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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楼兰国都与古代罗布泊的历史地位

【数据库】1997年
【文献号】3027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
【原刊地名】乌鲁木齐
【原刊期号】1996
【原刊页号】43-53
【分类号】K21
【分类名】先秦、秦汉史
【作者】王守春
【复印期号】199702
【标题】楼兰国都与古代罗布泊的历史地位[1]
【正文】
楼兰古城由于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它的诸多历史地理问题，包括它的历史地位和兴衰变迁，一直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近年来，新疆考古界对楼兰古城为中心的罗布泊西北侧地区诸多地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特别是侯灿先生和孟凡人先生在有关楼兰研究方面有较多着述，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见解和论述，对楼兰的历史地理研究有很大的推动。然而，有关楼兰城的历史地位和楼兰国的都城在何处以及楼兰城出现的时代等问题，可以说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笔者认为，这些问题是楼兰研究的基本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略述管见，以期有助于楼兰研究的深入。
一、罗布泊西北侧地区是楼兰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关于楼兰与鄯善的都城，关于楼兰城是否曾作过楼兰国的都城，前人多有论述。近年来，侯灿先生根据他在楼兰的考古研究并综合前人的考古成果，在《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①一文中，对楼兰城出现时代和历史地位又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他认为，楼兰城所在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悠久，可以上朔至西汉，楼兰城曾是楼兰国的王城。“通过对以上遗物的比较分析，我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楼兰自新石器时代聚落兴起以来，以石器与金属工具混用时期及以后，这里一直有着人类在积极活动，这个城市也一直在发展着、使用着；从出土遗物表明，时间愈晚，中原文化特点愈多，器物品种愈多，这种考古学上现象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只要我们结合我国古代史籍的记载来考察，便不难得到释疑。《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①泥城”。又载：“元凤四年（前77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在引述《汉书·西域传》这一段话后，紧接着，作者写道：“更名后的鄯善应予南迁，楼兰王城遂成为汉代的屯垦戍守重地”（《高昌楼兰研究论集》230页）显然，侯灿先生在这里已明确指出楼兰城在西汉元凤四年以前就已存在。
而孟凡人先生近年来在他的《楼兰新史》②中提出楼兰城是在两汉之际才出现的，楼兰城不是楼兰国的都城等一系列新观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西汉元凤四年（前77年）以前，‘楼兰’系指楼兰国。这个时期，罗布泊一带仅仅是楼兰国的东北边境地区，是楼兰国的组成部分之一。元凤四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后，西汉占据了罗布泊和孔雀河下游的北岸地区，并在伊循屯田……。”（《楼兰新史》17页）；“楼兰城的知名度很高，在人们的印象中楼兰城与楼兰国是紧密相连的，好象楼兰城在汉通西域之前就已存在了。一些研究者正是按照这个想法来阐述有关问题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楼兰城在西汉时期尚未出现，“它的崛起是在两汉之际”（《楼兰新史》36页）；“楼兰古城不是楼兰国和鄯善国的都城”；“近百年来，各种国都说对楼兰古城的性质给予了不同的解释。过时陈说姑且不论，现在最流行的大致有两说。一种意见认为，楼兰古城即＠①泥城是楼兰国也是鄯善国的都城……。另一种意见认为，楼兰古城是楼兰国都，元凤四年更名鄯善后，国都便迁到了今若羌附近的＠①泥城……此说与前说的主要区别，是以元凤四年为界分割了楼兰古城与楼兰国和鄯善国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未说明元凤四年之后至东汉时期，以及魏晋前凉设西域长史时期楼兰城和楼兰地区与鄯善国的关系。我们的看法与上述意见截然不同，认为楼兰古城出现于两汉之际，魏晋前凉时期楼兰城是西域长史治所，楼兰城从未作过楼兰国或鄯善国的都城”（该书163-212页）
笔者同意侯灿先生的观点，即认为楼兰城在西汉元凤四年以前就已存在，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楼兰城最早出现的时代以及没有阐述从聚落到城的发展和转变过程，因为聚落与城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笔者不同意孟凡人先生关于楼兰城是在两汉之际才出现的以及罗布泊地区是楼兰国东北边境的观点。
