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略论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略论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国兴起过一次洋务运动，延续到1911年清朝政府复灭。它的内容很广泛；清朝政府创办近代工业是其主要内容。本文仅就这种工业化的道路和性质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洋务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和特殊形式
恩格斯指出：生产和交换“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6页。)洋务运动工业正是如此。
十八世纪下半叶，产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后来，相继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商品空前膨胀，价格低廉。为了扩大商品销路，寻找工业原料，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本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猛烈地扩展，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都将被迫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国也将被迫走这条道路。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用商品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资产阶级象野兽般的扑向中国，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古老的中国面临着现代印度的命运。
民族危机开始时期，我国一些先进人物开始向西方学习，曾想仿造外国新式武器来抵抗外国侵略。林则徐在抗击英国蓄意挑起的鸦片战争中，主张以关税所得，制造欧洲式炮船以抵抗侵略。林则徐认为，船炮“本为海防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林则徐诗文选注》，第206页。)又说：“前曾觅一炮书，铸法炼法，皆与外洋相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林则徐诗文选注》，第244页。)并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着手仿造。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即学习外国资本主义的战舰、火器与养兵、练兵之法，以抵抗外国侵略。他具体建议，在广东设置造船厂与火器厂，延聘法、美技师“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转引《中国近代哲学史》，第57页。)林、魏这些向外国学习，制造新式船炮，创办新式国防的思想如能实现，则中国最早的近代军用工业将在这时出现。这种军用工业是采用外国资本主义技术的，它的发展必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象下面我们对洋务运动军用工业分析的那样。洋务运动军用工业雇洋匠、用西法的思想，实际上魏源已在这里提出。但是，林则徐的建议被道光皇帝斥为“一片胡言”，得不到朝廷的支持；他还遭到投降派的陷害而被革职，充军伊犁。林则徐莫可奈何，他的理想也就“充军”去了。魏源是启蒙思想家，既无大的权力，又缺乏社会基础，对实现自己的理想更是无能为力。
1851年爆发了震撼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革命政权，控制了大半个中国，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威力。1859年天京政府颁布了洪秀全批准的、供仁□起草的、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性质的《资政新编》。1860年冬天，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容闳跑到天京谒见洪仁□，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提出带有资本主义色采的建议，为洪仁□所赞同。显然，太平天国后期在试图实行某些资本主义政策。太平天国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农民不是实现资本主义政策的阶级力量；革命很快失败，自身难保。《资政新编》和容闳建议，都只好作为历史纪录在纸上保存下来。
中国从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到了近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打击下枯萎了，手纺车被机器砸烂，中国由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道路断绝了。中国封建地主、商人顽固保守，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初期，仍愿投资于土地，扩大封建地租剥削，或进行高利贷和商业剥削，不愿投资于资本主义工业；他们也还不知道经营资本主义企业，一些人便受雇于外国资本家，充当买办，分享残汤剩饭，发财致富。
上述情况表明，在世界资本主义运动扩展到中国时，中国资本主义想出世，但是上述阶级没有力量充当助产婆，把它生下来；它必须另外投胎，在别的地方寻找缝隙钻出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不断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投降，出卖国家主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政府。外国侵略者贪得无厌，对中国侵略毫无止境。它不但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侵犯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资产阶级的大炮打掉了“天朝”的尊严，使它威信扫地：资本主义商品瓦解着封建经济，使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崩溃，白银外流，财政困难。尽管他们妄图以卖国换取稳定统治，到头来仍然不得安宁。投降卖国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反动面目和腐朽无能。国内革命从根本上威胁清王朝的命运。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到了彻底崩溃的边沿；清朝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封建统治集团在分化，分化的加深也使封建统治危机加深。一部分大官僚预感到封建统治危机的严重性。1860年恭亲王奕□等认为今日时局是：“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疟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目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洋务运动》资料（一），第6页。)封建制度的躯体从内到外，从头到脚都在腐烂，百孔千疮，危在旦夕。
“灭发捻为先”。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和外国侵略者合伙镇压我国革命。它们组织反革命军队镇压太平军；清政府向外国借款作为镇压革命的军饷；购买外国武器屠杀革命军队和人民。中外反动派共同绞杀了我国革命运动。
