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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部颇具新意的经学研究专著——读孙筱著《两汉经学与社会》

晋 文
近几年来，对汉代经学的研究似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接连出版了几部内容和题目相同或相近的专著。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孙筱先生新近推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项目成果——《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孙筱先生曾经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甘泉研究员和李祖德研究员，早在攻读研究生时就对汉代极力倡导的“孝”和“孝道”作过缜密的研究，并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论文。此后十余年间，他始终关注这一课题，并把研究范围从“孝”和“孝道”扩大到两汉经学，在经过潜心思考和反复修改后，终于完成了这部对汉代经学研究颇具新意的学术专著。全书共计27万字，凡四章，即“新秩序与旧制度——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传统的文化与文化的传统——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和“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可以说是近年来经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通观《两汉经学与社会》，该书主要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注重对汉代经学的宏观研究。与以往研究经学不同，《两汉经学与社会》不是专注于经学的繁琐考证，诸如有关字、词、句的辨析或阐释，而是强调从总体上把握两汉经学的时代特征和作用。为了充分展现经学发展的脉络，作者开宗明义，即提出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认为两汉经学实际是儒学“内纯致治”的一个过程。“概而言之，内纯致治是指学术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保证理论内核的纯洁和深化，并与时制宜，拓展理论的实用功能。”从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作者“以此法则作为诠释经学与其他先秦诸子学说的圭臬”，在总体把握上无疑是非常准确的，不仅具有极强的概括性，而且也体现出高度的哲学思辨能力。笔者孤陋寡闻，不知前人是否曾有过类似表述，因而这应该是孙筱先生的原创提法，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尽管所谓“内纯”的解释似乎还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经学的兼收并蓄难以完全用“纯洁”来概括，但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对经学研究必将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再如论述秦汉编户制的“二重性”、两汉政体的“框架型”、“秦制与汉政”等，《两汉经学与社会》也都是从宏观研究着眼，对前人的一些传统看法提出质疑。作者认为：“秦汉及后代相承的编户制，在行政建制上虽以地缘关系为形式，但在实际内容上，却以血缘关系为内容。编户制具有鲜明的二重性”；“汉王朝建立后，根据自身所处社会状况，实行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制度，错杂封国与郡县，逐渐建立以郡县制为主体的框架型结构政体”；“秦政与汉政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人民自治的否定和肯定”；“秦制与汉制为以后各王朝专制政体的建置提供了‘范式’（model）。论及此问题，应该以秦制汉政连称为好。”这些独到见解显然是作者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结晶，不仅大大丰富了对于汉代经学的认识，而且对于今后先秦、秦汉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是以宏观研究为指导在关于经学的具体论述上创见颇多。例如在第二章中，该书着重讨论了“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问题，其中把经学的内容和特征概括为“汉代的儒学”、“神圣化的儒学”、“谶纬化的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儒学”、“通经致用式的儒学”和“以汉律古的儒学”就非常具有说服力。特别是把阴阳五行学说称为影响较为普遍的“科学迷信”，并指出两汉学人在把经学神圣化同时往往“以汉律古”等，读来都令人耳目一新。至于论述经学源流以及经学与道学、经学与法学、经学与墨学、经学与迷信、阴阳五行的关系，书中也多有发见。仅就与道家的关系而言，作者在全面分析汉初重要人物陆贾和贾谊后，即明确提出：“实际上，把陆贾和贾谊归为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准确。俩人是汉初的政治人物，对他们而言，学术不是立业之本，也不是理想所在。”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切合时用，百家糅杂；所以他们实用的态度，融合各派的方法，为后起的并获得独尊地位的汉代经学所仿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可以把他们称为两汉经学的始作俑者。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常中肯的。关于经学的社会作用，《两汉经学与社会》亦选择了四个方面，即今古文学的政治取向、祥瑞与灾异、汉以孝治天下、汉代行政制度的影响，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其中论及古文经学的政治取向，作者一反传统褒“古”贬“今”的做法，对古文经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虽然是一家之言，但却是言之凿凿，持之有故，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和思考。即使是在前人反复耕耘、成果丰硕的经学的传承与经义的研究上，作者拾遗补缺，也作出了一些不乏新意的论述。例如，关于《周易》书名“易”字的理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对此解释，古今学人众说纷纭，皆难得确诂。而作者却妙思奇想，以蜥蜴类动物多有“变色龙”为解，从而得出其引申义为“变”，“易”的本字即为“变”和“变化”。以笔者所见，这也应是一种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观点。
除了以上所说，《两汉经学与社会》严守学术规范，其逻辑思维的严密，史料的翔实，以及注重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普及性，给人们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论述汉代经学的传承时，该书还以学术公心把古今关于《五经》研究的主要资料罗列其中，这不仅为其他学人尤其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更体现出作者高尚的学术品德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两汉经学与社会》也存在一些细小的不足。例如，在第5页中，作者认为谷梁学为今文经学，这种看法本无可厚非，但考虑到对谷梁学历来有古文经学的说法，况且作者在第277页还专门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所以在前面直接提出谷梁学为今文经学时最好还是能给出一个“参见本书第277页”的注解。再如，第300页关于古文经学的论述说，“古文经学是西汉平帝前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所谓的经书”，此话亦有些难解。因为西汉的中央官学就是太学，而在平帝之前立于太学博士的都是今文经学，并没有古文经学。故笔者以为，作者这里所说可能是指“古文经学是西汉平帝前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所谓的经书”。另外在个别史料的校对上，该书第314页引《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而实际当为“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对以上这些不足，相信孙筱先生在今后都能够进一步加以修改和完善。
（作者简介：晋文，1958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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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8/526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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