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辛亥革命中留日医学生的救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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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中留日医学生的救护行动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举世为之瞩目。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更是牵肠挂肚。随着战火的蔓延,中国红十字会救伤葬亡,所费不赀。海外华人踊跃捐款,源源接济。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留学日本的医学生,以高昂的人道热情,组成红十字团,慨然由东瀛归国,投身于火热的战地救护之中。本文综合笔者所能见到的零星资料,略作初步考察,用为引玉之砖。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昌爆发,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
两军鏖战,“血飞肉裂,肢缺骸残”,惨不忍睹。在血腥与炮火中,人们渴望红十字从天而降。10月23日,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之一,接到由汉阳某国兵轮上发来的无线电报——“两军死伤过多,请即亲率红十字会中西医队迅速前来战地,普救同胞”,乃于次日假上海大马路工部局议事厅召集特别大会,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举古柏、麦尼尔、包克斯、吴板桥、马医生、爱德华医生、福医生、亨司德医生、施则敬、任锡汾、丁榕、江趋丹、汪汉溪、王西星为董事,沈敦和与英国按察使苏玛利为总董。特别大会决定:派出甲乙丙三支救护医疗队驰赴战地救护,“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11月2日,万国董事会向通商各埠发出通电,吁请“各通商口岸教会医院改设红十字会临时医院,俾有备无患”。
战火蔓延,伤亡惨重。这引起留日医学生的严重关切。日本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国家。中日一衣带水,路近费省,加上教育的发达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吸引着广大的中国青年前去寻求救国救民、富国兴邦的真理。从1903年起,每年都有成千的中国人漂洋过海,东渡扶桑。在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人学习医学,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留日医学生,大多加入日本赤十字社,成为国际红十字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辛亥战事发生后,留日医学生以天职攸关,乃决意回国参加战事救护,据10月26日东京电称:“留学日本各处之中国医学学生皆入赤十字队”。他们以东京为中心,联络医学生,组成颇具规模的“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11月18日由东京启程,19日在横滨登上“博爱丸”号轮,泛海驶沪。11月26日,以王曾宪为团长的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到达上海,受到沈敦和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抵达上海后,即整装待发。为保证救护行动规范、有序进行,特制订《中国红十字会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章程》。《章程》规定:
“本团由留日医药界组织而成,定名为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本团以博爱为宗旨,凡军人及因公服务于军队之人员有负伤及罹病者,不问其为南军、北军,悉殷勤救护;万国红十字条约有可适用于本会(团)者悉行遵守;本团援万国红十字条约得用白地(底)红十字徽章、旗帜;本团出发队至交战地后,务与各国及中国各红十字团为一致之行动;本团对于南、北两军皆毫无偏袒行为;本团出发队至交战地后即通知南、北两军,并援万国红十字条约第三章第九条,请求其对于本团人员与各国红十字人员加同等之保护;本团出发队在交战场内所收容之受伤人及罹病人,遵万国红十字条约第一章第四条,于南、北两军之死伤者及伤病者之人数及人名,俟本团查明后即行通告南、北两军;本团出发队在交战场地以救护受伤军土为责任,如南、北两军有以罹病军士嘱托本团治疗者,本团当随时斟酌办理;无论南、北两军有以卫生材料及捐款寄赠本团者,本团皆可领受;本团所有之卫生器械、药品、固定营造物及一切应用物品,得援万国红十字会条约第二章第三条,请求南、北两军悉行尊重保护;本团人员遵万国红十字会条约悉于左腕备用白地红十字臂章,在胸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徽章并持本会证明书;本团之卫生器械、药品、固定营造物及应用物,遵万国红十字会条约,悉附红十字旗章(本团人员所持腕章、旗章,均盖有红十字总会印章,其所持证书除总会盖印外,并盖有团长及该队长之印为凭);本团出发队皆本团成员,但本团人员缺乏时,得(聘用)酌量以本国或外国人补充;本团一切经费,除已承各慈善家直接寄赠本团外,均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担任;各出发队应用经费由各队会计每月作决算报告总会;本团所收捐款,由会计盖印掣付收条时,以盖有团长或队长公私两印为凭。”
这个《中国红十字会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章程》包括了宗旨、红十字团与万国红十字会条约之关系、“对南北两军之地位”、徽章之佩用、经费等。由《章程》不难看出:(一)“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冠以“中国红十字会”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命意即在此,所以“所有此次后援,一切均由沈(敦和)先生规划,商同本团合意办理”;(二)尽管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为“后援”,但是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三)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的救护行动“不问其为南军、北军,悉殷勤救护”,表明它的中立性,这与中国红十字会“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完全一致,体现出红十字会的“博爱”本色。

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到来之时,苏浙沪联军由镇江进攻南京,来自大阪、长崎的留日医学生乃受命先赴镇江前线,迅即投入救死扶伤的行动中,其余分编甲乙两队,整装待发。12月11日,甲队以陈任梁为领队、乙队以孙家树为领队,开赴湖南、江北前线。甲队60人抵达湖南后,因长沙已有医院,遂分驻京口、岳州、常德三处,开办临时医院,“适两军休战,兼治平民”,先后治愈伤兵病民5000人。乙队60人原定赴金陵救伤,并于下关设立临时机关,因战局北移,中国红十字会“特派留日医药团编队往救,于是江北、皖北一带,沿津浦路线遍设临时医院。医生半属教士,而以美国宝琅医生总其成,犹恐救护队员不敷遣派,议定会旗随战旗而进,前敌增设一队,殿后即撤去一队,以其人员移调至前,用是递推递进,费省功溥,并借津浦铁道组织救护医车,机关愈形灵敏”。1912年2月2日,为救护宿州之役伤兵,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乙队乘车驰往,不料火车中途出轨,据2月3日《申报》登载临淮关红十字会医长宝琅电称,“救护专车随同客车礼拜五(2月2日)午前赴宿州,行经北塘沙(译音)将近大高台(译音),忽出轨,幸中西会员无恙”。宿州之战正在进行,而“轨道业已阻塞不能前进。”无奈之下,医学生迫不及待,舍车徒步,跋涉数十里抵宿州,使伤兵得到及时救护,“厥功尤伟”。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乙队还沿津浦铁路南段“择要组织病院,无事时专医病兵”,扩大救护范围。
救护工作圆满结束后,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成员返回日本(返回的具体时间不详,当在1912年2月后)继续其学业。临行时,中国红十字会特“开会欢送”,表达红十字会同仁对留日医学生慈善懿行的敬意。
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成员,本人道情怀,出生人死,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力同心,共纾国难,可歌可颂。1912年2月23日,孙中山在致黎元洪电文中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救伤葬亡功德给予高度赞扬:“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这其中,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臂助之功,当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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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广告[N].申报.19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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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复黎元洪电[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
(资料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