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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来谈中国启蒙运动史的科学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着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卓越学者。他除了在大量的政论中渗透着丰富的学识外，还撰有卷帙浩繁的有关中外历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论着。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淡出政坛，居大学讲席，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兼任南开大学等校教授，学殖益广，声华日茂，在学术上代表中国晚生而又早熟的资产阶级作出了特定贡献。如果说他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在中国首倡反对封建史观的史学革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性着作，那末，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及其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开拓性着作，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狭隘的偏见和肤浅的论断，却也确实包含了一些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价值意义，并对我们科学地分析研究17——19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很有启迪。
在“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中，蒋方震于1920年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邀梁启超为之作序，梁氏认为：“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华书局1954年版。以下凡引该书，均简称《概论》，并不再注版次。）他将清代学术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拟，不料“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概论·自序》）其篇幅几与蒋氏原书相当，不宜再作书序，只好独立成篇，这就是1921年出版、颇负盛名的《清代学术概论》。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梁启超1924年整理出版他在清华大学等校讲义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名着。这两部学术专着，都以清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线索为内容，可说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颇有意趣的是这两书写法各有特点，孟祥才教授评曰：“《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此期学术的鸟瞰图，重点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此期学术的展览馆，重点侧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非凡，论锋慑人；后者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学识服人。二书虽然风格不同，但确各有千秋，都显示了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手笔”，“都是梁启超学术论着中的佳品。”（孟祥才：《梁启超传》第344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的确，梁氏的这两部着作风格不同，或横述以立论纲，或纵观以求博证，但作为时代思潮的产物，其基本思路是前后呼应、一以贯之的，集中体现了他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观。本文拟就两书之一贯处，综论其得失，旨在评判梁氏这一方面的史学贡献，并由此而对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略作论析。
一
梁启超亲身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以继承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修当代史及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为己任，肩负着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思想文化的历史使命，放眼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兴起过程和发展方向，将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潮流与宋明理学相比较而考察其异，再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相比较而发现其同，如此展开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有纲有目，纵横交错，以思潮为经而以学说为纬，既富历史感受、又具时代意识，可谓独具只眼。比后来胡适将其所谓“中国文艺复兴”既上推到唐、宋以来的“下层文艺”，又下断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的谬说远为高明；亦比钱穆等人仅仅排比人物、纂抄语录而无史识的论着更为深刻。
大体说来，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成果与特色约有数端：
其一，梁启超首次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他先是根据与这一时期学术发展大体相当的朝代，称此期的学术为“清代学术”，或简称为“清学”；后又进而认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上海民志书店1924年版。下引该书均简称《学术史》，并不再注版次。）也就是大致将17、18、19这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特定历史进程，称之为“近三百年学术”。
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这样的划界，是因为梁氏认为，明末清初以降，历史地形成了一股反理学的时代思潮。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邪？简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概论》第3页）他从时代思潮的变迁入手，划出学术思想史的阶段，指出：“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上书第1页）这就是所谓“时代思潮”，“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上书第２页）而明清之际开始的“有清一代学术”，“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上书“自序”）一反宋明理学的旧思潮，故自成一新历史阶段。
梁启超当然不可能认识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对思想文化、学术潮流、意识形态推移的决定性作用，但他试图用客观环境和社会心理所制约的时代思潮之变迁来把握学术思想发展之大势，显然要比简单地以朝代来划分阶段、以师承来区分学派的封建传统学术史论着更为切合实际，更能客观地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在方法论上无疑是具有本质意义的跃进。正因为如此，梁氏仅仅从历史的现象形态，诸如“环境之变迁”、“心理之感召”、“思潮之形成”等提出并划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如果再深其内在根据，揭示其与经济运动、政治变局等相一致的思想逻辑，则这一划界至今仍深有其科学价值。