首先，笔者认为，罗布泊地区是古代楼兰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楼兰国从它在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之时起，就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它的重要地位与它的政治中心于罗布泊西北侧这一重要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楼兰国地位的重要，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见于《史记·匈奴传》的记载。西汉孝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致汉朝信中称：“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
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国地当汉朝通西域的孔道。《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其明年（据《史记·匈奴列传》，此年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掳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这一段记载，明显表明楼兰比姑师对汉使所造成的麻烦更频繁，更严重，所以汉朝派兵先攻打楼兰，虏楼兰王。这就表明，楼兰比姑师更当孔道，这个孔道就是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然后经罗布泊北侧再沿库鲁克塔格山脉南侧的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河道向西的这条通道。只有楼兰国的政治中心位于这条通道上，楼兰国才能比姑师对汉朝使者造成更严重和更频繁的麻烦，以及汉朝才能派兵先去攻打楼兰并虏其王。如果楼兰的政治中心位于阿尔金山北侧的今若羌，楼兰不会对汉使造成频繁和严重的麻烦，汉朝也不会把楼兰作为首攻的目标。
《史记·大宛列传》又记载，汉武帝派使者去大宛“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拒绝，“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此即前引文中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赵破奴以轻骑七百余攻楼兰并虏其王），以定侯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此段记载又重复记述了汉朝以七百轻骑进攻楼兰，则是更加突出了此次进攻楼兰的目的，即为贰师将军李广利进攻大宛扫清道路。这是因为楼兰正是处在李广利进军所必经的道路上。李广利此次进军的路线，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为轮台），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攻破大宛之后，“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从李广利行军经过仑头（轮台）到征伐大宛后汉朝自敦煌至盐水设置亭障以及在仑头进行屯田，表明自敦煌经罗布泊北侧再沿着库鲁克塔格山脉南侧的古代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河道，是贰师将军的行军路线，也是汉代通西域的主要交通路线。如果这时罗布泊地区只是楼兰国的东北边境，那么，楼兰国对汉代的这条交通路线不至于会造成严重的威胁，汉朝也没有必要在李广利进攻大宛之前先要进攻楼兰，虏其王。
上述《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载的赵破奴率轻骑七百人虏楼兰王破姑师一事。在《汉书·西域传》中也有记载，但孟凡人先生在引《汉书·西域传》中的这一段记载后，为了自圆他的关于楼兰在西汉时期不存在的说法，认为汉朝军队是到LK去捕抓楼兰王的（他认为Lk是伊循）：“按西汉之世楼兰城尚不存在，当时楼兰国距今罗布泊最近的重要城镇是在楼兰古城之南的伊循。姑师在今吐鲁番，焉耆在匈奴势力范围之内。这种态势与‘汉列亭障至玉门’结合起来判断，破奴的行动路线应是从玉门关出发，走‘楼兰道’（孟凡人先生所说的‘楼兰道’是指经玉门关再经罗布泊北侧向西的通道）至今罗布泊北岸南下虏楼兰王，然后回师向北越山击姑师，再从西域北道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楼兰新史》50页）孟说显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孟凡人先生认为楼兰的政治中心不在罗布泊地区，而在今若羌附近，那么楼兰国王为什么要到LK处让汉朝军队去捕抓呢？对此，孟凡人先生又作如下解释：“汉代史料表明，汉始通西域之时，楼兰国在‘楼兰道’之南有城邑。《汉书·西域传》说‘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这里所说的汉使是指来往于‘楼兰道’上的使者，因此他们耳闻目睹的城邑必距‘楼兰道’较近。同传又记载‘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楼兰国都在今若羌，破奴只率七百轻骑，若从‘楼兰道’长驱四、五百里深入楼兰国腹地，到国都虏楼兰王是很冒险的。这样做既无成功把握，难以迅速解决战斗，又与破奴急于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的使命不相容。