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戊戌变法-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

一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具转折意义的事件。政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袁世凯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长期以来，于此见仁见智，进而成为聚讼百年仍未能定谳的疑案。是人是案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都委实太大，因此引起众多论者经久不息的探究兴趣也是自然。概言之，对袁世凯与政变关系的评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政治评判阶段（约1898-1916年）。对戊戌政变的论说，从事件发生之后即已开始。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12.23)，逃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刊发《清议报》，自第一期起，就连载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内容。稍后，还有康有为、恽毓鼎、胡思敬、赵炳麟、濮兰德(J.O.P.Bland)等人的论说。因袁世凯身居权势漩涡中心，对其的评论多受政治环境左右。而以1908年前后判然可分两阶段。在1908年以前，康梁党人对袁世凯仍寄予相当希望，所以对袁多持袒护隐匿态度，对袁与政变的关系，虽有提及，但并不是太大问题。（注：戊戌当年，维新派的报上就刊出谭嗣同狱中致康有为的“血书”，内称“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军机四卿）必受戮，彼首鼠两端者，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清国殉难六烈士传》，《知新报》七十五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王照指陈该“血书”是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合谋伪造。（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水东集·小航文存》卷三，民国二十年刻本）不管该“血书”是出自谭嗣同之绝笔还是伪造，但可以确定的是党人对首鼠两端的袁世凯早有看法，只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暂时隐而不发罢了。）问题的突出起来是在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是时，光绪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身居海外的康梁党人因丁未政潮、政闻社事件等与袁势成水火。转而指责袁告密是导致维新失败先帝蒙难的原因，呼吁载沣“杀贼以谢天下”（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32-635页。）。朝中权贵与清议也想借机排袁，推动杨锐之子交出“戊戌密诏”，重翻旧案（注：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赵柏严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袁世凯亦托人发表《戊戌日记》，为己洗刷。此一阶段，对该案的评价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搅合在一起，多以当事人的政治倾向为依归，立场不同，论说也两端。即便是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因前后情势变化，记述也很不相同。典型的例子便是《戊戌政变记》的“日本铅印本”与后来“中华书局本”的叙说差异。因当事人格于当时政见，难免有曲笔改判的情形。于此，梁启超本人也并不隐讳，他在民国十一年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于“鉴别史料之法”一节中专门将此提出：“如吾二十年前所着《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亦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但是，早期的言说者多为亲历亲见，他们的记述又是原始资料，舍此，戊戌案的研究便无从着手。这种“将真迹放大”的资料恰恰构成研究是案的史料基础，这也正是造成后来者长期莫衷一是的个中症结。
道德评判阶段（约1916-1950年代）。此间，袁世凯帝制自为，遭国人唾弃，身败名裂。对其戊戌年作为的负面评判也更多地转移到道德层面。认为此人是一世奸雄，工于作伪，所言所行多不可信。戊戌告密是其根深蒂固的品性使然，以袁“那种人格而论，可断定他出卖光绪之行为，极其可能”（注：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第82页。）。人们多愿相信对其指责的记述，而对其辩护的文字每每指斥为“伪作”。此时的论着大部分都言之凿凿地认定袁告密是酿发政变的主因。（注：袁世凯死的当天，黄炎培即撰《吾教育界袁世凯观》发表于各报，内言“今日得耗，袁氏已矣。彼一生之所为，在政治上自有所以判定之者。余不善谈政治，此笔此口，愿以让诸政治家。”随之，黄列出“愿与吾全国人共试读之”的袁世凯一生提供的九条“大教训”，几乎全从道德立言。最后的结论是袁世凯“直牺牲其一生之事业名誉与其生命，亲以其身为道德试验品”。并建议以袁世凯死日“为道德纪念日，各昭其青年，无忘无忽此民国开基大教训。”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0页。）
