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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顾奎相 陈涴：陈光崇教授访谈录

顾奎相陈涴
陈光崇教授从教60年来，始终淡泊名利，一心治学，潜心耕耘于史学园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今虽已近米寿之年，仍日作不休，孜孜于书山学海而不倦。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嘱托，我们用三个半天的时间对陈光老进行了专访。老人追思以往，所历所感，娓娓道来，一位学者在自己所钟情的事业路上辛勤跋涉、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情怀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陈光崇，字祖同，1918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先后执教于湖南大学历史系、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辽宁大学历史系。1988年于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上离休。在任期间，曾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研究员、辽宁省历史学会顾问、沈阳市第四、五、六、八届人民代表、辽宁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陈教授从教高校近60年来，在繁重的教学工作同时，努力从事科学研究，创获颇丰，已出版的着作有：《中国古代史学史论丛》、《史学研究辑存》、《寿补堂史学论集》、《通鉴新论》、《资治通鉴选读》等；主编的书籍有：《中国古代史》、《简明中国古代史》、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卷、《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八集。参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点校《奉天通志》、《通鉴新注》第十二分册。
一
就我们所知，陈光老在浙大，先读的是教育系，后改读史地系，且选定历史专业。是什么原因促使陈老作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的访谈就从这个话题切入。
陈先生说：我考入浙大后，先进的是教育系，后转到史地系，专攻历史专业。当时这个选择的改变是有原因的，这得从头说起。
我生在湘中一个山村里，不过我们那地方也不是很闭塞，我家祖上也称得上殷实大户，族中不泛读书从仕之士，但到我幼年之时，我们这一房已经开始衰败了。所幸的是我得到外祖父的宠爱。我的外祖父是位乡村教师，一生游走乡里，教书授徒，为人古道热肠。我才六岁，他就把我带在身边，教我读书识字。外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对我影响很深，他不仅教我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东莱博议》这些经典古籍，培养了我对文史的浓厚兴趣，同时还教我君子处世为人之道，给我讲国家贫穷落后，男儿当作有志之士，报效国家。外祖父的言传身教，使我处处以他为榜样，立志要做一个他那样的“教书先生”。由于这一从小立下的志愿，使我在大学分专业之初，一开始就选了教育系。但是，渐渐地我的思想有了变化。
我是1940年考入浙大的。当时，由于日寇的进犯，几乎半个中国都已沦陷，一些大学都迁往西南，浙大由杭州迁到了贵州，因为当地办学条件的限制，浙大分散为遵义、湄潭和湄潭永兴场三个校区。那时候，条件差呀，新生入学都集中在永兴场，不分科系听大课。不过，条件虽苦，学校学风却很好。当时校长是竺可桢，他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鼓励学术争鸣，自由讨论，鼓励学生自由选课、跨系听课。优良的校风，使简陋的校园里形成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和生动活泼的学术空气，学术报告会、各种讲座不断举办。在这些活动中，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听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讲演。当时，浙大的学术报告会频繁举行，而且，报告人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敢于直言，每听一次都很受教益。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次听梅光迪先生的讲演，他讲到《史记》，盛赞司马迁写游侠“言必信，行必果”，人格高尚，具有“不爱其躯”，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他以这样一些有感而发的言论借古讽今，痛砭时弊，既感人，又使人受到启迪，而对于自幼就喜爱历史的我，更由此增进了对历史的社会意义的认识。第二件事是到史地系听课。入学以后，就听说史地系名师荟萃，学术空气也特别活跃，不少外系学生都去听课。我选听了谭其骧主讲的《中国通史》。谭先生是浙江人，但说一口北京话，很好听。课也讲得好，知识丰富，旁征博引，表达又生动。所以，他的课大受学生欢迎。有的时候，他的课和教育系的课碰车了，我都宁可放弃教育系的课而去听他的课。梅先生的讲演和谭先生的课使我自幼对历史的爱好更加深了，对历史的认识更增加了理性的成份，我觉得，历史是培养优秀的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最好的教科书。就这样，我决定改读史地系，以历史教育为终身职业。那是1941年暑假，我向学校提出转系申请，那时候，转系是平常事，于是，那年下学期，我就得到学校批准，由教育系转入史地系学习。这一改，就终身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浙大的教学安排还有一点和现在不同的是，史地系一、二年级是上共同课，三、四年级才分史、地两个专业。所以，我在读大二时，学习历史的同时，还学了不少地理知识，这对后来的历史教学和研究是很有好处的。
