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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邓拓与《中国救荒史》

邓拓与《中国救荒史》
李文海 夏明方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在国内外学术界，只要一提到救荒问题，就不能不想起1937年由邓云特（即邓拓）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
一
邓拓的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1930年，这个出生在福建闽侯、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刚至上海求学不久，即积极投身革命，勇敢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和1937年，曾两度被捕入狱：抗战爆发后又秘密北渡黄河，进入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命创办《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从此在新闻战线上开始了“血火文章”“戎马书生”的生涯，并曾主编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成为党的杰出的政论家、宣传家。
1949年解放后，邓拓受中央委托，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58年改任社长次年即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并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此后直至1966年含冤去世，邓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捍卫真理的勇气，以凌云健笔，撰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和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杂文随笔《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对当时思想战线和社会生活中甚嚣尘上的左倾思潮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官僚主义作风展开了尖锐辛辣的批评，由于人所尽知的原因，其结果却成为那场历史大浩劫的最早的栖牲者。
这样一名新闻界的健将和“精神界之战士”，又是如何与中国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救荒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呢？说起来，这大约也正是他传奇式文墨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页了。谁能想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经典学术名着，竟是一位二十五岁的革命青年，在他的第二次铁窗生活之前，利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所完成的呢。
1933年秋，第一次被捕出狱的邓拓，因失去了和党的联系，先是回家乡福州疗伤，后又于次年转道上海，往至河南开封，经其兄邓伯宇的介绍，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就读，并在随后的三年度过其一生中极其难得的平静生活。不过，安定的生活环境，不仅没有消融其斗争的意志，反而玉成了一位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中国救荒史研究园地中迄今为止最为着名的专家。当时，他在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说道，“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种大部头的学术着作，发扬祖国的文化”（廖沫沙等：《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23页）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邓拓充分利用了当时相对平稳的环境和河南大学以及附近学校大量的图书资料，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力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新世纪》、《时代周刊》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7篇学术论文，对中国文化领域正在激烈争论着的重大历史问题如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及分期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历史原因、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进行了系统深入而又独到的分，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在
研究过程中，有关中国灾荒问题的史料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以致引起了这位青年史学家的注意，并随时把它们汇编在一起，后又以此为选题撰成毕业论文。适值商务印书馆正在组织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邓拓即以中国救荒史为题应约，但由于各种情况的阻滞，当接到限期交稿的通知时，为时已极紧迫邓拓不顾着天酷热，一边写作，一边请人誊抄，夜以继日，落笔如雨，终于克尽其功。此后不久，他因从事杭日救亡运动，再次身陷囹圄。只是由于其长兄亲身赴沪，他的书稿才得以及时付梓问世。
二
当然，邓着《中国救荒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杀青，除了他的勤奋与博学之外，还与历史上悠久丰厚的救荒思想之渊源分不开。
自古以来，我国即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灾害频度之繁、强度之深、广度之大，世所罕见，其结果不仅给广大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惨重的灾难，也危及益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故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贤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也曾提出、设计和制定了不少救治灾荒的思想、措施和方法，经数千年的递嫂演进，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救荒理论和救荒机制：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自然灾害也更加频繁、更加严重，以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有识之士在批判和继承古代救荒经验的基拙上，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灾荒的成因、危害及其救治的途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基拙的治灾救荒思想，相关着述亦蔚为大观这就为邓拓救荒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
不过，这些着述大都只是涉及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方面的灾荒、救荒问题，少有系统的探析，而且毕竟由于历史的或阶级的局限，而在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化、绝对化和唯心主义的错误。只有邓着以其翔实的史料、续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是关于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作者根据各种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统计方法，第一次全面准确地探讨了中国历史上自远古以迄于民国历代灾荒的实况及其演变趋势和特征，同时分析了灾荒的自然、社会成因及其相互关系，并从人口流移和死亡、农民起义、民族之间的战争、经济衰落等方面,就灾荒对社会的实际影响作了较具体的论述。第二编“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首先对相应历史时期的灾荒救治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归类，也就是将其分为天命主义的攘拜论、消极救济论、积极救济论三大类，其中消极救济论又分为遇灾治标论（包括服济、调粟、养恤、除害）和灾后补救论（包括安辑、蠲缓、放货、节