学术评判阶段（约1960年代—）。先是台湾学者以较超然的学术情怀关注案件，吴相湘作《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以文本互证来申说“戊戌政变并非如世俗所谓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始爆发的。”刘凤翰则以绵密论证反驳吴氏的意见。（注：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台湾）传记文学丛书91，台北，1979年，第9页。）1963年，萧一山根据《续孽海花》的描写对袁告密时间提出新看法（注：萧一山： 《戊戌政变的真相》，（台湾）《大陆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七期。），所据为小说家言，多为学者不采，但毕竟提出了另种思路。1970年，黄彰健刊出其在戊戌变法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内有专篇《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注：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54，台北，1970年。）。黄着具相当功力，其后戊戌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均循其思路而来。1980年代后，在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大陆学人异军突起，利用大陆档案馆收藏的丰富资料，将该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学者们根据档册的记载准确地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藉。大陆学者由此而入，还利用清官内外的种种异象对政变原因作出新解，持不同意见者也不乏人，双方有激烈辩难，在该议题上的自由争鸣由点及面地反映出比较独立的学术时代的来临。（注：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载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克光：《戊戌政变史事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等。）
时至今日，对疑案的阐释经历了政治、道德的评断而归于学术的研判，感情因素日少，理智因素增多，题外的“画外音”渐少，而更多地归于就事论事。这一切，无疑为研究更加趋近史实开辟了路向。
二
如前所述，否认袁世凯告密是引发政变的直接原因的见解，并非新说。只是长期以来，这派的言路和思路受政治和道德标准的压抑而难以发挥。近年来，因学术标准渐成学人共识，此一旧说为学者们用种种新材料新思路加以阐释，而有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应该说，研究有长足进展（注：最新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但绝非所有环节都能丝丝入扣。
于此，别不多谈，只提出一点，如果袁世凯没有告密或在政变发生后才告密，何以摆脱他是维新党人同盟的嫌疑？因为这中间相隔有几天时间，期间隐匿不报，政变发生后才报告，除了让人产生他有避嫌的拙劣投机心态外，又有多大意思？这种为了洗刷嫌疑的告密除了愈洗愈黑适得其反的效果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况且，袁世凯如果没有在戊戌政变中建有“奇功”，又何以解释他后来为什么能够那样迅捷地获得慈禧、荣禄的信任，从而飞黄腾达？这不是今人才有的疑问。“八月十三日(9.28)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盟者也，既同盟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注：苏继祖：《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1页。）。荣禄此言大可玩味，根据何来？
依鄙见，既不接受八月初五日(9.20)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窃以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9.19)，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下面具体申论之：
首先，来自袁世凯记述中露出的蛛丝马迹。是否告密，袁是第一当事者，其他人的转述均没有本人的叙述来得直接。所幸，袁为洗刷自己，也有文字存世，这就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手材料。袁所留存的《戊戌日记》虽有多种版本，但内容基本一致（注：《戊戌日记》又称《戊戌纪略》，存世的版本有宣统元年的“南通书林本”；民国十五年的“上海申报本”；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抄本（被收入《戊戌变法》（一））以及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抄本等。）。“日记”末尾记曰：“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也就是写在政变刚发生后的9月29日。