所以虏楼兰王之地必距‘楼兰道’较近，据前引史料当时楼兰王可能因指挥与汉朝的斗争正在楼兰地区活动。而楼兰王所居之地就应是在该地区的主要据点，汉使报告的城邑或即指这个据点来说的。由于西汉之世楼兰城尚未出现，‘楼兰道’附近亦无其它城邑，因此楼兰王所居的据点，则应是在‘楼兰道’之南不太远的一座城邑。汉代史料表明，伊循城的位置靠近‘楼兰道’。《汉书·鄯善传》记载，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后立尉屠耆为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据此可知伊循城附近土地肥美，故必靠近河道，水源充足，楼兰王欲依伊循屯田威重，王都必距伊循城不太遥远。而汉同意在伊循屯田，也说明伊循距汉‘楼兰道’上大本营居卢仓不会很远……根据前述分析，我们认为，LK古城基本符合伊循城应具备的条件……”（《楼兰新史》108-110页）
笔者认为，孟凡人先生所认为的赵破奴率七百轻骑是到LK捕抓楼兰王，楼兰王是在LK指挥与汉朝军队战斗这一见解，是不能成立的。楼兰国是个小国，兵力很少，只能遮杀人数很少的汉朝的使者，抢劫一点财物，如此而已。如果说楼兰国都位于今若羌，那么楼兰国王要跑到如孟凡人先生所说的“楼兰国东北边境”的罗布泊地区去指挥与汉朝大军作战，这是不可能的，楼兰王再愚蠢，也不会干这种以卵击石的蠢事。我们只有用罗布泊地区是楼兰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赵破奴虏楼兰王这一事件才能解释得通。
《汉书·西域传》中还有许多处的记载表明罗布泊地区的重要，并非如孟凡人先生所说的是楼兰的东北边境：“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贰师将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这一记载也表明，匈奴对楼兰非常重视。匈奴之所以重视楼兰，是由于楼兰所处位置非常重要。而只有楼兰的政治中心位于罗布泊西北侧，它的地位才会显得重要，如果楼兰的政治中心不在这里，而在今若羌，那么，匈奴对楼兰就可能不会如此重视。另外，这一记载中的“便道引兵捕楼兰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便道”，表明楼兰国王所居住的政治中心位于汉朝大军所经过的通道不远。笔者认为，此“便道”一词为楼兰王国政治中心位于罗布泊西北侧地区提供最有力的证据。而LK不能看作是位于“便道”上。LK距LA的直线距离尚有50公里，而LA距汉朝由玉门关经罗布泊北侧向西的这条通道可能还有约10公里。LK距汉朝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如此之远，把LK看作是位于“便道”上，似乎不太合理。楼兰国的都城若在若羌，其国王也不会两次到LK让汉朝军队去抓捕。再者，“便道引兵擒楼兰王”是汉武帝的命令，汉武帝又怎么会知道楼兰王此时恰好从其都城来到LK，让汉朝军队从便道去能擒到楼兰王呢？当然，如果楼兰国的都城位于若羌，其国王也没有来到LK，那么到若羌去捕抓楼兰王，更不是“便道”。这些疑点都说明，汉朝军队两次都不是在LK捕楼兰王的，更不会到今若羌去捕抓楼兰王，而只能是楼兰国的都城位于距汉朝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很近的罗布泊西北侧地区，才能说是“便道擒楼兰王”。
《汉书·西域传》：“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这一段记载明显表明楼兰国的都城位于罗布泊地区。所谓送迎汉使，当是指楼兰国王或楼兰国上层官员所为，而不可能是普通百姓所为，因为这种迎送活动应当具备政治的或外交的意义，所以必定是政府的或官员的行为，而不是普通百姓的行为。如果说楼兰国的都城不在罗布泊的西北部距离汉朝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很近，而是在今若羌，而罗布泊地区如孟凡人先生所说是楼兰国的东北边境地区，那么，楼兰国的国王和上层官员怎么能去送迎汉朝的使者呢？只有楼兰的政治中心距汉朝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很近，才能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如果罗布泊地区只是楼兰的东北边境地区，这里的楼兰居民数量无疑会很少，他们又怎么能“常主发导，负水担粮”呢？还有，《汉书·西域传》中说楼兰“当白龙堆”，应当是指其都城距白龙堆很近。如果楼兰的都城位于今若羌，距白龙堆则很远（白龙堆位于罗布泊的东北侧），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则大相径庭。
《汉书·傅介子传》记载：“先是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至元凤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这样，就有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立新国王尉屠耆，改国名为鄯善。此事在元凤四年。这一段记载对于确定楼兰国的政治中心位于罗布泊西北侧地区提供宝贵信息。首先，这一段记载表明，匈奴的使者到龟兹等塔里木盆地北侧诸国的行踪，楼兰国王很清楚，这就表明，楼兰国的政治中心应当位于匈奴使者所经过的道路上，而只有其政治中心位于罗布泊西北侧地区，才是位于匈奴使者行进的路线上，这条路线即由吐鲁番盆地经罗布泊西北侧地区再沿库鲁克塔格山脉南侧的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河道向西到龟兹，才是顺理成章。如果楼兰国的都城位于今若羌，匈奴使者要到龟兹等塔里木盆地北侧诸国，是不会经过今若羌，那么，楼兰国王怎么会知道匈奴使者的行踪呢？这一段记载还表明，楼兰的都城和龟兹，都距汉使通西域的同一条通道附近，这样，楼兰才是距汉朝最近，只有如此，霍光才让傅介子先“验之于楼兰”，如果楼兰国的都城位于今若羌，不是距汉朝使者去龟兹等国的通道附近，那么傅介子怎么会去先“验之于楼兰”呢？