就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办起了军用工业，揭开了洋务运动工业的序幕。李鸿章说明了他1862年创办上海洋炮局的原因和经过：“窃自同治初年鸿章孤军入沪，进规苏浙，辄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利赖颇多。念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持无具；因就军需节省项下，筹办机器，仿造前镗兵枪、开花铜炮之属。上海之有制造局自此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2页。)前一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利用外国武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了作用，但购买外国武器有困难，主要是花钱太多，负担不起，于是自己创办军用工业，制造新式武器，镇压革命。军用工业是为直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开始创办的。曾国藩、李鸿章的反革命发迹是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开始的，是清政府具有反革命实力的重要人物，是前线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创办军用工业的任务自然地首先落在他们身上。曾国藩死得早。李鸿章则成为洋务运动的头牌人物。
1864年（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进一步说明创办军用工业的必要性。第一，“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封建统治已到穷途末日，必须变革，才能维持下去。变什么？“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超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封建制度是好的，不能变；武器不如外国，变武器。第二，日本“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长短。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61页。)同日，恭亲王奕□进一步发挥这个观点：“洋人之背向，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固非独一日本为然。”(《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65页。)这个观点反映洋务派办军用工业的目的之一是企图“自强”以防止外国侵略。第三，李鸿章说：“抑犹有虑者，中国残寇未灭，外国不拘官兵，窃售利器，傥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62页。)李鸿章是跳起来说这番话的，“瞿然起立，概然长叹”，下决心要办军用工业，制造武器，镇压革命。此外，以后事实证明，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创办工业，还为了自己获得经济利益，增加政治“威望”，扩大军事实力。
1866年左宗棠建议制造轮船。“我国　三面临海，各国大轮船直达津沽，藩篱几同虚设，商务减色，漕运艰难，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洋务运动》资料（八），第480页。)巩固国防，振兴商业，便利漕运，都要求设局制造轮船。
清政府运用其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从1861年至二十世纪初，先后办起了二十所军用工厂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制造局。
这些军用工业的性质是什么？《近代中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的作者写道：“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中国历代封建政权制造军器的官府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近代中国史稿》，第316页。)这种军用工业是官府工业，但不是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
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是以手工业制造为主。它们的规模很小，存在的时间不长，不能代表整个军用工业。1863年成立的苏州洋炮局开始采用外国机器生产。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是在上海虹口购买一所外国人的机器铁厂作为基础的。这个铁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来的机器也并入江南制造局(转引自吴杰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336页。)。以后江南制造局有汽机、锅炉33座，大小机器885部，船坞一座(《洋务运动》资料（四），第155页。)。1866年成立的福州船政局的机器是从法国买来的。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等军用工业无一不用机器生产。
生产工具发展水平对社会经济生活有重大意义。马克思指出：“划分经济时期的事情，不是作了什么，而是怎样作，用什么劳动手段去工作。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资本论》，第一卷，第195页。)生产工具发展水平可以揭示一个社会生产时期的各种特征，可以作为划分经济时期的标准。机器生产是人类劳动力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是经济时期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个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把工业中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即最高阶段叫着大机器工业（工厂工业）。这个阶段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生产中使用机器体系。”(《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11页。)洋务运动军用工业采用大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阶段。
采用大机器生产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对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而不得不经常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雇佣工人进行剥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就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基本阶级。洋务运动军用工业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清朝政府占有生产资料，它派官吏管理工厂，催使工人劳动，剥削工人。军用工厂在1894年有工人9，100——10，810人。他们是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工厂的雇佣工人，领取微薄工资以维持乞丐般的生活。江南制造局的炼钢厂，每月每人的平均工资：工匠3．09元，小工（普通工人）1．69元，幼童工1．26元，而管厂委员是40两银子，洋匠是160两银子(转引自吴杰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345页。)