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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韩茂莉
当代政治学认为国家包括三要素，即领土、人民、主权，疆域隶属于领土概念之下。疆域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也是演绎文明的舞台，然而回顾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均难以做到始终稳定，几乎都经历过伸缩之变。中国久远的历史，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明，也因疆域的伸缩，成就了最壮观的历史大戏。
学术界研究中国疆域变迁形成许多成果，其中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史念海合着《中国疆域沿革史》开启这项研究的先河，此后数十年内继续探讨历代疆域的走向、疆土组合以及与此相关历史事件的同时，又将研究转向对于历史时期“中国”的判定。然而无论哪一个主题，讨论的核心均集中在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人文因素，无疑，疆域变迁、疆土伸缩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因素的作用，但是人类立足在大地上，一切活动都不可能脱离这片土地，疆域伸缩同样如此，于是，地理这一被忽略的重要因素，成为本文讨论的主题。
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经国务院、外交部同意，确定中国境域以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为准，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①。本文述及的疆域，即以这一空间为基准，探讨其中的变迁过程以及支撑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②。
当代地理学着眼于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与人类经济利用方式，将中国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自然环境首先影响的是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两千年前司马迁将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其中山东、山西、江南三个经济区物产固然并不相同，但属于农业耕作区这一基本属性却是共同的，而龙门碣石以北则完全不同，这一地区“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具有鲜明的畜牧业生产区特点，农耕区与畜牧业区之间的界限为龙门、碣石一线。将龙门、碣石落实在地图上，这就是当代地理学界定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南界，而北界则位于明长城一线。农牧交错带的存在不是人们的刻意划分与强行规定，而是人与自然环境交融过程中做出的选择，水、热、土三者的结合成为农牧业存在的根本，究竟是农?是牧?在人们的摸索中落定在大地上，成为司马迁乃至于当代地理学家观察到的现象。若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与三大自然区叠为一体，农牧交错带以东、以南就是东部季风区，东部季风区是三大自然区中唯一以农业耕作为主的区域。
大自然的禀赋成为人们选择农还是牧的前提，正是农、牧两类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别成为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探讨且证明这一问题的依据是发生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历史。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告诉我们，结束史前时期，进入国家阶段，夏、商、周三代均起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以此为核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国土的弥合与疆域的扩展。回顾历史，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时段内，通过分封、归并、征伐，最终黄河、长江两条大河归一于国家政权之下，就此完成了两大农耕区的整合。尽管，这一千多年内并非南北无战事，但建立在共同农业生产背景下的文化认同，使周天子仍然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共主的名义。如果说，夏商周乃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疆域发展完成的是农耕区内部的整合，那么此后近两千年内疆域则徘徊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
若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疆土，东边是海洋，西边是青藏高原，这是古人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东西之间的地理形势，使边海与边高原的疆土几乎没有悬念，唯有农牧交错带的正北方、西北方，非农耕民族的游牧生活所依托的草原与荒漠，成为疆域伸缩的舞台，以疆土为背景的武力争雄与文化交融几乎可称这一地带上演的历史主剧目。正是如此，本文无意陈述近两千年来疆域伸缩整体之变，仅将论述重点集中在正北方、西北方。这样的历史起步于秦帝国，并贯穿于清以前各代。
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列国并实行郡县制管理，将整个国家从国都到边地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此时三十六郡所在范围北抵长城，南止于今浙江、江西、湖南、四川，西部限于陇右一带。此后北征匈奴，且“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③，从三十六郡增至四十八郡，新增十二郡中除内地旧郡分析外，边地闽中郡与岭南三郡，系平定百越后设置，北边郡数虽然没有变化，但九原、北地、上郡等边郡的辖境却向西延伸，一直抵达黄河之滨。秦从三十六郡至四十八郡，境土虽在扩展，但疆域的北部边界却始终保持在东部季风区所在的农耕区之内(图1)。

蒙古文化-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图1 年降雨400mm等值线与秦西北边郡位置关系