其二，梁启超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主流为反理学思潮，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启蒙意义。他认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学术史》第2页）具有科学精神。其思想的形式特征是“以复古为解放”，（《概论》第6页）“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上书第3页）由于梁启超囿于传统“汉宋之争”的认识，把清代学术主流断为汉学（朴学），而赞之为“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上书“自序”）故竭力推崇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力辨《古文尚书》为伪书，乃“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学术史》第110页）并高度评价顾炎武在清学界具有“开学风”、“开治学方法”、“开学术门类”的特殊地位，称其引起“学界空气之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上书第90页）是“清学开山之祖”。（上书第83页）
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曾批评梁启超将明清之际以后的反理学思潮仅仅归之为一种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的变化，不免失之浮浅，并“有高扬了亭林而抹杀了他儒之嫌”。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梁启超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草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主之”，（《概论》第9页）又确为不易之论。明末清初开创的学术新风，重实际、求实证、讲实效、尚实行，在学术路线、治学方法上同宋明理学判然有别，堪称以科学代替迷信、以理性代替信仰、以民主代替专制的近代启蒙思潮和中世纪蒙昧主义、信仰主义、专制主义尖锐对立的前奏。正如梁氏所说：
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
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学术史》第110页）
明末清初以来的新思潮，从怀疑“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到稍后的疑古辨伪考据之学，正是开了将数千年来奉为圣物的儒家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的风气，故梁氏将这一时期的学术主潮归之于治学方法虽然流于片面，却也不无合理之处。
其三，梁启超纵向地考察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潮的历史进程，并试图探究其形成、转向和衰落的根源。由于没有科学史观作指导，他的所述所论自然不可能尽皆正确，但其间确实存在有价值意义之处，绝不可轻易全非。他将“近三百年”学术史分成三个时期：启蒙期，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阎若璩、胡渭等明末清初学者为代表；全盛期，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朴学大师为代表；蜕分期（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以今文经学为形式的维新志士为代表。并论述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三个阶段，正是没着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路线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顾、黄、王等人的早期启蒙思想，到乾嘉朴学，然后再到晚清的维新运动中“残明遗献思想”在欧风美雨滋润下的重新复活。思想纷繁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被梁启超勾勒出样一条发展轨迹。
梁启超偏重于从政治上寻求清代学术思潮形成、转向和衰落的原因。他认为明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出现，一方面是明朝的灭亡，唤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极痛切的自觉”、“他们对明朝的灭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作学问”；（《学术史》第14页）另一方面是“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而“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治朴学。”（《概论》第20页）至于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和“近于科学”的治学方法之所以转向考据学的畸形发展，成了所谓“科学的古典学派”，（《学术史》第36页）而未能促成真正科学方法发展的原因，梁启超作了多方面分析，如科举制度对于自然科学的排斥，几千年知识界注重伦理道德而轻视自然科学的传统，乾嘉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清廷屡兴文字狱等等；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清初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未能走向近代自然科学的道路，而转向考据古典文献之途。他的结论是“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盛行，也不外这种原因罢了”，（上书第38页）而“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于注释古典”。（上书第33页）到了晚清，考据之学衰落而经世致用之风重兴的原因，梁氏认为，既来自考据学研究方法的“精善”和研究范围的“拘迂”、朴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概论》第51页）等内在矛盾的加剧；又来自于“环境之变化”，随着清朝的腐败，“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上书第52页）的考据；“‘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着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上书第58页）
梁启超的上述分析显然侧重于从政治现象着眼，也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学术发展的内在矛盾，虽然他未能揭示出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历史洄流中转向的社会经济根源，也没有深刻发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曲折发展的内在根据，但他能够注意从政治、经济、传统惰性和内在矛盾等诸方面，探究特定时代的思潮起落和学风转变的根源，描绘出“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乎螺旋的发展道路，这在当时可谓匠心独具。
