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石泉文集》编后感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地理科学-《石泉文集》编后感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石泉文集》编后感言

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系，湖北，武汉，430072）
一
2004年12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通知我们：学校决定为7位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各编集、出版一部文集，以较全面地反映其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展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风貌。当时，石泉先生已因病住进湖北省人民医院。当我在陪侍时将此事告知先生时，先生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并未能谈及具体的意见。
不久，就是先生87岁寿辰。在武汉的同门师兄弟汇聚医院，给先生祝寿，因便就先生《文集》的编集工作做了一些安排，决定由徐少华教授全面负责，并参与《文集》全稿的审定；石先生的夫人李涵教授与女儿石莹副教授负责收集、整理先生的日记、书信及相关照片等，最后审定《文集》全稿；鲁西奇负责先生已刊、未刊之学术论着的编选、整理与史料校核以及地图绘制、学术年谱的编写等工作，承担《文集》的具体编务。2005年春节，在南方工作的张国雄教授来武汉探视先生病情，李先生召集当时在汉的徐少华、陈伟、杨果等教授开了个会（当时我回乡省亲，未得与会），就先生《文集》的编集原则、组成部分及篇目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一些意见。寒假结束，我回校之后，李先生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我，并就具体编务作了细致安排。
接受任务之后，我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开始收集、编选、校核先生的学术论着。其间，每一论着的选定及某些具体细节的处理，均与李先生、徐少华教授仔细商讨；2005年5月上旬，先生辞世，我也趁机就《文集》编集事宜向前来弔唁的侯甬坚、张国雄教授等师兄作了汇报，他们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文集》的编选力图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先生的学术体系与思想方法，所以，我们收录了先生大部分的已刊论着；然在篇目取舍上，考虑到其原发表、出版的时间等因素，而略有调整。比如，《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简称“《新探》”）是先生的代表作，出版较早，坊间早已绝踪，所以《文集》即收录了其中的大部分（约三分之二）；而《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则出版不久（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新探续集》”），学界同仁易于见到，故收录较少。至于先生未刊论着，因尚未有全面整理，只收录了《关于提出“历史时期武汉市一带地理变迁”研究课题的一些想法》一种，以见先生晚年有关开辟武汉历史地理与近代地理变迁研究领域的某些设想。在附录中，则选录了先生在他八十寿辰庆祝会上的答辞和1945年的部分日记。前者足以见出先生晚年“壮心不已”的情怀，而后者则反映出先生早年的生活、学习环境，特别是陪侍陈寅恪先生、以及他在社会工作与学术研究之间左右为难、挣扎奋进的情形，正可见出先生一生所从事之社会政治工作与学术研究的两条线索。按照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的要求，《文集》之前必须有一篇“自序”。然在决定编集先生文集之后，先生实际上已不能工作，所以这篇“自序”是我撷取先生《新探》、《新探续集》、《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以下简称“《甲午》”）之“自序”及《我的治学道路与方法》（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51-84页）等相关部分编缀而成，除了语气转承与必要的字句调整之外，没有作较大改动，更未增加任何内容，并最后经李涵先生审定。所以，它应当比较切实地反映了先生自己的想法。
先生的论着撰写、发表于不同岁月，风格、体例均有较大差异，本次选编文集，除了将部分论着的文末注改为页底注、并核校了个别误字之外，大都皆仍旧贯，以存原貌。惟《关于提出“历史时期武汉市一带地理变迁”研究课题的一些想法》一文原系课题申请报告，有较大篇幅涉及经费筹措、任务分工等方面，学术意义不大，所以作了较大删削。我校核了先生荆楚地理研究论着中的大部分引文，而《甲午》一文所用史料我多不熟悉，未能校核，总觉得是个遗憾，只能请先生与读者原谅了。
现在，先生《文集》编选、校核工作已初步完成，《文集》全稿将交由李涵先生、徐少华教授、杨果教授最后审定，而先生辞世迄今已两个月了。最近一直奔波于乡间，文集“自序”初稿之整理即完成于陕西汉中市、武汉市新洲区与浙江温州市途次。暑中酷热，凌晨早起，窗前静思，先生之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我并没有能力、也不宜于评述先生的道德文章，现在也还不是回忆、总结先生近二十年来对学生之教诲与影响之时，写下这篇文字，只想简略、平实地介绍一下先生《文集》的编集过程、结构与主要内容，并结合自己目前的认知水平，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二
石泉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二是中国历史地理特别是荆楚历史地理领域。
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探索，集中体现在《甲午》一文中，所以《文集》据原貌收录了此文之全部。先生曾谈过此文写作之缘起与写作过程，谓：
本文写成于1948年夏，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是在 先师陈寅恪教授指导下所作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此亦当时 先师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形成此一特例之原委，可追溯至1944年冬季。时 先师因目疾致盲，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尤需人照顾。作为入室弟子，我经常去值夜班。每当 先师中夜失眠，则陪侍闲叙，兴之所至，几于无所不谈。某夜， 先师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我率尔答称：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近人王信忠先生已写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私意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仿效西方，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当时虽有此愿望，实未敢信其必能实现，因 先师当时之主要研究领域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不料 先师竟予首肯，认为此题可作，并告知：“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聆听之下，不禁喜出望外。此后即逐步搜集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直到1947年春，始正式撰写。历时年余，终于完成。