，工资相差数十倍上百倍。工人既是被雇佣的，又经常遭到解雇而失业的命运。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驻扎天津以前，天津机器制造局所雇佣的职工都是北方人。他驻扎天津以后，官吏们把局里的北方旗人和汉人都解雇了，另介绍许多南方人到局里(《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225页。)。工厂被毁或缩减生产也使工人失业。中法战争期间法军击毁福州船政局，有1800名工人因此而丧失谋生之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186页。)。此外，工人又是熟练工人，掌握机器生产技术。江南制造局的“这些工人比街头乞丐好不了很多，获得一点使用机器的知识，但他们显然具有控制和使用机器工具的天赋能力。……除体力弱些以外，中国工人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工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224页。)军用工厂还雇佣大量幼童工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标语，就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447页。)机器使幼童被直接置于资本的支配权下，成为雇佣劳动者。总之，军用工厂中的工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凝结在军用品中，为清朝政府所占有。
以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分析，证明军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军用工业产品由政府调拨给军队使用，不参加市场交换，不是商品，是非资本主义的。军用工业又是不完备的资本主义工业。
军用工业的创办，表明中国不完备的资本主义已经在洋务派手中出世了；出了世就会逐步完备，不断长大。
军用工厂初期的燃料是洋煤和民间手工开采的土煤。随着军用工业的增多，煤的供应不足。福州船政局1872年到台湾基隆购煤，发现一年内能买到的煤和民间窑主“报效”政府的煤，尚不足船政局所需用煤的三分之一(《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82页。)，而洋煤太贵，购买不起。1874年清朝政府开始筹划海防。1874—1885年先后向英、法、德、美等国购买了大小舰艇39艘，建立北洋舰队。舰队需要煤炭作燃料。1872年成立轮船招商局。它的轮船自上海至天津货运很多，自天津返上海则往往空船而归，使招商局感到困难；如在直隶境内开采煤矿就可以从天津运煤至上海，减少了空船回上海的经济浪费。此外，政府经济困难，企图另开财源。李鸿章认为“开财源之道当效西法，开煤铁，创铁路，兴商政”(《洋务运动》资料（二），第569页。)。大量开采煤炭已成当务之急。于是，1872年政府开始筹划在基隆用机器采煤，1876年官办基隆煤矿开始凿井。1878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主办开平煤矿。此后，山东峄县煤矿，黑龙江漠河金矿相继开办。洋务运动工业扩展到了煤矿工业。
煤矿工业比军用工业的资本主义因素更趋完备。基隆煤矿虽为官办，而产品的大部分已是商品。英国矿师翟萨在“基隆煤矿报告”中谈到1879年产煤的处理情况：售与中国商人15，262吨，售与外国商人1，501吨，炮船载运2，609吨，共19，372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90页。)。商品煤占91％强。开平煤矿已是官督商办。1877年8月拟定的“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招来商股”；“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应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中选充，……请免添派委员，并除去文案书差名目”；“即将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9～630页。)开平矿务局几乎是一个独立经营资本主义煤矿工业的机构。
煤矿工业既是为满足现有军用工业和财政的需要而兴起的，又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兴起。铁路在同治年间受到强烈的非难，甚至洋务官僚也反对。到了煤矿工业创办后，铁路的建筑便无法阻止了。为了解决开平运煤困难，1881年建成了我国自己最早的铁路一唐胥铁路，次年行驶火车；尽管还只有18里，但它是会延长的。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谈到基隆煤矿的困难时认为：“非造铁路以利运输，煤务不能获利。”(《是中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98页。)同年，刘铭传奏请在台湾建筑铁路。此后，在台北、基隆、彰化、新竹之间建筑铁路180里，1893年一律通车。别地的铁路也在议定修筑。
铁路要求大量钢铁材料；军用工业的发展也要求更多的原料。以前的钢铁购自外国，耗费太多。张之洞首先主张自己设厂炼钢。1889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开始筹划在广州设炼铁厂。同年11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1890年在武昌正式成立湖北铁政局，1893年建成十个分厂，这是世界东方第一所最大的钢铁厂。铁政局仍为官办，但其产品议价买卖，是商品，每吨钢轨照北洋购买洋轨银价30两。建局数年未炼出一吨钢来，加上经济困难，1895年6月上谕饬将铁政局招商承办，次年4月盛宣怀接办铁政局，官督商办。张之洞对此是伤心的。1897年他在致砚斋中堂的信中写道：“盛为人极滑，……特以铁厂一事，户部必不拨款，至于今日，罗拙已穷，再无生机，故不得已而与盛议之，非此则无从得解脱之法，种种苦衷，谅蒙惠鉴”。(《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71页。)官办不成，逼着走官督商办的道路；张之洞痛哭流泪也无法阻止。
同时，洋务运动工业还扩展到轻工业部门。外国布、纱在我国大量倾销的影响很大：白银加剧外流；中国布、棉市场为外国资本独占其利，中国人衣土布者渐稀，织土布者买洋纱充用；中国富商大贾开始议论机器织布事业，只因资本难集，心志不齐，又不知如何着手，一时尚无成效。在此情况下，洋务官僚运用他们的权力，筹划机器织布，以抵制洋布，减少白银外流，增加财政收入。1878年10月湖北候补道彭某倡议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估计这一事业一定能盈利；只要经营得当，不只可以富商，而且可以富国。”(《是中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038页。)机器织布符合商人和政府的利益。几经曲折，于1890年成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官督商办。
张之洞认为，洋布洋纱“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权利”(《是中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08页。)，企图同洋布竞争，以获利益。于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张之洞在湖北设立官办的缫丝局、织布局、纺纱局、制麻局。1902年招商承办，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此外，军用工业也在变化。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奏请江南制造局的船坞，“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旧习，妥筹改良。……此诚穷极当变之时”(《是中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63页。)。1906年商部奏请军用工厂兼制民用产品，各省所设机器局，“于制造（军火）之暇，兼制各种机器”(《是中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61页。)。这说明军用工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发展了；一部分产品也商品化了。