其四，梁启超横向地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人物逐一进行了历史分析和评价，其涉猎的学者之多、学科之广在同类着作中是罕见的。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氏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颙、阎若璩、胡渭、朱之瑜、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颜元、李塨、王锡阐、梅文鼎、刘献廷、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钱大昕、王鸣盛、庄存与、刘逢禄、章学诚、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以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众多知名思想家和学者，及其他许多不甚知名的学者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有的重点评论、有的稍加勾勒，既评判他人，也解剖自己，非常富有特色。梁氏还广泛地论述了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在经学、子学、文字学、音韵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律学、训诂学以及辑佚、辨伪、校注古籍等方方面面的学术成绩，在史料的爬梳剔抉、蒐罗编次上，其功力之深，气势之大可见一斑。
无论是对具体人物的评价，或者是对某一学派的分析，梁启超都不乏创见，或有其独到之处。他充分肯定明末清初几位大思想家反理学的启蒙性质和各自贡献，尤其认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来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学术史》第74页）又称“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人物，便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说，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上书第119页）此外，梁启超极为推崇乾嘉汉学，将其视为清学的全盛期，但他又能很客观地指出乾嘉诸儒未能贯彻清初早期启蒙学者的精神，背离了“顾炎武生平最注重的经世致用之学”，（上书103页）也没能弘扬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等人的哲学和科学成就，陷入脱离实际的考据而不能自拔，虽然“一反明人空疏之风，专从书本上钻研考察”，却难以“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上书第284页）并谓：“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残编，不思创垂今录。呜呼！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上书第277页）
其五，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们的切身体会，评判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启蒙作用，挹彼泛兹，古为今用，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代学术思潮也作为研究反思的对象，总结过去、瞻望未来，力图在其史论着作中体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他以重彩浓墨描绘了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对晚清一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思想诱发，开掘并肯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因素都是“极大胆之创论”，（《概论》第14页）称王无之思想对“其乡后辈谭嗣同之思想”“影响最多”，（上书第15页）又坦言“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指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引者注）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学术史》第74页）甚至认为清末民初“最近三十年思想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上书第47页）并强调“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上书第128页）这实际揭示了一个历史真象：曾经兴盛过的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在清廷专制统治稳固并极盛的相当长时期，因被漠视而沉潜不彰，只是在清末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重新发现其思想价值，产生重大的社会作用，发挥出巨大能量。他由此而深有感触地写道：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到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献）——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在跳。他们所提倡的具体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痛论八股科举之汩没人才，到这时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种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国人正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他们有的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厌心切理，
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上书第46—47页）
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决非后人揣度或推论之辞，而是深切地道出了晚清一代志士仁人的身我感受和切身体会，真实地表现了软弱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更需要祭起其先辈的亡灵来唏醒自己、鼓舞斗志，也生动地反映了黄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启蒙者被沉潜而又掩灭不了的思想光芒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春雷惊蛰般的催生作用。由早期启蒙而近代启蒙确乎是历史地、逻辑地有机联系着的。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论是同他对现实时代的观察、体验和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斗争往往与昨天的斗争一脉相承，注重的不仅是史家的考订，更应是其对所处时代精神的弘扬。“历史”是活在梁启超一代人心灵中的历史，是与当时资产阶级的觉醒、奋斗密切相关的历史。因此，梁氏认为：“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学术史》第134页）明末清初以来的“近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为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上书第2页）字里行间渗透着以早期启蒙思潮的当然继承者自居、积极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感情和现实精神。真挚、热烈的爱国感情，十分自然地倾泻在他的如椽史笔之下。
二
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部开拓性着作之后，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相继问世，虽然体例各别，在一些细节方面或有所补苴、修订，但就总体而言，并未超出梁启超已达到的水准，甚至还略有倒退。梁氏尚且信为清代学术的特点是以“复古为解放”，而蒋维乔却以为清代学术的前期是“复演古来学术之时期”；梁氏尚且试图探求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钱穆则仍在迷离混沌中罗列史料。这些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对“近三百年”思想学术的发展作出更深刻的研究，科学地探讨中国十七至十九世纪思想史的历史任务，不能不同马克思主义学者来承当。
