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原典精神的发扬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辛亥革命对原典精神的发扬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辛亥革命对原典精神的发扬

有一种阐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理论，叫做“冲击一反应”论。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社会本是一个绝对封闭自足的系统，全无向近代转化的动力，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中国被动反应，方一步步走出中世纪。这种将中国近代化动力全然归之西方冲击的理论是有失偏颇的。
以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高峰——辛亥革命为例，便决非单单由于西方影响所造就，而是内外因素相激相荡的产物。仅以促成辛亥革命爆发的观念性动因而论，便是来自西方的种种学说（如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民族主义、民主共和理想等等）与来自中国传统里富于活力的精神相汇合而成。如果说，西来的近代学说赋予辛亥革命以时代色彩，使其区别于往昔多次演出的改期换代的“造反”和种种“托古改制”的变革，那么，古老的传统精神则赋予辛亥革命以民族风格，使其与其他国度发生的革命运动大相径庭。而且，“西来”的与“古传”的两种观念，又发生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共同融汇为波澜壮阔的“辛亥精神”。
关于西学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人们以往多有论列，今不赘述；关于辛亥革命所深藏着的民族文化底蕴，却一向所论不详，因这个问题涉及面甚广，本文不能全面展开，只拟就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对辛亥革命的濡染熏陶，以及辛亥革命对“原典精神”的磨砺发扬略陈管见。
一
所谓“原典精神”，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原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
某一民族在跨入文明门槛（以金属工具和文字的发明、使用为标志）以后，又经过若干世代的积淀，该民族思考的深度已从第一序列进入第二序列，即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开始对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作深层次思索，对主体在茫茫时空所处的地位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理性省视，并用典籍形式，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超越地而不是刻板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这种典籍因其首创性及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在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精神生活的指针，我们把这类典籍称之“文化原典”。印度的《吠陀经》、《佛经》，波斯的《古圣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诸先哲的论着，犹太及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都被相关民族视作“圣典”或“原典”。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原典”的是《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诚如熊十力所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熊十力：《读经示要》卷3。)。因《乐》亡佚，中华原典实为“五经”。与之相关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典籍也具有“原典”性质(《论语》、《孟子》被国家列为主要经典，是“九经”、“十三经”的组成部分，《老子》、《庄子》被道家和道教列为主要经典，分别称《道德经》、《南华经》。)。
文化原典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当以历史文献视之，“六经皆史”即此之谓也。同时，原典的某些基本精神又能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地被后人所重新刻勒，对该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原典的这种超越性并非某种神秘因子所造成，乃是由原典的基本特性所致：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人类所始终关心的，也就是说，原典讨论的是不朽的主题；同时，原典的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时，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是一种开放式的原型，而并非封闭的教条，这使原典不致因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日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源泉，赢得不朽性，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例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先哲的典籍不仅被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人奉为圭臬，而且，文艺复兴以降，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经过人们的创造性转换，成为引发近代文化的契机；又如，《圣经》在千余年间一直是基督教文化圈的“圣典”，其普世主义、勤业精神还成为欧洲人创造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动力之一。
由“五经”等典籍组成的中华原典内涵丰富，鲜明地显示出中华文化的特性，诸如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祖述尧舜、型仪先王的重史传统，革故鼎新的社会演化观，以“文”化被天下的普世主义，夷夏之防、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的实用理性，以德化为中心的重教主义，重民、恤民的民本思想，经世风格与忧患意识等等。原典精神的这诸多方面，千百年来被中华民族一再实践，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从而成为一种古老而又常青的传统。尤其是在某些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典精神，或者说原典精神的某些侧面，因新的时代条件的激励，更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从文化史角度审视，近代文明既是对中世纪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世纪某些束缚社会进步的制度和精神的否定。近代文明实现这种对中世纪的否定，往往藉助于对古代文明某些因素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并非复古，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进程。