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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简介

【数据库】1999年
【文献号】3442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30～32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复印期号】199908
【标题】《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简介
【作者】吴越
【正文】
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作为东北区域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之一，冯季昌先生所着《东北历史地理研究》已于1996年10月由香港同泽出版社出版。全书35万字，共分七章，系由七个不同的专题研究组成。第一章“东北地区历代行政建置”研究了东北行政建置的起源、古代东北的民族建置、东北历代行政建置的特点、明代辽东都司卫所体系和满人入关以前的八旗制度；第二章“辽宁地区建置沿革”按时代先后研究了历朝在辽宁的行政区划及其变迁状况；第三章“东北名山大川的变迁”概述了长白山、医巫闾山、千山的名称沿革和辽河、浑河、太子河的历史演变情况；第四章“东北的经济开发与历史经济地理”着重研究了古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和民国、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第五章“东北古代民族与民俗”探讨了契丹、锡伯二族的起源，东北古代民俗的产生和发展，民俗的相似、差异、变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第六章“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则按时序研究了该地沙化的全部过程；第七章“东北地区森林的利用与变迁”探讨了渤海国以降东北地区森林的开发、利用、砍伐、恢复、破坏、保护状况，考述了近代初期48处窝集（大森林）分布，揭露了沙俄和日本对我国东北森林资源的侵略和掠夺，研究了近代东北的林业发展及其对森林的影响，并对东北森林变迁的未来态势作了必要的展望。通观全书，在与现有成果的比较中，笔者认为具有以下四方面的价值：
一、对上古东北州制进行考辨，澄清了古今论着中一些相沿已久的错误。关于东北行政建置的起源，《尚书》的《尧典》、《禹贡》二篇和《周礼》、《尔雅》、《吕氏春秋》等古文献均有九州、十二州的记载，传统认为其中的冀、青、幽、营诸州均包括或涉及东北的部分地区，明《辽东志》、《金辽志》、清《盛京疆域考》、《全辽备考》、金毓黻《东北通史》、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等古今论着均持这种观点，以致当代编纂东北地方史志时也大多因袭此说，认为东北的行政建置起源于夏代或者更早。作者从产生州制的社会历史条件、古文献的成书年代、所述州制的疆域、十二州的来历、东北考古遗存等角度进行了缜密的考辨，认为夏商周三代“九州”只是一种后人虚构，是战国时期的一种理想区划，根本不是什么行政区划，所谓“十二州”则更是杂取西汉制度后出现的，因而指出：“不能将传说当作可靠的史料而误信州制之设，将其引入今天我们编写的史志中去”（第7页）。 九州州制之出于伪托，顾颉刚等先生早已作了揭露；但具体到考辨东北的上古州制之非，则是作者的首创（十年前作者承担《东北历史地理》第二编第三章时已持这种观点，今辨析得更加详尽）。
二、注重东北地方民族的政区建置研究。以往论着论及东北建置沿革时，往往只重视历代中原王朝在东北设置的行政区划和地方政权沿用汉制所设府州县的研究，对于夫余、高句丽、契丹、女真的民族建置则很少问津。这种只重共性、忽视个性的偏见，导致对东北建置沿革研究出现了许多时间、地域上的空白。因此，作者重点研究了夫余、高句丽前期的邑落制度、高句丽后期的城邑制度、契丹的属国属部与头下军州、女真的猛安谋克与八旗制度，认为邑落制作为地方民族建置而发挥了历史上应有的作用，城邑制是东北民族自设比较正规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始；见于《辽史·百官志》的87属国、69属部是契丹头目制与唐代羁縻府州制度相结合的产物，而头下军州则为头目制与中原州县制相结合的产物；原先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制度，在金朝统一东北乃至进军中原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地方行政建置机构，认为“猛安谋克是和州县制并行的一套建置机构，是金代东北建置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0页），八旗制度也早在清入关前就已成为统辖东北各族的民族建置机构。这些东北民族政区建置制度，作者认为“一般源于原始氏族组织，以军事统治为主要职能，以军、政、生产三位一体的民族区域统治为其主要特点”（第22页）。
三、总结科尔沁沙地变迁规律，提出了防沙治沙的基本策略。作者认为：“历史时期内的科尔沁沙地，出现了四个长林丰草的草原期，在草原期之间也相应出现了四个较大的沙化期”，“四次草原期持续的时间一次较一次缩短，草原的面积和类型一次比一次退化；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四次沙化期持续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其沙化危害一次比一次严重”，严肃地指出：“时至今日，科尔沁沙地的沙化现象日趋严重，如不加强综合治理，其荒漠化则在所难免”（第293页）。因此， 作者提出了五点防沙治沙策略，即：大量植树种草、退耕还牧、控制载畜量、控制人口数量及其不正常的经济活动、借鉴吸收治沙科研成果对科尔沁沙地进行全面综合治理。作者深信，“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科学治理，一定能彻底根治科尔沁沙地的沙漠化趋势，一定能使科尔沁沙地重新焕发出青春”（第297页）。
四、总结了东北森林变迁的原因和基本规律。东北作为全国面积最大的林区，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历史时期破坏严重，作者总结了七个方面的破坏原因（第443页至444页），归纳出东北森林变迁的四个破坏期和四个恢复期，认为历朝历代的破坏仅限于局部地区，全面的破坏则始于近代，因此作者特别指出在鸦片战争至1945年的第四个破坏期中，由于俄、日殖民主义者的侵夺，“东北森林横遭毁灭性劫难，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第445页）。据估算，1840 年时东北森林蓄积量约为140亿m[3]左右，沙俄强占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后使我国丧失了蓄积量达80亿m[3]的森林，俄、日在东北三省毁林开垦、乱砍滥伐、放火烧山等破坏行为又使森林蓄积量减少了约20亿m[3]，加上其他原因的破坏。以至于到20世纪40年代蓄积量已不足40亿m[3]。
当然，此书也有个别的不足之处。例如第30页作者认为：“渤海王朝除继续仿中原王朝之制实行府州县制外，还创立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殊建置形成——五京制”。这个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渤海国推行五京制度的时间迟至大仁秀（818—830年在位）以后（说见《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等），有人认为在大彝震咸和三年至五年之间（833～835年，说见《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第365页）， 无论如何也及不上唐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置五京之早；何况， 新罗国也有五京制，据《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本纪》及卷三十四至三十六《地理志》所载，新罗的五小京制度完善于景德王十六年（757 年）十二月之前，有可能比唐朝还要早。总而言之，五京制度绝非渤海国所首创。当然，瑕不掩瑜，总的说来该书仍是一部具有相当深度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