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水营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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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水营论略


历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直至一举击溃江北、江南两大营,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谓之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在这“摧敌势如破竹”(《太平天国》(三),第4页。)的全盛阶段,太平军中的水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史学界尚无专文对水营进行系统论述。其实,弄清太平天国水营的情况,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是很有意义的。

太平天国水营的设立,首先与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天国仅有陆营(步兵)。由于太平天国的发源之地处于海拔千米的山地桂东南,虽经转战广西境内,也“皆山谷丛杂之地”(《太平天国》(三),第107页。);加上“倡乱(对起义的诬称——笔者)之始,势尚单微”(《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起义军便根据当时的战争环境和自我力量,依山险,靠村庄,“坚筑营寨以自守”(《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踞于“大村以负嵎”(《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起义军虽曾攻取永安州,但永安州亦位于广西东部的崇山峻岭间,东界昭平,南连藤县,西南接平南,西靠大瑶山,北及西北毗荔蒲、修仁,东北邻平乐,形势险要。如《方舆纪要》所云:永安州“屏蔽昭梧,控扼蛮夷,间浔漓二江之中,为形势要地。”商辂的《永安州治记》也说:“其地深广,四阻大山,为广右之腹心,瑶僮之穴窟。”这样,太平天国“初无舟楫”,也无需舟楫,“故无水营”(《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到咸丰二年六月(1852年),太平军由全州出广西入湖南,破道州,克郴州。在这期间,太平军“取开煤山之工”,“遂立为土营”(《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当太平军七月二十七日抵长沙,并攻至八月初三攻城未下时,于二十二日由“大将洪全带兵万余,架船到省,扎营于金盘岭、豹子岭”等地,“与清兵相持数月”,终“由宁乡旱路一线戈矛指益阳”(《太平天国》(三)。)。至此,太平天国由起义之初扎营山寨,踞于乡村,向转战平原,攻夺城镇的方向发展,且军队人数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添设兵种,一组建水营,以适应革命战争之需要,就成为水营之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水营的设立,还与太平天国战略方针的确定紧密相关。早在起义之初,即1851年8月15日茶地移营时,洪秀全即诏令太平军“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太平天国》(一),第64页。);在永安时,言至金陵为登天堂”(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在永安州还曾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金田起义出大王,得了太平下永安,转取桂林打湖广,金陵就是小天堂”(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0页。)。史又载,太平军攻克全州后,东王杨秀清“已有窥窜江宁之计”(《太平天国》,(四),第458页。);到了湖南道州,杨又提出“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得到洪秀全等人的赞同(《太平天国》,(三),第291页。);1852年冬,太平军从岳州攻武昌,清太常寺少卿雷以諴的奏陈剿策中,有“风闻伪示有‘定都金陵’之语”(《清史列传》,卷五十三,《雷以諴传》。),同年12月29日,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在上清廷奏折中说,太平军“早有直窜南京之说”(《东华续录》,卷十八。),30日清军主帅向荣在《进攻武昌贼营并筹办各情形折》中也说,太平军“前有下江南之说”(《太平天国》,(七),第27页。)。占武昌后,杨秀清力主以金陵“为根本,徐图进取”(王定安:《湘军记·规复湖北篇》。)。这些记载都一一说明了进军江南,取金陵为都,以登“天堂”,再徐图进取是太平天国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确定,使太平军一些具体问题不可回避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太平军如何去攻克长江中下游的一座座城镇,使既定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也就成为天国领袖们日思夜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显而易见,仅凭原来的陆营、土营来对付水陆并有的强大敌军,去夺取长江中下游一座座重镇,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增设水营就成为太平天国之急需。