以上据历史文献记载所进行的分析，使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楼兰国的政治中心必定位于罗布泊的西北侧。只有如此，才可以解释楼兰地当汉通西域的孔道，才可以解释匈奴使者去塔里木盆地北侧诸国，要经过楼兰，楼兰国王才能知道匈奴使者的行踪。
二、楼兰国与楼兰城名称的关系与楼兰国都城位置
前面阐述了古代罗布泊西北部地区是楼兰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但楼兰国的都城究竟在这一地区的具体的什么位置呢？笔者认为，楼兰国的都城就是位于LA，斯坦因以代号LA表示的楼兰城遗址。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楼兰名称的来历。
但孟凡人先生认为，楼兰城是在两汉之际才出现的，按照孟凡人先生的说法，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从元凤四年楼兰国改名为鄯善，这期间相隔约有近百年的时间，或者大致相当于三代人的时间。相隔如此之长的时间，一般来说，老的楼兰国的名称，在普通人的记忆中，可能早已淡化或淡忘了。因此，若楼兰城是在两汉之际才出现，要用将近一百年前被废弃的名称来命名这个城市，似乎是不符合情理的。对此，孟凡人先生提出如下解释：“从‘楼兰’作为国名和城名在相隔很久两度出现来看，‘楼兰’既不是楼兰国也不是楼兰城的专用名称。‘楼兰’之称很可能是源于一个比楼兰国和楼兰城出现时间更早、影响更大、生命力更强，并能左右国名和城名的自然界的自在之物。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冯承钧的意见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公元八、九世纪生活在米兰一带的吐蕃人，将大鄯善城称为Nob-Chen，小鄯善城称为Nob-Chung，显然是城本湖名Nob。由此可见，‘楼兰’一称很可能亦本自湖名。按牢兰海最早见于《水经注》，但是《水经注》卷二确用《汉书·楼兰传》原文来解释牢兰海。这个现象表明，《水经注》的作者认为牢兰海一称在汉始通西域时就已存在了。由于牢兰海是鄯善境内最大的集水中心，其南北两岸自古以来又是重要的交通门户，因而牢兰海在古代鄯善人的心目中必然占有很高的地位。众所周知，古今中外不乏以名川，或以重要名胜等为国或城命名者。具体到楼兰国，牢兰海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以前即已形成。显然应该海名在前，国名在后，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所以我们认为，楼兰国乃是本于牢兰海这个湖名。同理，当位于牢兰海旁的楼兰城兴起之后，城本湖名亦顺理成章。在史籍中‘楼兰’一称先以国名，后以城名两次出现，道理恐怕正在于此”（《楼兰新史》22页）
孟凡人先生的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若干疑点。
首先，如果楼兰城是在两汉之际出现的，那么，该城是谁建的？是汉朝政府建的吗？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两汉之际，中原地区战乱，中原王朝是顾不上在此建一座城市的。那么，是鄯善国建的吗？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孟凡人先生的说法，罗布泊地区是楼兰的东北边境地区，那么也应是后来鄯善的东北边境地区。鄯善国为什么要在此东北边境地区建一座城市呢？鄯善国愿意在此建一座城市为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负水担粮”吗？其建城的动机是什么呢？看起来，两汉之际鄯善人在罗布泊西北地区建楼兰城也是不大可能的。
再进一步来说，笔者认为孟凡人先生所说的，楼兰城是在两汉之际才出现的，其命名是“城本湖名”这一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如孟凡人先生所说，“由于牢兰海是鄯善境内最大的集水中心，其南北两岸自古以来又是重要的交通门户，因而牢兰海在古代鄯善人心目中必然占有很高的地位……当位于牢兰海旁的楼兰城兴起之后，城本湖名亦顺理成章”，那么，如孟凡人先生所说的，早就存在的“位于楼兰国东北边境的重镇”的LK古城，与楼兰城相比，位于罗布泊更近，而且是正对着罗布泊的中部，既然“城本湖名”，那么，LK城更有理由用“楼兰”来命名。“楼兰”一名何必要留给在两汉之际才出现的这座城市来命名呢？
笔者认为，“楼兰”一名若如孟凡人先生所说的是古代罗布泊的湖名。也就是说，楼兰城的名称如果是用湖名来命名的，那么后来在李柏文书中又称楼兰城(LA)为“海头”，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湖名与“海头”也是不同义的，也是很矛盾的，也就是说，既然有一个“楼兰”这个湖名来称呼这座城市，那么，为什么又称其为“海头”呢？对一个城市不可能同时用两个互相矛盾的名称来称呼。据此，我们认为，楼兰一名最早很可能不是湖名，而是先有国名和城名，然后才有“牢兰海”一名。在古代汉文史籍中，最早的罗布泊的名称，在“山海经”中记载为“＠②泽”，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为“盐泽”，在《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为“蒲昌海”，都不见用“楼兰”称呼古罗布泊，因此，笔者认为，“牢兰海”一名，应当晚于楼兰国和楼兰城名称的出现时间。