1942年暑假后，我才完全进入历史专业这个学术领域。可以说，这是我事业征途上一个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时刻，从此，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讲授历史便成为我终生的唯一职业，即使是后来在拿历史开刀的十年动乱中，虽终日惶惶，仍心系史学而读史不倦。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得以受业于众多名师，亲聆他们深刻生动的教授，记得除谭其骧先生之外，还有张其昀先生主讲《中国文化史》、张荫麟先生讲《中国上古史》、陈乐素先生讲《宋史》、黎子耀先生讲《中国近世史》、陶元珍先生讲《明清史》、钱穆先生讲《中国学术思想史》、方豪先生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诸师学识渊博，各有建树，课又讲得深入浅出，都很受学生欢迎。其中钱穆先生的课尤为叫座，每次讲课，不仅教室里座无虚席，连门外、窗外都有不少人；不仅文科学生争着听他的课，连理工科学生也有不少人听他的课。钱先生个子不高，但声音洪亮。他从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一直讲到清代朴学。他高深的学术造诣、清楚精当的语言表达，牢牢地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陶元珍先生博闻强记，触类旁通，擅长明清史。我在大四的时候，选修了他讲授的《明清史》，并请他作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我的论文题目是《明代之贵州》。陶师不惮烦劳，热情地审阅撰写提纲，开示参考书目，甚至提供必要的图书资料。那时候，贵州地处偏僻，又是抗战时期，搜集资料很困难，陶师的帮助是很可贵的。我与陶师之间也结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我的论文即将完成之际，陶师却离开了浙大，至今还记得临别之时师生赋诗话别的情景，陶师赋《留别》一诗相赠，我深深惜别，和诗二首：
湘水娄山古播州，师门何幸得同游。忽闻前路骊歌起，醉罢逢人问去留。
一自杭州到播州，几番寇警几迁流。纵然国难深如许，请益毋忘是旧游。
不久，我的论文完成了，写了6万多字，获得了95分的好成绩，并联系好了文通书局，同意予以出版。但因日军进犯贵州，时局动乱，未能付印。
大学时代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是一个人人生道路的定型时期。浙大求学的四年，正是关乎我一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四年，在良好的校风薰陶下，在众多名师的教诲和影响下，我在知识上大为长进，事业上方向明确，也亲身感受到了为人师表者应有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我有了一生的目标，有了作人的榜样，也有了奋斗的信心，以后，我就走上了历史教学这条路，始终不渝。
二
我们请陈先生谈谈怎样认识和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高校教育质量提高的大事。
陈先生说：教学和科研应该是高校并重的两大工作中心，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就应该能担起这两大任务。两者是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时间上说，两者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处理不好就容易两耽误。偏重教学，忽视科研，不仅不能担起科研的重任，而且会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反过来，偏重科研而忽视教学，当然也不行。作为教师，教学上敷衍塞责，那就没尽到应尽的责任，是误人子弟，并且，这样的科研由于时间上的影响，往往也难以搞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我体会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合教学搞科研，这样就能两者兼顾，互相促进，在教学中发现问题，通过科研解决，科研的过程也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过程。
我几十年教学当中，先后主要讲过三门课：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那时候，讲课没有现成的教材，讲课前不仅要备课，而且得自己编教材。一部好的教材，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史实的叙述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汇总，最可贵的是要有编写者本人的独到见解。要保证教学质量，首先就要保证自己编写的教材的质量。我那时候，每讲一门课，从编写教材开始，直到讲课当中，都把这门课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作为我的科研方向，以求达到教研相长的目的。就是这样，多年来，我的科研方向和选题都是同教学需要紧密相联系的。
