当晚乱兵焚掠东安市场，才遭受池鱼之殃而焚毁[75]。可见，兵变当晚并无攻打东华门之事。
清末民初紫禁城东华门附近（示意图）
注：本图根据张海鹏所编《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第81页，“北京使馆区示意图”、杨柏如所编《北京·天津》，第18页，“故宫图”，以及陈宗蕃所着《燕都丛考》相关部分绘制。
综上，“黄袍加身说”同样是既不合逻辑，又无确实的证据，在现阶段是无法采信的。这种说法的出现，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受了后来袁克定参与帝制闹剧，并伪造报纸一事的影响。加之袁克定本人的为人似乎有些问题：根据其妹妹的回忆他的人缘很不好：“他对弟妹们也极为客气，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容，但是弟妹们都认为他是虚情假意”[76]所以就以讹传讹了。
（二）辨伪
杨雨辰的回忆，内容丰富、详尽，而且不同于“黄袍加身说”，他的回忆直指袁克定谋划兵变就是为了阻止袁世凯南下。因此，杨雨辰的回忆不仅成为袁克定谋划兵变的铁证，也经常被“袁世凯指使说”的论者引用，证明袁世凯通过袁克定来实施兵变阴谋，如在20世纪80年代编纂出版的一部《中华民国史》中就采用了杨雨辰的相关回忆内容。但恰恰是杨雨辰的回忆内容中的那些详尽之处颇值得推敲，也露出了马脚。
杨雨辰的相关回忆内容，最重要部分就是当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一节，按其说法，袁克定就是在此次会议上确定和具体谋划北京兵变的。对于二月二十三日的会议[77]，他的回忆是“到了二月二十三日（旧历正月初六日），袁克定又找曹锟到他家去，这天我也去了。曹到后，见过袁克定，就吩咐我通知刘学信（第三镇炮兵标统）、王用中（炮兵管带兼帮统）、唐天玺（第三镇第十标标统）、萧耀南（第三镇参谋长）、米振标（毅军左路统领）、陈希义（毅军右路统领）等前来开会。大家陆续到齐后，分别就座。大家首先谈的是迁都南京问题。袁克定‘启发’了半天，大家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曹锟就说：‘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袁克定听了，不住点头说：‘只要你们一闹，把他们吓跑了，那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外交团也能出来说话，不放总统南下。这样建都北京就不成问题了，王芝祥也不敢来接直隶都督了。’这样大家才纷纷发言，不外乎大家永远跟着总统这类的话。最后决定在庆祝民国成立时，照计而行。袁克定还告诉大家，由他通知陆建章叫执法处决不干涉这一行动。”
这个关于二月二十三日会议内容的回忆，内容虽然清楚、详尽，但是，也显得疑点重重。
第一，与会的人员组成十分可疑。当天参与会议的有：炮兵标统，炮兵营帮统，第三镇的主官，从道理上讲，这都没问题，因为他们都应该是兵变将来的实施者。但是请注意，同样是兵变实施者，甚至还是兵变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的辎重营的官员却没有到会。要知道，辎重营在兵变中是打开城门，使兵变蔓延到城内的重要力量，怎么没有此营相关人员出席这个“策划会议”？与此同时，却有毅军的两个人与会。此次会议可以说就是“兵变策划会”，如此机密之事，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只让办事的人知道即可，为什么要找来这些不相关的人（毅军并没有参与2月29日的兵变），难道怕知道的人太少？还有，杨雨辰提到参与会议的第三镇炮兵标统是刘学信，但是笔者发现第三镇炮兵标统，早在宣统三年的娘子关兵变之时就换成了吴佩孚，当时的炮兵标统“刘标统撤职” [78]，不知这位刘学信是哪里的“第三镇炮兵标统”？
第二，会上提到了执法处的陆建章，“叫执法处决不干涉这一行动”，却既未提及警察又未提及赵秉钧，这就又不合理了。赵秉钧领导下的警察作为维持北京城社会治安的主要力量，如此重要的一方面，既然此次会议预谋在北京城内发动兵变，怎么不做任何的考虑，不事先做任何的布置或沟通，出了“乌龙”怎么办？
第三，曹锟在会上说兵变时让士兵喊“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来吓唬南方专使团，但专使岂是三岁儿童，这么一喊，岂不是明显让人看到兵变背后袁世凯的影子了？只要兵变乱一下就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了，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如此画蛇添足的事，即便曹锟可能会做出来，袁克定会看不出来？还“点头赞成”（不知身处门外的杨副官如何能看到屋里的袁克定点头）？这里插一句，现在许多论者都说乱兵在劫掠的过程中是喊口号的，即“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笔者在翻阅有关史料过程中并未发现其他史料对此事有明确的记载，这种说法可能就源于杨雨辰的这段回忆。但在当年，蔡元培在兵变后给南方的电报明确地报告 “（兵变）专为抢掠起见，与政治无关，亦未滥杀人。[79]”，那么变乱的兵卒是否喊了“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这样的话也是很有疑问的，如果喊了，蔡元培势必会听到，岂会仍然在电报中那样行文、报告，蔡元培即便书生气，这么明显的事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的吧？
第四，此次会议还提到王芝祥督直隶的事情。王芝祥督直隶是什么时候提出的，还要颇费一些考查。有历史学家在相关着作中提到，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即提出由王芝祥督直隶作为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交换条件；并且认为王芝祥督直隶就是以1912年2月1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为法律依据。[80]但是，笔者查阅辛亥革命史料和民国档案史料有关南北议和的部分，均未见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以王芝祥督直隶为交换条件的内容。同时，根据张国福选编的《参议院议事录》所反映的情况，《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共五条，也并无具体接收北方各省的规划与安排，而是侧重于“各该省有督抚与都督并立者，仍应各守其现领之区域” [81]。因此，在更多的意义上，《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是对革命派既得利益的法律追认，并非也没有提出北方各省都督的具体人选，或是由王芝祥督直隶作为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交换条件的任何内容。
实际上，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在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时，提到北方由袁选得力之人坐镇，如孙中山给袁世凯的电报即有：“至公谓目前北方秩序，不能得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自不待言。然若分别诸要端，多电知数人，俾各受所委，得资镇慑，此亦为将来政府偏于南北东西必当筹划之一法，公应首肯。[82]” 电文发于2月17日，即“接收北方统治权案”通过的第二天，孙中山当然知道“接收案”，显然当时南方并无各省都督人选的具体主张。
而在随后的另一电文中孙中山说得更加明确：“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按：孙中山指称清帝退位后的袁世凯）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83]如此行文，即孙中山表示镇守北方人选可由袁世凯提名，南京方面承认即可。而在当时的北方政治情形和制度安排下，直隶都督（总督）无疑是北方最重要的职位，自然也在袁世凯的安排之列。这再度证明，在1912年2月，南方革命党人显然没有由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的想法。
另一方面，根据王芝祥本人1912年初的活动更可以确定，在2月23日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现以其做直隶都督的说法。“1912年元月21日，陆荣廷率军甫至桂林附近，王芝祥已先于同日晨间离开桂林，率同所部北上，计亲兵队、巡防队六个大队，及机关枪队等，合计3400余人。……民国元年（1912年）2月1日至6日间，王芝祥部陆续抵湖南省会长沙，旋定于2月15日，由长沙开赴湖北。既而南北和议告成，王芝祥又率部开赴南京，于3月初抵达。”[84]而从当年《民立报》对桂军的追踪报道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王芝祥1912年2月至3月的具体活动情况：《民立报》民国元年2月23日长沙通信报道“桂军出发（按：即出发赴南京）”，随后民国元年3月5日《民立报》南京通信又报道“桂军抵宁”[85]。由此可见，王芝祥在1912年2月15日的时候，尚决定赴湖北；后因南北议和成功转而决定赴南京，并于2月23日率军东下。在此期间，连王芝祥本人可能都不确定自己会往哪里去，不知道远在北京的袁大公子诸人如何知道他要来当直隶都督？ 又，桂军既然于23日出发赴宁，则此项进军决定当然在此前几天做出，而且，鉴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这一大致的行军方向应该会发布出去（这一点可以从《民立报》的跟踪报道反映出来），以免下游地区产生误会，同时方便其接洽。如此一来，则关于王芝祥去向的谣言也很难产生了。
根据现有资料，王芝祥督直隶一事是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唐绍仪南下组阁时才提出来的，而且这件事是唐绍仪自己的想法。在民国二年的《参议院一年史》中即记为“会绍仪南下接收南京政府，约以芝祥为直隶都督。至京，即以为请，世凯雅不欲，颇相持。……”[86]而之所以有此安排则是唐绍仪想以之作为南北双方和衷共济的表现。只是，此时的时间已经在1912年3月了，也就是兵变发生之后了。因此，杨雨辰关于王芝祥督直隶的说法，只是他一家之言，而且有时间顺序混乱之嫌。
杨雨辰关于此次兵变的回忆，不仅包含二月二十三日“策划会议”的详情，还涉及兵变前后他的许多所见所闻。对于这些见闻，我们也需要加以辨析。
首先，他提到兵变之前，曹锟借口找第三镇的军官开会，以此将第六协统制陈文运调离职守，便于“下面”兵变。但是陈文运是第六协统制，而北京城内之兵，也就是后来兵变的部队并不属于第六协，虽然陈文运是协统，但这些兵发生变乱他恐怕也是说不上话的。他们的顶头上司都管不了，乱兵怎么可能听他的。而且我们知道第六协驻丰台，丰台的部队是三月一日晚才兵变的，因此杨雨辰这里的“调虎离山”说也不能成立。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杨雨辰的回忆又出现了时间顺序混乱的情况。
其次，杨雨辰还回忆说乱兵“抢完以后，以鸣枪为号，即刻归队。[87]” 意思是乱兵有组织地回营了。那么，在一番抢劫之后乱兵去了哪里，真的是如此有条不紊地回营了吗？从现有的材料看，乱兵的去向很杂乱。固然有回营者，因为根据当时《申报》的报道称，“袁总统谕云：凡各叛兵及时回营者准免追究。”但结果是“叛兵尚未应允。”有相当数量的乱兵逃出城去。“晨起……有乱兵百名，用马载赃，逃出城外而去。”[88]而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参与兵变的士兵总人数约在1000人左右，报道里说“百名……逃出城”，那么乱兵外逃的比例是不低的（达一成），哪里还有组织？
同时，在英国的外交文件中也反映：“一部分变兵征用了一列火车开往保定府，在该地犯下了类似的暴行，人们认为这些暴行中包括对该地法国教会财产的破坏在内。昨天，传说他们将乘火车返回北京；袁世凯下令拆毁京汉铁路线上的两座桥梁，以阻止他们前进。[89]”法国外交部档案也有“接近清晨的时候，一些抢劫者把赃物装上两列火车直运保定府，其余的人朝丰台方向或郊区消逝。”[90]的记载。
由此可见，兵变发生之后，有的士兵回营了，但也有不少士兵则逃出北京。北京兵变发生后陆军部的一道《严缉逃兵之电谕》，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其内容为：“据探报，京奉、京汉、津浦、正大、京张等处快慢各车，均有三四等镇目兵三五名至数十名不等，口称回籍，并无执照，强行登车，亦无官长押送，皆有枪械，偶一拦阻，即拟持枪行强等语。查退伍回籍兵队乘车，必由各镇先期知照，并派有兵官押送，从无携带枪械之事，是即逃窜之乱兵无疑。无论何路站，如遇此项乱兵随便持械往来，仰各该统制、统领等，立即派兵拿获，即行正法，以昭炯戒。”[91]从电谕中，“三四等镇目兵三五名至数十名不等，口称回籍，并无执照，强行登车，亦无官长押送，皆有枪械，偶一拦阻，即拟持枪行强等语”即可见，乱兵逃出北京，并且其数量已经对铁路交通的正常运行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根据《申报》的跟踪报道称“叛兵数百人，于三月一号清晨，均往东三省，投入胡匪”[92]了。