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大幅度地开疆拓土始于西汉。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周边民族逐渐强大，境土相接，互有伸缩。秦亡汉兴，西汉初期南北边地疆域均出现内缩，其中北边匈奴人南下，占去了河套以及秦代开垦的“河南地”。汉武帝时国力大盛，北逐匈奴，收复秦“河南地”，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西北通“丝绸之路”，并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汉昭帝时又设置了金城郡，管理甘肃、青海一带。边郡所在位置标定了边疆的基本走向，若就地理含义将边郡位置给予分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极限，汉代东边、南边的边郡全部边海，边海意味着达到了陆地的极限；西边越嶲、沈黎、汶山、金城等郡边临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高寒环境则是农耕民族难以逾越的环境极限。具有地理极限意义的边地，凭借自然形势构成天然屏障，设置在这里的边郡一般比较稳定，即使出现分合之变，也不会持续很久。另一类边郡或贴近农耕区的边缘，或设置在非农耕区内的宜农地带，如辽西、辽东、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五原、云中、朔方、西河、上郡、北地等郡均贴近农耕区边缘，而河西四郡乃至于西域都护府则设置在非农耕区中的宜农地带，中国西北气候干旱，仅凭降雨无法发展农业，惟河西四郡可依托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绿洲，与河西四郡相同，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以及西域诸国均建立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绿洲成为非农区域内的宜农地带。回顾历史，这类边郡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在农耕与游牧民族政治、军事的较量下，这里既是离合最多的地带，也是历代王朝竭尽全力控制的区域。
距离汉武帝开疆拓土没多久，西北边地即出现内缩。西汉末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势也越来越弱，王莽执政虽然也力图解决诸如土地问题、流民问题等动摇国基的大事，但他采取的措施不但没有缓和国内危机，反而激化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部族的矛盾，导致周边各民族纷纷内进。王莽之后经赤眉、更始至东汉立国，政权不断更迭，数十年内忙于内战，无暇外顾，加之东汉移都洛阳，远离边关，边境缓急对于朝廷的安危不似前朝那样紧迫，于是周边民族屡屡南下。直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为南北单于，南单于率领属部向东汉王朝称臣款塞，居五原“愿永为藩篱，捍御北虏”，南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其别部分别移居北地、定襄、雁门、代郡，最初南匈奴确实起到捍边的作用，但太平没有维持多久，不仅边郡累遭侵扰，甚至曾为前朝国都所在地的三辅也“比遭寇乱”④。对此汉安帝不得不于永初五年“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⑤。四郡本位于陇右、陕北，正当游牧民族南下之要冲，四郡向关中靠拢不仅仅是治所的转移，附属郡县的农耕人口也相随南下。东汉一代边郡的内迁并没有就此停止，迫于无奈，建安二十年(215年)再次“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⑥，新兴郡治今山西忻县。可以想见迁移后的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以及新兴郡的位置就是当时东汉王朝能够控制的最北端，四郡以北为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四郡以南暂为农耕区。
魏、蜀、吴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各自为政，形成多个政治中心，疆域变化的特点也不一致，史念海曾将这一时期疆域变化贴切地表述为“北边蹙土，南边扩地”。三国时期吴、蜀两个政权分处长江流域，他们的存在强化了东南、西南地区开发与政治控制，曹魏政权居于北方，因平乌桓而幸保辽东，但西北边郡再未恢复。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建立者虽然以非汉民族为主，但他们几乎全部放弃了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选取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农耕区，表现出明显地自外向内、自周边向中原的空间移动趋向。因此讨论这些政权，若依建立在农耕区的政权控制范围而言，在匈奴、鲜卑、氐、羯、羌人南下中表现为内缩，但抛弃民族属性，西北边地通过非农业民族的驻地而延伸。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最多的地域在黄土高原，而河西走廊以及与之毗邻的青海湟水谷地牢牢地控制在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这些政权手中，燕山以北以及辽东一带则在前燕、后燕、北燕、南燕的控制下，保持着基本疆域走向。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从草原逐步移至中原，北边草原地带柔然取代了鲜卑人，北魏修筑长城的同时沿边自东而西设置了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六镇，北方大部分地带疆域变化不大，惟从河西走廊到西域一线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历史以王朝为期形成不同阶段，伴随各个王朝的兴衰，边地也呈现反复的扩大与缩小，隋唐时期统一帝国的再现，南北重新归属在一个政权之下，但北方边地仍然上演着与以往历史时期相似的剧目，不同的是中原帝王改换了姓氏，周边旧的民族消失、新的民族崛起。这时突厥、吐谷浑、回纥、吐蕃等取代了魏晋北朝时期的“五胡”民族，这些民族驰骋在北方草原与青藏高原上，在与中原政权的较量中或南或北，或东或西，南下时占取了大量农耕区的土地，内附时又将大片草原带给中原政权。表1列举的就是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与北边、西北边民族以疆域为主题的大事件，这些事件涉及的弘州(甘肃庆阳)、旭州(临潭)、汶州(四川茂县)、廓州(青海西宁)、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延安、邠、灵、岷、洮、凉、兰、泾、陇、宁、盐、夏、银、麟、秦、渭、凉、瓜、甘、肃、鄯、河、廓诸州，分布在今天的青海、甘肃、陕西、宁夏以及内蒙古几省区交界处，这些地方地处农耕区的边缘，或涉及战事地点，或属于外族内迁之处，或构成政权临界之地。这些事件的发生地传递给我们一个重要信息，这一地带不仅上演着中原政权与非农业民族武力争雄的大戏，也是疆土伸缩之地。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北边疆域变化最大，后晋时期失去“燕云十六州”，至北宋时期政权北边基本以白沟雁门关一线与辽王朝为界，西边与西夏政权大体沿横山——六盘山一线形成边界。南宋、金南北对峙时期，两个政权基本以秦岭——淮河为界。两宋时期中原政权北边、西边境土大为蹙缩，但非汉民族建立的辽、金政权，契丹人与女真人凭借马背生活的优势，向西步入中亚草原，向北走向外兴安岭。蒙元时期疆域再度扩展，元朝统一后的疆域北边越过到蒙古、贝加尔湖进入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