写作过程中，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 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想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大节或一小章（各章各节大小不等），则读与 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 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汰，力求精炼。其次则尤注意于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定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 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皆予澄清之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其高度谨严之科学精神，对我此后一生的治学态度、途径与方法，皆有深远影响。（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1-2页。）
此篇论文之目的，乃以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折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甲午以前政局概观》，追溯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十年的晚清政局，综论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满人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及三者错综复杂关系，指出此乃导致中国自强运动之失败、甲午战争必败的根源之所在。第二、三、四、五章则详述战争期间（1894－1895）清廷内部政局之变化。战争期间虽短，但因国内政治势力颇倚外患之日亟而乘机加强活动，通过谋划战局以兼遂其打击对手（实力派之李鸿章与淮军将领，及中枢之孙毓汶等）之政治目的，终于随败局演变之同时，亦逐步形成朝局之重大变化。故以四章篇幅，论述其迅速递嬗之迹，与夫转折之焦点所在。第六章《战后政局新形势》则从北洋局面、中枢政况及当时新兴势力之崛起三个方面综合论析甲午战争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与辛亥革命相呼应。
此篇学位论文颇历沧桑。当年清缮方毕，未及最后校阅，即逢国民常政府之“8·19”点名拘捕，先生仓促脱身离校，进入华北解放区。清缮本虽得上交学校，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久已不知下落。而先生身边之底稿，亦在“文革”中荡然无存！至1991年始获悉，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接收燕大图书馆的资料中，存有此篇，先生遂于1993年前往复印全文，后略事整理，于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文亦是迄今所见先生惟一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论文，故弥足珍贵。先生虽自谦“文中之观点与见解，由于当时学术环境与自身思想认识之局限，衡以现今标准，必有疏失之处……私忖此文恐只能作为（20世纪）四十年代、建国以前之产品看待，自不能与当前科研成果已达到之水平相提并论也。”（前揭《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第4页。）但我总以为这是先生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学术论文，先生年轻时之识见、功力、才学以及忧国忧民、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赤子之情于此显露无遗。刘桂生先生尝谓：
甲午一战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局、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更为此后更大动荡之造因，是为中国近代史上之关键性事件。所以，要懂得当代中国，不可不于此着手。简言之，作者是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现实而研析这一事件的，寻究其前因后果、表相底里，借以求得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通解通识，进而对当时的国情世态加深认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知其源流、真况，而又明其发展趋势……石泉教授在当时抓住这一课题孜孜以求，正是将民族命运、学术工作与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尽自己的职责。这种合“身”、“心”、“家”、“国”为一体，集“沉静学者”与“热血志士”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家风，远承屈子“忧国向天”、史迁“疾世着述”的优良传统，近则直接得自寅恪先生的言传身教，其迹十分明显。（前揭《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刘桂生先生“序”，第1-2页。）
刘先生所示，正是先生此文之精髓，亦为先生治学之大要，其中之识见、功力与才学反而居其次了。相较之下，先生解放以后从事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所撰之论着，虽亦不无对现实之关怀，然字里行间，却较少或竟不再见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非无此种情怀，实不能亦无以表述也）。此虽时势之使然，亦所治领域之限制，然就学理、文章而论，毕竟是少了一份浩然之气。简言之，治荆楚历史地理的石泉先生更是一位温煦霭然的“沉静学者”，而当年活跃在燕园的“热血志士”刘适（石泉先生的原名）则已化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了。当然，先生并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只是转换了方式。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 年代以后，先生的很多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民主党派与政协工作上。这显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先生的学术成就，但先生曾说：学问固然是名山事业，但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对社会和国家的前途不加关注，那么他只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学问也只是“为己”的学问；一个学者惟有胸怀天下，抱济世之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才不愧“知识分子”的称号。先生所从事的这些社会政治工作，效果与意义如何，我一直心存疑惑；但我理解这是先生的一腔热血在新形势下的抛洒方式，只是我更心仪那位在燕园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Creative Team（创社）领导人，更仰慕那位与陈寅恪先生共话同（治）光（绪）、纵论时事的青年学子罢了——前些年时常在电视中看到先生坐在主席台上，总觉得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先生更是一个政治符号，而与我可敬可爱的恩师隔得很远。