最后，杨雨辰还提到“根据这两天的情况来分析，这次兵变完全是按照那天计划行动的。”这实在是与他前面说的袁克定等“不避讳我了”，因此与闻会议全部内容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了。既然他已经与闻会议全部内容，直接说兵变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即可，还需要什么“根据这两天的情况来分析”。
综上所述，杨雨辰的相关回忆是“硬伤”不断，时间顺序混乱，而且逻辑自相矛盾。虽然他说得言之凿凿，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次会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甚至是否有过这么一次会议，都已经无法凭借杨雨辰的这个回忆来确定了。也就是说，对于杨雨辰的回忆，尽管其中内容十分详尽，但我们本着严谨的态度只能舍弃，而无法用以指证袁克定谋划了北京兵变。
至此，袁克定指使或谋划了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说法，仍然缺乏确实可靠的证据支持，目前还难以成立。
四、北京兵变与民初社会：原因与影响
（一）原因分析
通过前面两个部分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说袁世凯指使兵变，还是说袁克定谋划兵变，都既没有可靠的证据，又没有真正合逻辑的发动动机。不是他们指使，那么是否就如兵变发生后北京地方当局张出的文告所说此次兵变是“被游勇煽惑溃散”[93]而形成的呢？抑或是别有什么情况？
从前面引过的一些材料也可以看出，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发生应该是有预谋的。
军队作为一个国家建立的组织严密的武装团体，担负保家卫国的职责，其行动、停驻都有严格的纪律规范。北洋军也早在袁世凯筹练新军之始就对此有详细规定。在袁世凯所拟的《新建陆军章制》中就规定部队驻扎时：“每日夜均由每棚派兵一名轮流值更、巡墙、看门。由官长轮司稽查，并随时查看病兵。”[94]因此，像北京兵变这样两个营规模的不守纪律的行为，自然是需要事先有所预谋、安排的。预谋由于事涉幽密，加以兵变之后乱兵有很大一批溃散，不知所终，因此，不可能找到直接证据，只能从一些史料中发现一些侧面的证据。
在《北京兵变始末记》中就提到此次兵变是经过“旬月密谋”，且“外间久有风传” [95]的，而在前面所引的《申报》报道中也提到了“于齐化门外日坛及辽阔地带，潜谋已久”。同时还有“旧腊十二月间，兵卒于朝阳门外，各铺户已扬言二十八日开炮之说。[96]”这些都构成了北京兵变是有预谋的侧面证据链。
有预谋确定了，那么预谋的级别呢？因为兵变预谋的级别可以是基层军官，也可能是高层授意，属于密谋政治的一种[97]。而上述的种种资料也同时显示，北京兵变的发生并不是高层密谋。因为，如果此次北京兵变的谋划是在高层，那么一声令下即可，如冯国璋在汉阳、张勋在南京、第三镇在太原一般，而不必“旬月密谋”。而且作为一种密谋政治，自然是保密水平越高越好，绝不会搞得“外间久有风传”，满城风雨。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无法确定预谋此次兵变的具体人物，但从兵变的实际规模，我们还是基本可以确定北京兵变的预谋的级别，其层次应该就在营一级。而这个层次也是历史上最容易发生兵变的主要阶层。根据笔者的统计，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这一史料集中，共提到49次兵变，其中有38次明确记载是有“预谋”或“早有勾结”，占77.6%，而这其中连长及以上为首兵变的又有22起，占57.9%。[98]
至此，我们基本弄清：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应该是一场中下层（营及营以下）官兵发动的骚乱，其主力是北洋第三镇的炮营和辎重营驻京部队，袁世凯的卫队也参与了混乱时候的抢劫。这次兵变分天黑前和天黑后两个阶段，给北京的商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袁世凯等北洋上层对当晚兵变的处置大致还是恰当的。目前，仍没有任何确实可靠的证据表明袁世凯或袁克定指使了这次兵变。
这里，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军队的职责应该是保国安民，为什么这些普通官兵非但不安民，反倒虐民，搞兵变？而且他们作为下层官兵，明知有军纪，为什么敢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这次兵变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发生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政府的财政空虚带来的军队欠饷问题严重，遂由此导致军心不稳。
以前我们研究比较多的是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实际上，同一时期北方的清政府同样府库如洗。自《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一方面要偿还巨额外债，另一方面又开始举办各项新政等原因，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紧张。到辛亥革命爆发，曾作为财政重头的南方各省相继独立，清政府度日如年。如为募集军费，不得不发行所谓“爱国公债”，但却无人应募。据统计，这笔公债实际发行1160万元，但其中由清室内帑银购买1016万元，其余部分也由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认购。[99]
在这种情况下，镇压辛亥革命的军费实际都靠举借外债，如邮传部借日款1000万元，借英金650万镑；度支部借英金40万镑；海军部借日金34万元。此外，清廷在临危之际，仍汲汲于军费的张罗，各种可能贷款给清政府的外国关系都曾予以洽商：库陀男爵的15000法郎，美国某些金融家的100万英镑，英比法财团的贷款9000万两，德国2000万元，四国银团也有许多。但是，这些贷款最后都成泡影。[100]袁世凯所接手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财政“烂摊子”。
这种财政困难的局面，给军队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欠饷。北京兵变的部队虽然属于北洋嫡系第三镇，却也是欠饷的。就在北京兵变发生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首领周自齐在1912年3月2日致四国银行团的信中说：
“总统呼吁银行团代表取得本国政府批准，以资助他应付下列急需：
驻外公使馆、领事馆一个半月的薪金费用十八万五千两；给满族军队过年的半个月额外军饷二十五万两；给汉族军队本月上半月的军饷，七十五万两。
……国库实有现金一十七万两，尚欠一百十万五千两，其中马上需要五十万两……”[101]
这封信中提到的“满族部队”为禁卫军及其他在京满族军队，而“汉族部队”则就是指北洋军。我们知道，清代军饷按农历月份发放，[102]而且一般在每月的月初几天即发放完毕[103]。1912年3月2日是农历壬子年正月十四，因此，此信中提到的“给汉族军队本月上半月的军饷，七十五万两”，并不是公历3月上半月将要发放的军饷，而是农历壬子年正月上半月的军饷，且时间已经到了正月十四，上半月的最后一天，可见正月的军饷是没有发放的，北洋军是欠饷的，第三镇自然也不例外。
这一点也可以从英国的外交档案中获得印证，“此地第三镇的将领有钱发饷，但没有把钱发给他们。他们似乎感到极为不满，并且谈论如果本月13日以前不发饷银，便将袭击各车站。”当29日夜间北京发生武装骚乱的时候，“驻丰台的部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城内的火光，而且很可能听到了枪声，仅此一项就可能足以促使他们起来闹事，不需要与他们在北京的伙伴有任何实际联系或事前有何安排。”[104]
《北京兵变始末记》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朝阳门内竹杆巷某宅，度支部司员也。二十九日戌刻有变兵十五人排闼入，某延之上坐，奉以酒食。一兵操山东语曰：‘俺们者回子捣乱，实在是人家逼出来的。你老要有敷余钱，借给俺们作些盘缠。俺在山东曹州府居住，过些日子，你老到俺那小地界儿去了，俺必然加倍的奉还。者回可实在对不过的紧。’言讫莞尔而笑。”[105]这里提到“捣乱，实在是人家逼出来的”，也可以印证欠饷之事[106]。豸公的《谁为祸首》也记到“且吾闻变兵宣言于众曰：“非我辈之好乱，实上官有以激之。盖为吝不发饷而然也。[107]”
军队欠饷的事情，在当年《申报》的报道中也有反映：“又闻入正而后，三镇每日获赏酒肉甚优，各兵曾有‘肉也好，面也好，就是少给银子不好’之语。”[108]这恰与上面《北京兵变始末记》中所记之事相吻合外，还反映出北洋高层深知欠饷对普通士兵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改善和丰富普通士兵的伙食，给士兵以心理补偿，来达到安定军心的效果。
在当时的中国，普通农家子弟去当兵就是为了生存，为了吃粮的，正所谓“当兵吃粮，吃粮当兵”。如果不发饷，士兵对付的办法就很可能是兵变。根据陈志让的统计，民国时期“绝大多数的兵变是经济性的，欠饷是主因。”[109]而根据有的学者统计，在北京兵变后，1912年又发生的56次兵变中，经济性的有29次，约占52%，其中，明确记载起因是欠饷的有7次，又约占经济性兵变的25%。[110]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是欠饷而非减饷，导致了兵变，有学者认为减饷是兵变的导火索[111]，实际上第三镇并不减饷。当时发布的裁饷札文为：
陆军部为札饬事：军需司案呈：近畿各镇奉调出征各营队，前经本部体念该目兵等劳苦，行令该镇，自出发之日起，每人每月加津贴银一两，并不扣米价，历经办理在案。现在军队渐次撤退，亟应归复旧章，以节饷项。所有前敌各军刻已撤回各营队，津贴银两，均自阳历二月十八日即壬子正月初一日起，一律停止，并照扣米价，其尚未撤回营队，俟回防后，随时分别照办。至各镇留守营队，有因防守勤劳，经该镇禀准，照出征例，月加津贴银两，原系格外体恤，刻下大军陆续回防，此项津贴，亦即同时停止，以昭公允。除分行外，合行札仰该统制官遵照办理。此札。大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112]
内中提到是“所有前敌各军刻已撤回各营队，津贴银两，均自阳历二月十八日即壬子正月初一日起，一律停止”。而如前所述，第三镇是从长春调至北京执行任务，不属于“前敌各军刻已撤回各营队”，因此，是不用按布告办理的。这一点其实早在兵变发生不久的评论中就被论者明确点出“被裁者二、四两镇而非三镇；肇变者三镇而非二、四两镇，则裁饷问题之不足为北京兵变原因，昭然明矣。[113]”相关学者之所以提出“减饷是兵变的导火索”，恐怕是受了冯玉祥的回忆录的影响。
文章至此，为了澄清事情的真相，有必要谈一下冯玉祥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关于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记述。由于北洋军阀各派系头面人物，大都没有回忆录性质的文字留世，唯独行伍出身、经历复杂的冯玉祥，留下了自己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录，也就成为我们后来治史者研究北洋军阀史的重要资料。而就民国元年北京兵变一事，他在《我的生活》中专门辟出一章记录此事，即“正月十二日的兵变”。在这章的内容中他提到“（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114]这个说法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语，因为如果他的说法属实，那么“袁世凯指使说”自然无法成立，因为谁都清楚“苦肉计”不会乱自己的阵脚。但是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并没有采用这一说法，为什么？因为冯玉祥的这个说法也不是事实。
首先，北京当时并无“铁狮子胡同总统府”，铁狮子胡同是当时的陆军部所在地，总统府则是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搬入的中南海的称谓。[115]根据袁克文、叶恭绰和唐在礼三人的回忆，当晚袁世凯并不在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而在石大人胡同的外交大楼[116]。