侯外庐先生在抗战时期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最早研究“近三百年”思想学术史的专着，曾在一九四五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分上下卷出版，以后又曾将其中从明末至鸦片战争前的部分加以补充、修订，改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单独成书，并纳入侯老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列为第五卷。这部着作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一个批判总结，他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梁启超、钱穆、胡适等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成就，历史地肯定其中的可取之处，又严肃地批判了各种谬说、偏见，从而对前此同类学术成果有所超越、有所区别，更为科学地研究17—19世纪中国思想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学者有别，侯外庐先生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是以研究社会史为基础，对社会思潮加以全面考察之后作出总体性把握，看它与社会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了时代特点。他在其所着《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曾提出如下问题：
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
他晚年总结平生治学所得和经验，在比较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时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因此，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相一致的。……我的具体方法是，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了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正是依据着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侯外庐先生研究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将之定性为“早期启蒙思想”。他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剖析，揭法了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状况：“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官有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监督着，形成官僚机关的层层中饱，产生了财政困难的严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他据此而作出这样的基本估价：明清之际，中国的“历史面临着变革的关头”，“历史进入了新旧因素的矛盾大发展的局面，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在束缚着活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21页）在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作出鞭辟入里分析的基础上，侯先生进而研究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指出：进步思想家们的思想尽管存在着“旧的和新的既和平共处，而又不共戴天”的矛盾，但启蒙思想的时代精神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相平行的，他们的进步思想不仅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而他们矛盾的思想体系、对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文化背叛的不彻底性，则“正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说明了新生的东西在旧社会母胎中还很微弱，如同中国社会正处于方生未死、新旧纪葛的矛盾困惑中，“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上书第30—32页）这些进步思想因素虽然还不够强大，却已透射出预示近代社会即将来临的曙光，具有早期启蒙的性质。
这早期启蒙思潮的崛起，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以抨击晚明腐败政治为出发点，进而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全面反省与批判：在政治观念上，他们认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傅山：《霜红龛集》卷35）“一姓兴亡，私也；而生民这生死，公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7）这就批判了封建政治文化中的帝王中心论。在伦理道德上，他们针对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理欲皆自然”（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3）、“人欲正当处即是理”（《陈确集·与刘伯绳书》）等命题，把伦理道德建立在个人的欲望、利益、幸福等现实社会生活基础之上，从而将先验的天理人性论还原为现实的自然人性论，为新兴市民阶层追求财富、发展私有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在科学观念上，他们抛弃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陋见，欢迎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重视艺能，倡导研究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实际学问，并提出具有实证科学含义的“质测之学”，主张“通几之学”（即哲学）应以之为基础。在教育思想上，他们对帖括之学、八股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斥其“陷溺人心”，号召学者独立思考，不做科考制度的奴隶。在文学艺术上，他们反对“文以载道”的儒家正统观念，认为文艺作品不应沦为宣传封建道德的工具，而应充分体现人性、人情，“真人所作”，“任性而发”。早期启蒙者们上述各领域所展开的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互相渗透，联成一气，呼唤着变革的新时代。这种期望虽然在当时没能成为现实，但确与近代启蒙思潮一脉相通，成为以启蒙精神物质的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开端。侯外庐先生将之称为早期启蒙思想是符合历史实际，十分恰当的。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明清之际学术思想史时，充分注重到梁启超的研究成果，并对之有所扬弃。譬如，他肯定梁启超关于明末清初开始形成反理学启蒙思潮的论断，指出：“十七世纪的启蒙时代，虽然没有显明的口号，但这种倾向却至为明显”，（《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第124页，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版）“梁任公先生谓之‘复古即解放’，颇以文艺复兴的观点为来比拟，命题虽不正确，但已接近真实。