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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

《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
孙喆 　内容提要：边疆问题是贯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焦点问题，在“救亡”和“经世”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边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4年以顾颉刚为首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一部专业性学术期刊。其内容涉及多个知识领域，但毫无疑问，对边疆问题的关注给刊物本身增添了浓重亮丽的一笔，也集中体现了《禹贡》半月刊背后的学人们在社会巨变之下，是如何“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的。
关键词：《禹贡》半月刊边疆研究/学术现实需要
作者简介：孙喆，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1936年，顾颉刚提出了“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的口号，认为：“但使国家因势利导，且有设计与分配工作之机关，则以其基础之学识与使用工具之能力均远胜道光间人，此第二回运动之收获必远胜于第一回可断言也。”①后来的学术界依顾颉刚的提法，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定义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时期。因此，今天的学界在回顾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史时，都不能不提及顾颉刚及以其为首的禹贡学会所作的工作。创刊于1934年的《禹贡》半月刊作为顾颉刚等人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针对该刊进行研究的成果，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其边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禹贡》半月刊及其边疆研究的认识。但从总体上讲，这些研究成果以记叙性、纪念性或评介性文章居多，予以具体和深入分析者少。本文拟就其趋重边疆研究的时间、关注焦点和研究途径及其在“第二次高潮”中的地位做较为深入的考察。
一、从沿革地理到边疆研究
《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1日创刊，至1937年7月16日第7卷第10期后停刊，共出版7卷82期，载文741篇。②其内容涵盖丰富，并非单纯研究边疆问题，而是涉及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等多个领域。同时，如果加入时间因素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半月刊的研究范围其实还有一个动态的延伸和拓展过程，体现出阶段化的特征。当然，这些阶段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只不过在某个阶段，某个主题更为突出而已。
对于边疆问题，顾颉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关注。③学界也普遍承认《禹贡》半月刊的创立与当时强敌入侵、民族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及顾颉刚等人学术报国的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本文认为，至少从刊物初期的实际内容来看，离经世致用的主旨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倒是与顾颉刚等一直热衷的“古史辨”一脉相传，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理路相去不远。④顾颉刚本人也说过：“这个刊物采用了‘禹贡’二字，因为《禹贡》篇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问的出发点。”⑤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半月刊文章多与古代地理考辨有关，涉及边疆的并不多。不过，顾颉刚在《发刊词》中，还是间接指出边疆研究的必要性及治学路径。“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列在书经，人所共读，但是没有幽州，东北只尽于碣石，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以为中国的东北境确是如此的了。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的毕生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⑥在他看来，通过搜集资料和实地查勘来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可以厘清中国的民族成分究竟怎样，中国的国土范围到底有多大，从而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部分地区掀起“自治运动”的风潮，日本乘机介入。1934年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是年8月，顾颉刚等人赴百灵庙考察，并与德王面谈多次。