其次，北洋旧人唐在礼和叶恭绰对兵变当晚袁世凯住处的回忆基本一致，而与冯玉祥的这一说法差距很大。唐在礼对当晚情形的回忆是“大楼里的人都惴惴不安，若大难将临。袁世凯倒是指挥若定。一方面，他很镇定地指挥着军队保卫周围的治安，对江朝宗、姜桂题指示：“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有办法。”他命令江朝宗要随时报告外面的情况，所以江跑出跑进，忙个不已，不断的出入外交大楼，向袁报告外面闹到什么地方了，什么地方又放火了，一次一次地报告着。另一方面，袁也积极作应变的准备。他平日总是穿长衣服的时候多，那天兵变发生以后他就换了短装，上身穿着类似中山装的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马裤，脚上登一双青布便鞋，此外还整理了几个衣箱，打点了些穿的用的杂物。后来闹得厉害的时候，袁曾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地窖去看了看。我看那时候事情的发展，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真正闹大了，变兵闹到近边来，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并且连随扈的几个人也确定了。”[117]
叶恭绰的回忆虽然有两个版本（详后），但这两个版本中关于袁世凯住处的回忆内容都大致与唐在礼的说法相同，并没有提及乱兵抢掠袁世凯住处的事情。那么，就可以说，兵变当晚，袁世凯的住处——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虽然气氛比较紧张，兵变开始时人员有些慌乱，但是总体上形势还是稳定的，兵变的乱兵并没有“抢掠总统府”，更不会有“满地狼藉”。也就是说，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对兵变当晚的情形的回忆是不可信的，可以说是虚构的，并没有乱兵劫掠“总统府”一事[118]。
最后，如前所述，兵变的部队也不是“第三镇全体”。实际上，早有研究者指出冯玉祥的回忆录《我的生活》虽然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但不实之处也不少[119]。因为冯玉祥的回忆录在其在世之时就已经出版面世，这一方面是为他自己立传立言，另一方面也是其政治活动的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免不了一些从其个人政治名利出发产生的一些说法，从而，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这方面的因素是我们治史者应该心中有数的。以其关于北京兵变的记述来说，恐怕包含了他对袁世凯的丑化和对自己亲人（陆建章）的美化，并为此而编造了一个“冯玉祥版的北京兵变”。
第二，北洋军队军纪败坏。
北洋军队军纪败坏有远因，有近因。
远因方面：清廷因担心袁世凯军权过重，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遂逐步将北洋各镇收归陆军部管辖，至1910年完成了将北洋各镇收归陆军部管辖的目标。在收归陆军部后，根据冯玉祥《我的生活》的回忆“凤山接管北洋一、三、五、六镇，但凤山治军腐败透顶[120]”，军纪开始败坏。
加以北洋练兵原有退役的规定，自1906年新军各镇均开始有人员达到三年的退役期，在清廷档案中也陆续可见关于北洋兵退役的奏折：
《练兵处为厘订常备军退伍试办章程事奏折（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三十日）》窃臣前于光绪二十八年间奏请创练常备新军案内声明，兵丁在营三年退为续备兵，……屈计自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创办新练军为始，至上年正月底止，三年届满，为常备兵丁初次退伍之期。[121]
直到辛亥革命前夕也仍有关于退伍士兵的安置的上谕：
谕内阁：陆军部奏，陆军第一镇兵丁亟待退伍，请饬查明热河围场放垦情形，以资安插一折。着内阁：归入溥颋请以围场归热河管辖前奏，一并会议具奏。[122]
这也就是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虽然北洋军队的将领仍多属袁世凯旧部，但是，北洋军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则早已经不是原来袁世凯训练的那批人了，再加上陆军部治军腐败，北洋各部都已经懈怠了。总之，1912年的北洋军已非袁世凯1909年下野前的北洋军了，只是军中主要将领还因私人感情一层而对袁世凯有所敬畏罢了。这在袁克文的《辛丙秘苑》中也得到了印证：“兵属部久，兵非故兵，将非故将，虽有一二旧部，又无实权，今大人率军方数日，不及整布[123]”。也就是说北洋军由于收归陆军部管辖，其战斗力、团结程度和军纪都比前一时期下降了。而且袁世凯本人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兵变平复后立即另行招募备补军。（根据冯玉祥的回忆，此命令当在1912年3月5日之前下达，到3月11日，军已招满，可见备补军当时并非针对《临时约法》，因为《临时约法》是3月10日通过，3月11日才公布的。）
近因方面：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开赴前线作战。但由于前面所说的欠饷问题，北洋军官甚至纵容士兵抢掠，如张勋所部在南京，冯国璋所部在汉阳，第三镇在太原均发生“饱掠”之事。如果说辛亥之前北洋军还只是懈怠，则此后军心遂不可收拾。正如时人所说：“自秋徂冬，战事倥偬，但令效命，不事苛求，纵有非行，不加谴责，一人犯法，百夫效尤，变本加厉，遂至燎原。”[124]“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一定能训练得出好军纪，但是破坏起来，一件小事就可以把军纪一扫而光的。[125]”
根据法国外交档案的记载，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不少军队出现在北京，干下了一些坏事，如单独的抢劫之类为不守纪律军队已相当习惯的暴力活动，但这类活动没有引起注意。”这份报告还认为“不管怎样，其中没有任何政治因素，深刻的原因不是别的，仅仅是由于几个月的乡下生活使军队的无纪律性大为发展，士兵在乡村里处于完全和有害的无所事事状态中。可以加上的一点是：还因为害怕看到长期以来对抢劫皇宫和北京衙门所抱的希望落空。”[126]
这种在前线的放纵，容易诱使士兵产生抢劫老百姓是解决欠饷的有效途径的错误思想。具体来说，发动此次兵变的第三镇，早在驻长春期间就已经腐败了，军纪荡然，到北京后“当局者对于三镇兵士过于优待，赏赉时闻，以致酿成骄纵不可收拾。又以在各戏院，茶社滋闹扰乱养成习惯，所谓军纪已视同弁髦”[127]。也就是，军纪已经可有可无，关键就看官兵们的看法和喜好了。
第三，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对士兵心理及思想的不良影响。
1912年2月的中国，共和初定，由于缺乏思想教育和指导，北洋军队内部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思想混乱。按冯玉祥的回忆，“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士兵们的头脑是简单而固执的，在这一转换的中间，官长们又并未给他们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128]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冯玉祥关于此次兵变的记录颇多杜撰，这里他提到的士兵对袁世凯的恨也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推之情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思想的混乱。
如果对袁世凯的恨是个别的，那么欠饷对士兵的心理影响就应该是普遍的。身处乱世，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如果一个士兵已经卖了一月的命，却未领到这个月的饷，其心理的不平衡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天知道下个月他还有没有命领饷！我们知道，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人的心理很容易发生不稳定和混乱，其行为也很可能受外界环境（如谣言）的左右。
辛亥革命，开启中国的共和时代，但是，在当时，也不免带来社会变动的混乱与迷茫。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各派人物纷纷登场，有革命党、也有宗社党，还有江湖会党。各派势力的活动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言论，加以当时人心浮动，人人觉得前途未卜，于是，就出现了“谣言满天飞”的局面。根据史料的反映，各类谣言不一而足，如“都将南迁，尽散北军[129]”，“禁卫军将杀尽京城汉族军队[130]”，“宗社党煽兵图逆[131]”等等。而就在兵变之后甚至还产生了“北京城已为洋兵所占”，“使馆界业已被焚”[132]的谣言。这些谣言在今天来看犹如天方夜谭，但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很难说对北洋士兵没有影响。而根据英国有关外交资料的显示，为辟清“禁卫军将杀尽京城汉族军队”的谣言，禁卫军曾专门印发传单[133]，可见谣言之影响力。
笔者认为，恰在此时公布的减饷布告很容易对士兵的心理产生影响，成为了压垮士兵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前所引，陆军部的减饷布告发布于“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按：即壬子年正月初八日），但其内容却是上溯“自阳历二月十八日即壬子正月初一日起”，前敌各部队津贴“一律停止”。也就是说，这份布告是一份有溯及力的布告，对北洋军高层来说，通过此布告可以减少军费的开支。而对北洋的士兵来说，本来只是欠发饷银的，还有将来补发的指望，现在一纸布告，就无端地少了应得的饷银，结果自然是“檄下镇部，兵士忿怒[134]”。虽然第三镇不执行这一命令，但难保同袍的今日不是自己的明天[135]。在这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心理下，很容易产生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的打算。（前文所引变兵的言论适为印证。）
综合以上所有的分析，欠饷造成了士兵的心理失衡，军纪败坏又去除了兵变的制度障碍，而前途的渺茫、减饷和谣言则彻底压垮了士兵的心理承受力的底线，兵变就此爆发。而无论是欠饷、军纪败坏，还是谣言四起、前途渺茫，这些都是由当时社会局势的动荡所激发的。
（二）北京兵变的影响
北京兵变由清末民初复杂动荡的社会生态孕育，同时，它的发生又对当时中国社会局势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政治方面。
北京兵变发生后，北方局势急剧紧张，帝国主义列强很快做出反应，中国的政治前途一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
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包含舆论和行动两个方面。舆论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列强舆论开始对共和革命后中国的前途持悲观立场，对执政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均抱悲观态度：美国 “同日（按：即1912年3月1日）纽约克哈尔特专电，今昨两晚，城内外劫焚殆遍。……此兵变之直接原因，实由南京各政家与袁争持意见，不信任袁，务须要求袁到南京宣誓，因此临时政府不能即时成立，加以袁复有赴南京之信息，各兵以为袁去则北京已无政府，不妨为所欲为，先劫掠以快所欲也。实则南京各政家之坚持，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今北方果以此而召扰乱，此节于共和前途危险至大。此二日内事件，殆示列强以中国乱尚未已，万无可以调停之理。此时为各国计，仅能以油滑态度对付，所有守卫各兵，但保乱党不侵入使馆界内为度，千万勿伤感情，而以敏妙手腕出之，任何党派皆不偏袒，诚以将来成败属谁，此时断难逆料。倘于去年十一月间，列强政府许其资本家借袁以必需之款，则彼时袁以全力建设一强健之政府，尚属易事，现时致中国以无政府之境地者，实列强阻止借款之过也。”[136]英国 “同日（按即1912年3月1日）路透电，昨夜五时，北京尚有火光，各富室及银行钱店，均被抢劫。有一日人受重伤，外人财产在使馆外者，亦颇受损。虽以英兵守京奉铁路，而变兵仍焚去丰台车站。袁之地位极为动摇，中国前途大可危也。”[137]