具体说吧。我从浙大毕业以后，就按照自己立下的志愿，当了教师，先后在重庆扶轮中学和安化英武中学教文史。1947年秋季，应业师陶元珍先生之邀，到湖南大学史学系任教。陶先生是明清史专家，当时是史学系主任，我到校后就随他一起研究明清史。那时学校图书馆正好刚买进一套伪满时期影印的《大清历朝实录》，按照陶师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就从对《清实录》的编目开始。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把4380卷的《清实录》从头至尾全部查阅一遍，编制了各朝实录的函数、册数、卷数、页数总表和每卷的起迄年、月、日及页数对照表，抄录了各朝实录的序、例、表文及纂修诸臣职衔与姓名，并仿《三国志》裴注的体例做了《永历实录》的补注。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实录体史书产生了兴趣，便进而研究这种史书体裁的源起、发展过程，写成《唐实录纂修考》一文。
正当我在陶师的导引下在科研路上拓展向前的时候，陶师离开了湖南大学，应邀就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陶师走后，我的工作有了变化，转向了中国近代史教学，原来的研究计划也就搁置下来，而转向了新的研究。在近代史上，湖南有两个着名人物：谭人凤、谭嗣同，他们不仅在湖南很有影响，在中国近代也是有重大影响的。我把二人定为这段教学的重点之一，作重点研究，先整理了谭人凤的自传材料《石叟牌词叙录》，之后，编撰了《谭嗣同年谱》及《<谭嗣同书简>考释》。
这个时期，有件事我想应该说上几句，那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李达担任了湖南大学校长。他是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任伊始，就号召全校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发展史。他还亲自给师生讲课。我本来对马克思主义是知道得不多的，但我也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衷心拥护解放，拥护共产党的方针，也就自觉响应学校的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及其重要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来说，确实很重要，这不是口号，也不是教条，这是我这些年研究工作中的真实感受。现在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以为然，或者有所怀疑，其实，这是学习不够，受一些外来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迷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对唯心史观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史观，研究历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否则，研究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准则，不能对历史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解释，必然走向歧途，而重拾唯心主义的牙慧。而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刻的理解，才能作到这一点。这个重要问题，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所认识的，并且，开始在教学和科研中自觉去运用唯物史观认识问题，阐释问题。我想，在今天，这个问题对搞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还是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1952年夏天，东北人民政府派人到湖南大学商调教师，支援东北教育事业，我响应号召，志愿来到人地两生的塞北落户。先执教于沈阳师范学院，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8年成立辽宁大学，沈师历史系并入辽大，从此，我就在辽大扎根了。
沈师、辽大两校历史系的初创阶段我都经历了，那时候，师资严重缺乏，一个人至少同时要讲三门课程，而且，都没有现成教材，要一边讲课一边写讲义，真是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不用说起早贪晚，就连节假日都是在伏案工作中度过的。这样的紧张状态持续到1960年，共编写出《中国通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通鉴研究》、《中国史学史》等七种教材，共200多万字，使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两门学科粗具规模。后来，师资队伍扩大，高度紧张的教学局面得到缓解，我于1961年以后除开选修课之外，就主讲《中国史学史》这一门课，时间相对宽松些了。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学术环境又宽松了，时间和心情都越来越有利于学术研究，我的科研成果比60年代以前明显增加了许多。不过，少也好，多也好，所研究的内容都和教学内容紧密相结合，所有科研选题没有超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范围的。
结合教学进行科研，首先是结合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进行研究。我认为，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名着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通》、《通典》、《通鉴》、《通志》、《文献通考》、《文史通义》。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然就是教学的重点。而这些名着有的部头很大，有的文义艰深，自然成为教学的难点。白寿彝先生曾把上面这十部书统称为“四史六通”，为了讲好课，我对这“四史六通”作了重点研究，几乎每一部都有论文发表。