欧洲近代早期（14—16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便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形态出现，用古典的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从而完成文化史上的一次跃进。被恩格斯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的十六世纪发生在中欧和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对中世纪桎梏人们的宗教秩序的叛逆，其表现形式则是对欧洲人信奉的基督教原典——《圣经》的原始精神的复归。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猛烈抨击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并倡言以《圣经》为信仰的最高准则，不承认教会享有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威，主张教徒个人直接与上帝相通，取消神职人员的中介作用。“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都可以说是“原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明正是在发扬原典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
这种向“哲学原旨”、“文化原本”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西方出现过，在东方也多次出现。中国哲人对此亦有所领悟，古哲且不论，即以站在中国古代与近代分界线上的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为例，便有相当精辟的识见。龚氏说：
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五。)稍后的经学史家皮锡瑞（1850—1908）在论及清学演变时，曾概括道：
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龚、皮两氏所谓的“终不异初”、“屡迁而返其初”，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无往不复”(《易·彖上传》。)思想的发展，其说虽然保留着循环史观的痕迹，却又透露出“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因子，表现出近代早期的中国学人已朦胧意识到：一种文化的蜕变过程中，为了摆脱现状带来的束缚，有着发扬“原本”的趋向，而这种发扬原本，可以开创出民族文化的新生面。
考之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返其初”，也即回归并发扬原典的现象，可谓俯拾即是。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新学家，其具体见解虽各有差异，但菲薄“近古”（秦汉以来的专制社会），崇尚“远古”（尧舜之时、三代之治），并以此求新、求变，却是他们共同遵循的一条思维路向。这条路向似可称之“返本开新”，或曰“以复古求解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考察，辛亥革命也深刻承接着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革命派的思想和实践将原典的原创性精神发展到一种新的高度，这尤其表现在对于“忧患”意识的沿袭，“革命”精神的弘扬，“华夷之辨”的改造，“民本”、“民生”等观念的新用上。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忧患”和“革命”两点论之。
二
忧患意识是贯穿于中华文化原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原典作者多身处横逆，胸抱哀苦，所谓“愤怒出诗人”，他们怀着对生民家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诚如司马迁所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人称“大道之原”、“六经之首”的《周易》便是殷周之际（战国人称其时为“中古”）与自然和社会奋斗着的人们“困穷而通”的创作，全篇贯穿忧患意识。同样深怀忧患的战国晚期的易传作者深知此中奥妙，故发出感叹：“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传下》。)并进而阐述居安思危的道理：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系辞传下》。)易传作者还引用否挂爻辞，以论证必须时刻警惕败亡，常怀忧患：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易·系辞传下》。)（灭亡！灭亡！要时刻警惕，就象物件系在嫩弱不能系物的桑树上，随时有可能坠落一样。）
与《周易》相呼应，作为中国最古史料总集的《尚书》，不少篇章也蕴含忧患意识，特别是《康诰》、《大诰》、《召浩》、《无逸》诸篇，更透露出一种自慎、自勉的心态。刚刚代殷而立的周统治者，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洋洋得意、颐指气使，而是以殷亡为鉴，诚惶诚恐，兢兢业业，怀着“无疆之恤”（无限的忧虑）。周公担心侄儿成王骄纵，告诫其“先知稼穑之艰难”(《书·无逸》。)。以商代中宗、高宗、祖甲和周文王等贤明君主为表率，“不敢荒宁”，以忧患为意，这样方可享国久远。
忧患意识是以戒惧而沉毅的心情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仁人志士可以有不同的忧患，或忧君国之衰败，或忧民族之危亡，或忧黎民之困苦，但是，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又是古今同慨的。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杜甫的“穷年忧黎元”，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莫不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而崇高的忧患。这种意识正是中华民族挫而复起、穷且弥坚、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所在。
孙中山（1866—1925）1894年在檀香山筹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便郁积着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他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次年，孙中山草拟的《香港兴中会章程》进一步痛述内忧外患，一再发出“呜呼惨哉”、“呜呼危哉”的感叹(《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孙中山的忧患，决非旧式的“君国之忧”，它具有博大的气象和新的时代风貌。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提醒人们区分中国人民和清政府(《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在《致港督卜力书》中，于揭露“政府冥顽”、“疆臣重吏，观望依违”的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说：“大家经常忘记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页。)这是一种以民为本位的救亡图存意识，其忧患的深广，不可同日而语。
与孙中山同先后的革命志士，都有着类似的对于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忧患。邹容（1885—1905）1901年东渡日本前夕，目睹国家危亡、民众苦难，作抒怀诗云：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这种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忧患情怀，驱使邹容后来创作出“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这部书在一切稍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那里都富于感召力，“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苏报》，1903年6月8日。)