而在具体行动方面，据相关档案的记载：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于3月6日获悉，第二十镇的两个标已奉命自唐河开往天津，可能于当天夜间启程。因此，我感到应不失时机地设法取消这些部队的调动。各国驻天津指挥官已经于3月5日举行会议，他们在会议上决定：应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天津周围二十华里以内的地区，并对总督发出相应的通知。如果中国军队进入该地区，军衔最高的日本指挥官阿部少将将提出抗议。如果此举未能奏效，则将对他们采取敌对行动。鉴于已经出现的局势，我于次日上午召集一次外交团会议；同时，我要求袁世凯取消自唐河调动两标部队的命令。……第二天……袁世凯取消了颁发给军队的那些命令。[138]”
而且在此后朱尔典给英国外相的报告中还提到：“一千二百名日本军队自旅顺口开往天津。这将使日本驻华北的部队增至二千四百人。”“俄国政府正在从哈尔滨派兵前往天津或北京，因为据俄国代办看来，这也许是最合乎需要的。他们已派遣六百人，但如有必要，人数可另增加四百人。[139]”“为了保护在华的德国人，青岛的德国驻军中已有一百人奉命前往北京[140]”到1912年3月4日，又有“美兵二百名由津抵京[141]”。这些情况均与一般认为列强只是配合袁制造紧张，虚张声势不同，日、俄、德、美诸国都是采取了实际的行动的，英国方面还阻止了袁世凯调动第二十镇的兵力到天津的行动，甚至有“采取敌对行动”的准备。
除列强的舆论和行动对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强大的压力外，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发生了很微妙地变化。首先是兵变发生后，北京百姓中产生了因迎袁专使到来，北京当局开正阳门而致乱的谣言，而根据当时新闻的反映“兵变后街谈巷议，往往有谓无君主坐镇所致，且有归咎于共和者。[142]”其次，更为严重的是“东三省赵尔巽、张作霖辈利用京津兵变反对共和，遽将五色国旗扯毁，重悬龙旗”[143]，这些就不仅仅是谣言，而是实际的行动了。由此可见，北京兵变所引发的政治紧张局势对新生的共和民国构成多么严重的威胁。
正是认识到这种危险的局面，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当时南北双方迅速达成一致：袁世凯不必南下就职。由此，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全国统一的临时共和政府随即成立，从而避免了无政府状态的持续，也避免给列强干涉中国革命以口实。蔡元培就认为“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以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下，则又事实之不可破者也。于是孙公提议……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是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之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144]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北京兵变与民国定都一事的关系。一般认为，就是因为北京兵变发生后，袁世凯不再南下，才造成随后的民国定都北京[145]。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一点在蔡元培1912年3月11日对全国解释及报告迎袁经过的《告全国文》中也得到了确认。蔡元培说：“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146]”
其实，在兵变发生之前，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就已经准备对北方以北京为民国首都的主张进行妥协。根据英国外交档案反映，1912年的2月22日，即迎袁专使团出发之时，其驻南京总领事在给北京的驻华公使的报告中提到“昨天，我因事有机会见到外交总长（按即南京临时政府外长王宠惠），他表示毫不怀疑袁世凯将同意前来南京就任总统，但他不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意见一事使我感到惊讶。因此，他们已同袁世凯达成某种谅解，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147]”而黄兴在当年2月24日《复庄蕴宽李书城书》中也委婉地说“所论各节，以国都问题与临时政府建置地点混合，故生种种误会。鄙意：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临时政府为暂行统治权之机关。”[148]北京兵变只不过加速了这个妥协的公开化。
由此可见，民国定都北京实是经过当年南北双方长期博弈实现相互理解才产生的结果，而并非因这场北京兵变才突然确定下来。如前所述，“袁世凯指使说”意在借定都之事指北洋军阀上台的非法性，实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财政方面。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军队发生兵变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欠饷，这实际暗示了新生的共和政府面临的又一棘手问题：财政困窘。而这恰恰是民国的“先天不足之症”，北京兵变恰恰暴露并加重了中国执政当局所面临的这种“不足之症”。
前面已经提到兵变导致西方列强产生了对中国前景负面的预期和舆论，各国除派兵外，同时也搁置了原本进行中的对华贷款的谈判。兵变发生不久，西方的反应十分明确。这里仅再引一例：在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梅特涅伯爵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的公文中提到：“据路透社探悉，一个由德、法、英美银行代表组成的银行团，根据一个在伦敦举行多日的会议，决定向中国政府垫付新政府所最迫切需要的钱。（此款项给予袁世凯，以中国临时政府总统资格为裁兵、支付积欠官员的薪金与扶养费及一般改组中国政府之用。）另一方面，会议决定延期讨论一笔中国大借款，等到新政府完全巩固并被列强承认的时候。”[149]
宋教仁后来（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2月29日）也提到：“与六国团商借六千万磅，亦并无苛刻条件之要求，及至京津兵变而后，六国团以吾现状尚未稳固，乃始有要求之条件，唐未承认，遂中止。……是正式政府成立以后，虽欲借款而不可得也。[150]
继承了满清留下的财政烂摊子，无论南北，民国各派都处在财政困难的境地，外债成为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当时人就明言“内政万端，而其要莫如财政。吾人试一审思吾国今日财政之状况，可谓送掉吾中华民国者。夫财政问题，本极困难。吾国各省财政，勉强可以支持，惟中央自各省改革之后，府库如洗，支持匪易，而政府对于整理财政之政策，亦惟借债一端。[151]”而北京兵变的发生和由此引发的西方的反应却使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化为泡影，民国财政窘迫已极。新政府贷款艰难，袁世凯政府财政困窘，而这一问题实际最终导致唐绍仪内阁的迅速倒台。
最后，军事方面。
2月29日兵变发生后，最直接的影响在军事方面，最长久的影响也在军事方面。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继2月29日晚的兵变之后，驻北京、天津、保定的北洋军、毅军等部先后于两日内发生兵变，北方军纪荡然无存，一时出现无兵可信的严峻局面。北方民众、政府人人自危，军队却蠢蠢欲动。
而北京兵变在军事方面的远期影响更加严重。在北京兵变之前虽有兵变发生，但那些兵变一般发生在前线或非中心城市，如第三镇太原兵变，二十镇滦州起义，而北京兵变则不同，它发生在首都，这意味着国家对于军队的控制力的严重下降，预示着兵变普遍化的灰暗前景。由于我们前面谈到的财政窘迫问题，北京兵变将这一问题暴露在全国的军队面前，他们纷纷效尤，这实际引发了1912—1913年席卷全国的兵变高潮。有学者统计，自北京兵变之后，仅1912年一年，全国各地共发生56起兵变[152]，而且，这些兵变并未限于某一地区，而是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如北京兵变发生后不到一周，1912年3月7日，“九江有兵二千人亦同时起变，大肆焚劫”[153]；如前所述，4月11日南京驻军也发生兵变；6月4日，新疆迪化也发生兵变，造成千余人死伤； 9月中旬，云南省垣的守兵趁都督蔡锷出巡之际发动兵变，并曾一度占据都督府。[154]
我们会发现这些发生了兵变的军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有，即有北洋军，也有各地的革命军，可谓此起彼伏，遥相呼应。这种频繁兵变的混乱形势一直延续到1913年。革命刚刚成功，共和政府刚刚成立，频繁的兵变也提示裁减冗兵或“恢复军队纪律问题，是政府最为严重和最为迫切的问题。”[155]
综上所述，一场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实际上给我们掀起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真实一角，让我们有机会充分地考察清末民初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形。新生的中华民国问题重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两大“先天之症”：一则财政困窘；一则冗兵骄纵。宋教仁在1912年4月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现在问题，以军队、财政为最急。”[156]而且，这两个问题都至为艰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局面下，民国前途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各方精诚团结，共克艰危。如前所述，在解决北京兵变带来的政治危机方面，南北双方确实也表现出了这种可喜的迹象。可惜好景不长，南北很快走向决裂。此后，南北各派开始分别尝试以自己的方案解决这两大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财政困窘和冗兵问题的解决，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北洋军阀史，乃至整个中华民国史的一把钥匙，而正是民国元年北京兵变把这把钥匙送到我们的面前。
结 论
通过对当前已经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的分析和考证，我们对民国元年的北京兵变可以获得以下几项新认识：
第一，目前仍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袁世凯或袁克定指使发动民国元年的北京兵变。亦即北京兵变并非一场政治阴谋的产物。因此，那种主张袁世凯通过北京兵变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的说法，可以休矣。
第二，民国元年的北京兵变是一场中下层（营及营以下）官兵谋划、发动，旨在改善自身待遇的骚乱，其主力是北洋第三镇的炮营和辎重营驻京部队，袁世凯的卫队也参与了混乱时候的抢劫。这次兵变分天黑前和天黑后两个阶段，主要抢劫了北京东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上层对二月二十九日当晚的兵变的处置还是恰当的，但此次兵变仍然给北京的商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第三，民国元年北京兵变，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局势日趋混乱——财政困窘导致军队欠饷、军纪败坏以及革命后的谣言四起和人心浮动——酿成的一杯苦酒。而此次兵变的发生所造成的后续影响又使当时中国的局势更加复杂。它揭示出中华民国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处在一种内忧外患的处境之中，其中冗兵骄纵和财政窘迫是两项顽疾。从此以后频繁发生的祸国殃民的兵变，实际是这两项顽疾的具体“发病”形式，进一步威胁着民国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民国各派势力医治这两大顽疾的历史。