此番亲身经历，使顾颉刚倍感边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因此“便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⑦然而，从实际情况看，《禹贡》半月刊第2卷(1934年9月1日至1935年2月16日)的边疆史地文章并无明显增多。又过了一年，即1935年3月1日，《禹贡学会简章》对学会宗旨进行了修改，扩大至“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⑧，但所载相关内容的比例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不过，顾颉刚在1935年9月写给杨寔的回信中，已经表达了对作者群中边疆研究人才的自信。他说：“本刊作者研究边疆及邻国者不少，满洲、朝鲜则有冯家昇先生，日本则有王辑五、周一良先生，新疆则有黄文弼、王日蔚先生，西藏则有吴玉年、傅成镛先生，而蒙古方面亦有杨(寔)先生与侯仁之先生，如此努力作去，将来在我国学术界中必有空前之成绩，可豫言也。”⑨
《禹贡》半月刊在研究内容上真正向边疆倾斜，是在禹贡学会正式成立之后。⑩1936年1月，《禹贡》半月刊印发《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该计划书“原为募捐用的。因为文中直斥日寇，而当时敌人在平津已横行无忌，此不便公开，故只印小册，在同志间散发”(11)。文中述及，研究边疆是本会工作之“致用方面，事关国家大计”，在回顾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后，详细提出禹贡学会研究边疆之计划以及会员之可任边疆工作者等具体工作内容，并据此向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请款。当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7月，款项下达，学会遂设置各项人员以开展工作。(12)
二、边疆研究的内容和途径
《禹贡》半月刊共发表边疆研究文章百余篇，以对内蒙、东北、西北边疆的研究为重点，涉及边疆历史和地理沿革、交通、经济开发、建设等，所占比重仅次于沿革地理。(13)根据对《禹贡》半月刊载文情况的整体考察，其内容向边疆研究拓展，应以第5卷第8、9合期《西北研究专号》为起点(1936年7月1日出版)，并以第6卷(1936年9月1日至1937年2月16日)最为显着。若按时间先后排比，则半月刊关注的边疆地区，先东北，而西北，再西南。这说明刊物趋重的方向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在专题研究方面，禹贡“同人尝约为某一问题之研究，集合而成专号，冀收切磋之效”(14)，先后出版《西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并开始编辑印行“边疆丛书”。在半月刊上针对边疆问题撰写文章的作者中，冯家昇是着力甚多的一位。同时，他从1936年2月起，即半月刊的第5卷第1期起，开始接替谭其骧，与顾颉刚共同担任主编。他的研究方向偏于边疆民族史，并在北大讲授“边疆民族史”一课。顾颉刚曾称赞其：“将来《亚洲民族史》必有成于君手之一日。”(15)《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得以实质性地向边疆、民族方向倾斜，冯家昇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禹贡》半月刊也刊载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提到：“凡此诸国学者对于我国之孳孳研究，固亦有出发于其求知之欲望，学术之探讨，然亦不免别有作用者。作用伊何？计画其移殖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之方术是也。”(16)所以，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动态，对提高国人的边疆危机意识是很有必要的。《禹贡》半月刊编译的外国学者文章，主要有斯文赫定的《黑城探险记》、《新疆公路视察记》、《西藏》，内藤虎次郎的《都尔鼻考》，拉铁摩尔的《蒙古的盟部与旗》、羽田亨的《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松井等《契丹可敦城考》、大谷胜真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崛谦德的《于阗国考》、荣赫鹏的《英人探险西藏埃非尔土峰记》等，其中以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和日本学者着作居多，内容多以边疆民族研究的实际成果为主。禹贡学会中译介外文文献及着作上着力较多者为周一良、冯家昇、侯仁之、白寿彝等。
对于登载国外译文，齐思和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禹功》“似宜从欧美学术杂志之例，于翻译稿件一概割爱……《禹贡》既为专门学术杂志，似宜专载独立研究，直接探讨之结果……国外学者佳作甚多，其用普通文字如英、法、德、意、日等文写成者，学者最好能直接阅读”。顾颉刚就此专门作答，表明用意。他说：“第一，吾国学术落后，无庸自讳，欲急起直追，不得不借助于他山之玉。然外国史地学之书籍杂志，国中能看到者有几处……故为搜集材料及认识前人所已提出之问题计，为增加工作效率及开拓研究者之心胸计，翻译工作实不可省。第二，本会工作目标为研究中国民族史与疆域沿革史。疆域沿革之学，为吾国所固有……虽不与邻邦学者接触，亦自可独行其是，完成研究之功；若更能兼综气象、地质、土壤、水利诸学，俾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则更将有超出先辈之成绩矣。至于民族史，是固先辈所未及而邻邦学者所特别注意者，以其材料之散在异域，研究之已历岁年，故吾辈如不急于接纳其已有之工作，势必到处冥行盲索，事倍而功半。为欲诱导吾国学者纳于研究之正轨，而不再以揣测武断为能事，此类翻译文字实不可不求其多且广。第三，本刊以大学本科生及研究院生为基本工作人员……而翻译学术论文可使之心领神会于治学之方法，实为最好之教育。”(17)因此，有重点地介绍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状况，成为半月刊的特色之一。