约）两小类，而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论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论则是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继而对各类救荒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演进趋势亦条分缕析，系统而清晰地揭示出中国数千年救荒思想的全貌和发展脉络。以此编的分类为基础，作者在全书的重点第三编中，详尽地探讨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及其利弊得失，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为未来救荒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史实、思想到政策，作者第一次全面完整地论述了中国救荒史的状况，可以说，这是该书区别于其他同类的鲜明特点之一。
对于此部着作，作者解放后在重印本序言中曾将其视之为自己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的一种”。然而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副产物，就使得作者在一开始清理历史中国的灾荒状况和救治对策时，即将其纳入到此前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已经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第一次对灾荒问题进行了真正科学的论述，其作品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救荒史学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实际上，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扛鼎之作”并不同于其他救荒着述的最重要的原因。
综观初版全文，作者并无一字明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却时时透析出一种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绪言”部分阐述“灾荒”的定义时，作者即一反古今学者仅仅“以表面现象之摄取为足”，而“以客观存在之一般具体事实之全内容为根据”，明确指出“灾荒者，乃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之失败所招致之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也”。他还进一步指出，“吾人欲寻求历代灾荒积累发展不断扩大再演之原因，惟有于此人与人之生产关系中求之”。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批判了以往有关灾荒成因的比较流行的“自然条件决定论”、“技术落后决定论”以及“人口决定论”，认为“从来灾荒之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敛”。他指出，地理环境、气候变迁等自然条件固然是构成灾荒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终极的唯一的原因”，作为一种外部条件，“惟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生产力的落后、技术的不进步。“实为自然条件得以发生作用而加害于人类的基本原因”。但“不应脱离生产关系而孤立地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关系能够与生产力相适应，因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即使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也可能避免天灾的袭击，或减轻灾荒的凶险程度”；至于从人口的过多来解释，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绝不是“彻底之科学观察法”，因为人口因素，作为一种社会条件，是离不开“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的社会条件”的。邓拓在这里所作的论述以及他在此后展开的对灾荒与苛政、战争、生产技术、社会变乱和经济衰败等相互关系的分析，恰恰是以这种“彻底之科学观察法”即唯物辩证法为基准，并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佐证，其所得出的结论较之前人也就远为准确和深刻得多，并为后世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中国救荒史研究铸定了最基本的理论框架。而且，从文中的叙述来饥馑之患”，即饥荒区别开来，从而为后来者在解释新的社会制度下饥荒绝迹而灾害未见减少甚至愈趋扩大的矛盾现象提供了可贵的线索，作者的远见卓识，于此可见一斑。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要求，而救荒史的研究，诚知邓拓所言，其宗旨本身就在于“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原”，“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所有这一切学科特质再加上邓拓自己的个性和经历，又使得他的救荒史研究充溢着秉笔直
书和批判现实的锋芒。虽然我们的史学恰恰也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开其端绪的，但却不幸而几乎成了绝响，当时即使有不少着作对现实亦表示不满，也绝多隔靴搔痒的“但书”而邓拓则将其批判的笔触一直延伸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极度黑暗而又凶险不测的年代，对国民政府时期政治的不良、剥削的严酷、军阀的混战以及救荒政策的弊端痛加针泛，这不正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执着以求的愿为真理而献身的最高精神境界吗？
三
邓着《中国救荒史》初版以后，很快在日本被译成日文出版。1957年经作者将原来的文言文改为语体文由三联书店重印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邓拓文集》时，则收入其中的第二卷。近年，商务印书馆亦将其作为百年学术经典予以再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邓着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
不过，主要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巨着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如原稿中有关“近代灾荒中新的社会因素”一项初版时即略去了，以致整部着作于民国灾荒史的状况未能尽言。新中国成立后，作者原拟花费相当的时间“加以修改和补充”，把史料补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期，并对历史上救荒政策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和若干重要论点“进一步地加以探究”，“展开来作充分的说明”，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此项工程仍付阔如：事过境迁,当历史的车轮早已碾碎了锢蔽或阻碍学术研究的重重枷锁和绊脚石之后，当人们可以直面现实而现实的大自然又以与历史上同样的困境活生生地逼迫着当代人类的时候，如何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中国救荒史乃至开展当代中国救灾减灾事业的研究，就显得十分的必要了。就此而言，当年邓拓的遗憾，客观上又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以任意驰骋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