我不熟悉中国近代史研究，对先生文中的观点、水平均无力也不宜做出判断，也不想引述学界前辈的褒扬之辞而徒事虚饰——弟子们的赞扬，即便完全发自真心，于先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读过好几遍《甲午》，每读一次，总能深切地感受到先生当年心脏的跳动，感受到先生当年对国患日亟、世事日非的痛切忧思；而其于细微处见真知的卓识，更每每令我拍案而起，长叹息而无言：这样的着作，即便一生只有一种，大约也就不枉此生了吧？而先生甫一出手，即成绝响，是先生之憾，抑学界之失？宁世事之使然耶？今日我辈下笔动辄万言，学生如我，着述之字数已快赶得上先生一生公开发表之着述的总数，是我等之才智远逾先生耶，抑用功之勤奋远逾先生耶？非也，非也，为稻粱计，不得不然耳。行走有乡间小道上，偶忆及先生之《甲午》，竟颇羡先生之生当乱世：吾等今日生逢盛世，既无外患，更无内忧，悲天悯人等同于杞人忧天，夫复何言？惟拾缀国学旧典，推演西学新知，即可坐致教授、专家乃至“大师”，成果还可远销欧美，弘扬中华文明，拯救世界文化，何需忧国忧民，糜费“思想”？
三
石先生从事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源头虽然可上溯至1944年在燕京大学师从徐中舒先生以《春秋吴楚战地考实》为题写作本科毕业论文，但真正开始系统研究，却是1954年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之后。先生从未直接谈过自己何以到武大后决意弃其所长之近代史，而专治荆楚历史地理，只是说：“经过仔细考虑，我终于决定自己今后‘定向’搞历史地理。”（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先生当年究是作了哪些“仔细考虑”，已无以详知。然就时势与情感两方面揣测，或不外时势不宜、情感不便两端。自此之后，先生浸淫于荆楚史地领域垂半世纪，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终得于此冷僻荒野中垦出一片田地，虽非良田美畴，亦足自存自立，且得培育弟子，开拓新地。
先生在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创获，大致可别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围绕先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地望问题的长期探索，其成果集中在《新探》一书中。是书共收录先生自1956年至1987年30 余年间所撰写的13篇论文，每篇都以传统解说体系的一个分支系统为对象，都是独立的学术论文。但又彼此呼应，形成完整的论证体系。其主要内容是：探讨先秦至六朝以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为中心的古代荆楚地区历史地理问题。从探讨中，提出了不同于流行说法的一系列新解，即：先秦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齐、梁（下至梁末）江陵城，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长江边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原江陵县）境内，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省宜城市南境；与此相适应，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着名的山川城邑，如古荆山、景山，古沮、漳二水，楚鄢都、汉魏晋宋宜城县，临沮、当阳、枝江等县，也都在汉水中游西面的今蛮河流域及宜城平原上。换言之，楚国以及此后七百年间直至梁陈之际的荆楚地区重心所在，乃应位于汉水中游地带，而非如隋唐以来千余年间逐步形成体系的传统说法所云，在长江沿岸和江汉平原的水乡洼地。问题的核心乃在于楚郢都、秦汉江陵城当在今宜城南境之楚皇城遗址，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江陵纪南城遗址。
这是先生关于荆楚历史地理之新解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先生费力最巨、用时最久的研究课题。因此，《文集》选录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共包括8篇论文，即《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古邓国、邓县考》、《楚都丹阳地望新探》、《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以及《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都是先生的代表作。
第二部分，是有关古云梦泽问题的讨论。关于古云梦泽，流行说法向来都认为是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的一个古代大湖，或一大片湖群沼泽的总称。先生则在考察历史文献中一系列有关记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发现：前人对古“云梦”地望的解释，因时而异，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较古的原始材料看，古代云梦泽实际上并不像今人所说的那样大；不同历史时期的云梦泽也并不是始终位于同一地点，而且同一时期也往往有不止一处被叫做“云梦泽”的地方，但通常只有一个较为着称。具体地说，（1）先秦至汉初的古“云梦”实位于汉晋江夏郡云杜县境，即今京山、钟祥间，大致相当于今溾水中上游温峡口水库一带，这是最早的“云梦”所在。（2）汉魏六朝时期着称的华容云梦泽（又名巴丘湖，即楚国的“江南之梦”）则当在汉晋南郡的“江南”地区，即汉水中游以西的今钟祥西北境，蛮河南面、浰河北面的沼泽洼地上。（3）唐至北宋时着称的安州云梦泽则在今安陆市至云梦县境。这三个云梦泽分别在三段不同的历史时期着称，其他与之同时的云梦泽则由于各种原因，或者尚未受到普遍重视，或者已渐趋衰微，终致消失，而鲜为人知。自唐以后，由于人们企图按照当时人的传统解释（其中包括未能鉴别以伪乱真的史料而造成的误解），以兼容并包的方式来协调、统一有关古云梦泽地望的各种矛盾说法，遂致把云梦泽越说越大，形成“跨江南北”的大云梦泽说。
先生关于古云梦泽问题的论点和主要论据，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已初步形成，在“文革”的间歇期间，又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开始系统化，写出了详细提纲。但直到1978—1979年，才有条件写成题为《古云梦泽故址新探》的初稿。后经修改，别为四篇论文，即《先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新探》、《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先秦“江南之梦”）故址新探》、《唐至北宋时着称的安州云梦泽》及《统一的“大云梦泽说”之形成与演变》，与蔡述明先生从自然地理角度探讨古云梦泽的五篇论文合在一起，以《古云梦泽研究》为书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这四篇论文单独成一系列，而《古云梦泽研究》一书印量很少，现已难见到，故《文集》将之全部收入。