从主观上说,太平天国水营的设立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太平天国通过永安、道州两次大的整顿,革命力量日益增强,队伍不断扩大,军队人数逐步增多,当初几千几万之众,已发展到十万数十万之多,再加上在益阳等地取得了一定数量的船只,获得了足够的水上交通工具,使水营的组建有了可能。
随着战争环境的改变,战略方针的确定以及太平军本身日趋具备的条件,太平天国水营便组建起来,成为太平军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并在今后的战斗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咸丰二年八月(1852年9月),太平军进攻长沙不克,转攻益阳,于“九月二十二日平益阳”《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并得“民船三十余只”《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争得了“益阳等处江河船户”对革命的支持《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到临资口后,又聚船三千余只,渡洞庭湖。十月中旬,太平军在船户唐正财直接指导下,“联舟为二浮桥”《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即“用艨艟大舰排挤江心,取鹦鹉洲木条,汉阳城内板片,面搭浮桥”《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上由鹦鹉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嘴至大堤口”《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叩打着武昌城的大门,大大缩短了夺取武昌的时间。为此,东王杨秀清对唐正财进行嘉奖,“始立水营,以唐正财为指挥,总统水营船务”(《太平天国》,(三),第141页。)。史书记载,太平军在围攻岳州时,曾得船“五千余只,将小船改造大船”,派黄生才、陈承镕为水师总制(《太平天国》,(四),第365页。)。
唐正财(约1813—1863年),湖南永州府祁阳县人,“素为木客,兼贩商米”。咸丰二年七月,唐正财装米赴下游贸易,十月在岳州遇太平军,东王杨秀清“抚以好言”使唐深为感动,并愿联合船户效忠天朝,被封为典水匠,职同将军。“自设水匠之官”后,船舶始有统辖。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升唐正财为指挥,五月,封恩赏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总办船只”(《太平天国》,(三)第69页。)。唐正财深得人心,“各船水手、船户,多愿依附”(《太平天国》,(三)第46页。)。咸丰四年(1854年),北王韦昌辉令张子朋进军湘潭,“因封船只,激变水营”(《太平天国》,(四),第635页。),使水营“众心齐叛,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抑或各散”,水营官兵,“悉听唐正财指挥,唐正财调停群下,始无叛心。”(《太平天国》,(四),第636页。)这件事说明,唐正财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太平天国后期封他为航王(“殿前济川涉远顶天扶朝纲航王撑千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表第二,第75页。),爵号的封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其与水营之渊源关系。
根据史料分析,水营组建的具体时间当在太平军攻克益阳以后。更确切地说,1852年10月杨秀清任命唐正财为典水匠,使所得船舶有了统一指挥和领导,就标志着水营的设立。
太平天国水营的主要成员是“终岁勤劳,未尝温饱”(《太平天国》(三),第294页。)的船户、水手、沿江纤夫及码水营前一军军帅头担夫、铁木匠等。其中,水手大半“皆挖煤之人”(《太平天国》(三),第141页。)。水营组建后,“因船多人众,亦有伪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名目”,且有水营巡查,船到归水营所管,军队“欲往何处,需用船只,亦向伪水营调拨”(《太平天国》(三),第121—122页。),水营“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旋增至九军,每军以军帅领之其下所属师帅至两司马,亦如旱营之制。惟师帅多至六百人,……此九军均归唐正财调遣”(《太平天国》,(七),第35页。)。兹将水营军目式,举一军着录于下:(《太平天国》(四),第634页。) (附图)如果按太平军当时这种编制计算,即伍长管四人,两司马管五个伍长,卒长管四个两司马,旅帅管五个卒长,师帅管五个旅帅,军帅管五个师帅,那么,一军共管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这样,水营九军的官兵总数当在十二万以上。实际上,不一定达到了此数。
水营九军中,“除正职官外,亦设各典官,与伪朝所立大同而小异”(《太平天国》(三),第107页。)。自将军以下正副各官、典官、属官每军一千七百一十五人,九军共有官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五人(《太平天国》(三),第284页。)。