开展实地调查，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一大亮点，而《禹贡》半月刊的作者群亦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的要求，其对边疆史地的研究途径，“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18)，顾颉刚提出：“中国的穷是最普遍的现象，我们要做这样做那样，实在也无从说起。国立的研究机关固然有，但在穷的现象下，能做的事有多少？反过来看，该做而无力做的事又有多少……我们研究地理，应该对于我们版图内的山河、景物、人民，以及我们以往的光荣，都亲眼领略一过。”(19)1934年8月，顾颉刚曾同郑振铎、雷洁琼、吴文藻、谢冰心等沿平绥路沿线考察。这些调查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1936年7月对绥远、包头等地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对河套之自然环境、地理沿革、水利、农垦、兵屯、移民、开发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所获报告书、调查表及关于河套渠道之绘图甚多，归后，形成《后套水利调查专号》。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众多少数民族分布的最大特点，就是多聚集于边陲。因而，研究边疆问题就不能离开对民族的研究，反之亦然。当时学者“在有关边疆史地的研究中，所遭遇到的不仅是地理考察的问题，尚有民族文化的探源寻根问题，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常将历史地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问题混为一谈。这类研究在当时可能是不自觉的，因为在传统的学术分类中，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并未有明确的学门定义，而以笼统的史学加以涵盖，因此在进行实地考察时，这些问题是同时受到照应的”(20)。顾颉刚早在1935年9月写给胡适的信中就曾提到：“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为中国通史立起一个骨干。”(21)自1936年初，禹贡学会便开始将编辑《中国民族志》纳入工作日程；在他们看来，“殷周以前中国之民族分布，固须待考古学发达后始可探知，而三千年来之演进则文籍中历历可按，以吾族无种族之隘见而惟求文化之扩展，故四表得层层消融以成此庞大之国族；作为此编，可于艰难图存之中增进吾民族之自信力，亦使吾民族精神得以昭着于世界焉”(22)。从边疆史地研究进而拓展到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关怀，是《禹贡》半月刊的新方向之一。
发表于《禹贡》半月刊上的有关民族研究的文章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古代民族的分布研究，如《三代民族东迁考略》、《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等；一类是有关回族及回教文化方面的文章，篇幅约占民族类文章的一半，主要集中在第5卷第11期“回教与回族专号”和第7卷第4期的“回教专号”。内容包括：对回族名称及回教传播的考证、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回族教育与回族文化、各地伊斯兰教现状及回族问题研究资料等。顾颉刚认为：“回汉问题，无论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上说，或是从现在社会生活的协调上说，都决非一个小问题……同是中国国民，竟像是属于两个毫不相干或竟是互不相容的团体，这是怎样痛心的事！有了这种成见，试问在社会事业上如何能做到互不猜忌和互相尊重的合作？在新中国的建设上又如何能精诚团结，并力发展？”(23)他的这种观点带动了《禹贡》半月刊对回族问题的研究，并成为该刊的一个显着的特色。
三、边疆研究的余韵
1937年4月，禹贡学会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的“三周年纪念号”上，继续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提出呼吁：“在这样严重的时势之下谁不感受到窒息的痛苦，只要是有血气的人谁的心里不曾沸腾着热血，于是大家嚷着救国。可是，救国固仗着热烈的感情，但尤其仗着冷静的理智；救国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乃是许多有效的实际规划与行动的总和……我们要鼓动远游的兴趣，改变昔日怕出门的习惯，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杜绝了野心国的觊觎。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所应当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24)接着，在《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里，特别提到“在已往一年之内，曾以情势所迫，趋重边疆问题之研究，如西北回族，西南康藏，东北史地，北边国防，河套水利，南洋华侨问题，均经调查研究。当此国家多难之日，吾辈书生报国有心，而力有未逮，窃愿竭驽钝之资，为救亡图存之学”(25)。
