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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时间和空间之间的求索 ——关于谭其骧的《求索时空》
葛剑雄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究竟是研究历史，还是地理？”还有的人在得知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时，也会说：“你们真不简单，既研究历史，又研究地理。”于是我不得不以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什么是历史地理，说明历史地理本身就是一门学科，并不等于历史加上地理。
可是当有人问起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究竟是研究历史，还是地理；到底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时，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了。
要说他是历史学家，是社会科学家，当然是——他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社会历史学系，主修历史；1932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导师是史学大师顾颌刚。从1934年起他先后在燕京、北京、浙江、复旦等大学教中国史，还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1943年他在重庆参加了中国史学会的成立大会，1950年后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代会长。他发表过上百篇论文，不少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出版时，他是列入条目的为数不多的在世历史学家之一。
要说他是地理学家，是自然科学家，当然也是——他于1934年与顾颉刚一起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出版了《禹贡》半月刊。他1932年在辅仁大学教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地理沿革史，这门课以后发展成中国历史地理学，他一直教到晚年；1937年起他还教过中国地理。1959年他在复旦大学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建成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他是首任所长。他从30年代起就是中国地理学会的成员，长期担任理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他不仅发表了大量历史地理论文，还以数十年精力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即将问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主编。他同样是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的健在的地理学家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
正因为如此，谭先生生前曾戏称自己为“两栖动物”。这似乎是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而地理本身就包含着自然和人文两大方面，涉及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或者说跨文理两科。但更确切地说，他自觉地选择了这样的学术使命——在时间、空间、人类这三维结构中探索真理。
他的“两栖”多少有些家族渊源。谭氏堪称浙江嘉兴明以来的望族，自属书香门第，但到清道光年间，就已“弃儒服贾”，同治年间即因经商而成巨富。他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但清末废科举后父子俩立即游学东瀛。他的父亲在本学的是铁道专业，回国后曾任瀋阳皇姑电车站站长，同时善诗词，参加南社。所以他在青少年时代已有了“两栖”的倾向：有旧学根底，却一度醉心于新文学，发表过小说；学过英语专业，但又转而学历史；对地理情有独锺，兄弟间常以背诵地名并记忆方位比高低。
不过使他最终选择了历史地理这门“两栖”的专业却不是偶然的，至少有多方面的原因。
1928年在暨南大学听了潘光旦先生的“社会学基础”和“种族问题”两门课后，他对社会、民族、优生等学问很感兴趣。在潘先生的指导下，他的毕业论文就以《中国移民史要》为题，以后写过多篇移民、民族、社会、文化方面的论文，还曾在清华大学社会係任教。
1931年，他在燕京大学研究院选修导师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课时，发现顾先生用为证据的“十三部”并不是西汉的制度，而是东汉的状况。在顾先生的鼓励和引导下，师生间用通讯方式展开了一场学术争论。最后，顾先生不仅基本接受了他的意见，还将这些往返的信件印发给听课的同学，作为讲义的附录。这无疑坚定了他研究沿革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的前身）的信念。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国难当头的危急形势下，他与同人意识到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这可见于由他起草、顾颔刚改定的《禹贡》半月刊《发刊词》：“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像。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而使他理性地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基础，还是对时间与空间关係的认识：“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科学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看到戏剧！”（同上）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间，他就在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间探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奥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锲而不捨，终身以之”。在他痼疾缠身的晚年，甚至到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
刚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系毕业时，他的老师邓之诚先生送给他一副对联，上联是“释地正堪师两顾”。“两顾”就是顾炎武与顾祖禹，都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的研究领域很广，但《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着作和他对山川形胜的关注使他无可争议地跨身于古代地理学家之列。顾祖禹则是专门的地理学家，他的《读史方舆纪要》是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之作。两顾的治学途径却大相径庭，顾炎武行万里路，顾祖禹足迹不出吴会；顾炎武的着作中常有实地考察的纪录，顾祖禹完全根据文献记载；但他们的成就举世公认，在地理方面难分伯仲。
谭先生没有辜负邓老师的期望，不仅“师两顾”，而且取得了无愧于两顾的成就，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足以与两顾的着作一样传之不朽，而他对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治学途径确是兼师而顾，注重文献考证，也重视实地考察。但他的一生都缺乏让他遍览神州河山的机会，使他抱憾终身——年轻时在北平忙于奠定学术基础和兼职兼课，抗战期间僻处贵州，胜利后迫于生计，50年代起全力以赴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等到浩劫过去、编图也告一段落，一场大病将他推到死亡边缘，从此不良于行。儘管如此，他还利用种种机会作实地考察，文革后期随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视察新疆和甘肃，70年代考察东太湖、湖北、湖南、江西、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就是在他中风后的晚年，我也曾随侍他上长白山，观都江堰，登西山龙门，考察中越边界。要不是1988年夏间再次发病，他本来会在黑龙江畔留下足迹。
谭先生最重大的贡献自然在于他超越了两顾，将沿革地理或地理沿革史这门传统的学问发展成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
中国虽然早就有了“地理”这个名称，但它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只是史学的分支，只是学习或研究历史的辅助手段，所以在《四库全书》中“地理类”属于史部。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地理类的书目，就不难看出，当时地理研究的範围只限于疆域、政区、水道、地名的变迁，比现代地理学的研究範围要小得多。研究的深度也不能与今天相比，一般局限于景观和现象的描述。这种局面的改变一方面得益于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传入，另一方面正是包括谭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者将现代学科理论与中国的传统结合，筚路蓝缕，长期开拓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所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只能以历史文献为主要依据，借助历史学的研究手段。这种将古老的文字放在现代科学的体系中，并用现代科学原理加以解释，以复原空间和时间的真相的过程，使被乾嘉学者推向极致的考据学大有用武之地，但能否自觉地进入现代科学体系，掌握现代科学原理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儘管谭先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训练，但孜孜不倦地吸取现代科学的精华使他获得了不断攀上新高的阶梯。
发表于1962年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是谭先生的得意之作，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见《〈长水集〉自序》），因而足以反映他的探索过程。
来源：http://202.130.245.40/chinese/RS/95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