水营设立后,除了有与其它兵种同样的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外,还有严明的纪律。首先,水营要同样遵守太平军的一切军令条规;再者,凡水营“船只开行水面,必须号令分明,”“凡行船则前、后、中之船俱要连络,不可单船独行,行则同行,止则同止”(《太平天国》(三),第239—240页。);此外,还有“户口制度”。每只船必须领有一块船牌,船上人员的姓名、职务、位置均详细列上;为严拿私藏奸宄,行船时,还有一种行路船票,上写明船上人数和武器弹药多少,以及去向,“仰沿途巡察官照数验明,不得多少,方准放行,如数不符,情形可疑,即行拿究。”(《太平天国》(二),第418—420页。)水营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确保了太平军去夺取一座又一座重镇,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如果说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转战广西、湖南境内的山岭原野之间,是其陆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自攻克益阳,至直取金陵的过程中,则是水营为太平天国的奠都立下了丰功伟绩。太平军的水营,不“只是一种供运输的船舶队”(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351页。),而且也是一支颇具声威的战斗队。
太平军“初起,攻陷城池,临行时……辎重不便携带者,每多抛弃。”自船只增多,水营组建后,攻占一地,所获之物均有所载,“寸丝斗粟,靡有孑遗。”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攻陷汉口,将“所获财物千万计,搬运入船,逐搭浮桥贯以铁索,直达武昌。”这是水营组建后第一次运输的战利品。同年十二月,攻陷黄州后,府中财物装载有数十艘船只。太平军在武昌城度岁后,于咸丰三年正月初二(1853年)自动放弃武汉,水营之船载兵员、辎重,顺流而下。尽管清军主帅向荣亲自督军,堵截水营,也不得不发出哀叹,太平军“压江而下,尤为迅捷,我兵步行,迫于奔命,势难赶上。”(《太平天国》(七),第38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城内粮食供给,全仗长江上游的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粮食运输全赖水营。东王杨秀清曾下令派员“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配带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天京,不得违误。”类似之令,还发出多次,这里不一一胪列。除运粮米外,水营船只还上溯江汉,下抵扬州等地,为天京运送其它物资以及运送兵员、军资支援前线。来往于江上的水营船只,“帆樯如织,无一非虏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太平天国》(三),第275—276页。)可以这样说,太平天国如无水营船运,粮食断绝、军资不接,则天国政权一日难撑。仅就这方面而论,也足见水营对太平天国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水营不仅仅是天国的运输队,更是势大力强的战斗队。水营船只“不分炮船、战船、坐船、辎重船,所有船只,皆载贼军,皆载粮糗,皆载器械炮火;凡有船皆战船,凡接仗,皆出队”(《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是水营与陆营、土营配合,取得了长江中下游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当太平军攻取岳州后,是水营“千船健将,两岸雄兵,……搭浮桥数座,直贯武昌城下”,当时的封建文人为之惊叹,谓之“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太平天国》(三),第45页。)。当太平军又由武昌扬帆直下时,清政府命“久任封疆,夙称干练”(《太平天国》(三),第373页。)的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进行堵剿。尽管陆建瀛督领水陆兵勇二万余人,兵船一千七百余只,驰赴九江防堵,凡有险可扼之处,均连营屯扎,联络接应,并在江面用木排数万,连以铁垣,安放炮位,截流把守;陆路要隘,也守重兵,布置极为周密,由于太平军水营联合夹攻,黄石一战,敌水师头队总兵恩长被击毙,“弁兵尽行覆没”,陆建瀛本人也弃营退走,乘小船黑夜奔逃小孤山,转与所剩下的随行十七人,船二艘“遁归江宁。”黄石一战的胜利,使清军“防守芜湖之舢板船,亦闻风退回。”此后,太平军水营大队长驱直下,占九江,破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绰号蒋麻子),获银40余万两,米四五万石,大炮189座(《太平天国》(四),第373页。)。太平军水陆齐进,万船并发,“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不几日,太平军再克池州、铜陵、芜湖,兵临南京城下,并在城扎营筑垒24座,水营自新洲戴胜关至七里洲连船万只,配合陆营,昼夜环攻,始一举攻克,斩两江总督陆建瀛,杀江宁将军祥厚。试想,没有太平军水营“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曾文正公奏稿》,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沿途察看军情贼势后”。),没有水营同其他部队的联合作战,要夺取长江中下游一座座城郭重镇,使既定战略方针得以实现,是根本不可能的。
水营不仅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就是在定都天京后,水营还与敌军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从咸丰四年四月到十二月,水营先后三次在湖南靖港、江西湖口,重创曾国藩的湘军水师,使曾国藩“终日惶惶,如坐针毡。”(《曾文正公家书》。)水营在太平军同敌战斗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有关史籍中随处有载,它真实地记载了天国英雄们的伟绩,记下了太平军水营为天国事业所立下的殊勋。