第三部分，是关于六朝时期荆楚地理的探索。这一部分既是有关先秦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地望考察的直接延续，又相对独立；其观点虽形成较早，而成文则基本在先生晚年，即1993年至2003年十年间；其成果集中在《新探续集》中。其核心是古夏口城地望，“赤壁之战”军事地理，古湘、资、沅、澧与古夏水等古代荆楚地区的重要河流之所在，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三国“夷陵之战”军事地理等问题的探讨。主要观点是：三国至齐梁时着称的古夏口城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武汉市，而当在汉水中游东岸、今钟祥市城关一带或稍南；古华容县、汉末三国巴丘城晋宋齐梁巴陵县等古城邑也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湖北省监利县和湖南省岳阳市一带，而当在今钟祥西北境。与此相联系，着名的赤壁之战的战场也不在今湖北蒲圻市西北境的长江东南岸，而当在今钟祥市西北汉水东岸、中山口南的碾盘山附近。湘、资、沅、澧四水（以及与四水有密切关系的洞庭）的名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相沿至今；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位置却有相当大的变化，并非一直是指今洞庭湖系的同名诸水。
由于《新探续集》出版未久，故《文集》仅选录了其中的《“赤壁之战”军事地理新探》、《古夏口城地望考辨》、《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新探——附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辨析》以及《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地理面貌的巨变》等四篇论文，同样重要的《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等文则因篇幅过大而未予收录。
第四部分，是开辟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演变、经济开发以及武汉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先生在研究先秦至六朝荆楚地理时，还密切关注唐宋以后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变化。在探讨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地理变化时，他发现垸田的兴起是其中的重要关键。为此，在讲授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课时，曾系统讲授垸田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1981年武汉大学油印本），后来又指导研究生从事这方面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同时，先生又提出，应开展武汉历史地理的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多以讲义与课题论证形式出现，专门论文不多，所以《文集》亦仅收录了迄今见到的两篇文章，即《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与张国雄合写）及《关于提出“历史时期武汉市一带地理变迁”研究课题的一些想法》。
除以上四部分外，先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还有两方面内容，因篇幅限制，《文集》中没有反映。
一是关于古巫、巴、黔中及百濮地望的考辨。流行说法向来将古巫、巴定在今长江三峡至重庆地区，以与主张古郢都、江陵在长江边今荆州市境内的传统说法相配套；古黔中地望，则一向定在今湘西、鄂西南一带。先生经过认真辨析，认定先秦时期的巴、巫、黔中均当在汉水上中游地区，其中古巴国当在今陕东南安康附近；楚巫郡当在今鄂西北竹山、竹溪与房县间，巫地（古巫中）的范围则继续向东包括今保康、南漳乃至宜城西南境；楚黔中郡则当在今豫西南丹水中下游西面的淅川、内乡以及鄂豫陕三省交界的汉水两岸；秦灭楚后设立的扩大的黔中郡则包括楚黔中郡、巫中以及“江南”（今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关于百濮地望，则主要有“江汉以南”说，云南、川南说，川东说及川西说。先生认为，百濮当在楚的东南方，今枣阳市境桐柏、大洪两山脉的山区丘陵地带；而与百濮关系密切的麇之地望也不出随枣走廊西口外、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西北岸地（见《新探续集》所收之《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春秋“百濮”地望新探》）。
二是关于古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及芍陂（安丰塘）这两大古代着名水利工程的研究，即《古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境考辨》、《关于芍陂（安丰塘）和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始建问题的一些看法》两篇论文（均收入《新探续集》）。前者主要是考定古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的位置，认为古期思陂即《淮南子·人间训》所记之期思—雩娄灌区，当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境，与古芍陂（今安徽寿县南境之安丰塘）灌区是地望截然不同的两处水利灌溉区。《淮南子》所记“期思之水”灌溉的“雩娄之野”是在今固始县东南境、史河北流出山之后的平野地带，即汉末、三国至唐宋时的茹陂，明清时着名的“百里不求天”灌区所在。后一篇论文则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辨析芍陂与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子思造芍陂”之说，是今存有关主持兴建芍陂者的最早记载，其事当在当在楚顷襄王（庄王）时；期思陂（期思—雩娄灌区）的创建，应比芍陂早，故淮河流域最古的水利灌溉事业应是期思陂。
先生一生的着述，不算多。据不完全统计，除主编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外，先生迄今公开发表的论着大约有120万字（先单篇发表后收入《新探》、《古云梦泽研究》与《新探续集》者，不重复计算），其中《新探》43万字，《古云梦泽研究》上编约8万字，《新探续集》34.5万字，《甲午》20.8万字，构成了先生论着的主体。本《文集》所收大约80万字，约占先生全部已发表论着的三分之二。除已刊论着外，先生还有已形成定稿的《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年油印本）、《湖北古代地理概述》（油印本，未署日期，大约在1974年前后）与《历史地理史料学》（稿本，大约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屡有增改，今见本大约为1993年修改本）等。无论怎样理解，作为一个学者，先生的着述确不算很多。其原因固然主要在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方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先生将很大精力与时间花在社会工作上，但他所从事的古代荆楚地理研究将千余年来流行的传统说法做了一个大翻案，而传统说法又是经过长期复杂过程而形成的体系，绝非轻而易举即可触动的——人们也许不难从这个体系中找到某一个突破口，不过当意图由这一点出发而从这个体系中走出时，就会发现，几乎处处都有一套分支解说系统挡路，颇难由此脱身，只有经过由微观而宏观，又由宏观而微观的反复研究，切实把握传统解说体系在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原委，并逐步探索出一套与之不同的相应的解说体系，然后才有可能突破传统解说体系并取而代之，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研究课题的难度与遇到的阻力之大，均超出了先生最初的想象，以致使他无暇分身，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
