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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百年来社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百年来社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穆崟臣
（渤海大学历史学系，辽宁锦州121001）
《中国农史》2011.3
【摘要】从学术史的视角对社仓研究的成果进行评述尚付阙如。本文拟对近百年来社仓研究成果予以评述，意在总结学界已经取得的学术进展，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希冀对推进社仓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社仓；研究；回顾；思考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十八世纪社仓积贮政略研究”（L10DZS010）
[作者简介]穆崟臣（1979-），男，历史学博士，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仓储思想及其实践有着久远的历史“，议积贮者，自管贾而降，论甚繁矣”。[1]历朝无不把民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洪范八政，民食为先。社仓系中国古代民间积粮备荒的一种仓储类型，为古代仓政、荒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发展曲折，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备受学者们的重视。先贤们对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给予极大的关注。纵观学界关于社仓问题的论述，从研究时段和着述成果上看，大略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社仓制度研究的滥觞
社仓研究最初是从仓储的整体面貌出发进行考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己出现较多讨论古代仓政方面的论着。最早涉及此领域的当为于树德，其文《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上、下）》[2]总结了历代仓储的备荒实效与经验教训，详细阐述了常平仓、社仓、义仓的历史沿革、仓储性质、三仓的区别与利弊，指出社仓虽为民间所有，但独立性仍显不足。此文是近代以来最早专门论及仓储的论文，亦标志着仓储制度研究的肇端。自此以后，古代仓政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相关论着相继涌现。林朴初《仓的研究》1[3]一文，从制度史入手，考察了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丰储仓、平粜仓等，论述全面，见解独到。谷霁光《隋唐社仓制度与国家财政》[4]一文，讨论了隋唐时期社仓制度与社会救济、国家财政的关联，视角较为新颖。曲直生撰文论述中国粮食制度的演变、粮仓的功能，文章概述了社仓的沿革与变迁及经营不善的原因。[5]此外，尚有其他学者撰文论述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和荒政制度，如日本学者刚田巧《中国仓库制度之史的考察》[6]、刘广惠《中国历代仓库制度与现代农业仓库的推进》[7]、徐钟渭《中国历代之荒政制度》[8]、杨树贤《粮食问题下的仓储制度之研究》[9]、尚钦文《仓储制度的研究》[10]、刘中甫《中国粮仓之沿革及其将来》[11]、马鸿瑞《中国古代仓储制度》[12]、马文生《从谷贱粮荒谈到历史上的均输平粜政策及三仓制度》[13]等文章亦于社仓有所论及。
与此同时，有关历代荒政与仓政的学术着作亦陆续出现，较有影响的有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14]一书，单辟《社仓之推行及组织》一章，论述社仓的源流和朱子社仓之法。是书以略古详近为原则，引据史籍颇多，尤其是对清代的仓政、粮政论证精审；邓拓所着《中国救荒史》[15]第三编专论述仓储政策，具体讨论了仓储的种类和作用、仓储制度的利弊，指出社仓与义仓的不同之处；郎擎霄所着《中国民食史》，[16]是书简要叙及了社仓的沿革、性质和利弊问题；闻亦博《中国粮政史》[17]一书，于社仓实况亦有简要论及，承认社仓虽存在诸多弊薮，但并非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而系管理人员的问题；于佑虞编着《中国仓储制度考》[18]一书是国内关于仓储制度研究的第一部专着，是着首先论述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发展历史，其次按朝代分别叙及常平仓、义仓及社仓的运作情况、利弊得失，最后对历代仓储制度的经验做以总结。此书对社仓考证精详，指出世人多将社仓与义仓混为一谈，而实际上，义仓为富者救济贫民之机关，社仓乃农民未雨绸缪之措置，经由地方团体主持，用备救急借放，固一纯粹之信用合作组织，两者之意义殊不相同。同时，于佑虞还论及了社仓的买补之弊。
总的来说，建国前有关社仓的论着一般篇幅较短，主要是从制度史的视角进行研究，且多为笼统概述，但对清代社仓研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二、社仓制度研究的发展与深化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缺乏理想的学术环境，对古代仓储制度的研究趋于停顿，关于社仓的研究成果廖若凤毛，仅有陈守实《我国历史上的义仓制度》[19]和郑昌凎、李华《我国古代备荒的理论和措施》[20]两篇论文略有涉及。值得注意的是，此期台湾学者萧公权系统研究了明清备荒仓储制度，其着《中国乡村:19世纪的专制统治》，[21]该书第五章《灾荒控制：社仓和其他仓储》专述清代仓储的救荒作用，分别阐述了常平仓、义仓和社仓的沿革和功能，并讨论了了地方士绅和仓储系统的关系，认为以常、义、社三仓为代表的仓储是一种灾荒时期的社会控制体系，与里甲制度、保甲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控制同等重要。萧公权先生关于清代仓储研究的视角、路径、观点对后来的学者对传统社会中仓储功能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有些论点值得商榷。