罗家伦认为此言不可轻信，因“日记”是一篇纪事本末式的长文，并非按天写成的日记体，“日记”很长，结构精制，“断不是第一天说后，第二天就可写好交卷的”（注：罗家伦：《一个几乎被失落的文件》，台北正中书局：《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辑，第2页。）。实则，袁本人并不讳育“日记”是事后追记，八月十四日本身就是事后，故而某些段落写成纪事本末体也是自然。“日记”大凡有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另一类更多的是写给别人看的，即所谓“以日记为着述的”，《戊戌日记》便正好是此类“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着述体”日记（注：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89-290页。）。它在戊戌时写就，是意存胆怯预留后路的伏笔，它在戊申（1908年）后抄出，是为了用旧文替当下申辩。这样的“日记”写得比较“技巧”也是情理中事。八月十三日(9.28)，刚刚发生震惊中外的“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惨剧，如按袁所称的写作日期，“日记”恰好作于次日，当是有所触动而写，想事后为己辩白。这样的辩白文章又加上是在数年后在袁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才传出，可信度自然会打折扣。但既是想作辨解文，也就不能纯是谎言，必然要有某些事实的留存。所以对“日记”不能全信，也不能全然不信，而要有所分析，特别是对其欲言又止的弦外之音更应倍加关注，这往往正是撰者有所掩饰却欲盖弥彰的“要命”处。综观“日记”，最大的疑窦所在是八月初四日的一整天在通篇日记中居然不着一字。我们知道，就在头天晚上，谭嗣同赴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向袁交了“杀禄劫后”谋划的底牌，两人密谈到将近午夜，其准确时间，按照连夜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言是在初三日(9.18)的“夜漏三下”（也就是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第108页。）。康有为也确认：“至（初四日）子刻（零点至两点）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注：《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61页。）。这里，袁世凯住的法华寺位于今报房胡同103号（华侨大厦旁侧）；而梁、康来到的金顶庙（时容闳在此居住），大概位于今韶九胡同23号（东华门附近），两地相距很近，之间距离步行不过十分钟（注：“金顶庙”所在位置有多种说法，戴学稷、徐如认为在石景山区的金顶街（《容闳—参加戊戌维新的西洋留学生》，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74页）；张淑新、张淑媛认为“宣武门外南横街南面的关帝庙叫金顶庙”（《紫禁城内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67页）；周育民认为“在东华门外的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6页）；而1919年出版的林传甲总撰的《京师街巷记》则记录“金顶关帝庙”在“东单牌楼三巷西口”，而“东单牌楼大街之西有巷曰三条。西至王府井大街。东至单牌楼大街”（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下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407、410页）。征诸史籍，康有为明确说该庙在“内城”，所以前两说均有问题，而以后两说切近史实。此处采周育民说。另按：因乾隆年间关羽又被崇封“帝”，关庙在规制上也允许建琉璃金顶，而那时北京城内最多的庙宇类别便是“关帝庙”；另据说旧时北京的“娘娘庙”也有称“金顶庙”的。所以俗称“金顶庙”的庙宇在北京当不止一处，故而造成众说纷纭的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康、梁所到的“金顶庙”与“法华寺”同处内城，相距不会太远。）。来自各方信息证明，谭、袁结束谈话的时间当在初三日午夜将近初四日凌晨时分。而初四日，正是在戊戌政变史上有重大变故的日子，这天，康有为在得知密谋难以举发后，逃亡出京；这天，慈禧打乱了原定计划，突然回宫；这天，光绪不再回到他过去习惯居住的养心殿，而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后来遭长期囚禁的处所（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的《穿戴档》记：当天光绪在乾清宫召见完大臣后返回的还是养心殿，但“跪接皇太后请安毕”后返回的却是涵元殿，说明变故发生在慈禧回宫之后。）。也就是说，这是异常关键的一天。有学者解释袁世凯在这一天“所作的事与政变无关，他自然可以省略不记”（注：《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6页。）。对此说法，我万万不敢置信。日记从袁到北京之日起笔，基本上是有事必录，包括起居歇息，天晴下雨，拜见何人，有何活动，均历历备载。唯独对至关重要的初四日，却“省略不记”，这无论如何说不通。袁自称：谭嗣同去后，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心理受到重大震撼，这几十个小时最是要紧，袁却只字不提，恰恰说明其正有不可告人的隐秘，他是不能记，不敢记，而绝不会是无事可记。袁氏所记其行踪还有一反常之处，初三日白天，荣禄曾因英国兵船多艘至天津大沽的突发事件，紧急进行兵力调动，除急电袁世凯外，还不放心，又特派“专弁遗书”，令“即日回防”。