四
石先生所提出的有关古代荆楚地理的新解，由于对传统说法有很大突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石先生几乎是一个“孤立派”。对他的新说，一些学者曾目为奇谈怪论，在不了解其体系全部内容、甚至未阅读其着作的情况下，就依据流行说法全盘加以否定。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石先生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的冲击，在很长的时间内处境颇艰难，再加上学术观点得不到学术界的一般承认，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外人看来，石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坚持得近乎固执，但是，这种坚持正是以坚实的科学根据为基础的。石先生常说：做学问就要敢于立新说。如果人云亦云，翻来覆去地“炒现饭”，那不是学问。而如果认定自己的观点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就要持之以恒，不屈不挠。治学如此，做人也是这样。治学要有所持，做人要有所本，这“所持”与“所本”，大而言之，就是一种信仰，失去了它，治学和做人就会失去根本和目标。先生常常谈及个别青年学者，头脑灵活，但不肯下苦功夫，抄抄写写，就是一篇文章甚至一部书。表面看来，成果很多，但中心空空，又无新义可供坚持，转眼之间，就可能另有“新见”。先生要我们以此为戒。
我于1989年硕士毕业后，即留校进入石先生主持的历史系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1996年改名为“历史地理研究所”），后又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即为先生确定之《汉魏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地名移位之探究》（武汉大学，1995年）。1993年起，我开始兼任先生的学术助手，起初帮助先生打理些杂务，抄抄写写；逐渐帮助先生整理部分文稿、收集资料，特别是协助先生整理、修改《古云梦泽研究》与《新探续集》，尽了一些微薄之力。先生晚年的大部分论着，大都是我在电脑上打出来的，当然会读过很多遍，应当说是很熟悉。所以，我时常会被学界同仁乃至前辈问到对先生新解体系的看法，而我又势必不能以“不懂”或“不治此一领域”而回避发表评论，特别是当前辈垂询时。然学生评价老师，固有诸多不便处——且不说“子不言父过”、“为尊者讳”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既便是在遣词造句上，分寸之把握也很难恰如其分。然回避终不是久长之计，与其支支吾吾，闪烁其辞，倒不如平实直白地说出来，反省却了诸多麻烦吧。
坦率言之，我对先生以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之定位为核心的有关古代荆楚地理的新解体系是存有疑惑的，现在还有，有不少。诸如：
（1）西汉南郡领江陵、临沮、夷陵、华容、宜城、郢、邔、当阳、中庐、枝江、襄阳、编、秭归、夷道、州陵、若、巫、高成等十八县，户125579，口718540；东汉南郡领县无郢、高成二县，而增很山县，共为十七县，户162570，口747604。（《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南郡”，《续汉书·郡国志四》“南郡”。）按照先生的新解体系，两汉南郡所属各县均在今襄阳南境、宜城西境、南漳北境与钟祥西北境的汉水西岸地，其中今襄阳县南境（汉水以南的襄樊、襄阳县地）有襄阳（在今襄阳，与传统说法同）、中庐（在今襄阳县西泥嘴镇）与邔（在今襄阳南境之欧庙镇附近）三县；今宜城县的汉水西岸地则集中了江陵（在今宜城县南之楚皇城遗址，即先秦楚郢都原址）、宜城（在今宜城县北境与襄阳县交界处之小河镇附近）、郢县（在今宜城县郑集乡东南之郭海营、郝家集一带）、枝江（在今宜城南境璞河镇南，今蛮河入汉处）、当阳（在今宜城县西、朱市南之石灰窑、七里岗一带）、巫（在今宜城西南境刘猴集附近）等六县；今南漳北境则有临沮（在今南漳西长坪镇）、夷陵（在今南漳县东武安镇附近）、夷道（在今武安镇东十余里处）、秭归（在武安镇东南、安家集北）等四县；今钟祥西北境之胡集、双河二乡镇地，则有编（在今钟祥胡集镇北）、华容（在今胡集镇东，编县南）、州陵（在胡集附近）、高成（当在今双河镇乐乡关附近）、若（在今钟祥双河镇丽阳驿附近）等五县（均见先生有关着作）。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集中了如此多的汉县，每一汉县所辖地域几乎不足现今之一个乡镇（特别是在钟祥西北境），县邑之密度甚至超过了陵邑密布的关中地区。何以会出现此种情况？南郡所领各县即集中于此一狭小地域，在此地域之外的广大地区又由何种方式加以控制？或者竟完全属于蛮荒之地？
（2）关于古江陵与周围各地间的里数问题，先生认为，古代荆楚地区古里与今里的比例大约是3：1，即古里三里约相当于今里一里，并举出了大量证据。其说不易反驳，但《三国志》记赤壁之战前，曹操亲率精骑五千，急追刘备，“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以古今里之比为3：1计算，则曹操精骑一日一夜所行不过今之百里，何得谓为“精骑”“急追”？最为重要者，《宋书·州郡志》记荆、郢、雍三州及其所属各郡去京都（建康，今南京）之水陆里程及各郡与州治间水陆里程甚悉，所记里程之标准亦大致一致。其中荆州（亦南郡治）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所领之南平郡（治江安）去州（荆州）水二百五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天门郡（治澧阳）去州水一千二百，陆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五百；宜都郡（治夷道）去州水三百五十，无陆，去京都水三千七百三十；巴东郡去州水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六百八十；汶阳郡（治僮阳）去州水七百，陆四百，去京都四千一百；建平郡（治巫县）去州水陆一千，去京都水四千三百八十；永宁郡（治长宁）去州陆六十，去京都三千四百三十。郢州（治江夏郡）去京都水二千一百，其所属之竟陵郡（治苌寿）去州（郢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三千四百；武陵郡（治临沅）去州水一千，去京都水三千；巴陵郡（治巴陵）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雍州去京都水四千四百，陆二千一百。如按流行说法，将宋齐时的荆州定在今江陵，郢州在今武汉，雍州在襄阳，南平、天门、宜都、巴东、建平、汶阳、永宁、竟陵、武陵、巴陵诸郡治分别在今之湖北公安县南、湖南石门、湖北宜都、重庆奉节东、重庆巫山、湖北远安西北、湖北荆门北、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湖南岳阳，则《宋书·州郡志》所记之水陆里程均能大致相合，且里数与今之水陆里数亦大致吻合。然若据先生之新解，却多有不合。特别是雍州之在今襄阳，先生新说与旧说相同，而《宋志》记雍州去京都水四千四百，荆州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若荆州治（江陵）在今宜城南境，其去京都水路与雍州去京都水路均走汉水，二州之间何得相距千余里（即便按先生的古今里为3：1计算，亦有今里三百多里），而今宜城去襄阳水路仅得百余里。又按先生之说，郢州治夏口在今之钟祥，其去在宜城南境之荆州江陵水路不足百里，而《宋志》所记二州水路里程竟相差一千二百八十里（以古今里之比为3：1计，亦有四百余里）。其各郡治与州治之间的水陆里程亦多不能相合。《宋书·州郡志》向称精审，先生亦不疑其伪误，那么，如何解释《宋志》所记荆楚地区的水陆里程与先生新说之间的矛盾呢？（关于此点，何德章先生《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二则》（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4页）曾有简略揭示，我也曾与何先生就此交换过意见。我虽注意到何先生之论仍有部分误解或粗略之处，但所论确是先生新解体系的“软肋”所在，却是不能不承认的。）