其次，结合教学搞科研就是结合教学中的疑点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史虽然经过漫长时间内无数历史学家的相继研究，许多问题都已有了定论，但还是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这在教学中会经常碰到；还有些问题，似已有定论，但仔细推敲，你会发现尚有疑问，应当进一步研究。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总是尽力作一番研究，把问题弄清楚，争取给学生一个明确的解释。比如：在对范晔所着《后汉书》的评价问题上，有一种意见，认为范晔剽袭了华峤的《后汉书》，我经过将两书的仔细比对，搞清楚了两书有好多不同之处，即便有些雷同的地方也是有原因的，范书无论文辞，还是史论，都胜过华书，不但自成一家，而且超越了前人之作，其价值是不能否定的。我就此写成《关于范晔<后汉书>的三个问题》一文，澄清了范晔《后汉书》价值问题上这个有争议的疑问。我从这些研究中感到一种乐趣。在教学过程中，会经常遇到史学界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象“文革”前所说“五朵金花”、史学史分期等等，本应该结合教学进行研究，但我个人不喜欢打快拳式的研究方法，也没兴趣赶热闹，所以，在那些方面很少有成果，不过，对这些学术动态还是关注的，因为在教学时，必须把最新学术动态和信息传递给学生。
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始终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在保证教好学的前提下，结合教学搞些科研，虽然这样做对科研成果的数量有一定影响，但我不后悔，通过有限的研究，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讲起课来确实是底气足，效果好，心里踏实。我认为，老师对学生来说，是教学相长；而老师对自己来说，就是教研相长。搞教学，离不开科研，科研能促进教学。
三
陈光老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虽然于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侧重于中国史学史方面，有关成果比较多，其中又以对《通鉴》的研究尤为精深，有关成果为最多，我们请陈先生谈谈在这方面研究的感受。
陈先生说：谈到更多致力于史学史和《通鉴》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还是和教学有关。刚才说过，我几十年教学，主要讲的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这两门课。起先讲古代史的时候，由于备课、讲课任务太重，压力太大，没时间搞科研，所以成果就不多。1961年以后，主讲中国史学史时，时间相对宽松了些，就可以多搞些研究了。搞科研是需要时间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没有宽松的时间和环境做保证，说“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不过是喊喊口号而已，如果真能在短时间内搞出很多成果，那是很难谈得上是精品的，甚至根本谈不上学术研究，不过东拚西凑罢了。我的史学史方面成果所以多一些，正是因为有较多的时间。这是客观条件，还有主观上的原因，那就是由于对史学史比较有兴趣。我自幼爱读书，对古典文献有兴趣。以历史教学为专职，特别是主讲中国史学史以后，对研究史学的发展过程比研究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更感兴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史也具有悠久的渊源，人们是通过史家的着作去认识和研究历史的，而那些着作都是历代史家各自观点的反映，所以，研究历史，必须研究历代史家和他们的着作。所以说，史学史研究对于历史研究很重要。基于这样的认识，更坚定了我对史学史研究的兴趣。这是史学史成为我的主要讲授课程和研究重点的原因。这里顺便说一句，现在有的院校历史系以学生不愿学为由，把史学史这门课砍掉了，连史学史硕士点也萎缩了，这可是个令人忧虑的大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史学大国，不下力气把史学史、史学理论建成优长学科，怎么能培养出史学大师呢？我们国家正在迅速向世界大国和强国发展，我们是史学大国，又怎么向世界史学强国发展呢？
话说回来。在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我对《通鉴》的研究有所偏重，注意较早，投入精力也多一些，原因是我对这部名着有所偏爱。我在1957年秋天，就开了《通鉴研究》这门选修课，除对《通鉴》这部巨着作了全面的总体介绍之外，还选了书中十多篇各种文章作了标点、注释，作重点讲授。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与《通鉴》结下不解之缘的。我教授和研究史学史30年，读过不少史籍，不光是名着，凡是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史书，即使不是太有名的，只要能找到，我也都设法找来读，我觉得《通鉴》写得特别好。它有几大特点：1.它是我国古代一部真正的通史。它以政治为纲，从古一直写到后周，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2.历史真实性强。《通鉴》记事，从有文字记载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而没有采取这之前的传说时代；3.创新考异体例十分可贵。考异体例是《通鉴》的创新，保存了有歧异的史料，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认真态度也保证了这部着作的真实性；4、就是史料特别丰富。它以编年形式记载了一千多年间所有的历史事实，不象“三通”虽然资料也丰富，但只是典章制度某一个方面的资料。也不象记事本末体史书是一个一个事件的孤立记载，很多与事件无关的史料就不可能收进去。《通鉴》就没有这个局限。当然，《通鉴》写得好，我这只是很简单地说说，我写过《<资治通鉴>述论》一文，对此曾有所论述。《通鉴》这些特有的长处使我在所有史学名着中独对它特别看重，喜欢读它，自然对它下的功夫也就多些。