改革开放以降，有关古代仓储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由于学术交流日益广泛，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学术体系与观点的逐渐引进，比如“社会保障”、“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的引入，有利于拓宽学术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所以，社仓制度的研究亦日渐发展与深化。这一阶段的社仓研究最为显着的特点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各异和论证问题的视角新颖。
（一）从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切入
以制度史为视角来研究社仓，即是探讨社仓制度的沿革和变迁，考察其创立、完善和衰败的过程，探索其如何而变、如何而变的动因，分析其利弊得失，阐述其性质与特点。实际上，这种研究一直是学者们考证问题的重要路径。
台湾学者梁庚尧《南宋的社仓》[22]一文，指出社仓为一种社会互助制度，朱熹创于福建崇安，其制远溯隋代义仓，近宗王安石青苗法，常年贷米收息，秋后加息偿还，贷本最初由国家的常平仓资助，后息米积累用作贷本，推广至全国后，发生各种演变，或以田产作贷本，主要由乡居士人主持。日本学人户田欲司以黄震的广德军社仓改革为个案研究，对南宋社仓制度作了具体论述。[23]张全明《社仓制与青苗法比较刍议》[24]一文指出社仓制为宋代荒时暴月平抑高利贷剥削、以利防灾救荒的改革措施，并考证了社仓建立的地点、社仓粮的来源、管理与贷还办法，此文实际上对朱子社仓之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吴定安《朱子社仓之法及其影响》指出社仓之法是朱熹经世致用精神的重要体现。[25]柴勇《论朱熹对社仓制度的探索与实践》[26]描述了社仓制的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情况，分析了社仓制失败的原因。许秀文《浅议南宋社仓制度》，[27]指出正因朱熹创建社仓，中国古代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三仓制度才告齐备。作为民办仓储的社仓是官办仓储的有力补充，在南宋基层社会的防灾备荒中，发挥了及时赈济、助民生存的重要作用。
上述论着在探讨社仓之法时，多归于朱熹将其个人的思想推延至社会实践的结果。针对这一学界的倾向，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先生撰文《所谓“朱子的社仓”与当代道学社群和政府里的士大夫的关系》，[28]认为朱熹既不是社仓概念的首创之人，也不曾单凭个人力量完成对社仓的筹建。社仓的建造得益于在地方社区和道学群体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和自发性团体的支持。虽然，在朱熹的时代，地方人们完全有可能不依赖朝廷支持，而独立建造社仓，但朱熹与政府官员的合作对于社仓的建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探析》[29]一文对明中后期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及其作用作了具体探讨，指出明代初期，社仓由官民共管，而到明中后期，社仓在前期社仓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官府干预明显弱化，民间对社仓的掌控力开始逐步超过官方的控制力，而且社仓遍及全国城市乡村。
随着古代仓储制度研究的深入，对清代社仓制度的探究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林化《清代仓贮制度概述》[30]一文，简要论及了清代社仓发展情形，指出社仓是非政府管理的民间粮仓，具有管理简便、赈灾及时的特点，可补官仓之不足，但容易出现借谷无还、绅衿冒领等弊端。侯寿昌对清代的仓储制度，主要是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兴衰利弊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仓属于民间自发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清代社仓名为民办，实为官理。[31]日本学者伊原弘介《清代社仓制度研究》[32]一文，考证了社仓制度在清代的运作。鲍晓娜《略论清代常平仓与社仓（义仓）之政》[33]一文对清代社仓制度作了初步探讨，文章指出清统治者十分重视仓储建设，经过康、雍、乾三代君主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常平仓的地方化和社仓的民间化。牛敬忠《清代常平仓、社仓制度初探》[34]一文，探索了社仓的兴衰过程，论述了其在清代社会经济生活、财政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并运用了社会学的随机抽样法，对清代社仓进行了重化研完。文章指出社仓是清代仓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仓的普遍建立是在雍正、乾隆朝完成的。白丽萍《试论清代社仓制度的演变》[35]一文，指出清代社仓的发展从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点，从初期的试行开始逐步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其后因种种因素影响，逐渐衰落，晚期又有短暂勃兴。穆崟臣《试论乾隆朝社仓的管理与运行制度》[36]一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朝有关社仓建设的朱批奏折及其它文献资料，对乾隆朝社仓的管理与运行制度作了深入探究，阐述了社长的选任、社谷收支登记制度、社仓稽查制度，文章指出对清代社仓制度的认识，不能做静态的描述，应该做动态的理解，要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考察。
仓政不仅在制度层面上是传统社会的重要政策，亦是历代政府自身管理、调适与进行社会控制抑或说是社会管理的主要举措，关系到国家机器、官僚制度的正常有序的运转。近年来，有些学者把仓储制度与皇帝以及传统政治结合起来思考，即以政治史的视角把握仓储的建设与国家决策、政府角色联系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陈桦《雍正帝与社仓》[37]一文，论述了雍正时期的社仓条例及相关政策。赵新安《雍正朝的社仓建设》[38]一文，阐述了清廷建立社仓的原因、社仓的特点、社仓的发展、成效以及停滞的原因。杜玲《雍正时期社仓的设立:皇帝、官僚与民间》[39]一文另辟蹊径，把雍正朝的社仓建设纳入到更广泛的视野中进行讨论，分雍正帝的社仓政策、社仓建设中官僚的作为及与皇帝的互动、民间与社仓建设三个层面论述，文章认为雍正帝的社仓政策日标明确，轮廓清晰，推行得当，建立了一个民间的仓储体系。