为“继续往年边疆研究未竟之工作”，学会则提出详细的工作内容。其中，将“旅行调查”置于所有计划之首，考虑到“东北四省既已沦陷，即外蒙新疆亦成禁地……拟于三年之内先从事于近边之调查”，并详细列明三道探险路线。还提议政府设立“边疆民族博物院”和“边疆文化研究所”。此外，“为欲满足究心边疆问题者希望计，拟作系统之翻译，辑为边疆探险记丛书，如斯坦因(Stein)，斯文海丁(SvenHedin)，可茨洛夫(P.K.Kozlov)等人着述，择其要者译出，以应学人需要”。在专题研究方面，计划作“中国内部小民族之研究”、“历代北部边防之研究”、“边陲民族史之研究”等方面之集体工作。
由此详细周全的计划可以看出，禹贡学会从1937年开始，已经计划将工作重心放到边疆研究上。尽管沿革地理等其他方面也在计划中提及，但已明显被置于次要地位。但是，由于抗战爆发，顾颉刚受到逮捕威胁，即赴绥远。(26)北京沦陷后，《禹贡》半月刊被迫停刊。这一整体计划只能被迫停止。
《禹贡》半月刊停刊、学会解散后，顾颉刚等人对边疆问题仍萦怀在心。顾颉刚离开北平后，即前往甘肃考察，历时一年多，回来后发表了一系列西北边疆问题的文章，如《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27)、《边疆教育与边疆文化》(28)、《边疆教育和边疆文化》(29)、《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30)、《俄帝国主义与我国边疆》(31)、《边疆问题》(32)、《“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33)、《中华民族是一个》(34)等。1938年3月，他和史念海合撰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得以出版，该书分章论述了自夏至中华民国各时期的疆域变迁情况，以使国人俱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为了对于边疆问题排解不开的心情”，1938年，顾颉刚抵达昆明后，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号召大家对边疆问题进行讨论。1939年秋，又在成都创办“中国边疆学会”，凡边疆知名人士和内地对边疆有研究者皆网罗在内。由此，禹贡学人在1936年和1937年掀起的边疆研究热潮，并没有随着《禹贡》半月刊的停刊而宣告结束，从很大程度上说，它更是一个开端。
四、结语
20世纪上半叶是各种性质、类型的社会团体纷呈涌现的时代，刊物往往又成为这些团体宣传自己主张的有力阵地。《禹贡》半月刊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期刊。它是由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的会刊，“其中执笔者大半是顾谭两编辑的学生或是受他们指导的人，使人感觉杂志中弥漫着一种统一的精神”，因此，这一派学者又被称为“禹贡派的人们”。(35)顾颉刚因“辨古史”而成名，后人在评价他时，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36)。《禹贡》半月刊的作者群也以治古史的历史学者居多。但是，虽然执着于自己的学术追求，这一派的学者在治学道路上却与旧时代学人囿于师承门派、致力于阐释弘扬本门学说的做法渐行渐远，他们开始主动将自己的学问与时代的需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禹贡》半月刊来看，在其存在的3年多时间里，随着时局的变化，其内容及取向不断进行调整。从初期专门探讨先秦古地理，逐渐拓展至对各个历史时期沿革地理的考证，再到趋重于边疆和民族演进史的研究，反映出禹贡学会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办刊特点。
调整内容的最大收获，就是大大提升了《禹贡》刊物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地位。以刊物的成长过程为例，《禹贡》半月刊“初以文字较专门，集稿稍难，第三卷以后，渐见活跃，投稿日众，逐期增量，遂由每期两万余字益至十四万字”(37)。其中，第7卷的“三周年纪念号”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40万字，载文40余篇，“撰稿皆为国内知名人士，如顾颉刚、徐炳昶、杨钟健、唐兰、孟森、齐思和、于省吾等，可算《禹贡》期刊中最高峰”(38)。顾颉刚在《纪念辞》里也高兴地提到：“我们这个团体虽到今只有短短的历史，然而各方面的人才已渐渐合拢起来，起先只是数十个大学师生在图书馆里钻研旧籍，现在呢，许多专家带了他们的实际调查到我们这里来了。”(39)这从侧面说明，刊物研究范围的拓展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极大地扩大了作者群和读者群，加强了《禹贡》半月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甚至“有超越当时南方着名刊物《新亚细亚》、《康藏前锋》之势”(40)。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尽管《禹贡》半月刊在逐渐加大与现实息息相关的内容的比重，但它并没有变成一部时论性质的刊物。顾颉刚等人还是一再声明，半月刊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专门刊物，学问积累越厚，其致用之期就越近，力图以学术的态度来研究现实问题。如前文所述，自第5卷8、9合期起，半月刊的主题渐向边疆研究展开，但在第7卷却又出现了一期“古代地理”专号，对于这一插曲，负责这一专号的童书业解释道：“自从东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谓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实际的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变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在这学风转变的时期之中，本刊忽然又出了这册近于考据性的古代地理专号，会不会使大家疑心我们又在那里开倒车呢？”他接着说道：“历史乃是整个的物事，决没有放弃一部分而永远不问的道理。我们要明白中国的成因，无论如何不能不追溯到古代。举个人人知道的简单例子来说，要抵抗人家的侵略，说明满洲和蒙古很早就已成了中国的领土，我们便不能不研究些战国秦汉的历史地理，才好把那时的历史地理来做证明。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显明到一般人都看不出来：‘研究古代并不就是开倒年’！”(41)