就是这样，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以后的史学史教学过程中，逐渐积累资料，对《通鉴》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陆续发表了约30余篇有关论文，在1999年集结成《通鉴新论》一书出版。在1986年，还应山西人民出版社之约，编着了《<资治通鉴>选读》一书。
对于《通鉴》这样的大部头名着的研究，很难谈到“精深”，我也只是读得多些，摸得熟些，那些年，有关它的一些问题总在我脑子里转，诸如作者司马光的生平，协修范祖禹等人的事迹，《通鉴》的历史观点、文献价值、编纂方法、征引史料的考核，乃至文字、标点的校勘，以及后人的评论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我都有涉及。所以，要说感受嘛，也不妨说一点。《通鉴》部头大，又是编年体，没有纲目便于查阅，要全面掌握它的内容和价值，就非得下一番笨功夫通读不可，特别是要考究清楚一个问题，查找资料是相当费事的，这就要求我们搞研究的必须有恒心，有钻劲，不怕烦难。《通鉴》写得好，让人越读越爱读，浓厚的兴趣使我到底将它通读了一遍，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更不知翻来覆去查阅了多少遍。所以能写出几十篇有关它的论文，对它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和这通读有很大关系。比如前人研究《通鉴》，大都只注意到了它是一部政治史，认为它缺乏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部分的内容，我在通读过程中发现这种认识与事实不符，经过反复翻查，辑录出书中关于学术思想、宗教源流、经学典籍、文史之学以及科学技术等五个方面的文化资料，写成《<通鉴>文化史述略》一文，既纠正了《通鉴》不载文化的误识，也弥补了《通鉴纪事本末》不纪文化的缺陷，还为《通鉴》文化史的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后来，白寿彝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很重视，说是“为《通鉴》文献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还有《<资治通鉴>述论》那篇文章，如果不是把《通鉴》完全读熟了，是很难写出来的。
史实考订更是件又烦难、又费时的事。比如《通鉴》一共引用了多少种书，是史学界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针对各家所引书目各不相同的结论，采取反复对校、删除重复、增补脱漏的考实法，先后撰写了《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和《<通鉴>引用书目的再检核》两篇文章，最后确定了《通鉴》所引书目总计为359种。白寿彝先生认为我这番仔细的考订工作所得出的结论“对《通鉴》引书问题基本上作出了定论”。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座突起的丰碑，宋以后没有哪一部史书能与之相比。在它的巨大影响下，产生了许多相关着作，有续撰、改编、注释、评论、校勘等等，构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专门学问。1984年，正是《通鉴》修成900周年，在文献研究会召开的学术会上，我作了《通鉴学的形成与展望》的发言，提出了建立“通鉴学”的设想，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后来，白寿彝先生为拙着《史学研究辑存》撰写序文，谈到我对《通鉴》的研究情况时，还鼓励我继续努力，“建立起通鉴学的基地”，使我深受鼓舞。本来还想多做一点事情，无如老境日深，才力绵薄，只能有负先生厚望了！不过，现在史学新秀不断涌现，相信对《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名着的研究自会后继有人，并将之推向一个新阶段。
四
陈光老在谈治学经历时，已经结合具体事情讲到了一些治学体会，我们还想请他从总体上谈一些治史体会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陈先生说：人老了，好老生常谈，也谈不出什么新意。不过，我还是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历史学是一门实学，研究历史一定要“求真务实”。这是史学工作者必须遵行的最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不变。强调治史要求真务实，肯定谁都不会反对，问题是如何做到求真务实，恐怕就因人而异，各有各的侧重了。我体会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要多看书。当然，做学问的都应该这么做，但这对搞历史的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实学，靠史料说话，没有充分史料依据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无本之木，靠不住的。而史料的搜集，全在于研究者所涉猎文献的多少，看书多，掌握的史料就多。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再说，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无论研究哪一个问题，有关的史料都散载于多种文献之中，不充分掌握所有有关史料，研究就难以深入。常常有这样的事，一个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做出了结论，但在以后的读书中，会忽然发现一条新的史料，甚至还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可以为已做出的原结论提供有力的佐证，或者也可能令你对原结论做一番更深入的研究。这就是看书越多，才越能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这也是要多看书的重要理由。还有，由于文献的作者、特别是历来研究者所处地位不同、所获资料来源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致使同一件事的记载和看法往往多有歧异，甚至相互抵牾，是非迥异，在这样情况下，要做出一个公允的判断，也非多看书不可。总而言之，每研究一个问题，不仅要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文献资料尽量搜集，还必须把前人的有关论述也多作参考，这还只是最起码的标准。
