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影响

辛亥革命-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影响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辛亥革命-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影响


  (一)
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它的出现与太平天国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动摇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削弱了专制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使对新生产力的阻挠控制有所松动。第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广大区域内冲击了封建地主经济,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太平天国革命后,一些地主转而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这样就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领导者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开始形成的。
(二)
领导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往往把自己看作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突出地反映了两大革命的深刻关系。
太平天国革命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孙中山自谓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这位老人常对孙中山“谆谆语当年之战状,谈洪氏之风貌,”希望他成为洪秀全第二。孙中山到香港读书。“平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他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倡言“勿敬朝廷”。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孙中山自己认为是洪秀全未竟事业继承者,当时周围的人,亦“皆以洪秀全呼之”。由于他与陈少白等均仰慕洪秀全,还被人视为对抗清廷之“四大寇”。章太炎为《孙逸仙》一书所写题辞中亦称孙中山“□迹郑洪为民辟”。
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而开始有革命思想或走向革命道路的,不只孙中山一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其它代表人物,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促动。华兴会创始人、同盟会重要领导者黄兴回忆道:“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光复会领导人之一、革命派着名宣传家章太炎,于《苏报》案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诸将,永夜遂沈眠”,表示对太平天国英雄的尊崇。早在一九○二年,章氏即拟撰《中国通志》,其二十七别录中列有《洪秀全别录》,此后在《哀清史》中又升入八考纪,认为纪传能够“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一九○六年,章太炎为禺山世次郎(黄世仲)《洪秀全演义》作序,内称:“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希望“复有洪王作也。”同盟会另一重要领导人赵声,早年在广西清军中任管带时,“日与兵士演说民族主义,其论洪秀全事,人尤乐听。谓洪既得南都,不乘机席卷,直捣幽燕,乃安坐以待清师,致反客为主,情势全失。广西士无不闻风兴起”。不仅南方籍贯的革命党人是这样,凡太平天国所到之处,无不留有这种影响。如直隶人张继,早年随父经沧城赴学,见满州驻防军骄横之状,其父即为之讲述太平军攻破沧城杀满人事,“于是稍知种族复仇主义”。
一九○七年,革命派为了加强革命宣传,出版临时增刊《天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重要特点之一,是各省革命党人分别撰文号召本省同胞起来反清,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强调太平天国革命与本省的关系和影响。《天讨》所发表的各省《革命书》和《讨满洲檄》,不仅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对各省人民群众的影响和巨大号召力,同时也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对辛亥时期革命派本身的巨大鼓舞。
太平天国革命激励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派,英雄们的革命精神促使他们从四面八方走上革命道路,汇集到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
  (三)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组织与宣传革命,尝试性地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了总结。这样,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就成为革命派思想策略的重要来源之一。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革命派指导革命事业的理论基础,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宣传最力,影响最大的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核心则是反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对太平天国的直接继承。他曾称太平天国是“民族大革命”。强调“夫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图恢复之举不止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并且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在于他“以除虏朝复汉国提倡汉人,则登高一呼万谷皆应。”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看到洪秀全虽然“犹是帝制自为”,但“其所揭以号天下者,则为民族主义,”因此他们着力批判改良派反对排满的主张,并特别注重于排满的宣传。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能够推翻清朝的原因时,还与太平天国作比较,认为太平天国宣传反满仍不够有力。继而说:“当辛亥年武昌没有起义之先,我们革命党老早发明了民族主义,一般有思想的人,都拿这种主义对全国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众一心,向前奋斗,弄到后来,人人都知道要光复汉族,非排去满人不可,故武昌起义之后,便没有汉人再去帮助满人,满人没有汉人的帮助,他们的江山,怎么能够保守呢?”革命派不但吸取了太平天国在反满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而且以太平天国史迹本身做为反满宣传的重要内容。他们在民报上同时刊登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像,称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还刊载过“太平天国战胜清兵之真景”和“翼王夜啸图”,并且广泛搜求太平天国史料,甚至编石达开日记,希望“俾前贤幽光得以昭着,而亦使我人知高曾矩□之永可遵守。”孙中山指示刘成禺编撰《太平天国战史》,认为这是“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革命党人宣传太平天国主要从两方面:其一,以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勇事迹鼓舞人民的勇气,坚定胜利信心。《革命方略》中《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称:“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西北则张乐行等风驰云卷,天下已非满洲所有,其督师大臣赛尚阿、和春一败涂地,事无可为。”如果不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与太平天国为敌,则清朝统治不复存,从而断言:“汉人不起义则已,苟一起义,必非满人所能敌,亦至明矣。”其二,以清朝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的史实,阐明对清王朝只能采取革命手段,“而无相友之迹也”,驳斥改良派保皇立宪的谬论。
民权主义,从思想来源说主要是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但其中也有以太平天国做为借鉴的因素。孙中山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缺少民权主义,定都南京后领导集团中互相争做皇帝,而当时“来赞成革命的人,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帝王思想的”。因此,为了继承太平天国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传统,同时批判英雄们的皇帝思想,“便揭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以“免去争皇帝的战争”。《军政府宣言》在指出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的同时,亦明确宣布:“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并庄严宣告:“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在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讲,其中说“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由此看来,即使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来源与太平天国无关,其坚持民权主义,坚持共和国,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太平天国得到借鉴。
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同样主要是吸取西方社会贫富悬殊的教训,但亦与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密切相关。孙中山在创立民生主义的过程中,曾与冯自由等磋商,“恒以我国未来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把太平天国的公仓(圣库制度)与古代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一起加以研究,认为太平天国的公仓“亦民生主义之一端也。”后来孙中山还说:“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也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虽然限于史料,当时革命党人尚不能具体了解太平天国的制度,但受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太平天国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方式、战略、策略等方面亦有重大影响。太平天国与清军作战十余年,取得许多重大胜利的史实,使革命派相信可以用武力推翻清政府,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前仆后继,决不稍歇。从“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的事实中,他们认识到:“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重视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作用。他们吸取太平军与三合会、哥老会、捻军“同为清廷之仇敌,而不能联为一贯”的教训,认为“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加强对全国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以期“义旗一起,大地皆应。”他们鉴于“若洪秀全所以致败者不一端,而最失计者,莫如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并行”,在宣传上彻底抛弃了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常常利用的宗教外衣,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加强反满宣传。
当然,革命派对太平天国的总结也不尽正确,特别是反帝问题,得出了消极的结论。有些方面虽然结论正确,但不能很好坚持,仍蹈覆辙,如革命派内部团结问题。这是由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以自己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绘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太平天国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对此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辛亥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专制政权,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组合发生新的变化,促使辛亥革命所要打击的直接对象清王朝走上末路。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经济,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就不可能在一九一一年取得最终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的巨大成就。
(资料来源:《广西日报》198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