蒙古文化-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随着大明王朝建立，蒙古人北归草原，明代北疆大致沿阴山南麓至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年间始于北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筑长城，并在沿边地带设置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明初且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设置辽东都司(辽阳)，1409年设置努尔干都司，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事务。明朝北部边地在与蒙古人的较量中基本守在农牧交错带的边缘，但在其它几个方向仍保持了优势，明初在西藏设有乌思藏都指挥使司，青海、川西设朵甘都指挥使司，于拉达克地区(克什米尔)设俄力斯军民元帅府。西北长城外，明前期曾于亦力把里(伊犁)至嘉峪关一带设有哈密卫，采取羁縻统治。
细数历代疆域变迁，各类政治、军事事件交融在历史的时空之中，留给后世深刻记忆，然而决定、制约边地政治、军事事件的地理基础并未成为关注的重点。回顾边地所有政治、军事事件发生地，一个清楚的地理地带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年降雨量400mm等值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的“春风”指携带海洋水汽的东南季风，甘肃一带地处西北干旱区，已在东部季风区以西，虽然古人不具备当代自然区划概念，但生活的体验让他们深谙西北地区的气候特征，并根据气候选择了适宜的经济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线是农业生产需求雨量的底线，这条界线以东以南地区凭借丰沛的雨量成为农业生产长期稳定的生产地；从年降雨量400mm等值线向西向北，气候越来越干旱，这片深处欧亚大陆腹心的土地，仅在小片绿洲地带可获得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广大的高原山地没有农耕生产的条件，成为畜牧业的基地。在农业与畜牧业之间，耕作在土地上的农民面对驰骋在马背上的草原民族，貌似并不具备优势的定居生活却成为守疆固土的法宝，即使在国力最弱的王朝，国家坚守的疆域底线不是军事要塞与锁钥之地，而是农业生产能够持续进行的地带——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线。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与这条界限相关的疆域伸缩贯穿中国历史大部分王朝。
仅就疆域伸缩而言，清以前与清王朝分属于两个阶段，前期疆土徘徊在由400毫米等降雨量决定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后期则专属于清代，这是一个跨越农牧交错带，将疆土稳定地伸向西北干旱地区的时代。
清以前各个王朝，周边民族的族属虽然不同，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有伸缩的土地之争，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地带，农牧交错带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也是疆域内缩的终止线。清朝面对的疆域形势不仅与以往历代王朝完全不同，也与蒙元帝国并不一致。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前已经拥有了西边、北边，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外及内的领土路线；满洲人只拥有东北，整个内地及其他各边均不在控制之内，故仍然采取由内及外的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的，清人在北边采取了联蒙政策。16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漠西(即卫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关前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联属关系，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归附在清人统辖之下，至17世纪末内外蒙古全部归于清版图内。南、北两部蒙古的归属，在将农牧交错带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时，并将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抵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入清后不断侵扰漠南、漠北两部蒙古，并与境外势力建立联系，威胁西北边疆危机，对此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了西域。
就地理意义而言，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战役，争夺的空间早已逾越了农牧交错带，而推至中亚草原的边缘。中国历代王朝不乏将境土扩展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的事例，其中汉唐两代拓土西域尤其为历代称颂，但汉唐时期都没有获得对于年降雨量400mm等值线以西以北地区持续而稳定的统辖，国力强盛时期拓土西北，国力衰微即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对于清初康、雍、乾三世对西北军事行动的重大政治地理意义，法国学者儒勒·格鲁塞在他的名着《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这一切对于中国疆土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⑦格鲁塞提及班超时代，事实上还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汉武帝以及郑吉时代，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民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这一贡献不是得自汉唐帝王，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所在的时代。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基本版图。