以上就是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简单过程。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工业在官府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下出世后，就以微弱的力量，面临着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侵略势力的阻碍，艰难曲折地、一步一步地开辟自己的道路，一点一滴地夺取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范围，增强自己的力量，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完备，逐步发展。而每前进一步都受着客观规律的制约；客观形势逼着它走自己的道路。在这段道路上，表现了它自己的特殊形式和特殊规律。
西方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以前是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强大后夺取封建地主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接着发生产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中国则相反，封建社会内部曾出现过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所摧毁，资本主义萌芽枯萎了，资产阶级没有形成，进行不了产业革命，不能建立大机器工业。洋务运动的大机器工业是由封建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封疆大臣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在我国工场手工业枯萎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外国工业资产阶级已侵入我国，他们把机器、原料卖给中国以赚取利润，进行剥削，外国技术人员跑到中国来赚取高额工资；而中国封建政府拥有大量货币财富，可以转化为工业资本，又有政治权力可以组织大机器工业生产。因此，中国自己最早的资本主义工业是靠封建政治权力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工业先天不足，后天受难，发展缓慢。
西方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是按照棉纺织业、冶金业、军用工业的顺序发展起来的，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则相反，洋务运动大机器工业首先在军用工业中建立起来。接着，煤矿业产生，铁路事业、钢铁工业、轻工业相继产生。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先是资本家分散经营，继而部分资本家联合起来组织公司合伙经营，最后一部分工业实行“国有”。中国则相反，洋务运动工业先是官府创办，也可叫　“国有”。由于资金缺乏，封建衙门作风严重，使官办工业困难重重，逼着它走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道路，利用民族资本，获得利益。而民族资本刚刚兴起，力量还很软弱，独立发展有困难，企图在官府保护下找出路，官督商办也就成为民族资本的要求。从官办到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趋于完备的过程。
洋务运动工业的封建性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
洋务运动工业是在腐朽的封建制度躯壳内部进行的，由封建政权组织的，必然具有严重的封建性。
军用工业的经费是由国库拨付，产品由政府调拨给军队使用，不是商品，不计算成本和价格，不讲利润。工厂对本身的盈亏不负责任。工厂的扩大或缩减，产品的增多或减少，取决于政府拨款的多寡。因此，军用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不是经济力量，而是封建政治力量，受封建政权的支配。没有封建政治力量就没有军用工业；军用工业的命运同封建政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军用工业封建性的突出表现。民用工业有的官办，有的官督商办，都受到封建政权的干预，也就具有封建件。
工厂企业管理机构具有封建衙门的特点和官场习气的作风。管理机构庞大，人员复杂，有的是封建官吏，有的是官吏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衣冠华丽而懒惰的士绅，由封建裙带关系结合在一起，□集工厂企业之中。他们名为组织管理，而对业务一无所知，有的甚至钻研经书而不闻不问工厂企业的事情。他们唯一按时做的工作就是领月薪；浮支冒领、挂名支薪者屡见不鲜。这样的管理机构既是封建衙门，又是寄生阶级依附滋长的集团，是生长在资本主义工业肌体上的封建毒瘤。
雇佣工人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工厂中驻有众多的封建军队，对工人进行管制和镇压；还有封建刑罚，封建把头和封建行会对工人进行欺压和掠夺。列宁说：“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9页。)洋务运动工厂中两者兼而有之；工人既在棍棒下劳动，又在饥饿中生活，
洋务运动工业同外国资本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是买办性，还是依赖性？传统的看法是买办性，几成铁案。《史稿》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该书作者写道：洋务派“正因为一切都承仰外人鼻息，所以它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封建性外，无一不具有买办性的特点”。接着，列举了四种表现：在资本来源上依赖外国资本；在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在业务上是外国资本的附庸；在经营管理上实行买办制度(《近代中国史稿》，第316页。)。对此，不好赞同。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为它们所学习，所使用，可不可以说它们具有买办性的特点？自世界市场形成以来，一个国家采用别国的“洋”东西是很多的；这样做是不是都具有买办性的特点？不好下这样的结论。科学技术没有国籍，没有阶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阶级都可以使用。此外，按照这些“无一不具有买办性的特点”的观点，“买办”大帽子就会满天飞，而一旦戴上这顶吓人的大帽子就成为反革命，要打倒，结果只会阻碍正确地学习对我们有益的外国东西，到头来只好赞扬孤岛生活，歌颂锁国政策，与世隔绝，甘居落后，被人打倒。《史稿》上述批判，词句是革命的，后果是不好的。
什么是买办性？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买办资产阶级的精神，我们认为“买办”具有确定的含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外国资本家在我国设立经济侵略的机构，雇佣中国人充当他们的中间人和经纪人，或叫掮客。他们领取佣金，为外国资本家所豢养。他们按照外国资本家的意图，经营各种经济业务，直接为外国资本家服务。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立场和活动，都附属于外国资本家，成为外国资本家的附庸。他们还同本国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他们是革命的对象。