《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的诸多“城国”中，国名与国王所居住的都城名称一致的有许多，如：且未国，王治且未城；精绝国，王治精绝城；＠①弥国，王治＠①弥城；皮山国，王治皮山城；乌＠③国，王治乌＠③城；莎车国，王治莎车城；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尉头国，王治尉头谷”等。这一记载为我们判断楼兰城是在元凤四年楼兰国改名为鄯善国之前就已存在的又一个根据。这些城名与国名一致的都城，虽然国名后来不存在了，但城名仍有许多保存下来。然而，这些保留和原先国名一致的城名，没有一个是在国名废弃后经很长时间又用原先的国名来命名城名的，都是出现的时间很早，我们可以把这一情况视为普遍规律。因此，若如孟凡人先生所认为那样，楼兰城是在楼兰国改名后又经很长时间才出现的，而且又用原先的楼兰国命名，显然是和《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情况相违背。
除了上述理由，在LA遗址以及附近地区发现的大量石器时代的遗物，也表明LA遗址不是在两汉之际才出现的，而是在西汉以前很早就出现，表明该遗址有悠久历史。这些石器时代的遗物有：斯坦因采集的大量石器，近10多年来新疆考古所（包括侯灿先生）在此又采集到大量石器。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1979年12月笔者和新疆考古所的诸多同仁一起考察楼兰古城，同去的艾尔肯同志在LA古城遗址附近捡到一个很精制的白玉磨制的石斧。此石斧的精制，表明它不是作为工具使用，而是作为早期楼兰国的祭祀或庆典使用的器物。这也为LA曾是楼兰国的政治中心提供了证据。
三、楼兰城产生与存在的地理基础
笔者认为，楼兰城的历史应当很早。这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与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罗布泊西北侧地区由于其相对较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一直是楼兰国的政治中心。
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在罗布泊的西侧形成面积广阔的三角洲，并分出许多岔流。今天从卫星图片上仍可以清楚看到在干枯的罗布泊西北侧，孔雀河干河道的尾部，有若干条古河道分布，即是古代罗布泊西北侧的这个小三角洲上的诸多岔流。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尾端小三角洲的形成。由于塔里木河含沙量很高，而且水量变化也大，夏季水量暴涨，含沙量又高，就在尾部分成若干岔流。形成小三角洲，就象黄河和长江的三角洲。古代罗布泊西北部的这个小三角洲，相对于干旱的塔里木盆地来说，这里由于塔里木河一孔雀河带来丰沛的水资源，经由诸多岔流注入罗布泊中。沿着这些岔流的两侧，便有可能生长着茂密的胡杨树、红柳、芦苇以及各种草本植物。据侯灿先生的报导，在楼兰古城遗址南面的古河道两侧，分布着大面积的枯死胡杨林③。这个小三角洲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另外，位于罗布泊西侧的塔里木河下游，还有一个大三角洲。它的北侧达库鲁克塔格山脉的南缘，它的南侧达阿尔金山北侧山前冲积扇的前缘，今若羌的北面。这个大冲积扇也是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频繁改道和泛滥形成的。今天在卫星图像上也可看到许多古河道。《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葭苇即芦苇，包括高芦苇和矮芦苇，胡桐即胡杨树，为高乔木，生长于河流两侧。形成“荒漠河岸林”，柽柳即为红柳，为灌木，适应性很强，能生长于盐碱化程度很高与地下水位很深的地方。《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这一情况，应当是罗布泊西侧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大三角洲地区的景观。《汉书·西域传》将古代的罗布泊称为蒲昌海，就可能是因它的周围生长很多芦苇而得名。据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一书中的叙述，在罗布泊西侧地区，有枯死的芦苇根分布的地方很多。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表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鄯善……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就是罗布泊西侧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地区的自然景观。现代塔里木河下游地区也分布着大片有胡杨、红柳、芦苇等植物构成的天然植被。而在阿尔金山北侧的若羌地区，没有如塔里木河和孔雀河这样的大河，从阿尔金山流出来的若羌河，是一条比塔里木河小得多的河流，在它的两侧不可能形成大面积的“葭苇、胡桐、柽柳、白草”的天然植被。而《汉书·西域传》所记述的鄯善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也应当是描写罗布泊西侧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三角洲地区人民的情况。因为位于阿尔金山北侧若羌地区绿洲的面积很小，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人们“随畜牧逐水草”。因此，可以认为，在楼兰国时期，罗布泊西侧的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大三角洲地区地位非常重要，是楼兰国居民和经济的主要分布区。甚至到鄯善国时期，罗布泊西侧的塔里木河—孔雀河大三角洲也是其重要的居住区和经济区。因此，古代罗布泊地区地位很重要，有其一定的地理基础。