袁不敢怠慢，因为初五日光绪召见的日期前已排定，所以只得赶紧让幕僚起草奏折，“叙明原由”，打算提前一天：“诣宫递折，请训后，即回津。”谭嗣同来访时，袁“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赶办这件急事。谭嗣同在袁寓所逗留时，袁也以此事为借口，“讬为赶办奏折，请其去。”但是，在谭离去后，袁却把回防的急事搁置，也不再赶办提前请训的奏折。试想，回防牵扯到外交军事，何其之大！何其紧迫！而且，是其顶头上司迭次急令，袁最初不惜让召见日期提前，变动皇上的既定安排。这事又是何其之大！而随之将这一切改变，这势必有比回防更为重大急迫的事要办，这就是谭嗣同来访透露的天大密谋。于此，袁世凯的解释是：“遂亦未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成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49-550、553页。）。这是袁打发走谭嗣同后的第一反应，他已把自己看作是大变临头挽救宗社天降大任之人，并毅然把自己视为“补天”人物。他既已不再请训回防，甘冒耽误外交国防大局和得罪顶头上司的大风险，却又不及时行动，反而操持“与政变无关”的事，与常理相悖。而况此时“补救”决心已下，作为长期在军界谋职的袁又深知“时机”的重要，“遂亦未及递折请训”一句便道明他想要赶办另一些更紧迫的事，那么，这又会是些什么事呢……？问题的指向已经很清楚。袁世凯必须抓住时机的另一层理由是担心密谋会被维新党方面提前泄露，这并非没有可能，谭嗣同访袁，有多位新党人物知晓，袁回忆，“此是何等机密之事，彼等在别处亦昌言不讳。次日，京中已有交头接耳谈及此举者矣”（注：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页。）。假如慈禧是从其他渠道而不是袁世凯那里知道密谋，袁在后党方面将百口莫辩，袁必须先行下手。一位对袁有深切了解的人评说：“假如袁世凯对戊戌政变一局，永远闭口不言，我们对于当时情形，只有怀疑，而无法证明他是出卖光绪的叛徒。但见了这一篇文章（日记），中间的漏洞就很容易指出了，‘此处无银三十两，对门阿二勿曾偷’，此即是袁世凯的口供啊！”（注：《张謇传记》，第79-80页。）
其次，来自张一麐等透露的若干信息。张一麐，曾长期担任袁的机要幕僚，袁世凯就戊戌事件曾跟他有过交谈，《戊戌日记》的部分版本最早就是由袁世凯交给他而刊发的。于此，张一麐在民国十五年九月给蔡元培的信中云：“顾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与此相授，弟因不足解纷，终未宣布。去年况夔笙来苏，弟以此与之，已编入申报丛话中。弟且曰：个中人物，只有南海，盍为证明是非。而南海始终未有只字相答，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其缘起如是”（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48-149页。另有说“申报本”不是来自张一麐，而是费仲深从莫楚生处得到（参姚伟整理：《“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近代史资料》总81号）。但此说存有疑点，容另考。）。可见，张一麐是袁世凯“鸣冤”事件中的要角，袁日记特地交付张一麐，说明两人关系的非同寻常。戊戌政变，牵扯皇上太后，关碍个人名节，还涉及六君子的人命，案情重大，袁一向讳莫如深，却对张一麐透露一二。所以，对张一麐的有关文字，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张一麐记：“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袁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上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张还称“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注：《古红梅阁笔记》，第25-26页。）。这段言词与其它记述大同小异，却对袁世凯入京寓所的记录有不同。一般多把它当作笔误，因为谭、袁相见的地点不在海淀旅馆，而在法华寺，这是信而有征确凿无疑的。但殊堪注意的是，袁世凯在京并不是一处住所，而是两处，七月二十九日(9.14)，袁到京后先是租寓法华寺，第二天就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因召见被安排在颐和园，需四鼓（约凌晨3时）就要在园宫门伺候，如住在城中的法华寺离园数十公里，晚上又要关闭城门，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第二天早上是很难赶到园中陛见的。所以，袁必须在颐和园左近找住宿。七月三十日(9.15)下午，袁在离颐和园咫尺之遥的海淀找了一间名号“裕盛轩”的旅店住下。八月初一日(9.16)一早，袁在颐和园毓兰堂接受光绪的第一次召见，并“奉谕四日后请训”。召见结束，袁回“裕盛轩”休息。八月初二日(9.17)晨再赴颐和园谢恩后，才于中午返回法华寺。（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49页。）袁在北京找两处寓所的用意很明确，在海淀旅店，是为了就近颐和园；在法华寺，是为了便于在城里活动。此一来，张一麐“寓海淀旅店”的记述便大有值得计较的地方了。莫不是袁世凯与谭嗣同在法华寺会面后，又从城中赶到海淀。更加让人起疑的是，八月初三日，光绪已由颐和园返宫，然后一直居住在紫禁城，而这时慈禧却居住在颐和园，帝后二人是分居城里城外的。循此思路以进，那么，袁世凯在这非常时刻到近离颐和园的海淀来干吗？须知，慈禧是知道袁世凯来京，并密切关注着这位手握重兵权臣的行踪。