最后，由对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重新梳理，我们还发现“袁世凯指使说”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环境因素的影响。与此相类似，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虽然是民国史的重要部分，但现阶段我们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仍然薄弱。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学术现实。这一来是受研究思路的影响，二来也是受史料的限制。如果我们能够从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入手，以新思路来重新审视这一段时期的历史，通过学界和档案界的共同努力，必将推进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进而获得对民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认识。
余 论
（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思路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先导，民国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是对于国民政府的研究，目前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与国民政府研究的热火朝天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还是门庭冷落的老样子。笔者粗略统计，从2000年以来的10多年的时间里，以“北洋”为关键字的文章有2141篇，同时期，以“国民政府”为关键字的文章有10424篇，而以“国民党”为关键字的文章则更多达24204篇，同为民国史，却是“冰火两重天”。
伴随着这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寂寥局面而来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的模糊状态，如本文所探讨的民国元年北京兵变，如许多北洋人物的经历等等。唯物史观要求我们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连事物的客观事实都没有认识清楚，所得出的规律恐怕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以民国元年北京兵变为例，不弄清其中原委，就不会对袁世凯政权产生正确的认识，而陷于空泛的道德批判。我们通过完成对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再梳理，也产生了新的认识，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形也有了更加深入、真切地了解。如定都北京一事，如前所述，实为当时南北双方因应兵变发生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而做出的合理安排，南方革命党人也是支持袁世凯迅速组成政府的。否则，就不会有1912年8月间孙中山的北京之行，更不会有孙中山支持袁世凯出任下一任总统，治国10年[157]之说。事实上，袁世凯政府合法性的丧失是因为其背叛约法，解散国会，而到帝制自为时，其更成为背叛民国的“独夫民贼”了。只有厘清这些，我们才能对民国的政府组织的变迁、共和理念的影响与实践以及中国革命的历程产生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认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民国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影响了中国此后社会局势的发展、演变，要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就必须加强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今天，在民国史研究领域出现的明显的一冷一热的局面，一方面是受史料的限制；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我们一直以来的研究思路有关。在传统的革命史叙事下，近现代史往往只注重“革命势力”的研究，而忽视“反动势力”的研究，如来新夏先生所说：“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未能象历史研究领域中其它课题那样掀起过热潮, 受到更多人的青睐、这当然归根于它的先天缺陷一则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些反面人物, 只不过有程度不同而己。他们所制造的历史现象也多是黑暗反动, 祸国殃民。为什么放着英雄人物和光明宏伟的业绩不去研究, 而沉浸于历史进展的反面, 这至少反映了研究者避免接触阴暗的心态[158]”。
来新夏先生所说的情况，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归结为一种“治史资政”的研究观念与思路。正是这种研究思路，使得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产生了难以言明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影响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如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兵变时间的问题即是一例。这个问题本身很简单，史料也比较充分，但以往的研究者却犯了这种低级的失误。无论兵变开始于何时，都具有突然性，为什么会把时间确定错？我们发现，无论是八点说，还是七点说，其与傍晚六点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在傍晚六点说下，北京兵变是没有政治针对性的，因为它表明当天的兵变是在城外抢劫一番后才发展扩大到城内的。而另外的两种说法则带有明显的暗示意味，带有此次兵变是“一声令下”产生、专门针对南方“迎袁专使”的意思，而同时这两种说法却都对史料进行了有意的编排，或者说进行了史料的“阉割”。那些史学家，其本身的学术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但却出现了这样低级的失误。这恐怕是在革命史叙事下，早就存在了一个成型的看法或观点，然后，再找材料来证明这个看法或观点，有时甚至不惜为此而割裂史料所造成的。“大胆假设”是没错的，问题是有没有“小心求证”。如果不但没有“小心求证”，还以选精、集粹甚至断章取义的方法从史料中挑选出证明自己成型的看法所需要的部分，以此勾勒出“历史”，并称其为“客观事实”，这样产生的只不过是治史者自己对历史事件的一种重构，甚至是一种明显的治史者的臆想。
对某一历史现象、事件或人物行为的评判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实上，这恐怕也并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历史研究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追求，古代是为了“资治”，近代是为了“启蒙”，而在现代的社会，笔者认为治史其实应该主要是为了认知，认知人性，认知社会。治史者应该既有入世的人文关怀，同时还要有出世的冷静和超然，要尽量去除政治因素的影响。只有这样，才更能比较客观地增加人类的知识，历史学也才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也会随之有新的进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北洋军阀史在内的民国史研究，一直在试图突破既有的革命史叙述模式，然而时至今日，虽然通史类的着述已经很多，但真正让人感觉满意，跳出窠臼的却不多。笔者认为，从宏观的理论方向来寻求民国史研究的突破，虽然可能收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效果，但也易于失之空洞。倒是杨奎松、杨天石等学者，纷纷从具体而微的事件、人物入手，写出了民国史的新面貌。笔者认为这恰恰说明了，要寻求民国史，尤其是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突破，恐怕也还是要从具体的事件、人物入手，在厘清基本事件的基础上，获得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新的认识。
当前，社会史研究和社会史视角的研究方兴未艾，这实是推进北洋军阀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大好机遇。对待北洋军阀史，我们如果仍仅仅做政治史的解读，就会完全遗漏它的社会史的意义和价值。仍以兵变为例，兵变作为一种极端的事件，实在是了解当时社会的一个窗口和突破口，山东大学的刘平教授对此有较早的关注。因为兵变包含了大量的当时社会的具体信息，如兵变的原因、组织，如兵变后乱兵的去向、处置，如社会各方对兵变的看法与反应、老百姓的迷信，再如列强对兵变的态度等等。而如果还是从政治史的观点出发，那既无助于推动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深入，也实在是对史料的“暴殄天物”。至于在具体的研究中采用什么方法，笔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也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的精神，无论是传统的考据，还是西方的“后现代”，只要能够帮助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了解或接近事情的真相，增长我们的知识，我们都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正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二）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落脚点：史料
虽然“史无定法”，但历史学又具有自己严谨的学科规范，即：任何结论的产生都需要有坚实可信的史料做支撑。要推进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寻求民国史研究的突破，最终仍要落实到史料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史料主要有两类：一是当时的档案、报刊史料；一是回忆录性质的史料。在实际的研究当中，面对不同的史料，如何具体地加以利用就非常地关键。
首先，要做到广泛地占有史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距离我们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了，但这一时期许多事件的说法却比较混乱。百年之后的中国经历了沧桑巨变，这时的我们要对当时的事件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就必须做到广泛地占有史料。只有广泛地占有史料，才能避免出现以今度古，或者“想当然”的情况。以今度古或论古，尽管方便而痛快，却并不利于真正推进我们对相关历史时期的认识也不能为人类社会增加有效知识。[159]也只有广泛地占有史料，才可以通过比较，明了哪些是叙述者的个人看法，哪些是经过加工的成分，才可望发现和揭示事件的真相。仍以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的研究为例。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曾为袁世凯幕僚的叶恭绰对此次兵变就有两个版本的回忆史料，为方便比较起见，现全文引用如下：
一个版本是原载于1936年的《越风辛亥革命纪念特刊》上：“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还，项城神色颇荒，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久，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明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复步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之。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160]