把仓储视为政府政策进行考察，进而讨论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成为学者们研究问题的视角。高王凌在探讨十八世纪的粮政、仓政时，提出了了要对传统政府的角色要重新反省的观点，指出清廷在粮政上存在一种全面包揽、一总解决的想法，这种想法与包括社仓在内的仓储建设的关系至为紧密。[40]台湾学者李汾阳着有《清代仓储研究》，[41]是着主要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探讨清代的仓储，其中第五章谈及了社仓的建立与发展，指出乾隆朝推行社仓的特点，即锐意革除社仓制度推行时的弊端，并针对官方和民间的关系予以改革和强化。同时，针对地域特性，改变以往全国一视同仁的建构方法，依照各地的特性，分别制定各省的社仓规范，希望藉此建立乡里的仓储基础，但效果并未如预期。嘉庆以降，清代中央对于地方社仓制度，在态度上由积极的推展转向消极的维持现状。
近年来，还有学者把仓储制度与官僚制度、国家机器的运转结合起来讨论，于是将仓政的研究引向深入。魏丕信、王国斌、李中清、蒲德培等合作完成的有关清代仓储系统的学术着作《养民：1650—1850年间中国的国营民仓系统》，[42]是书史料扎实，大量利用了清代的仓储类档案，通过仓储系统来透视清代官僚制度的运作，进而对传统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重新反思与定位。此书第二部分对清代的常平仓、义仓和社仓制度作了精妙的分析，且在粮储技术、计算方法、出纳盘查制度、化解亏空等方面作了很细致的实证研究。在魏丕信看来，地方仓储制度是清廷实现养民目标的一个重要措施，清代前期的政府保证了仓储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仓储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高度协调。易言之，此期的政府有效地维持了庞大的仓储系统，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反映了清代国家力量的强大。
（二）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探究
自从中国学术界引进了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诠释框架以来，有些学者的研究视角便从作为上层的国家转向到以往被忽视的基层社会。所以，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来透视古代仓储制度日渐蔚为风气。社仓的研究亦进入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野，诸多着述相继出现。
随着仓储研究的深入，社会学的方法与理论逐渐引入社仓制度的研究。张大鹏的《朱子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功能》、[43]张品端关于朱子社仓法的社会保障功能的系列论文，《朱子社仓法的社会保障功能》、[44]《从社仓法看朱熹的社会保障思想》、[45]《朱熹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作用》，[46]这些文章将社仓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考察，探讨了朱子社仓法的社会保障功能。日本学者星斌夫对社仓的保障功能的考察尤为精到。其着《中国の社会福祉の歴史》，[47]将社仓视为传统社会重要的福利政策，详细地考察了社仓制度的源流与嬗变，认为社仓在确保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着《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の研究:清代の赈済仓を中心に》，[48]则具体梳理了清代仓储制度的沿革、相关仓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考察了各类仓储的运行情况和社会功能。
还有的学者以社仓与基层社会管理、控制关系为视角进行探索。汪火根《明代社仓的社会功能初探》[49]一文，认为社仓本来为积谷备荒所用的，但在推行过程中，社仓却与保甲乡约、社学、宗族等相互渗透，发挥着整合社区、维护社会基层稳定的功能。另文《明代仓政与基层社会控制———以预备仓和社仓为例》一文，重点考察了明代官方支配的预备仓和绅士主导的社仓在备荒贩灾中实力和地位的变化，文章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控制权上的此消彼长。牛敬忠《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50]一文，探讨了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民最低程度的简单再生产及军事、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并指出常平仓、社仓实质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公共性实物积累，是政府对生产、分配过程施行的一种调节、控制措施，是存在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制度。张岩《论清代常平仓与相关类仓之关系》[51]一文，着重从制度上对清代常平仓、社仓和义仓三种仓制进行研究，并从起源、建仓方式、宗旨、管理方式、功能等方面分析了清代常平仓与社仓、义仓的关系，此文指出仓储制度能够起到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实现社会正常运转，争取最佳社会效果的作用，但仓储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生，其次才是社会调控。
受社会史研究领域“自下而上”和区域史研究取向的影响，对区域性社仓的考察成为仓政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倪根金《明代广东社仓义仓考》[52]一文，从社仓、义仓的建立分布、选址、仓谷来源、管理等方面对明代广东社仓、义仓做了全面论述与考证，文章指出明代广东社仓、义仓的分布在地域上呈现不平衡状，而且从管理运行上看，社仓制尚未制度化，并提出社仓是稳定社会的重要机制的论点。陈春声对清代广东社仓的研究颇具建树，撰文《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53]《清代广东的社仓》[54]，系统论述了清代广东社仓的发展历程、设置、社谷开明来源、管理制度和社会功能等，并将仓储制度与基层社会控制结合起来。其文指出社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其演变的过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廷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逐渐下移。此观点对后来的地方仓储研究具有范式作用。