而位于罗布泊西北侧的小三角洲，则是大三角洲中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地区，因为在罗布泊西侧塔里木河—孔雀河大三角洲地区的诸多古河道，只有沿库鲁克塔格山脉南侧流动的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河道的尾部才有小三角洲，而其它的古河道的尾部则没有小三角洲。这个小三角洲的存在，表明沿库鲁克塔格山脉南侧的这条河道是诸多下游河道中水量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河道，是古代大三角洲地区的主要河道，而其它的古河道则是相对水量较小，延续时间较短的河道。
前已指出，在这条主河道尾部，罗布泊西北部的小三角洲上，同时存在着若干条岔流，并不是只有一条干流注入罗布泊中。并不是如孟凡人先生所说的那样，位于楼兰附近的河道是两汉之际由于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河道的尾部由北向南迁移才开始形成的，在LA遗址出土的文书中，记载有“北河”（“溉北河田一顷”）④。既然有北河，就应当有南河等与之相对应，表明直到楼兰城存在的晚期，在楼兰城的南面和北面，分别有北河和南河等多条河道。今天的实地调查，也表明在楼兰古城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古河道，而且，这两条河道在楼兰古城的东部相会合。这样，楼兰城是位于一个由两条河道所包围而成的岛状地域之上，这样一个岛状地域，是建城的理想之地，吐鲁番的交河故城即是位于一个有两条河流包围而成的岛状地域之上，在一个自然条件相对较优越的罗布泊西北侧的小三角洲上的由两条河流形成的岛状地域，就是楼兰城兴起的地理基础。
由于罗布泊西北侧地区的小三角洲自然条件相对较优越，这里从很早的古代，就是塔里木盆地人类的重要居住地区。据王炳华先生对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遗址的研究，这里至少在3800年前就开始有了人类居住的历史，那时的人们在这里从事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与渔捕⑤⑥，表明那时这里有可以从事农业种植的土地和水资源，有面积广大的天然植被可供放牧，畜牧业是古墓沟人主要谋生手段。在这里的面积广大的天然植被中，栖息着众多的野生动物供人们猎捕，同时又有面积广大的水体，包括众多的河网和大面积的湖泊，可供渔捕。这里的优越环境，为古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多种谋生的条件。从A·斯坦因、黄文弼、F·贝格曼、陈宗器，直到近10多年来新疆考古所的研究人员（包括由侯灿先生任队长的考察）在罗布泊西北侧的小三角洲地区，包括在LA遗址和在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麓的孔雀河北侧诸多地方，发现的大量石器，为这个小三角洲地区人类生存的悠久历史提供证据。
罗布泊地区早在汉代以前，就是黄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交往的通道。《山海经》中的《西次三经》：“不周之山……东望＠②泽，河水所潜也”⑦。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一《河水》中，认为“＠②泽”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的蒲昌海，盐泽，又称牢兰海。《山海经》的成书时代，据我国学界前辈顾颉刚和谭其骧先生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⑧。但也有人认为其成书时代要早得多。即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它也说明，那时罗布泊地区就已经是黄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交往的通道。而且，那时人们已经形成了黄河的重源潜流的概念。所谓重源潜流，是指古代人们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的源流，对塔里木河流入罗布泊后，罗布泊之水不见增加，以为是经过地下潜流而又流出为黄河。当然，今天看来，重源潜流的概念是错误的。但是，在古代的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能把塔里木河与黄河联系起来，并形成重源潜流的概念，这是很不简单的。本文不拟对我国古代这一很有意思的地理概念作更多的分析，在这里只是想指出，这样的概念的形成，只有在人们频繁交往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罗布泊地区就已是黄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之间频繁来往的通道。而罗布泊地区的相对较优越的自然环境，人类的悠久的居住历史和作为汉代以前黄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频繁交往的通道，就是罗布泊地区早在西汉以前就成为楼兰国政治中心和主要居住地区的原因。