“（上书第110页），但侯先生又批判了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用佛教的“生、住、异、灭”来述说思潮之流转和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动向，指出：“十七世纪清初学者是的反理学清流，实在不是如梁任公所谓‘生、住、异、灭’的循环，……这是建设、破坏、再建设之均衡理论，不能规定思想过程‘质’的发展史”。（上书第240页）以后，他在修订过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开宗明义，以“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为标题，用唯物史观统率大量史料，论证了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解体，“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又在发展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认为“对于从明代以来这种新旧矛盾，我们妈不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又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正是由于从社会史角度肯定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发展，侯先生剖析了明清之际的阶级关系，阐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它不完全等同于西欧以至俄国的‘资产者——启蒙者’的观点，然而，在相类似的历史发展情况下，启蒙运动的思潮具有一般相似的规律。”这种以社会经济运动为基础来分析社会思潮的性质，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远高于梁启超等人之处。
针对梁启超、胡适等人关于清初学术思潮只是理学“破坏期”，而乾嘉汉学才是有清一代学术“全盛期”的观点，侯外庐先生全面剖析了早期启蒙思潮与乾嘉汉学的异同，指出：梁启超“把清初学者的学术运动归入破坏期或启蒙期（生），而把乾嘉学者的考据学归入全盛期（住），实在讲来，这种划期是错误的。按清初学者不仅破坏，而且建设，（虽然建设有时代局限），他们的宏大规模是基于近世时代全人格的发展，远超过乾嘉诸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第240页）并认为乾嘉学派并非“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主流，也不是早期启蒙思潮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传统的继续，清初学者“从社会、历史、人性、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虽然在形式上犹留门户之见）是更深地探究知识的，比专倚考据之学犹宏远。”（上书第389页）“清初学者大阔其步广寻世界、人生，而清代乾嘉学者则规规矩矩局限于古字古句。”（同上）“清代的哲学也好，一般的学术也好，我以为十七世纪的成就是伟大的，并非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却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发展），这一点任公、适之都把历史颠倒了。”（同上）
侯外庐先生更从思想内容、时代精神着眼，清晰地分清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与乾嘉学派的本质区别，指出：早期启蒙学者虽然在音韵学、易学等方面都有贡献，但决非“专门汉学的研究”，而“以经世之务为主干，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强调要抓住占“支配性的”“学术中心”，而“顾黄之学的支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绝非退休状态的汉学”，而“汉学的精神”则把“清初大儒经世致用之学变质”。（上书第355页）但是，侯外庐先生也肯定在治学方法上早期启蒙学者与乾嘉学派的一脉相承，“在方法论上讲来，不盲从，重自悟，信自己，重裁断，比较归纳，以经文的实事求是，而不以传注的心传以混迹，这些正是后来汉学家朴实说理的传统”，（上书第351页）只是在思想和学术的规模上远不及早期启蒙学者宏远，颇有“科学精神的要素”之方法被压抑在考据学的狭小范围内，使得“汉学家之稽古，主观上不无以古形而适今者，但在客观上朴学的遗产，则仅于存古之真绩为其本色。”（上书第377—378）
后来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侯外庐先生对乾嘉学派作于更细致的评判，指出：十八世纪的汉学虽“失掉了十七世纪学术的宏伟规模”，“陷于中世纪的烦琐”，却又“没有堕落到中世纪的宗教领域，还保持着一定的清醒的研究态度；虽在乾嘉二朝被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所钳制”，“其间思想的内容，已经腰斩了清初思想的人民生”，“然而也曾经产生了些功绩，即乾乾嘉学者的谨慎的治学方法以及由经学的整理而普及于一般文献的史料工作。”（《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426页）侯先生既充分肯定乾嘉朴学整理文献史实的历史贡献，又能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动态地考察“近三百年”社会运动及其思想发展的曲折进程，把早期启蒙学者所开启的近代思想方法被禁锢于考据学中的畸形发展，视为中国历史蹒跚不前、近代社会长期难产的一种折射，无疑是梁启超所难以企及的。
此外，侯外庐先生以王夫之为开端，以王国维为终结，详尽地论述了“近三百年”思想学术史上做出不同贡献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学说，从时代精神、理论贡献、思想路线、治学方法诸方面勾勒出了一条启蒙者披荆斩棘、艰难求索的坎坷道路。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明清之际的一代思想巨人，到戴震、章学诚、汪中、焦循、阮元等乾嘉时代的卓越学者；从龚自珍、魏源的社会批判，到康有为、谭嗣同的变法维新；从晚清农民民主主义的思想代表章太炎，到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王国维，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难产的痉中觉醒、挣扎、呼唤着的一代代思想代表，尽管背着没重的包袱，走着曲折历史道路，却反映着时代的要求而步履维艰地奋力前进着。他们所唤起的民族民主意识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新思潮，推动着人们去冲击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网罗，终于迎来了“五四”时期的伟大思想解放。
同梁启超一样，侯外庐先生充分注意到早期启蒙学者反对宋明理学的思想内容，但侯外庐并不是一般性地泛泛讲论反理学，而是以唯物史观进行阶级分析，并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大势，进而分析研究早期启蒙学者反理学思想的实质。他指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先进阶级的要求，但他们所强调的人性概念和世界观的要求，是用中古神学的方式来表现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31页）“披着古代帝王的服装，而说着近代人的要求，启蒙学者亦只能如此，而表进而如一的思维方法，则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上书第151页）但他们都是从中世纪黑暗中走出来的“历史的觉醒者，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就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上书第30页）“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以各种偏颇的观点，为历史的人类与人类的历史绘出他们理想的妙的图谱。我们应从他们的代数学似的绝对概念中来分析他们的抽象语句背后的实质，而不能直截了当地看出他们的语言与实质之间的统一。”（上书第31页）外庐先生的这些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地揭示了明末清初反理学思潮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实质，使“启蒙”这一范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所规定的确切涵义，从而与梁启超所谓“反理学”、“理学反动之产物”以及浮光略影式地把“启蒙”作为思潮流转诸阶段之一等浮浅之见划清了界限。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具体而又深刻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实比资产阶级史学科学，更能把握并揭示历史的本质。