七月二十六日(9.11)，康有为借别人名义上折，建议召见袁世凯（注：《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64-165页。）。折子递上后曾“恭呈慈览”（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光绪破格提拔袁为候补兵部侍郎的举动更是引起后党方面的强烈反弹，荣禄紧急调动军队，并令袁世凯迅速回防。身处维新派核心圈子的王照认为：“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也。”（注：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戊戌变法》（四），第360页。）对袁这样一位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若称有紧急事件求见慈禧或后党重臣，很难相信她（他）们不会面见或引见。袁世凯是一功名利禄心很重不甘寂寞的人，他来京的短短几天，遍访京中大老，曾往谒礼王、庆王，军机大臣和尚书，乃至赋闲的李鸿章。即使袁不便单独闯园告变，在京城要找或能引见或能传讯的权贵也不会是难事，袁世凯亲随对此有目睹，当谭嗣同离开后，“大人（袁世凯）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注：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82页。）。此处说到的“某亲王”当指庆王奕劻，此间，袁、庆有数次接触，“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注：邓之诚：《骨董琐记》，中国书店，1991年，第519页。）。（与维新派有密切往来的杨度在政变后也得到消息，“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北京档案史料特辑·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以上是将袁世凯的告密空间确定在北京（注：与袁世凯有过往的张国淦早先也指认告密地点是在北京，但其所据的《项城书札择抄》的原本是《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该原本的可靠性素遭质疑；书札所述内容也多离奇之谈。故不引用。读者有兴趣可参《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5页。）。另有说法是将告密地点指认天津。与荣禄有密切关系的陈夔龙说：“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向荣禄告密，荣禄“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近代稗海》(1)，第374页。）。九月二十三日，翰林蔡金台给驻日公使李盛铎有信：“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邸达之”（注：《骨董琐记》，第517页。）。依笔者拙见，更倾向于接受袁在北京告密的说法。谭嗣同夜访行动在北京，“围园劫后”的目标在北京，袁本人和维新党人当时也均在北京，揆度常理，袁似没有必要回津报告，以事情的急迫和袁的活动能量，完全可以就近在北京找着告密对象。返回天津，反倒是舍近求远打草惊蛇了。但无论告密地点是在北京还是天津，上引种种材料均将八月初四日作为告密时间，这也正是袁氏日记中只字不提的“失却”的那一天（注：袁世凯“长于记忆。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近代稗海》(3)，第9页。）。《戊戌日记》在初三日以前，对袁住所均有明载，面见谭嗣同后，却不见有关住宿地点的记录，这也是前后不一的。愈是不记，愈说明心中有鬼。八月初四日傍晚“申刻”，慈禧不经通报，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皇宫（注：《光绪朝起居注册》，台湾收藏本，转引自《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7页。），发动政变，与袁世凯的神秘行踪难脱干系。如所周知，袁世凯从来就不是君子，也不会受背朋卖友的心理束缚，曾与袁长期共事的张謇在政变发生后写道：“是儿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注：江苏南通市博物馆等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4页。）这是浃骨浸髓的知人之言，是人告密绝非偶然。
再次，来自袁事后所受的非常礼遇。初五日，袁世凯请训后返天津，于此，《国闻报》报道：“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练兵大臣抵津》，《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大张旗鼓，仿佛在欢迎一位功臣凯旋。八月十日(9.25)，朝廷“电寄荣禄，着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着袁世凯暂行护理”（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辛卯，（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年。）。可见慈禧为首的朝廷的信任有加，若袁对慈禧没有大功劳，很难想象慈禧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将如此重要的职务授予。八月十一日，曾十分活跃的杨崇伊上折：“应请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以资保护。至北洋紧要，不可一日无人。司道代拆代行，设有要事，尤恐缓不济急。可否请旨饬大学士李鸿章，即日前往暂行署理。