（3）《晋书·文苑传·庾阐传》（卷92）记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庾阐出任零陵太守，入湘川，吊贾谊，其辞曰：“ 中兴二十三载，余忝守衡南，鼓栧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过洞庭，涉湘川而观汨水，临贾生投书之川，慨以永怀矣。及造长沙，观其遗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东晋零陵郡治在营水（今潇水）入湘水处（今湖南零陵）。庾翼自建康赴任零陵，先经巴陵，过洞庭，然后入湘川。又，《梁书·张缵传》（卷34）记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年），张缵为湘州刺史，回京述职之后归湘州，于途中作《南征赋》，述其旅途所经甚详。他由建康西上，泝金牛，睹灵山，睇赭岑，瞻鹊岸，息铜山，望南陵，入雷池，眄匡岭，途乎鄂渚，入郢城，临赤壁，然后，“望巴丘以邅回，遵洞庭而敞怳，沉轻舟而不系，何灵胥之浩荡。眺君、褊之双峰，徒临风以增想。偿瑶觞而一酌，驾彩蜺而独往。”按照传统解释，郢城（郢州）在今武汉，赤壁在今蒲圻，巴丘（巴陵）在今岳阳（洞庭湖在其西），则由建康至湘州，正是经郢州上溯，在今岳阳附近（流行说法定古巴陵在此）转入湘水，可以通解。如按先生之新解，古夏口（郢州）在今钟祥，巴陵（巴丘城）和洞庭均在今湖北钟祥西北境，则庾阐、张缵是溯江到达今武汉附近后，又进入汉水（而不是继续沿长江西上），沿汉水至今钟祥西北境之巴陵（巴丘），复南行，渡过长江，才进入湘川，入今湖南省境。这无疑是绕了一个大圈子，非常难以理解。而且由今钟祥西北境之巴丘，如何又有水路南与长江相通，更得入湘川，亦不能解。这两条材料虽出自唐人所修之《晋书》与《梁书》，但均为采录原文，很难遽然断其为伪；然若谓当时建康与湘州间的交通确实如此迂远，又实于情理难通，且难明所以。
此类疑惑，还有不少，兹仅能举其荦荦大者。1994-1995年间，我借居先生家中，常与先生作中夜之谈，因有机会就这些疑惑向先生请教。先生对此都作了回答、解释，如谓先秦至齐梁间荆楚中心地带（襄阳、宜城一带）周边的丘陵山地当为蛮人所居（东汉末至六朝时荆雍州蛮大起，亦说明此前长江中游丘陵山区多有蛮族，惟未得见于记载而已），其东之平原湖区则为沼泽沮洳之地，尚未开发；长江中游的水路，直到近代，仍常经行于江汉平原腹地的较小河道（如沌水、长夏河及鲁洑江等，亦即南宋时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所记之途），以避开洞庭湖入江之处的风波险恶，等。但先生的解答并未能完全解除我心中的疑惑，故至今仍常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先生在《新探》“自序”中曾提出评议其新解体系的三个原则，他说：我衷心希望读者尤其同行们就以下三个层次，予以严格的审查：（1）我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有不可信靠的？如有，请批驳。驳倒了，其他建基于此的新解也就站不住了。那就只有放弃自己的看法。（2）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那么，我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如有，也足以影响全局，甚至可以推翻新解，那就欢迎指出，并请见告：正确的理解应是什么？（3）如果我对材料的理解也不误，那么，是否在运用方面有问题？比如：是否有片面性？是否有移花接木现象？如然，正确地运用这条材料，应是怎样？在这三个层次中，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
实际上，这三项原则是评价历史研究中任何观点、见解的普适性原则。迄今为止，我虽然心存疑惑，但在先生的新解体系中并未发现或找到违背这三项原则的证据。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也未见到学界同仁、前辈在这三个层面上对先生新解体系的批评。特别是对先生引为关键性证据的关键性材料，如《世说新语·言语》“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条刘孝标注所引盛弘之《荆州记》关于“荆州城临汉江”的记载，不同意先生之说者亦只能避而不谈，无人敢轻予否定。因为我迄未发现足以从根本上否定先生新说的证据，也未见有学界前辈指出这样的证据，所以，迄今为止，我在总体上对先生有关荆楚地理的新说是认同的，我认为这种方向是正确的。这并非因为我是学生的缘故，更重要的是，这应当是一种科学态度；而且，我也反对不了——没有证据足以从根本上推翻先生的新说，至少，是我没有见到这样的证据。看来，问题的最终解决将有赖于“锄头”了——如果宜城楚皇城遗址最终得到考古发掘，并最终被证明其为先秦楚郢都、秦汉江陵城，那么，自唐以来关于楚郢都、秦汉江陵城在今江陵纪南城遗址的所有“证据”也就不成其为证据，而成为谬误了，而先生之新说亦可得最后之证明；反之，若楚皇城遗址最终被证明不是楚郢都、秦汉江陵城，而江陵纪南城遗址却得到了此种证明，则先生之新说及其论据自然会土崩瓦解，无以自存。然则，在未得此种证明之前，科学的态度惟有两存之，且不宜抑此扬彼，遽定是非。
然则，先生的新说一提出来，就遭到很强烈的反对，迄今仍被视为“异说”，能认同其说者很少，而真正在学术层面上撰文论证其非者，却又微乎其微，其故何在？事实上，先生的着述不太好读，其论证繁复，考定周密，行文谨慎，而所考之山川城邑又大都较小，声名不着，不详知荆楚山川地理者，读来往往如坠云雾之中；先生又常综合使用先秦至六朝乃至唐宋明清史料，所涉及之史事纵横千余年，而其于史料之剖析、辨别又细致乃至近乎琐碎，致行文给人以繁冗之感；且几篇关键性论文，如《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等，均长达七八万字，读起来至为吃力。因此，即便是石门弟子，也并非都可以通读先生的所有着述，往往撷其与自己所治相关者加以研读。一般读者，大约皆略览其“自序”与相关篇章的结语部分而已。因此，大多对先生之说持反对意见者，其所以反对之缘由，大约都是认为：先生之说，不合情理。如上文所举我对于先生新说表示疑惑之理由，亦为从“情理”出发言之。而所据之“情理”，则为“今人之情理”，亦即今人根据今天的地理观念以及对史事之理解而得出的“情理”，而绝非“古人之情理”也。如上举庾阐、张缵之自建康赴湘川，我曾以“如按先生新说，则绕道迂远、不合情理”询诸先生，先生即反问：汝非庾阐、张缵，安知其时之人以迂远为累，不以覆舟之风险为畏？我当时的回答，也只能是：多走点路、累点没关系，还是命要紧些。陈寅恪先生尝谓：
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着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思，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7页。）
此即陈先生所揭橥之“同情之了解”。其所针对者，固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然实可视为对待古人之所有立说乃至空间观念的普适性方法。盖吾人今日论古代空间观念与地理问题，决不可纯以今之空间观念与地理知识为标尺，以论其是非、衡其合理与否，而应准之以古人所处之时代下的认知水平与空间观念。石先生年轻时即颇得义宁之学的精要，其早年着作《甲午》论晚清清浊派之是非得失，即颇能“设身处地”，与晚清之“局中人”“处于同一境界”，得其“情理”而论之。此点于先生有关荆楚地理的论着中迄未曾有明言，然观其文，则在在有之。如先生分析楚昭王自郢奔随路线，谓：“如按流行说法，楚昭王等已西涉雎水，南渡长江，辗转于江南湖沼地区，又怎能在吴师占领郢都（流行说法认为是在今江陵城北纪南城遗址）之后，正在到处捉拿楚王之时，却又北来，再过长江，进入吴师控制的地区，跑到今钟祥附近的成臼去渡汉江奔随？”（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见《新探》，第392页。）先生文中此例甚多，不具举。而此种方法亦适用于我们评论石先生的新解体系：欲论先生新说之是非，必切实了解先生所据之材料、推论之过程，明其所以不得不得出此种结论之原因，“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简单地以“不合情理”四字而否定之，又如何能先生信服？！