侯外庐先生很早就着有《中国所世思想学说史》，行世以来，一直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后来他把该书上卷修改后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不少学者认同、接受了他关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观点。20世纪50近代以来，外庐先生屡有主持编写《中国近代思想史》之计划，又曾打算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修订以成《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第六卷，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计划均未真正实现。晚年，在海内外学术界普遍要求和人民出版社约请之下，外庐先生经慎重考虑，决定请其助手黄宣民先生协助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重新整理编校一过，并正式定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使之作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姊妹篇行世。这进一步表明了他对明清之际以来三百年间中国思想学术历史行程的见解。黄宣民先生在较详细地介绍了上述过程以后，又对之作了两点评述：
他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划分为两个既有区别又相衔接的历史阶段，即早期启蒙思想阶段（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和近代启蒙阶段（19世纪下半以后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认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无疑是受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和西方各种近代思潮的重大影响，但也受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很大影响。我认为，侯先生这个见解很有见地。事实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对于“私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批评以及他们的反对理学的思想，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无论他们是属于变法维新派还是属于革命民主派）都有过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早期启蒙思想与近代启蒙相连接的历史轨迹。
第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以康有为为开篇，是他的独特的历史分期观点。侯先生认为，划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历史阶段所依据的总的原则应当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是应该从康有搂开始的，这并不是说，康有为之前中国就没有具有世界眼光和近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没有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而说只有康有为敢于“荟东西诸哲之心肝而酣饫之”，因而他是最富于近代精神的大思想家，而且只有康有为发起和领导的维新运动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启蒙运动（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世纪末，康有为一派人主张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言论振聋发聩，前无古人，实在是开风气之先，有伟大的时代意义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后记》第416—41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梁启超和侯外庐都注意到了明清之际启蒙学者与清末启蒙运动之是的思想联系，并且都把17—19世纪三百年间的中国思想学术史作为一个脉络贯通着历史运动过程来研究，但他们学术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梁启超还只是从“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的变迁，来看清代学术从密切联系现实的早期启蒙学者，经过远离现实的乾嘉学派，到晚清披着今文经学外衣的变法维新派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那么，侯外庐先生则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挫折、复苏，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反抗，来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缓慢前进的艰难历程和在封建社会逐渐解体过程中思想启蒙的坎坷道路。17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诞生的早期启蒙学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特定的形式，掀起了从哲学、史学至经学、科学诸方面规模宏远的反理学思潮，揭橥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序幕；18世纪的历史洄流中，戴震、焦循等乾嘉朴学家，以被限制在狭小范围内和扭曲形式下的科学方法，所继续推动的启蒙思潮；19世纪初资本主义萌芽的复苏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的激荡冲突中，披着批判汉学的今文学家外衣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所掀起的又一次高潮，促进了早期启蒙思想进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转化；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农民起义的强烈冲击和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酿成了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等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新的历史；以后，反映19世纪末叶社会全貌的章太炎思想和会通中西自立体系的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向两个方面的深入发展。这是一幅何等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三
最近20余年来，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密切相关，有更多学者注重明末清初以来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涌现了不少颇富价值的学术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主要是在明清之际思想研究上，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轻忽的问题。为使中国启蒙运动史研究更加科学，兹着重提出三点以述管见：