说到看书，还要强调一句，就是要注意看书的质量，要把握原书的原意，引用必须遵从原意，绝不能马虎从事，导致错误引用资料，或断章取义，使引用资料为自己的主观立论服务。那样，就犯了做学问之大忌。
第二、要会考订。考订功夫是搞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因为弄清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而史书所记载的史实往往有出入，所以，考订工作必不可少。
如何考订呢？方法有几种，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以史证史的方法用得较多，再就是以野史杂编、笔记小说证史，或以论文集、方志、碑铭证史，还可以诗证史。这些方法运用时可单用一种，也可几种并用，要视所掌握资料而定。
关于以诗证史之法，我想多说几句。这个方法一般不常用，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我国古代名人多有诗词传世，诗中所记所抒都是亲历亲见之事，是可信度很高的一手资料，充分发掘利用对于弄清一些史实真伪是很有力的根据。比如《谭嗣同全集》中有他写的《送别仲兄嗣襄赴甘肃省父》一诗，注曰“时年十有五”，已故杨廷福先生作《谭嗣同年谱》时，就以此为根据，说“光绪五年，秋，仲兄嗣襄赴甘肃省父”。但细检诗中“鹧鸪声里路迢迢，匹马春风过灞桥”及“春烟澹澹黯离愁，雨后山光冷似秋”等句，描写的全是春天景色，可见嗣襄赴甘肃并非光绪五年秋天。那么，应该是什么时候呢？据谭嗣同所作《三十自纪》，他于光绪五年秋由他父亲的任所秦州回到浏阳，便留在家中学习，嗣襄赴甘肃省父应当在第二年春天。诗注所说的“时年十有五”，是指的实足年龄，这是湖南人论年龄的习惯。这个问题的考订过程中，谭嗣同的诗文起了关键作用。
再比如，王安石出使辽邦之事，史无明文记载，但《临川先生文集》中有十多首题咏契丹风物的诗，无疑是使辽时所作。《涿州》一诗写道：“涿州沙上望桑干，鞍马春花特地寒。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此路使呼韩。”“持汉节”、“使呼韩”的话，就是他曾出使契丹最有力的证明。
还有，史载《北使语录》一书，是欧阳修出使契丹时所作，但后来失传了，这对于研究其出使情形显然带来困难，但在《欧阳文忠公文集》中载有奉使诗多首，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不必一一列举。总之，具备一定的考订功力，是研究历史做到求真务实之必须。
第三、要重实质。我在浏览新时期以来的一些史学着作和论文时，发现有的作品确有真知灼见，很为之高兴。但也有一种现象，令人忧虑！有的作品乍看起来满篇是生涩的辞藻，玄奥的议论，貌似高深，实则却是空洞无物，这距离“求真务实”的原则太远了。要做到“求真务实”，前面说的多看书、会考订是路径，或者说方法也可，而其本质表现应该是重实质，这是每一项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所谓重实质就是要在研究课题的本质问题上做文章，得出新的结论。史学研究的最本质问题无非三个层次，一是历史到底是什么样？二是历史为什么是那样？三是那样的历史在历史进程中有何作用？每个研究课题可以回答一个、两个或者三个问题，但不管回答几个问题，都要求研究者在广泛搜集资料、严加考订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结论。这样的成果才有价值，研究才做到了求真务实。
再说一点，我认为做学问的人要有一颗淡泊宁静的心，这一点对于治史者来说更重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句古训很多人都爱说，但要真正理解不易，做到就更难了。做学问得有时间，研究历史就更需要时间，因为研究历史必须多看书，书看得越多，做研究的资本就越雄厚。但今天的社会物欲横流，难免为名利所累，屁股坐不住板凳，哪还有多看书的时间和心情？即或有人凭着头脑灵活，打几回快拳，搞出点东西来，也至多不过是应付一时的“小吃”罢了，绝做不出久享盛誉的“美味大餐”。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呢？当然，这首先决定于个人的志向，立志在学问上有大作为的人才可能有淡泊宁静之心，但同时要有一个有助于学人立此大志、成就此大志的环境，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现在搞专业的人的业绩很多情况下是以研究成果数量来衡量的，逼使他们不得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怎么可能静下心来多看书、多思考，当然就很难出好成果、出精品。古人云：“十年磨一剑”，可现在是不管大剑小剑，打出来就行，也根本没有条件细细磨砺，怎么会有削铁如泥的好剑呢？立志是研究人员自己能做到的，实现大志就非有有利的条件不可。我希望科研管理部门多注意这种情况，制订政策时考虑到尽量为培养一些有志的科研人员创造一些利于“磨剑”的条件，这也就算是一点不成熟的建设性意见吧。非淡泊不能明志，无宁静何以致远?新时期以来，科学繁荣，史学工作者们也在辛勤耕耘，推动着史学发展，成果数量可谓蔚为大观，可关键问题还是质量，愿我们史学界能多一点淡泊宁静，少一点名利浮躁，多出些精品，多出些与史学大国地位相称的、能享誉世界的传世力作。
（转引自《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