洋务运动工业是清政府创办的本国工业，不是外国资本家在我国建立的旨在进行经济侵略的分店。这种工业在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包括采用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管理制度，说明它是舶来品；没有这种舶来品它是建立不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依赖于国际资本的。但是，当这些用船装来的资本主义工业一上岸而在中国土地上建立工厂时，它就成为清朝政府自己创办的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它的大老板是清朝政府，二老板是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掌柜是政府派去的官吏。工业主权属于清朝政府。经营工厂企业的人员受政府雇用，依附于政府，不是外国资本家的掮客，也不依附外国资本家，不是买办。工厂企业的洋匠有生产技术上的监督权和控制权。洋匠是清朝政府聘请来的，也可以解雇他们；他们获得很高的工资利益，却没有股份，没有资产，不按股票分享利润，工业的所有权不归洋匠。洋匠对生产技术的监督权和控制权，也不是到处一样，始终如一的。江南制造局“初用洋人技师八人，今裁去其七”(《洋务运动》资料（八），第349页。)。福州船政局聘请法人为工程师；聘请英人为教习。到了1873年，一般华匠技术大进，都能自行制造，遂于这年冬天，将所雇洋匠一律遣散回国(《洋务运动》资料（八），第516页。)。有些工矿企业未曾用过洋匠，而由中国技术人员购机选匠，设计制造。至于管理制度，由于生产技术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本国封建管理制度是不适用的。如果资本主义工业采用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也叫买办制度，那末，还嫌它“买办”得不够，即没有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实行工厂企业的管理，封建管理太多，阻碍了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所以，洋务运动工业技术上的“三洋”，包括管理制度，只能是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而不是买办性。
清政府确实借了不少外债来办工业。但是工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库拨款；官督商办工业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借外债时也未使工业失去独立性而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所以，借外债也还是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而不是买办性。
洋务运动工业是由一部分封建官僚创办的；一部分买办阶级参与了它的经营活动，并成为骨干力量。这对它有极坏的影响，即增强了它的封建性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不过，买办阶级挤进洋务运动工业领域，并不是这种工业买办性的又一表现。给洋务运动工业定性的标准，是工业的内容和主权，而不是经营它的人的阶级成分。唯成分论不能科学地解释复杂的历史事件，同样不能决定洋务运动工业的性质。
买办是人，不是物；洋务运动工业是物，不是人。
买办性和依赖性是有区别的，不是一码事。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和对外国资本的巨大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成为外国资本入侵我国的渠道之一，既给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工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又加速了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洋务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这是洋务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行动准则。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身的含义并不是“中学”为目的、“西学”为手段的关系，而是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两种手段。张之洞对这一口号解释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转引《中国近代哲学史》，第122页。)。又说：“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知识、纯其技能”(转引《中国近代哲学史》，第124页。)。可见，“中学为体”是以中国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训练人的身心，培养人的封建政治思想，使他们“心术纯正”，确立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这是首要的；然后以“西学”训练他们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技能，即有开展洋务运动的本领。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洋务派对“中学”和“西学”的看法决定的。前述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超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张之洞也认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转引《中国近代哲学史》，第124页。)。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好的，封建文化是完善的，在培养封建统治人才时应以它们为主体，为根本，为基础；只是中国的武器和制造技术不如西人，需要以“西学”来补充自己的不足。“中学”是封建政治教育，武装思想；“西学”是资本主义技术教育，训练技能。这样培养出来的封建统治人才，既有封建地主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又有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就可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不管是模仿冯桂芬的词句，继承了他的衣钵，还是遵循英人赫德的训条(冯桂芬说：“以中国之论常名教为源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求”。赫德说：“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它实质上是适应洋务派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行动。
