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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缺乏新意的文章没有灵魂——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戎笙

历史学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随着近年来学术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历史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历史学研究也面临着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近日，本报记者围绕清史研究及新时期下历史学研究的创新等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戎笙先生进行了采访。
“清史工程”需要创新　传世与否需后人来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建议修清史，后来主持编纂并出版了10卷本《清代全史》，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戎笙：你知道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议修清史，说明你还是关注学术动态的。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学者们就有修清史的建议，但后来搁浅了。从1983年开始，我主持了国家“六五”重点课题，编纂10卷本《清代全史》。当时做清史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几个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那时，这个项目属于“革命任务”，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学风不错，大家都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任务重、时间紧，研究人员全身心投入，一心一意搞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时国家重点课题也有经费吧？
王戎笙：有啊，我们这个项目开始是14万元，后来追加了4万元，在当时应该算很不错了。我是这套书的主编，要求大家把手上的事情放下来，全心全意做这项工作。这套书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研究过程，整整花了10年时间。而且我认为在体制上是有创新的：学者负责，行政不干预。在出版后的10年时间里，再版了4次，各方面反映都不错，至今未见一篇否定它的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那时相比，现在的清史研究情况如何？
王戎笙：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学者焦虑的是许多新资料还有待发掘，国外的东西看得也还不够。现在情况不同了，动不动就讲钱，从管理层到作者都如此，但钱多了未必就能做出好的事情。说到清史研究，时下最大的项目当然是“国家清史工程”，国内几乎所有的清史研究学者，或多或少都承担了一些任务，恐怕没有哪一个项目调动的学者有这个项目多，因而引起的关注度也是最高的。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清史研究者，坦率地说，我对“清史工程”的体裁及编纂的组织方式都有保留意见。体裁、体例、文体，都需要创新。我认为不应用纪传体，我也反对用文言文，反对与二十四史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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