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呼应较灵”（注：《掌广西道监察御使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6-467页。）。此乃不知底细的事后建议，但所开列的内容，慈禧等不会没有想到，舍李鸿章等重臣而选择袁世凯，不消说，朝廷的安排是经过慎重掂量的，“世凯虽资洛尚浅，而以戊戌告变，帘眷已隆”（注：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362页。）。如果照一般理解的那样，袁世凯是在返津后于初五或初六日才将党人密谋报告，天津方面将此情报转达北京还要更晚，而此时，政变已经发生，慈禧及后党最危险的时刻业已过去，袁氏所为已是马后炮，除了加重党人罪名，对慈禧来说，并无大的价值。所以，将告密时间后移的说法，很难解释袁世凯为什么会突然间从疑犯变为功臣。反之，若没有告密，又何以索解后来光绪对袁的那种死难瞑目的深仇大恨，“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隆裕视疾，盖常见之。及大渐，闻书片纸，私与隆裕曰，杀余者某人”（注：枝巢子：《旧京琐记》，《戊戌变法》（四），第309页。）。这里，告密时间的早晚具决定意义。正因袁世凯在初四日就已经完成了告密过程，所以，此后他的行动便比较从容，次日，他结束陛见后，不着急地在车站等候官员同行，返回天津见到荣禄后也只是“略述内情”，因有外客来访，袁也就不急于把情况讲完，“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袁两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也不再是如何保护慈禧，而是如何保护光绪，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554页。）。假如袁在此前没有告密，事态异常紧急，以荣、袁的地位和精明，办事岂能如此怠慢？再者，若是袁此刻才告密，处在危境的是慈禧，而非光绪，荣、袁的操心岂不是南辕北辙？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袁在京城已告密，回津后复将情况汇报荣禄，这时，处在危境的已不是慈禧而成了光绪，要维护光绪又不招致慈禧的猜疑才是需要反复筹商也难有“善策”的事。之后，荣禄到京，也确实在调和两宫关系上作了工作，使光绪政变后受辱状况略有改善。（注：《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报道：荣禄进京后， “太后的行动和缓一点了。”《戊戌变法》（三），第495页。）
复次，来自外人的记述。列强中，日本是对中国朝中变化比较关注，情报来源既多且准的国家。其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曾致电外相大隈重信：“太后于9月19日突然回宫，直隶总督荣禄也在同一天化装来到北京与慈禧密谋。”（注：日本外交档案，转引自《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6页。）我们现在知道，关于慈禧回宫的时间，林权助的报告无误。慈禧突然改动回宫时间，在当时清廷高层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却被日方打探得实，情报的迅速和准确令人惊叹！至于荣禄来京一事，因缺乏旁证，难以坐实。但于情理来说，并非没有可能。来自外人的记述还有一则，长期担任清朝海关官员的H.B.Morse称：初五日这天荣禄曾在颐和园和慈禧会议（注：H.B.Morse,The Inter 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Hongkong & Yokohama,1918,Vol.3,p.144.）。黄彰健认为：“很可能Morse将初四的事误记作初五……荣禄见太后应在初四日申刻以前”（注：《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7页。）。果真如此，那么，在中外时局紧张之际，荣禄居然离开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岗位，秘密微服来京，只能说明，朝中有大举动，必须他来会商。这里再次证明初四日是一关键。有学者提出，政变不是在初四日而是在初三日就已发生，理由是初三日宫廷的办事程序已经有了重要变化：“还拟定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这道上谕表明光绪已不能自行处理政务，而必须先向慈禧请示后才能办理，也就是说，权力在这时就已经转移到慈禧手中（注：林克光：《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这种见解援引的证据相当有力。但也不是无可争议的确说，其最难解释之处是，既然慈禧在初三日就已接管了权力，为什么还要在这一天，让对其构成最大威胁的光绪“侍晚膳毕，驾还养心殿”，单独回宫（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居注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而自己仍留居颐和园。这岂不是让光绪脱出操控范围放虎归山吗？换言之，如果对已经解除权力的光绪不再担心，故而可以放他单独行动，那又为什么要在初四日急忙回宫就近控制光绪，“向例太后回宫须先传谕，此次突如其来，德宗跪起问老佛爷何以不先传谕？”（注：《古红梅阁笔记》，第26页。）其实，处理政事的方式改变也可能是光绪为缓和同慈禧间日益激化的矛盾而主动作出的让步姿态。在整个百日维新中，光绪有一始终不渝的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慈禧完全闹翻，“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注：谭嗣同、唐才常：《浏阳二杰文》卷一，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本，第2页。）