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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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


杨东梁
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诚然,下层群众是抵抗外侮的基本力量,但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爱国者,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他们勇于御侮、维护国家统一的实际行动也是不可抹杀的。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左宗棠坚持反对投降,“一生不谈和议事”,在他生命的尽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其爱国之志愈磨愈厉,在临终“遗折”里,更以未能在中法战争中“大伸挞伐,张我国威”而“遗恨平生,不能瞑目”,真是难能可贵。
那么,左宗棠的爱国思想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左宗棠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信为要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必须立足于“自强”:“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左宗棠承认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但他又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比西方人差,只要认真学习西方的“长技”,是完全可以迎头赶上的:“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左宗棠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不迷信洋人而妄自菲薄。当听说马尾船政局初见成效时,他十分欣慰,情不自禁地大发感慨:“后此庚续,恢张规模,既得熟极巧生,安知不突过西人耶!”承认落后,又不甘心落后,这正是左宗棠的可贵之处。鲁迅对那种暂时落后,仍能奋力搏击的精神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到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种竞技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如果把左宗棠看作是中国近代史上“脊梁”式的人物之一,也许并不为过。
左宗棠的爱国思想还突出表现在他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继承了林则徐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困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
以收复新疆这一历史事件而论,当时摆在左宗棠面前的就是一条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巨额经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艰险的条件下筹粮、筹转运;既要在政敌攻讦、谤声四起的逆境中冒政治风险,又要面对俄、英等西方列强的巨大外交、军事压力。尤其是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当此三空四尽之际,左宗棠只能“昼夜焦思,无从设措”。怪不得有人形容左宗棠当时面临的困境是:“朝命甫下,人人皆为公危。”(杨毓秀:《平回志》)面对征途的艰险、政治风云的变幻、外交斗争的错综复杂,左宗棠义无反顾,以年近七旬的高龄和“马革铜棺”“亦非所计”的浩然正气踏上了收复祖国疆土的崎岖之路。
左宗棠爱国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祖国富强起来。左宗棠继承了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努力使之付诸实践。
当西方列强如狂澜一般冲击闭关自守的中国时,对付侵略者的正确途径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承认差距,承认落后,并从敌人那里学得抵御的手段。这是时代向每一个爱国者提出的严峻任务。在侵略者日益施展其鲸吞、蚕食之谋的险恶形势下,左宗棠明确提出“此时而言富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制之不可”。他不仅创议设立了“马尾船政局”以制造轮船,而且还在兰州创办了“甘肃织呢总局”,要“为边防开此一利”。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随着对近代工业认识的逐步加深,更希望通过振兴民族实业,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然而时不我待,去日苦多,越快到生命的尽头,就愈发增加了左宗棠办洋务的紧迫感。不过此时的左宗棠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爱国志士了。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为重版《海国图志》写序时说:“宗棠老矣!忝窃高位,无补清时,书此,弥觉颜之厚而心之负疚滋多,窃有矣于后之读是书者。”由此可见,炽热的爱国之情,正是左宗棠办洋务的强有力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