长期的与敌奋战,使太平军不断吸取作战经验教训。水营在运输和战斗中,也有为敌“茫然不解”,“不易测”(《太平天国》(三),第117页。)之战术,被敌称之“诡计”。
惊敌。水营趁黑夜惊敌水师,用大船数只载苇柴,焚着后渐逼敌营,诱敌炮船出击,再“用无灯黑划多只,绕至炮船之后,及辎重各船,左右抛火球,放喷筒”,焚烧敌船。这样,“火筒如流星,相继不绝”,黑夜惊扰,使敌众心恐惧,“不容不退”(《太平天国》(三),第117页。)。太平军以水营船只惊敌,处处使敌“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战即得,遍地金帛粮米,……任其载运”(《太平天国》(三),第157页。)。
诱敌。黑夜用小船数只,“上置灯数盏,各用一人■桨,往来江面”,致城上敌军兵勇疑惑太平军进攻,便向江面开枪打炮,“彻夜不息,徒耗药弹,虚疲人力”(《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
惑敌。水营常用庙宇中的土木偶,以船装载,惑敌出击,“以搪枪炮”,待敌人枪林弹雨过后,“真贼继至”(《太平天国》(三),第157—158页。),奋力冲杀,夺取战争胜利。曾国藩说,太平军水营“所擅长制胜者,在渔划百余号,每战四出围绕,迷目惊心”(《曾文正公家书》。)。这正说明水营在对敌斗争中所施“诡计”的效用。
水营的战术还不止于此。在战斗中,水营根据具体情况设营垒,御敌军,或夹江、夹河为营,或浮筏为营。在攻陷汉阳、汉口、武昌之前,水营“尽关船只于小河、江边、河口,密植木桩,护以木筏”,使敌军“可渡而不可登”(《太平天国》(三),第131页。)。遇有河道通舟,三路并进时,则夹河为营,在通江河口植木桩万根,以破船塞口,中间开一闸,用坚木栅为门扇,使用牵车启闭,便水营船只出入。在河口两岸立营,中搭浮桥一道,以通往来。咸丰四年八月,东王杨秀清屡下诰渝,“搜括锚缆,广造木筏营垒”,“以大木排数架,外树木城,中搭板屋,起了楼为营垒”。木城上开有炮眼,“密架枪炮,以向外击”(《太平天国》(三),第137页。),木排前堆数十根大木,上包铁尖,与敌作战时,排列直撞而下。就这样,使敌“处处受挫,寒士卒之心,长狂冠(寇?笔者)之气”(《太平天国》(三),第132—133页。)。太平军水营以营垒御敌之战技,出自清方记载的资料中不少,在清军主帅的奏稿中提及颇多,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为加强水营力量,弥补战争消耗,太平天国曾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对水营旧船进行修补。据统计,水营船只在咸丰四年正月“不下万余艘”(《太平天国》(三),第141—142、193页;(四),第634—635页。),由于忙于与敌作战,长期失修,不少船“皆为朽板”。唐正财搜集钉、铁、油、麻、竹、锚、缆,“督工修补,焕然一新”(《太平天国》(三),第141—142、193页;(四),第634—635页。)。二是造就新船。水营将领唐正财和许斌升在南京大王庙前插厂,“打造‘八浆快船’,约二、三丈长,长有布蓬,船旁画龙,每船能容二三十人”(《太平天国》(三),第141—142、193页;(四),第634—635页。)。三是设计新式水上战船,即“木排水城”,在“江心挽泊堵御”(《太平天国》(三),第141—142、193页;(四),第634—635页。)。太平天国加强水营建设,为天国前期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毋庸讳言,太平天国水营在后期的战斗中大不如前,屡次失利,以致处于劣势。所以如此,大概与下列原因有关:
第一,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者,对于大发展后新建的“水营”,没有进行整顿提高,即如太平天国殿左一指挥罗大纲所主张的“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清史稿·洪秀全》,卷475,第42册,1977年版,第12872页。),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以减少失利,保存实力。
第二,通过训练,素质颇高的反动地主武装曾国藩湘军水师的船坚炮利。太平军西征途中,遇到曾国藩的湘军水师与湘南提督塔公、旱队舟师,“三路下剿”(《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使太平军水营一败于湘潭,船只被焚约两千艘,二败于岳州、城陵矶,船被焚数百艘,三败于汉阳小河,船被焚四千艘,四败于田家镇,船被焚约三千艘。也许清朝封建地主文人的记载有些夸张,然太平军水营经此大丧元气,确是实事。如天国之敌所幸灾乐祸的:“灭贼之机,首以贼无船为可庆,是舟师下剿,克覆各城池,虽得而复失,然使不能复振,渐可制其死命者,于戏!焚贼船之功,可谓伟矣”(《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
第三,“杨、韦事变”后,长江三大据点武汉、九江、安庆的相继失守,又使水营大受其挫。
太平军水营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形成与清廷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太平天国前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尽管后期由于大批船只的被焚,水营大队的丧失,使太平军军事上节节失利,乃至留下悲壮的一幕,但这并不能归于太平军水营。因此,水营的战斗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