。到七月底，因提拔新进，排斥旧臣，朝中人人“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而变局已显”（注：《戊戌政变记》，第72-73页。）。特别是“有为又请开懋勤殿，置十友隐夺政权，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祸作也”（注：刘体仁：《异辞录》卷三，上海书店，1984年，第36页。）。面对与慈禧的冲突加剧，光绪已有妥协退让之意，七月三十日，光绪密诏党人，　“不致有拂圣（慈禧）意”是其强调之处（注：《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十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2年。）。八月初二日，光绪用明谕和暗诏两种方式要康有为赴沪办官报，也含有减缓争端来日再举的意图（注：《初二日交林旭带出朱笔谕》，汤志均：《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56页。）。在此情势下，光绪萌生退意是符合逻辑的意料中事。故而，初四日是发动政变的日期仍为最大可能，从这天开始，慈禧不再离开光绪；初五日，慈禧另“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681页。），从制度上对中枢办事机构不得与慈禧分离作了规定；初六日，颁发上谕，慈禧训政公开化；初八日(9、23)，于勤政殿行训政典礼，完成训政的合法化程序，到这时，她即便是撇开光绪也都是无所谓了。（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第4200-4201页。）
又次，对若干疑窦试作解答。疑窦一，如果袁世凯在见到谭嗣同后旋即告密，谭即为第一“凶犯”，那么为什么慈禧等没有立即下令抓捕谭嗣同？清廷拿问谭是在初八日，京官魏允恭当天给在上海的汪康年写信：“今晨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注：《汪康年师友手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116页。）何以解释慈禧等的行动如此迟滞？答疑：这当是因为慈禧是经验老到的统治者，政变又是非常大事，其操作起来极其慎重。以当时局势的轻重缓急，最重要的当然是宫内的皇帝，只要将其控制，其他的都不足虑，所以她贯彻先宫内，再朝外，先光绪，再康有为，再军机四卿，再其余党人，范围由内向外逐步扩大，政变手法十分富有层次和节度。当间，袁世凯还对谭嗣同施展缓兵计。在谭袁临分手时，袁对谭的一番话颇阴险：“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渭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据袁称，谭嗣同对这番话“甚以为然”。袁已经把谭嗣同视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的“谋乱”之臣，却又如此言说，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借此稳住谭嗣同，便于其告密后从容行动罢了（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2-553页。另按：谭嗣同此前一直住在南海馆，初四日午后迁寓浏阳馆，或与袁世凯的劝告有关（《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63号）。）。疑窦二，既然袁初四日已经告密，为什么还要在第二天让光绪继续召见他，让光绪召见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岂不是很危险吗？答疑：袁既已“反水”，召见与否，对后党来说已无危险。光绪召见前安排已定，遽然取消，反而会提前引起中外猜疑。实则，袁世凯早就同维新党人成陌路，袁在新党力荐下被超擢，却摆出一副不以为喜反以为忧的扭捏伪饰姿态，“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到处张扬“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还拜访刚毅、裕禄等后党重臣，“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文韶）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日召见谢恩时，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49页。）。这固然有袁向后党表明心迹的装摸作样在里面，也有他在两军决战前夕避祸脱逃的真心状在其中。袁来京后，只与后党人物往来，不见主动拜访任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光绪召见时，袁也只对张之洞等“老成持重”者作力荐，对新派人物则多方指责（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五十六，文华斋，1928年，第29页。）。反映出此时的袁世凯与前此强学会时已有大区别，在新旧党争白热即将摊牌的前夕，袁作为嗅觉敏锐的势利政客，已经有意识地与新派疏离，而与后党套近乎。这甚至发生在袁世凯来京之前（注：袁来京前即认为“内廷政令甚蹧（糟）”。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总37号。），惜康有为等不查，反在这时对袁寄予厚望，不能不说是重大的策略失误。对袁的政治转向，新党方面后有察觉，谭嗣同面见袁世凯的印象是：“始我与本初约，今知其大不可靠，求其不败乃公事足矣，安望其它乎？”（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3)，第12页。），惜牌已出手，无可奈何！后党首肯继续光绪召见袁的计划，还有一种可能是想进一步收集证据。袁世凯与光绪的会面，就有人监视，“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