吴洪琳对清代陕西社仓的研究贡献很大，其文《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55]、《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56]考察了清代陕西社仓的基本情况、区域性特征、经营特色，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仓谷最主要的来源是用部分耗羡银采买，其规模较大，分布亦广，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分布并不均衡，而且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的社仓发展、衰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刘永刚、饶赟在论述清代陕甘地区仓储制度时，对其地的社仓亦有探究。[57]
两湖地区地区作为清代重要粮仓，其社仓建设亦有学者专门讨论。姚建平《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58]一文，认为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意把社仓制度和保甲制度相结合，体现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重的基层控制理念。清代两湖社仓的运营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稳定基层的功能。白丽萍对清代两湖地区社仓有系统深入研究。其《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59]一文，考察了有清一代两湖地区的社仓的设置与分布、仓谷来源、仓政管理，并展示了社仓建设的时段性，指出了社仓在乡村、市镇、州县并立分布的特点，以及在管理制度上日渐合理化的趋势。其文《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与农村社会》，[60]论述了清代两湖平原社仓兴举的背景、进程、社仓的运营，并探讨了社仓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另文《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与社仓的关系》，[61]关注于社义二仓之间的关系，在发展阶段、举办形式、管理、社会功能等方面考察了义仓与社仓的差别，认为二仓既互相补充，又有所区别，共同担负着基层社会救济的重任，并对地方社会产生着影响。
任吉东则以直隶省获鹿县为重点，考察了近代乡村社仓组织与管理，用实证的方法，借助个案研究，分析解读传统社仓体系的管理与作用以及在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传承与嬗变，从长时段勾画出社仓的发展历程和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62]黄鸿山、王卫平以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考察了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63]段建宏、岳秀芝以晋东南为研究范围，分析了明清晋东南社仓、义仓设立的背景、时空分布、社会功能，认为明清时期晋东南社仓是全国社仓建设的一个缩影。社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民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灾贫群体的救助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起到了“司乡之养事”的作用。[64]
三、新世纪社仓研究的展望
国内外学者于社仓研究的情况约略如上所述，几代学人相因相承，从政治制度史和区域社会史等不同视角进行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地把社仓研究引向深入。近来阅读有关社仓的文献和相关论着，发现社仓研究尤其是十八世纪的社仓研究，尚存很大的探究空间。为避免流于泛谈，兹以十八世纪为考察时段，指出社仓研究中需要深化的问题。
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清代社仓制度时，重点往往集中在制度本身，多为静态的描述，只讨论社仓制度的历史沿革、社仓性质、社仓的功能等方面，但对社仓内部的具体运行机制的考察仍显不足。正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指出的，以往制度史研究混淆构造和运用两个概念，强调制度的结构，而轻视制度的来源以及运用，仓储的制度也概莫能外。[65]
虽然区域社仓研究仍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但在考察地方社仓建设时，对国家决策、政府政策及帝国的官僚机制等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学者们在偏重区域仓储研究时，忽视了主导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国家政治的运作、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等实政性问题。实际上，社仓研究要有所突破，必须“既关注大政制定的背景、经过等内容，又要探索其实际运作的各个环节，如皇权与官僚在政策推行中的关系变化、地方高级官员与中下级官员的态度反应、政策推行的方式、政策与基层民众产生的摩擦与融合等等，凸显社会事务中的政府角色与作用问题”。[66]换言之，在研究清代社仓时，不能忽略清代积贮政略的考量与相关制度、政策的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动态地理解社仓制度及其嬗变，并以此为视角，反思传统社会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
以往对清代社仓的研究倾向于宏观考察，但对社仓与基层社会的管理抑或是控制，社仓与宗族、士绅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考论。
综括全文，近百年来社仓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可谓琳琅满目，蔚然壮观。但并非无可挑剔，亦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展望未来，可以断言社仓研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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