另一个版本见于建国后整理的政协文史资料：“民国元年（1912年）春，当旧历壬子年元宵的前三日，北京驻军曹锟所领的第三镇突然哗变。是晚我正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即现在外交部大楼楼下的东室晚饭。忽闻枪声突起，始以为节近元宵，有人燃放爆竹，旋即辨是枪声，于是在该处吃饭者皆离座至中厅，询问出何事故。只见院中军队嘈杂，枪弹盒抛弃满地。袁世凯时亦下楼，见火光烛天，须臾电灯忽然息灭，袁乃现惊惶失措之状，屡次问西直门外情况如何，西直门已否关城？盖因禁卫军四大旅除冯国璋带去一部分外，均驻在西苑，时传不稳之讯，恐其一同哗变。其后各方电话陆续而至，乃仅是城内第三镇的兵及袁之卫队，袁此时发怒云：“这还了得，快拿我的家伙来，我去打他们！”言时神色已显安定，不似开始惊愕样子。是夜枪声四起，路断行人，迎宾馆中同人等终夜不能入睡，也无地可睡。
黎明时枪声已息，有人送来欢迎团蔡元培等一函，系致唐绍仪者，我恐事关重要，是时不知唐在何处，遂即拆阅。函中仅报告因兵变逃至六国饭店，别无他语，因即交人送与袁世凯看。袁氏下楼见无人在侧，即嘱我速赴六国饭店慰视蔡元培等，仓卒之间并未面嘱何语（且其时我并非参与大计之人）。是时楼下只我一人，大约都已回家去了……
……我进六国饭店见到蔡元培、汪精卫、曾昭文、黄恺元等，样子很狼狈，有穿鞋无袜的，有未及穿鞋逃出的。汪精卫即云：‘看此情形，袁氏南下就职是作不到了，我们已议决电向南京报告’。我略与周旋，致慰问之意，未谈到任何具体问题，仿佛记得蔡元培静默不大发言，汪精卫比较活跃，似为代表团之骨干。然后我就步行出台基厂至东长安街京汉铁路局，向郑局长暂时挪取三千元，再携回饭店交与蔡元培等，作为全团置办衣物及零用，因其原住所中早抢掠一空了。此时代表等赶至六国饭店者稍多，我不尽相识，待我回至迎宾馆时，唐绍仪适到，遂将经过情形向唐报告……
次日由姜桂题率领毅军出外弹压，在重要街道口派兵站岗，遇乱兵携有抢物者即当场处决，市面遂平定下来。但继之通州、天津、保定等处又发生兵变，终至袁氏不南下，在北京就大总统职，而南方的欢迎团蔡元培等亦改为庆祝使者，兵变一幕之结局如此而已。
多少年来，一般人都以为兵变是袁所主使，余综合前后情节，以为不论如何，袁是逃不了责任的。但亦有些人以为系袁克定、赵秉钧、段芝贵弄的把戏，这虽也有可能，但驻在迎宾馆充袁世凯卫队的拱卫军（段芝贵是拱卫军总司令），如非有上级的允许便发动兵变，所谓军纪者何在？以后又何以执行军律？当袁氏知道卫队亦出外抢劫时，曾命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与卫队，这也是一桩不可解的迷。至兵变时段芝贵不知所在，事后据赵的秘书丁惟忠说，而赵秉钧则躺在烟床上，传令全城巡警一概撤岗，此虽为避免军警冲突，或是恐其加入抢劫起见，但有无其他用意，则无从揣测矣。[161]”
两厢对比，我们会发现，在后来的政协资料中，不仅少了“袁世凯躲入地窖”一节，还添加了一些主观性很强的看法、判断和评价，而且，这些添加的东西很容易对阅读材料的人产生带有倾向性的影响和引导。如果不同时拥有这两个版本，就无法知道二者是有差别的，进行研究时就很可能会出现偏差。
其次，史料的上述现象又提示我们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关于两类史料的具体利用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府的提倡与组织，回忆录性质的史料大大增加，例如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征集辛亥革命史料，仅从1961年三月到1963年九月间，就得文稿1800多篇，平均每天收集2篇。文史资料的整理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因为这些资料基本上是当时的人写当时的事，大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便于我们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但同时由于记忆的误差或混淆，回忆者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以及革命史叙事的指导思想影响等原因，这些文史资料又难免出现失误，其内容中也不乏讳饰之类的问题。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在论及反面人物记载历史事件时曾提醒我们史学工作者：他们在报告事件时，“关涉自己部分，常比较详细，因而忽视其他部分，于无意中歪曲事实。更有本于个人的名利及集团利益，讳失败而夸大成功……” [162]实际上，不仅“反面人物”，就是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也有文过饰非的问题：爱讲“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提“走麦城”。加之，多年以来，我们给所有近代的历史人物都判定了某种政治性质，而且以进步与反动来区分。在此基础上，往往对“进步”人士的所言都相信无疑，对“反动”人物所述则一概否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科学思辨。[163]实际上，早有论者指出，在进化论观点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后人的回顾或老人的回忆不可避免地会在有意无意间存在着贬斥前代的因素，难免有自己或社会的价值判断。更何况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还明显存在如何表现新社会、新中国优越性的问题，以及建构某种理论的实际需求[164]。尤其在革命史叙事建构的过程中，甚至连史料的出现也有一定的问题。如果本来的立意就是批判材料，基本上也就很难对以往的事件做出客观的记述和评论，上述叶恭绰对北京兵变的后一种回忆的产生，恐怕也有此类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现阶段，要推动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深入，在利用回忆录性质的史料时，就应该重点利用此类史料中反映当时社会风俗、氛围等情况的内容，同时，又要坚持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对其中的细节内容，要加以充分地考证、辨析。如果无法考证，为了保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准确性，就理应不予采信，即使痛苦，也只能割舍。如本文中，杨雨辰的回忆，如果属实自然可谓“铁证”，但是如前所述，其回忆的内容却错误百出，所以，本着谨慎的态度，我们就只好舍弃。
因此，笔者认为对档案、报刊史料和回忆录性质的史料这两类史料的利用，重点恐怕还是要放在档案、报刊方面，这也符合社会史或社会史视角的研究思路的内在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档案史料的公布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南京政府时期的许多档案资料大多已经由第二历史档案馆系统地整理出版，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档案史料至今仍只有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北洋军阀部分以及最近出版的北洋人物史料等寥寥几种。而且，目前出版的这些北洋军阀史料往往过于粗略，也不够系统，其研究参考的价值也因此大打折扣。如本文所研究的民国元年北京兵变所处的时期，其档案史料公布得就很少。由于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到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期间历时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历史分期时把它作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但当时的中国北方实际是由以袁世凯为首的类似“看守内阁”的政府维持的，由于这个政府难以定位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涉及北方的史料便似乎处于一种“三不管”的状态，公布的史料极其匮乏，如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一书中仅有8条共15页的内容涉及此次兵变，而且对兵变研究的参考价值相当有限。这可能也是民国元年北京兵变研究一直未有大的进展的原因。
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巨匠来新夏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大声疾呼：“开发史源是推动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北洋军阀史的史料蕴藏极为丰富, 可惜开发不足。……一史馆所藏前期档案虽公布一定数量, 但尚可罗掘, 二史馆则为北洋档案之宝山, 近年颇多编研刊布, 但能全部开放, 裸呈于研究者之前, 深愿以档案的源头活水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展现出无尽江山。…… 在史学园圃之中吐艳争芳,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 获得它应有的席位。”[165]在此，笔者也将来先生的这段文字重加引用，希望相关部门多多公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相关史料，推动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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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们的文章分别是：吴相湘：《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之经过》，《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台北：中正书局，1960年。谢再兴：《袁世凯与北京兵变质疑》，《报刊资料选汇 中国近代史》，1986年第3期。赵治国：《浅析民国元年京津保兵变的原因》，《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2] 贺培新编：《水竹村人年谱》，《晚清名儒年谱》（1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05页。[3]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页。[4] 如焦静宜：《迁都之争与京津保兵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56页。胡绳武：《民元定都之争》，《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80页。韩文：《京保津兵变真相》，《科学大观园》，2009年，第4期，第62页。[5] 《北京兵队变乱感言》，《申报》，1912年3月3日，第1版。[6]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7]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8]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页。[9] 焦静宜：《迁都之争与京津保兵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56页。[10] 《北京兵变之前因后果》，《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2版。[11]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12]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8页。[13]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页。[14]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1页。