因此，《禹贡》半月刊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代表性刊物之一，不仅在于它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主动调整内容，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关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禹贡》半月刊背后的学人们在时代巨变之下，于现实需要和学术研究之间试图寻求契合点的实践，以及所提出的“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的口号，代表了当时相当数量知识分子的心声，引起他们的共鸣，并引发我们今天的思考。
注释：
①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②编后、案语、校后、通讯以及禹贡学会启事、纪事、广告等未计算在内。
③顾颉刚曾于1925年4月27日《日记》里提到，“以班禅到京，蒙古人来朝拜者甚多，由西直门入城者踵相接。此固迷信，然民族团结即可以此为基，故作文投入《猛进》，是为予注意边疆问题之始”。顾潮编着《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
④持此种观点的论述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孙喆、王江：《时代变局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探索——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⑤顾颉刚：《编后》，《禹贡》第1卷第1期。
⑥《发刊词》，《禹贡》第1卷第1期。
⑦(11)(12)顾潮编着《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23、244、254页。
⑧《禹贡学会简章》，《禹贡》第4卷第3期。
⑨《通讯一束》，《禹贡》第4卷第4期。
⑩禹贡学会于1934年2月在北平筹建，1936年5月正式成立，顾颉刚为理事长。会员大多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校师生。
(13)本文将《禹贡》半月刊的边疆、民族问题分开予以探讨，因此，此统计数字不包括民族研究方面。
(14)(18)《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禹贡》第7卷第1、2、3合期。
(15)《通讯一束》，《禹贡》第4卷第7期。
(16)《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7)《通讯一束》，《禹贡》第5卷第6期。
(19)《通讯一束》，《禹贡》第4卷第6期。
(20)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240页。
(21)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22)《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第4卷第10期。
(23)《附录一·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工作》，《禹贡》第7卷第4期。
(24)(25)(39)《纪念辞》，《禹贡》第7卷第1、2、3合期。
(26)顾颉刚在他的《西北考察日记》里提到，“及卢沟桥战事突起，敌人以通俗读物之宿憾，欲置予于死地，遂别老父孱妻而长行”。《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27)《北平世界日报》和《世界日报·民国二十六年暑期西北考察团特刊》，1937年6月27日。
(28)北平《晨报·社论》1937年7月7日。
(29)《甘肃民国日报》元旦特刊，1938年1月1日。
(30)(31)临洮讲习会印。
(32)《甘肃学生》第8卷第1期，1938年12月。
(33)《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
(34)《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
(35)森鹿三：《禹贡派的人们》，《禹贡》第5卷第10期。
(3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90页。
(37)《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禹贡》第7卷第1、2、3合期。
(38)(40)吴丰培：《忆〈禹贡〉及其复刊鳞爪》，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61页。
(41)童书业；《序言》，《禹贡》第7卷第6、7合期。 来源：《中州学刊》2012年4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