与新疆具有同样重要地理意义的是西藏，自元代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中原王朝的版图再次突破青藏高原这一地理界限，继元、明两代对西藏的管理，1727年清廷向西藏派出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事务，继续保持对西藏的统属。台湾正式纳入中原政权行政区在康熙朝，1683年清军澎湖海战击败郑氏水师，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初归福建省管辖，1885年设立台湾省。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王朝的版图不仅辽远，而且有着超越汉唐时期的完整疆域。
从史前时期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数千年内中国疆土屡有伸缩。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凝聚为一体，到国家掌控范围自黄河流域伸向长江流域，首先完成了农耕区核心地区的政治、文化认同与境土弥合；以后以此为核心将境土向周边扩展，其中主要离合纷争发生在北方农牧交错带，这一地区在疆域变迁的回旋起落之中承担着起点与终点的双重角色；清王朝突破农牧交错带融南北蒙古、西域于大清版图之内，并继元、明两代继续实行对青藏高原的统辖。历史时期中国正北、西北疆域变迁的三个阶段分别在空间上构成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均不同，中原政权缘起于农耕民族，因此首先弥合与延伸的范围是自己熟悉的农耕环境，然后才会将疆土拓展到非农业生产地带。疆土扩展中，每逾越一类地理障碍，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地带。回顾历史，地理能够成为疆域伸缩的基础，在于它左右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意识与文化认同。疆土与人类的社会组织或政权相对应，而将散处在各地的松散人群凝聚在一个政权之中、整合在共同疆土之下的力量，不仅政治，文化认同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跨越地理环境，将疆土推向经济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地区，应是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合力。
从《诗经》时代的“普天之下”到大清帝国拥有的四至八道，“天下”已经增添了更多的内涵，数千之内多民族的融合，共同营造了脚下的土地与头顶上的蓝天。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主角的不只位于中原的汉民族，周边各民族作出同样的贡献。“多民族，多元一体化的中国”是近年出现的主流提法，但事实上古代社会早已出现类似的理念，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根据中国文献记载提出“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这一中国古代天下观，对于这一提法可以在《周礼·职方》中找到线索，“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显然，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天下之地不只包括中原地区，也不只农业社会，其中涉及的蛮、夷、戎、狄以及六畜均属非农业民族以及非农物产，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共同构成天下。《周礼》将九谷、六畜包融在职方氏的权限内并非偶然，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融合是为人共睹的事实，故我们可以在东汉人王充《论衡》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之中，我们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故古人的体会更为深刻。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疆土局限在农耕区之内，还是迈出农牧交错带向非农业区域延伸，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
疆土是立国之本，也植根在大地上，大地不仅提供了疆土的空间，且为疆土的伸缩注入了基底。
①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见氏着《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②邹逸麟：《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邹逸麟：《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历史地理》，第24辑(2010年)。李大龙：《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③《晋书》卷1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④《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⑤《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陇西郡位于今甘肃临洮，襄武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安定郡位于今甘肃镇原东南，美阳县在武功县北；北地郡位于今宁夏吴忠一带，池阳县在今泾阳县北；上郡位于今陕西榆林东南，衙县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
⑥《后汉书》卷113《郡国志五》朔方郡条引《魏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⑦[法]儒勒·格鲁塞着，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0页。
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第7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