另外根据袁世凯幕僚的许宝蘅在其《巢云簃日记》中的记载，不出兵的建议是许向袁世凯提议的。[15]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16]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17] 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5页。原文未注明材料来源。[18] 杨大辛：《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02页。[19]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0页。[20]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5页。[21]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8页。[22] 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3页。[23] 敖四林等：《北洋军阀兴亡的军事经济原因》，《军事历史》，1997年第2期，第42页。[24] 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0页。[25]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8、189页。[26] 事实上，在任何国家，由于军队与警察的职责不同，军队的装备都要强于警察的装备，一旦发生兵变，是不可能靠警察的力量来处置的。[27]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4页。[28]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29] 《绍英日记》（2），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30]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1页。[31]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1页。[32]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2页。[33]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页。[34]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0页。[35]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3页。[36]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3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3页。[37] 叶恭绰：《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2页。[38] 吴相湘：《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之经过》，《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台北：中正书局，1960年，第14页。[39]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9页。[40]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2页。[41]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42]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3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按即1912年2月8日）徐州电局发电千急，各局鉴：徐州城外兵变，危极。特闻。徐。军机处电报档”[43]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8页。[44]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书信集》（上），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904、905页。[45] 许宝蘅：《巢云簃日记》，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6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4页。[46] 叶恭绰：《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八)，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29至431页。[47]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48] 叶恭绰：《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2页。[49] 许宝蘅：《巢云簃日记》，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6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4页。[50]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六），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51]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6页。[52] 天仇：《袁世凯罪状》，《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53] 当时天仇曾发表不少此类作品，如1912年5月20日之《杀》，还导致他为此被拘捕一夜，交保释放后，又被判罚金。[54] 吴相湘：《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之经过》，《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台北：中正书局，1960年，第25页。[55] 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59页。[56] 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0页。[57]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30年，第279页。[58] 贺岳僧：《孙中山年谱》，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第51页。[59] 如许书中兵变后专使为赵秉钧所控，迁其公馆；包书中兵变后三专使避难于冯幼伟宅，皆与宋教仁本人说法不符。[60] 这里加引号是表示狭义的“历史”，因为从广义上讲，事件一旦发生，就已经是历史了。[61]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62] 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0页。[63]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吴长翼主编《魂断紫禁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0页。[64]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说明页。[65]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28页。[66] 吴长翼主编：《魂断紫禁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67] 即逊位诏书中“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之语。[68]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69]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年2月25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1页。[70]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1912年2月2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8页。[71] 《绍英日记》（2），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88、289页。[72] 《北京兵变详情》，《申报》，1912年3月3日，第2版。[73]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8页。[74] 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北京便览》，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6页。[75] 根据《燕都丛考》的记载东安门俗称外东华门，“攻打东华门”一说恐怕是误把东安门这“外东华门”当作了东华门，而把东安门遭焚毁附会成攻打东华门而形成的传讹之语。[76]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吴长翼主编《魂断紫禁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72页。[77] 在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说的是2月21日会议做出了兵变的安排（原文中未标明出处），但根据杨雨辰的回忆21日的会议袁克定因姜桂题一直不表态，而一赌气说，“改天再谈吧。”就散了。因此2月21日并未做出兵变的安排。[78]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79]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页。[80]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但书中并未标明文献出处。[81] 张国福选编：《参议院议事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8页。[82] 《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页。[83] 《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1页。[84] 黄嘉谟：《广西新军与辛亥革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第107、108页。[85] 黄嘉谟：《广西新军与辛亥革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第117页。[86] 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台北：中华书局，1983年，第515页。[87] 杨雨辰：《壬子北京兵变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41页。[88] 《再志北京兵变情形》，《申报》，1912年3月5日，第2版。[89]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3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4页。[90]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年3月1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2页。