戊戌变法-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词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同日，光绪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召见也可依此诠解。（注：《古红梅阁笔记》，第25～26页；王庆保：《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93页。）疑窦三，若是袁世凯已经把维新派的武装谋划泄露，为何在初期的逮捕状中没有“围园锢后”的“滔天”罪名？答疑：政变后，朝廷要旨在拿获党人，至于安什么样的罪名倒还在其次。其间还有一个落实罪状的环节，需提请注意，不仅初六日拿问康氏兄弟的通令仅只是称其“结党营私，莠言乱政”，没有涉及“围园锢后”的内容，就是在初七日通缉康有为的电谕，初九日治罪“军机四卿”的谕令，以及十一日审讯党人罪案的谕旨中，也都对此只字不提；即便是十三日处斩六君子的上谕，虽不交内阁明发，而以防止泄密的“廷寄”发出，对此也还是无所披露（注：该上谕云：“……康有为心存叵侧，广结党羽，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康广仁、杨深秀等与之同谋；谭嗣同等于召见时语多挟制，同恶相济，均属罪无可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不能说，到这时，慈禧等还不知道“围园锢后”的谋划。朝廷第一次公布这一“罪名”的时间是在十四日，以往通缉令中的笼统说法在这天有了首次改变，“上以惩逆布告天下”（注：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0页。），对党人“罪行”进行了全面清算和具体罗列，可视为朝廷的正式判决结案书，既是公布朝野中外关注的大案，叙说当然要周详，上谕明确写到：　“前日竟有纠约乱党，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按：“立破奸谋”一句很是可圈可点，说明慈禧觉察此谋在时间上的“立即”）（注：《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9-103页。）。之后，一般人“始知有结党谋徒置太后事。盖先欲剪除太后党羽，故撰密旨，令袁世凯擒荣禄，即以新军入都移宫”（注：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可见，论者以“罪名”说词的前后变化来证明袁告密没有引出政变，只是引出六君子被杀的见解缺乏严密的逻辑史料支撑，它在时间上并不能证明慈禧等没有迅速得知“围园锢后”的情报，而只能说明此案关系重大，牵扯帝后宫禁和血腥杀戮，须费时日慎重处置， “捕康党六人，廖（寿恒）尚书拟旨，两圣阅毕，久之始下”（注：《异辞录》卷三，第144页。）。有经验的政变发动者为尽快控制局势，迅速逮捕人犯，减少社会纷扰，一般均不愿大事声张，等尘埃落定后，再从容全面公布，是策略使然；案子要经查证，事涉宫闱密禁，宣判书的拟写更须斟酌，也是司法程序。当时的慈禧并不是不知道“围园劫后”的谋划，而是不急忙公布罢了。实际上，争夺兵权“围园锢后”的密谋在新党酝酿不止一时，有关消息也早有流传，并非绝大秘密，政变前汤锐就曾向高树说：“康长素向人言之，兵围湖园，不令太后与闻国政。此语喧侍都下。”（注：高树：《金銮琐记》，《近代稗海》(1)，第54-55页。）
三
无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凑合力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官的罢免，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不失为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导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不如此，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个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袁世凯于初四日告密，并引发政变，是笔者的分析所得，意在各种陈说之外另辟思路，提出一种供大家考问的见解。不敢说，所有的关节都环环相扣，无懈可击。1936年，丁文江在编辑《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时即指出：“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几十年过去了，该课题的研究虽有不少进步，但其没问也仍然“不能说一定”。目前，近代史学界多以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已经有较合理的阐释或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不敢然其言。各种说法都有一些根据，但也都有耐不住推敲的地方，一些根据还需要“打几分折头”，尚在疑似之间，整副历史的链条也都还有若干缺失的环节，有待新材料的揭出补正。这里，视角的转换或许会给我们正未有穷期的研究辟出一方新天地。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