顽固派对洋务派的“西学为用”进行强烈攻击。顽固派首领大学士倭仁在一篇奏折中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转引牟世安着《洋务运动》，第24页。)这是顽固派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是相同的；都主张用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维持人心，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不同的是顽固派反对用“西学”来维护封建统治。倭仁认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技术是无用的和有害的。“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今复举聪明□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己为所，适堕其术耳”(转引牟世安着《洋务运动》，第24页。)。倭仁这样历数学习外国技术的罪状，无非是害怕封建文人在学习而惑过程中使封建思想意识混乱，正气不伸，邪氛弥炽，从思想上动摇封建统治秩序，因感到不安。顽固派是由清朝大贵族、朝廷大学士和封建八股文人组成的，他们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养成了一种劣根性：极端守旧，胶执成见，夜郎自大，闭目塞听，死抱传统封建教条，不懂现代知识，完全不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盲目地排斥、拒绝新事物。他们脱离洋务活动实践，不懂洋务的作用。他们不理解洋务派的“西学为用”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他们却感到用“西学”，办“洋务”，将使洋务人员获优缺，擢高官，为朝廷所器重，而于自己不利。顽固派反“西学”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的。不过，“西学为用”已成为社会思潮，人人谈洋务；顽固派的痛哭和恫吓都不能阻止它的发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培养封建统治人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两种手段。用“中学”为封建统治服务，是传统的手段，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用“西学”为封建统治服务，是新手段。“西学”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对立物。新手段和目的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估计这一矛盾在中国运动所起的作用？《重评洋务运动》的作者写道：“这一根本矛盾，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是想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工具勉强重新塞进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它只能是‘既反动，又空想的’。”(《历史研究》，1970年第二期，第62页。)对此，要作具体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述的历史背景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已经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已经很发达，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和农业中的宗法经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他们非常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进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可见，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企图使法国历史倒退，从资本主义倒退到封建主义，或者扼杀法国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使社会生产力倒退，最后复活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和农业中的宗法经济，所以是反动的。但是历史车轮不会倒转，所以又是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正是肯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力必然要突破封建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框子，继续向前发展。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封建主义虽然很腐朽，但是资本主义还未形成，更谈不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突破封建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框子。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为了反动目的，采用新手段，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第一次把它硬塞进中国封建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将不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希望的那种历史车轮倒转的结局。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第一次硬塞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就出现了中国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新局面。这是好事。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的发展必然要冲破与之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封建统治阶级不会触动他们赖以生存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义愤不能破坏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农民革命也不能打倒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能冲击和破坏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希望封建主义快些死去，首先就要求有资本主义生产力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冲击，要求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情况发生；现在发生了这种情况，是好事。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各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力以后，都会出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局面；封建社会末期产生资本主义以后，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对立的体系在一段时期内暂时并存，进行斗争，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尽管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是，从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规律，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暂时并存、进行斗争的规律仍然出现了。正是这种规律在中国的运动，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反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局面。结果，也是和各国封建社会末期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力冲击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资本主义不能完全战胜封建主义。洋务派企图以资本主义生产力来为封建统治服务，结果走向反面。洋务派不能用新手段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历史的必然。对此，我们决心不惋惜，也决不以此非难洋务运动。