同邹容齐名的陈天华（1875—1905），其忧患的侧重点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他在《猛回头》中论列这种极端危急的形势：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陈天华的忧患更在于“可怜中国人好象死人一般，分毫不知”，故尔向民众宣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他以警世者身份歌吟曰：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陈天华：《警世钟》。)为着唤醒昏睡的国人，陈天华不仅连续撰写《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激昂慷慨的文字，而且于1905年蹈海自尽，留下《绝命书》，劝勉生者“去绝非行，共讲爱国”，从而将其忧患情致发挥到极致。
忧患意识的唤醒并获得新的时代含义，是那一时代人们从中古迷梦里惊觉过来的契机。吴樾（1878—1905）在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十一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后来，“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其时奉天被占，各报传警，至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人这段话是颇有典型意义的。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子，当然蕴藏着经世之志和忧患情怀，但往往被科名所囿，于时势无所闻问，暂处蒙昧之中，一旦经新学启迪和时局刺激，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义务感顿时勃发起来，以吴樾为例，则断然走向暗杀主义，其思维逻辑是：“夫今日之汉族之民气，其涣散不伸，至于此极。……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企图通过暗杀“满酋”激励国人，儆戒清廷，后来他果然携炸弹谋炸出洋五大臣，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实践其“以个人性命之牺牲，而为铁血强权之首倡”(《暗杀时代》序、暗杀主义、与妻书。)的誓言。
吴樾所持“暗杀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广大革命党人虽景仰吴樾的献身精神，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动摇全局。”(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第11页。)他们怀抱着更切实、更坚韧的忧患，志在大举，行在沉潜，“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刘复基传》。)许多年青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利禄，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会党群中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家产，直至脱下最后一件布衫；当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辛亥革命的金字，是由这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革命志士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驱动着这一代英华作出此类义举的，正是对于“危哉中国”(《湖北学生界·叙论》。)的忧患。在他们壮怀激烈的革命行径中，闪耀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懦行》。)一类原典精神的光辉。
三
中华原典精神的又一卓异且为近人所注目的关节是“革命”。
革，意为去故更新，改革变化；命，指天命。古时尝称天子受命于天，故王者易姓（改朝换代）曰“革命”。中华原典反复揭示革命的必要性，并将其作为确保政治清明的重要措施。中国古代实行王位世袭制（兄终弟及或父位子承），政治体系中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难以杜绝昏君、暴君的出现和国政的腐败。为着克服政治危机，原典宣称：当独夫当政，民众绝望时，新的圣者可以奋起将旧帝王推翻，取而代之；这种革命行动是符合天意民心的。关于这层含义，《周易》的革挂及其彖传有集中说明。革卦（■）的卦形是下离（■，火）上兑（■，泽），火泽相遇，互相熄灭；又如一室居二女，相争不可解，必须进行变革。彖传说：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周易》还进而申述变革的合理性、正义性：
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大传·革第四十九》。)这段话从四季更替变革使得万物生生不息，说明变革是自然法则，世界的流变是通过一系列变革实现的，并进而引伸到人类社会：商汤、周武革去暴君夏桀、殷纣的帝命，是顺乎天道而应乎人心的。
《周易》的《序卦传》在说明诸卦间的关系时，有一段颇精采的话：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井的使用之道，不常淘清就会混浊，需要革新，所以井卦之下是革卦。使物革新，莫过于鼎，用鼎煮食物，可全然变更食物风味，所以革卦之下是鼎卦。《周易·杂卦传》进而将此意概括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尚书》中的若干篇章可以说是“革故鼎新”的历史说明，并特别记述了“汤武革命”的事实，其《汤誓》、《泰誓》等篇可称之“革命檄文”。商汤在发动革命，将夏桀放逐鸣条前宣称：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减。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尚书·商书·汤誓》。)。周武在起兵伐纣以前，也历数殷纣违背天命民心的种种劣迹，并将自己起而“革命”的理由归结为天命与民心的相通：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
孟子虽没有提及“革命”二字，却承继《尚书》，对于汤武革命的合法性给予充分肯定。齐宣王问：商汤放逐夏桀、周武讨伐殷纣这类行为算不算弑君犯上？孟子的答复是：
贱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将武王诛灭殷纣称之杀一独夫民贼，谈不上什么“弑君”。原典所洋溢着的革故鼎新精神，尤其是对彻底背弃民众的最高统治者予以革除、更替的战斗精神，在中国形成一种传统，并构成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必要环节。这大不同于有着“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的日本的情形。
当然，从《尚书》到《孟子》所称道的“革命”是贵族革命，是“贵戚之卿”的专有权利。这显然是原典作为历史文献的时代局限所致。中国古代后来发生的历次“革命”，即便是平民（如刘邦、朱元璋）发动的，也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即所谓“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晋书·王敦传》。)之类；到了近代，随着时代条件、阶级力量的变迁，“革命”才具有了新的含义，辛亥革命则首次将原典所说的“革命”加以重新诠释，并付诸实践。
在汉语中，与“革命”相近似的另一概念是“造反”。但这后一词语毕竟文不雅驯，也缺乏经典依据。近代革命派最初曾声称“造反”，以陈胜、吴广、洪秀全自命。后经外国友人提水遂以“革命”取代“造反”。而革命派之所以决定以“革命”自任，其更深厚的文化背景，则是源远流长的原典精神的启示：视“革命”为顺乎历史潮流、纾解民困的一项崇高使命。