[91]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92] 《北京兵变之前因后果》，《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2版。[93]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94]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页。[95]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3，268页。[96]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97] “袁世凯指使说”和“袁克定谋划说”都属于此类。[9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99]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100] 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湖北省历史学会编《辛亥革命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101] 《财政次长致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和美国银行团函（1912年3月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102] 陈峰：《清代军费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103]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月5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104]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1912年3月6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6至497页。[105]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0页。[106]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人管了”，恐怕理解为“我们没人照料（发饷）了”要比“我们没人管理了”要准确，而且在北方地区方言中确实有此类说法。[107]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9页。[108] 《北京兵变之前因后果》，《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2版。[109] 陈志让：《军绅政权》，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81页。[110] 李嘉：《民国元年兵变研究》，湘潭大学，2009年，第6页至第9页。[111] 赵治国：《浅析民国元年京津保兵变的原因》，《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第225页。[112]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1页。[113]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2页。[114] 冯玉祥：《我的生活》，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93页。[115]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吴长翼主编《魂断紫禁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0页。[116] 袁克文：《辛丙秘苑·寒云日记》，《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页。[117]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六），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40至342页。[118] 事实上，《我的生活》中冯玉祥还提到“陆建章连夜赴袁宅”一事也找不到其他支持其说法的证据。[119] 刘敬忠、潘荣：《冯玉祥与护国战争》，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编《一九一〇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120] 冯玉祥：《我的生活》，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55页。[121]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8页。[122]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5页。此上谕的时间为宣统三年辛亥八月乙未，亦即1911年9月22日。[123]袁克文：《辛丙秘苑·寒云日记》，《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页。[124]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3、184页。[125] 冯玉祥：《我的生活》，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93，94页。[126]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年3月1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2页。[127] 《北京兵变之前因后果》，《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2版。[128] 冯玉祥：《我的生活》，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96页。[129] 袁克文：《辛丙秘苑·寒云日记》，《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页。[130]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1912年2月2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9页。[131]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9页。[132] 《北京兵变详情》，《申报》，1912年3月3日，第2版。[133]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1912年2月2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9页。[134] 王锡彤：《抑斋自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135] 很难说，围绕“减饷”又会出现什么样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在美国学者恩斯特·杨所着的《袁世凯何以能够登上总统宝座？》一文中提到出现了“遣散军队的谣传”，杨的这篇文章参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8、269页。[136] 《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3页。[137] 《欧陆各报论京津兵变》，《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4页。[138]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3月11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2页。[139] 《布坎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2年3月5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73页。[140] 《高慎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2年3月5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74页。[141] 《再志北京兵变情形》，《申报》，1912年3月5日，第2版。[142] 杨捄炎：《北京兵变始末记》，《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143] 《申报》，1912年3月6日，第2版。[144]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9页。[145] 如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页。王明德：《略论民国元年的南北建都之争》，《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79页。[146]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8页。[147]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1912年2月22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2页。[148]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2页。[149]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84页。[150]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2页。[151]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2页。[152] 李嘉：《民国元年兵变研究》，湘潭大学，2009年，第5页。[153] 《申报》，1912年3月7日，第2版。[154] 李嘉：《民国元年兵变研究》，湘潭大学，2009年，第7、9页。[155]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年2月25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1页。[156]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8页。[157] 《与某人谈话（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40页。[158]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8期，第24页。[159] 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0页。[160] 叶恭绰：《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2、123页。[161] 叶恭绰：《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八)，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29至431页。[162] 陈恭椂：《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8页。[163] 刘敬忠、潘荣：《冯玉祥与护国战争》，见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编《一九一〇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238页。[164] 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0页。[165]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8期，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