五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除了偶尔谈起他一直未能定稿的《“赤壁之战”地理新探》外，很少谈起荆楚历史地理问题。曾经有两次，先生很困惑地问我：“大家都说我的研究方法很好，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又不承认我的结论呢？难道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做研究，得出的结论竟是错误的吗？”先生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迄今也回答不出。那么，先生的研究方法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我最大的感受是先生对文献在根本上有一种自觉的怀疑精神——任何文献都是不可尽信的，必须弄清其渊源来历，认真加以鉴别、核实，才能引以为据。此种精神，直接来源于陈寅恪先生的教诲，已见上引《甲午》之“自序”。注重对史料的鉴别，可以说是先生治学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有关古代荆楚地理之新解体系的立基点。他在探讨古代荆楚地理问题时，主要依靠先秦文献以及汉魏六朝（到齐梁时）人的注释，而对于唐初以后的历代学者注释及有关史料则较少引用，偶尔用之，亦必持慎重态度，以能与先秦记载及六朝古注相印证为原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研究探索中发现：有关古代荆楚地理的文献，按照其渊源线索，可以区分为作于先秦至齐梁与作于唐以后的两大类；两类文献记载之间有矛盾，而每类文献内部却可以找到一脉相承的关系，不同层次之间亦可大体相通。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梁、陈及北齐、北周诸史皆无地志；后梁是西魏、北周、隋的附属藩邦，图籍史册更少流传；《隋书》诸志虽曾以《五代史志》为名单独成书，但其《地理志》还是以隋代的地理区划为主，其在荆楚地区范围内所记载的梁、陈以及后梁、西魏、北周等辖区诸郡县的地理沿革和治所的迁动，往往很不完整，疏误亦多，常有模糊不清以至自相矛盾之处。后此的唐人着作，在注释前代地理时，也往往习惯于以唐代同名的州（郡）县和一些相关的山川城邑湖泽等的地望来解释、比附六朝时以及前此的同名故址。日久之后，约定俗成，竟被视为定论，但实际却往往同汉魏六朝人的旧释很不一致，从而去史实更远。现今的流行说法关于古代荆楚地名定位的主要凭借，是唐宋以来直至明清的历代注释，而这种说法无论在史料依据上，还是从科学规律上看，都存在着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先生就澄清了原始材料方面受到的千年蔽障，显示出六朝梁末以前一系列古记载之间彼此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而唐宋以来诸多矛盾混乱的地名定位与解释，在还它本来面目之后，也就各得其所了。
先生有一种遵守文献学“纪律”的自觉意识，从不给自己留下随意的余地。在史料面前，他一贯严肃认真，对于互相矛盾的说法，从不调和弥缝，而是清醒地承认它、分析它，以求说明它的所以然。他的这种态度，在面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权威时也无所改变。例如，郦道元无疑是古代地理学的一大权威，他所着的《水经注》是一部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历史地理文献。但此书中经窜乱，讹误亦复不少，其中关于荆楚地名位置的记载，有不少同汉魏六朝时的其它记载不合，而与唐宋以后的流行说法倒是相符，并经常被流行说法引为证据。对此，先生的原则是：只取其能与齐梁以前其它较可靠的古记载相印证（至少不相矛盾）的部分，而对其中与同时代及前此的其它可靠记载不一致处（也往往是今本《水经注》本身自相矛盾之处），则宁可舍弃，决不轻用，因为这部分材料很可能是后人据后世的地理观念加以“订补”（实为窜改）后的产物，而非《水经注》原有的内容。
先生治学，深受寅恪先生的影响。义宁之学，善于从表面上似无牵涉的各种现象之间，看出其相互联系与因果关系，从而发现重大问题，并做出有说服力的诠释，往往从极常见的史料中分析出使人出乎意料继而又感到理所当然的独到见解。这对先生学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都大有启迪。先生时常要求我们，对一些通常人们视为当然的说法，多问几个为什么；遇到显然存在矛盾、但又通常被忽视或避而不谈的问题时，更不能轻易放过，而要下功夫探明究竟，弄清真相。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而怀疑的目的在于“求真”，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而此种怀疑精神，又正是对陈寅恪先生在治学中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实践诠释。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先生对等历史问题的历史主义态度，即将历史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而尽可能排除个人好恶等感情因素之干扰，力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公正客观之论述。此点在《甲午》一文中有最好的体现。即便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先生也力图贯穿此种原则。先生最初进入荆楚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时，本想只探讨以楚郢都为中心的楚国历史地理问题。但具体着手后，就发觉不能仅限于此，必须与汉魏六朝时期的后继城邑和相关的山川湖泽等相结合，因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楚国地理，处处离不开汉魏六朝人的注释，而这些古注以及其他相关的地志、地记等都是用当时的地名来为楚国故地定位，也就必须对这些有关的汉魏地名进行定位，弄清这些地名在今何处，然后才能进而论证当年楚地的今址。总之，在为历史上的地名定位时，必须弄清其沿革关系，然后汇集不同时期的有关材料，前后互证，这样才可使古地名定位的依据更为充分。即以楚郢都为例：所有汉魏至齐梁的有关注释都认为楚郢都就是汉江陵城和魏晋宋齐梁时的纪南城（在当时江陵城稍北处），因此，要弄清楚郢都地望，就必须也要连带弄清秦汉江陵城、六朝（下至梁末）的纪南城和江陵城地望。所以，对于楚郢都的定位，就要首先追踪其后继城市──秦汉时期的江陵，随后注意到三国时吴迁江陵与东晋中期桓温新建江陵城皆距江陵（即古郢都）不远，此后历宋齐直至梁末，江陵城址更无变动。当先生继续下追的时候，就发现江陵在隋末唐初已确定在长江边今荆州附近了。迁徙发生于何时？史无明文。在对梁末至隋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背景作了具体分析之后，先生终于推定：原江陵城毁于被西魏攻破之后，迁徙发生于萧詧建立后梁小朝廷之时。除楚郢都、江陵外，对其他许多古地名，先生也都做了结合历史背景的连续追踪。显然，这种研究方法，将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研究者的主观随意性。