其一，对于明清之际社会进步思潮的性质，一些学者作出与“早期启蒙”说相出入的概括，提出诸如“批判总结思潮”、“反理学思潮”、“实学思潮”、“经世致用思潮”等等提法。这几咱概括都并不完全否认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只是论述的层面、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总结批判思潮”的概括立足于文化学术史的层面研究分析，“反理学思潮”的概括立足于社会思潮史的层面研究分析，“实学思潮”和“经世致用思潮”的概括立足于时代学术风气转变的层面进行研究分析。论述层面、强调重点的不同，自然在判断性的概括上提法会有所差异。而“早期启蒙”说则是紧紧结合着对社会史的分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体认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而提出来年，所以，上述其他几种提法着重于对明清之际的文化形态作现象的、量的罗列与归纳，停留于表层分析，未能透过现象把握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本质，唯有“早期启蒙”说是对明清之际学术思想本质的科学把握。
其二，较之以往，近来的学者们对于具体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加细致了，这是可取的进步，但一些研究者却因此忽视了对明清这际社会经济、政治、阶级和思想文化等背景的全面考察与总体把握。这就失掉唯物史观的尺度，而往往以现代人物眼光看待古人，看到他们的思想到处是落后面。在谈到明清之际进步学者的思想时，往往听到这样的议论：有大量材料足以证明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说的性质仍是封建性的，用“早期启蒙”来概括当时的时代精神并不准确。我们认为，能充分掌握资料是很好的，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占有资料量的多少，而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研究来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真象。其实，侯外庐先生本人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但他不为这些材料所惑，而且慧眼独具，透过那些虽然是少量的、却异常珍贵的材料，看到总体上虽仍是封建性的明清之际社会，已经开始在局部发生质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不够普遍，但毕竟兆示着中国社会走出传统、迈向近代的发展方向。研究历史者应该有科学的眼光。这好比欣赏一幅油画，我们不能根据颜色多少来判断画的意义，以暗色多于明色便判定是黑夜，而不是预示着天明的晨曦。
其三，无论提出“启蒙”说以及赞同此说者，或者反对此说者，都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比较对象来分析研究中国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性质。反对者有见于明清之际以后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并没有真正实现近代化，因而认为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只不过是旧时代的“晚霞”，而绝非新世纪“曙光”。我们认为，能够运用中西比较方法是好的，但中、西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均有所不同，各自表现出的特质自然有很大差别，如果不分清两者的共性及由各自特质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就失去了科学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
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牵涉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途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没有在明清这际步入近代，这是历史事实。反对“启蒙”说者以此为据推论当时的学术思潮不具有启蒙意义，这种简单推论方式令人难以信服。事实上，明代中叶以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最主要的是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诸如“织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的新的生产关系。问题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为什么没有得到顺利成长？是什么东西妨碍中国健康、正常地走向近代社会？当时的思想家们是事已把这些问题作为着重探讨的课题？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迟缓问题作过许多讨论，找出许多原因，如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文化专制主义、闭关锁国、“天朝大国”的虚骄思想等等。其实，在这些具体原因后面尚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封建大一统政治。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封建大一统政治曾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在中国由传统而近代的转化之时，它却变成一种巨大的束缚力量。假如不是封建大一统政治，诸如“重农抑商”、“文化专制”、“天朝大国”、“闭关锁国”等思想和政策就都会不攻自破。试看近代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史，不难发现欧洲各国以及日本等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都是小邦林立的国家，封建君的力量不很强大，不仅未曾成为其近代化的阻力，相反地却与新兴城市市民、第三等级结成同盟，打击分散的封建领主势力，完成民族统一，促成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回观中国，封建大一统的力量要比小邦政权的力量大得多。封建大一统本质上是一姓王朝的家天下，一旦其感受到某种思潮对由封建等级秩序支撑、维系的封建大一统统治构成可能性的挑战与威胁，便立即会聚集起强大的力量压制、阻遏这种思潮的发展。满清贵族入主中原，重建大一统封建统治秩序后，在实施民族牢狱式残暴统治的同时，又通过文字狱等手段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凡内容有“离经畔道”，“颠倒是非”之言以及“明季狂吠之词，肆意罔悖”的书籍尽皆“凛遵训谕，务讼净尽根株，不得使有只字流传，以贻人心风俗之在害”。（陆锡熊：《宝奎堂文集》卷4）这就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们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深刻反思了历史而又处于这种环境之中的清初诸儒多君权？为什么他们要竭力主张调整人伦关系？为什么他们“齗齗然”要“设方镇”、“复井田”？其实质都是在直接或曲折地分化专制君主权力，反对封建大一统。社会政治背景不同启蒙思想的表现形式也会有异。中国在步入近代社会时，有自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而中国的启蒙思想也就有了自己的特点。