古代罗布泊地区不仅是黄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之间交往的通道，也是青藏高原与北方蒙古高原之间南北交往的通道。《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关于匈奴与居住在青海高原上的羌人之间联系的阐述：“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古代罗布泊处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交通的枢纽位置，从楼兰地区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也可以得到说明。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相对优越和地位的重要，是匈奴人对楼兰一直很重视的原因。也是罗布泊地区早在西汉元凤四年以前就是楼兰国的政治中心和最重要的居住地区的地理基础。
关于楼兰城出现的时间，《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这是司马迁根据张骞第一次西域之行所报告的有关西域情况而作的记载。这就表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楼兰国就已有城郭了。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楼兰国的城就不止一个。但位于罗布泊西北侧小三角洲，是楼兰国的主要居住地区，是楼兰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它的都城应当在这里。这就是楼兰城。塔里木盆地的诸“城国”的城，是当地人民很早就已建筑而成的，是当地人民自己创造。我们现在只能说在西汉之前很早，罗布泊西北侧地区就已出现城。但最早的城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由于缺少依据，现在还不能妄加推测。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上的阐述表明，早在元凤四年以前，罗布泊地区就已是楼兰国的政治中心，楼兰城就已存在。楼兰城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在孝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之前就已存在，也即是说，在两汉之际之前的两百多年，楼兰城就已存在。这是一个有充分根据的推断。至于楼兰城更早出现的时间，由于现在尚无依据，不能进行推断。因此，有关罗布泊地区的历史地位和楼兰城出现的时间，不是如孟凡人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罗布泊地区在西汉时期是楼兰国的东北边境地区，楼兰城也不是在两汉之际才出现。
《汉书·西域传》记载的“鄯善国，王治＠①泥城”，应当是在元凤四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立尉屠耆为王并改国名为鄯善后的都城，则是位于今若羌。
参考文献
①侯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二期，又收入作者的《高昌楼兰研究论集》219—223页。
②孟凡人：《楼兰新史》，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0年。
③侯灿：《楼兰遗址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④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⑤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一期，又收入作者的《丝绸之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83—201页。
⑥王炳华：《古墓沟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几个问题》，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202—209页。
⑦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0页；又，袁珂校译，《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9页。
⑧顾颉刚：禹贡注释，载于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着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1-54页。谭其骧：《山海经简介》，《中国大百科全碎·地理学卷》，370-371页，又收入作者《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370～372页。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中国科技史探索》（国际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收入作者《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373-473页。
注释：
[1]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49371065《塔里木盆地环境变迁与文明兴衰》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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