晚清政局的腐败，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危机，教训了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企望在现存政权体制内部谋求变革。而推翻现存政权，以较为清明的政治取而代之，便是古已有之的“顺天应人”的“革命”。这正是辛亥革命超出戊戌变法的所在。
以孙中山为例，其早期思想也是改良主义的，这可以他给李鸿章的上书为证。以后，实践教育了他：在现存政权框架内已无可能改变中国状况，必须革除清朝，中国方有复兴之望。这最早见之于1894年11月24日由他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其间鲜明主张代清而立，然而不是由某人称帝立新朝，而是以民主的合众政府取代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
在1897年初撰写的《伦敦蒙难记》中，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现存条件决定了已无可能实行和平变革，“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明示将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廷。同年8月，在《与宫崎演藏平山周的谈话》中，孙中山指出自己的政治精神是“执共和主义”。他批驳那种认为“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论调说：
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以共和取代专制，是孙中山革命学说的精髓。而他在阐明此点时，也附会三代之治，以为革命张目。他在论证革命的必要性时又说：“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
阐扬革命的正义性，并发生巨大影响的论着莫过于邹容的《革命军》。该书一连用七个排比句界说革命，其中之一便是“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于古学极渊博的章太炎在为“吾小弟”邹容作序时，特别就“革命”的本义和邹着的底蕴作了一番论列：
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革命军·章序》。)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强调“排满”和“光复旧物”，但在这篇序言中对于包容量更广大的“革命”给予认同，首肯《革命军》这一响亮的题目。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各种政治派别就“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展开过激烈论战。综观当年时论便可发现，论战双方都以原典为依托，即使保皇派在攻击革命说时，也无法回避原典关于“革命”的论述。梁启超1902年12月着《说革》便援引《周易》和《尚书》中的革命界说，不过，梁氏笔锋一转，主张进行各种局部改革，反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这实际上走向了“革命顺天应人”论的反面。梁氏有一支生花妙笔，但当他为“保皇”张目时，却遮掩不住与原典精义的背离。与此形成反照，革命派的论述则与原典一脉相通，故尔顺理成章，言之有据。如《江苏》刊发的一篇文章，在论证革命不可免时，征引原典之义，“夏商之不德兮，有汤武之征诛”(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9期，1903年7月。)；又如孙中山在驳斥“民智未开，革命不可举行”说时，便以原典为据，滔滔雄辩：
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仍何以又曰：“中国今民智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
为说服民众信仰“革命”，孙中山可谓苦口婆心，多方论述，而以原典证之便是经常使用的办法。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说中讲道：
乃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者乃是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
中国虽古来即有“革命”传统，但在森严的专制统治下推翻一个旧王朝，殊非易事；进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尤非易事。这种困难首先表现在观念的障碍上，在浓重的中古思想氛围下，“谋反大逆不道”、“附从革命则自绝于人类”等等论调阻吓着广大民众，使人们视革命者为“匪党”。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历尽艰辛，运用多种办法突破此类精神网罗。有人着文向“天”宣战，称“中国数千年来之学子，莫不以天为最大之指归，以便为其循词之地。凡遇有不可思议，无可解说之事，辄曰天也天也”，该文作者遂发出“革天”号召(《革天》，《国民日报汇编》。)。这自然是当日革命精神昂扬的一种表现。当然，原典早已阐发的“革命顺天应人”说，是那一时期最经常引述的，因为它给新时代的革命志士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据，许多与之对立的反革命论都只能望风披靡。
经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数年间的宣传，革命观念渐入人心。一位保皇派在1903年着文称：“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此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革命驳议》，《中外日报》1903年6月8日。)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更成为国人的口头禅。这固然是党人的宣传之功，同时也与原典中蕴含的“革命”精义大有干系。
被重新刻勒的原典“革命”精义，播扬于中国广袤的大地，终于在这个古老的国度激发了一场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其内容与目标已非昔时可比，诚如当年革命党人所揭诸报端的：
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乃旧世纪之革命，乃一时一事之革命，乃无进步之革命，乃图少数人权利之革命。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第一期（1905年6月22日）。)孙中山则进而概括道：“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这种革命观是对原典精神的创造性发展，也可以说是原典所固有的革命精义在新时代的飞跃。　
【资料来源：《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window.variablesForComment={"IsNeedLogin":false,"isDisplayCommentButton":true,"Prefix":"/","FrontAppContext":"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ntentID":357786,"CatalogID":15787,"Commi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commit","CommentLis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list?ContentID=357786&SiteID=21&CatalogID=15787","PersonTotal":0,"CommentTotal":0,"CommentStartTime":"","CommentEndTime":"","Catalog_ContentType":"Article","CheckDisplay":"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