倘若对中、西早期启蒙思想作一原则性的比较，我们则可发现其间确有共同之处，即都有一个冲破中世纪教条和偶像的任务。在西方，中世纪的教条是神学教条，偶像是“上帝”；在中国，中世纪的教条是理学教条，偶像是“天子”（即皇权）。两者都是把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的思想体系：前者是以“上帝“为最高原则的宗教体系，所强调的是人对神的关系，通过来世幸福的追求来缓解等级制社会中的现实矛盾；后者是以“天理”为最高原则的伦理体系，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等名份观念就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与服从关系。由于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启蒙思潮在中国与西方也就有了各自的表现形式，欧洲启蒙思潮着重打破“宗教神学的枷锁”，而中国的启蒙思潮则着重冲决“宗法伦理的网罗”。不过，尽管表现形式上有此差异，但既都是同具反对封建主义，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特质。我们考察由明清之际开端的中国启蒙运动史应该并且必须尊循这样一条线索，而不是简单化地仅仅以西方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及其所造成的结果作为标准。
有大量文献资料足以充分表明晚明清初王艮、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傅山、颜元、李塨等前踵后继的启蒙诸子，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并具有民主精神特质的光辉思想，如阐发了公天下思想、公仆观念、个人意识、公是非主张等等，汇聚而成波澜壮阔的早期启蒙思潮，揭开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的历史序幕。这股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虽然呈沉潜之态，但在汪中、袁枚、戴震、章学诚、万期同、崔适、姚际恒等人的学术思想中仍有或明或暗、或深或浅、或强或弱的体现。而如再联系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来看，诚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说：戊戌年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指黄宗羲的着作——引者注）节抄，印数万册，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聚变，极有力焉。”在梁、谭之前，以孙中山为处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日本横滨印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篇，作为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散发。孙中山还将这个小册子亲笔题赠日本友人南方熊楠。《原君原臣序》的作者更明确称黄宗羲为近代思想启蒙者，说：“有明黄梨洲先生，家传忠孝，卓荦能文章，高瞻远识，超越千古，尝着《明夷待访录》一篇，附托于箕子之蒙难艰贞，内有‘原君’、‘原臣’二论，尤其握全书之要，垂万世之谟，爰摘录印行，希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而张中国自强之本。”既然有如此等等的历史事实，我们论断明清之际进步社会思潮具有“早期启蒙”性质又有何不可呢？
反对“启蒙”说的学者在解释黄宗羲、唐甄等所倡“民贵君害”、“帝王皆贼”诸言论时，认为这导源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超逸出儒家传统允许的思想范围。其实，“导源”并不意味性质相同，人“导源”于猿而人已本质地不同于猿，因而“导源”与“超出”并不对立，“导源”于某一思想，也可以超出这一思想而具有新的性质。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民贵君害”、“帝王皆贼”之说与“民贵君轻”之论在思想性质上是不同的；既称“害”就在除之之列、既称“贼”就在歼之之列，用现代语，“害”、“贼”与“民”是“敌我矛盾”，而孟子虽云君“轻”，却无此种性质的见识，还是要在以“道”制“势”的前提下维护君权的，这两者之间的性质判然有别，不容混淆。
明清之际，“复井田”、“设方镇”成为思想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反对“启蒙”说的学者又断言这仍未摆脱儒家理想的“三代”模式。然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不是也曾提出回到理想的古希腊时代吗？问题不在提出什么样的理想模式，而应首先考虑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学者们那么集中而热烈地讨论这些问题，在他们古色古香的话语背后是否掩存着具有近代意义的命题或课题？在“复井田”问题上，颜李学派认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颜元《存治编》）主张“亟夺富民田”，（同上）提出：“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惟农为有田”，（李塨《平书》）要求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归农民所有。这种思想显然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传统均田主张的意义，而与章太炎、孙中山等近代资产阶级平均地权的思想相接近，故而资产阶级民主派明确把颜李学派的土地改革设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如1907年6月25日《天义报》所载文谓：“遵颜氏所言，必自土地财产为公有始。”至于明清之际各种“设方镇”方案的提出，其实质则在于要分化专制君主的权力，打破封建大一统的局面，使地方有更多自由发展的权力、机会与空间，以使那里的新兴势力得以成长。这无疑也是为了催动中国的近代化而提出的启蒙主张。限于篇幅，本文对此就不详予例述了。
总之，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国启蒙运动过程中，中、西对比必须把握时代精神，然后加以比较，而切不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作简单比照，草率或印象性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进而论之，是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尚属次要，最还关键的还是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科学地研究中国的启蒙运动史，这样才能展露其历史真象，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和基本特性，并从中总结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
[主要参考文献]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民志书店1924年版；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版；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重庆三友书店1945年版；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侯外庐着（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姜广辉《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萧·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陈寒鸣《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姜广辉、陈寒鸣《关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陈寒鸣《民主与中国近代化》，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复转载《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陈寒鸣《从早期启蒙到近代启蒙——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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