第三点，是重视实地考察以及文献研究与考古学成果的契合，充分使用考古学与地理学研究成果，注意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先生常常引述侯仁之先生早年对他说过的话：研究历史地理，光靠文献史料不行，必须进行野外考察，那里往往有很多古代遗迹，可向我们提供书本上没有的很有价值的第一手物证。先生一直非常注意考古学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争取他们的帮助，迄今在这方面已得到不少有力的支援和配合。同时，他也尽可能地到实地去进行调查，依据各种有关文献提供的线索，既作地形地貌的观察，又作遗址与文物调查，还了解民间关于古迹的传说。这些第一手材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先生非常重视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结合。他有关古云梦泽问题的探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历史地理学从根本上说是用历史方法与地理方法去探索历史时期地理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将两大学科的思想方法融会贯通，是历史地理研究者经常思考的问题。先生与蔡述明先生合着的《古云梦泽研究》一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分别从历史文献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独立研究，得出了不谋而合、相得益彰的共同结论。历史文献研究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相互结合的巨大功用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在研究中注意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说起来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很难。这就需要广泛的知识面，而且绝不仅限于泛泛地了解，而是较全面地学习。先生本来并无考古学与地理学的知识背景，为弥补此种缺失，他下了很大功夫，基本上达到了专业水平。在我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后的第一次谈话中，他就对我说：博士生就是要“博”，要有意识地、自觉地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为此，他为我创造了很多难得的条件，让我能有机会学习一些现代地理学的知识与方法。他还时常提醒我注意向考古学出身的师兄们学习考古学知识，积累考古经验。虽然我对地理学与考古学只学了些皮毛，可能连皮毛也未曾触摸到，但对自己的学习与研究仍有很大的助益。
先生虽然特别强调治学要“从小处入手”，要为“专而精”之学，但也特别重视“从大处着眼”的问题。虽然迄今为止，先生在古代荆楚地理的研究领域里所做的大量工作，是考订史实，表面看来，是一些细小的具体问题，但从其着作文章中，仍不难见出其小中见大、见微知着之旨。他曾多次和我说过：历史上的问题很多，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研究、可以研究的；要抓核心问题、关键问题，解决了这样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其他相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顺理成章了。
先生的治学方法，还有许多方面，此处所谈，仅为我个人感受最深的三方面。近年来，我颇着意于文献的解读，力图从何人所撰、为何而撰以及为何人所用等方面辨析古代文献（特别是近年所接触的民间碑刻资料）的功用与意义，强调将历史记载置入特定的时空之下加以认识；亦力图将文献研究与地理考察、人类学田野考察相结合，探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的途径（虽然尚未找到这样的途径），虽然也是受到近年一些学术思潮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源头，却是先生的教诲。这里绝无打先生旗号给自己壮声势的意思，只想说明：先生的思想方法，对我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我的很多想法与努力，都源于先生。
六
先生晚年，喜谈晚清与民国史事、掌故，亦颇注意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曾数次与我谈起北京大学的青年才俊茅海建先生所着《天朝的崩溃》，言下推崇有加；对他晚年培养的博士生袁为鹏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有所造诣。先生对着名近代史家章开沅先生所主持之教会大学的研究亦非常有兴趣，谈起当年他所就读的燕京大学来，更是滔滔不绝，刹不住车。他不仅不太谈荆楚历史地理方面的话题，也不太谈及他多年负责的湖北“民进”了。我曾经问起先生对“民进”、政协是否还非常关心，他微笑着摇摇头，又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感觉（也许不对），先生晚年，一步步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那位活跃在燕园的青年学子的身影，又隐约显现在已步履蹒跚的先生身上了。在“脑栓塞”和“帕金森综合症”的双重折磨下，先生的话越来越少，到后来，一向健谈的先生再不开口，总是默默地坐在椅子上。
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青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岁月是在北京度过的。我不太了解先生早年的生活，也不知道他何以于1954年携李先生一起从北京调到武大工作。从1954年至去世，先生在武汉大学工作、生活了50年，并最终以治荆楚历史地理而名家。然先生很少谈及他到武汉工作后的事情，即便是在晚年追忆往事时，“武汉阶段”也很少被说起，我也从未问起过。所以，我对先生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前三十多年，除了其学术研究外，竟一无所知。这次编集先生《文集》，要附一份先生的年谱，我实在无法做出这个年谱，只能仿“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中《梁方仲文集》所附“梁先生学术编年”之例，做了一份先生的学术编年。
有一次，先生和我说起王粲（仲宣），曾翻开《六臣注文选》（卷23），一起吟读两首《七哀诗》，其句云：
荆蛮非吾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岗有余暎，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猨猴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行。
先生与我读这首诗，是论及汉末北人之南来及当时荆楚地区之生存环境。先生当然不是当年的王仲宣，今日之荆楚也早已绝非蛮荒之区，但我总觉得，先生虽然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他终未融入武汉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之中。先生生前即与李先生商定，身后将骨灰携回北京。李先生决定，明年清明，将先生骨灰安放在北京西山的万安公墓。先生又可以回到他年轻时的朋友们中间了。只是京华冠盖如云，我们想去看看先生就难一些了。
先生是2005年5月4日夜11时10分辞世的。先生女儿石莹女士、杨果、徐少华教授与我闻讯赶到医院时，已是11时40分，先生早已走了。我在医院的走廊上徘徊，反复吟颂魏武王《短歌行》中的诗句：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时已入夏，我痛切地感受到失去良师的空落与孤寂。现在，时间已过去了两个月，这种空落与孤寂感不仅没有衰减，反而越来越明晰、强烈，使我在武汉的盛暑中感到如处寒冬大漠一般的凄冷，还有迷茫。
2005年7月4日晨
作者：鲁西奇，江苏东海县人，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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