总之，洋务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是封建思想体系，又具有资本主义倾向；既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又具有否定封建制度的因素。我们反对它的封建反动性，但在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的时代，又重视它的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倾向愈发展，它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就愈尖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也是在这个矛盾的运动中前进的。
洋务运动有助于促进新旧阶级的急剧变化和新旧社会的交替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具有极大的牢固性，活命二千多年。长期的人民群众斗争，农民革命运动，对它有一定的打击，给予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只要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达，这种极大的牢固性就依然存在。洋务运动工业的出现，对它有较大程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破坏封建主义经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与此相适应的是新旧阶级进一步急剧变化。
封建官僚集团中分化出一个洋务派。它具有资本主义倾向，其中的一部分人逐渐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它同顽固派有矛盾，有斗争。这种斗争有其争权夺利的一面，又有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采用不同手段的分歧，斗争具有新的内容。
在洋务运动工业的刺激和影响下，官僚、地主、商人中的一部分人投资于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
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外国资本主义、本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不断破产，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现代无产阶级。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首先诞生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企业中；洋务运动工厂企业中产生了中国第二批无产阶级。它是最革命、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
“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0页。)洋务运动工业生产需要科学，办起了同文馆之类的近代学校，派人到外国留学，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知识。封建文人阶层中分化出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知识。
这样，洋务运动工业进一步破坏了封建经济的极大牢固性，进一步破坏了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极大牢固性，进一步破坏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思想的极大牢固性。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阶级、新阶层和新思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主义社会的交替已经开始。
资本主义经济是使封建制度死去的物质基础；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新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打倒封建制度的阶级力量。从此开展的阶级斗争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初期，出现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要求发展资本主义。1898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新旧社会的交替进一步发展。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完全成长起来，不能完全代替封建主义社会。
在结束此文时谈几句离题远一些的话。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头牌人物。此人，是镇压革命的大刽子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大卖国贼，封建制度的大卫道士。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世和发展，充当了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工业正是由于象李鸿章这样一类人物，在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在没有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必然受到封建主义的压抑，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害，使它先天不足，后天受难，历程艰难，道路曲折，不能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使命，而且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洋务运动有它罪恶的一面。
洋务运动工业为中国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是，这“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3页。)在洋务运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仍然遭受穷困和屈辱、流血和牺牲的苦难。只有伟大的社会革命才能使现代生产力归人民所有。那时人类的进步才不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人类进步的果实才能为人民所享用，人民的社会状况才会根本改善，人民才会有自由。
【资料来源：《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