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辛亥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辛亥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激动人心的革命运动里，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部分，在革命中发挥了先锋的和桥□的作用，形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一个特点。长期以来，由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常常被有意或无意的贬低，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就往往被忽视。本文仅就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它附着于一定的所有制、一定的阶级而存在。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形成独立的阶级形态，一些知识分子从日渐解体的旧社会和日益没落的封建家庭中，分化游离出来，形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历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衰，其中先进的一部分，怀抱爱国热忱，继续前进，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既是旧文化的承袭者，又是新道路的开拓人。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通过他们的活动反映出来，他们的革命化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他们的斗争促进着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是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出现的。《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地主阶级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尽量按照帝国主义的旨意来统治中国。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敲骨吸髓的剥削榨取，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水旱灾害的连年频仍，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清政府的卖国勾当从反面教育着知识分子，促使他们由朦胧而觉醒。群众的反教会斗争、大规模的饥民暴动和抗捐抗税斗争交织开展，潜伏着一股强大的革命潮流，预示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的岌岌可危。人民群众的斗争鼓舞着知识分子的斗志，激励着他们敢于革命的决心。孙中山描述当时的形势说：“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174页。)
民族危机严重，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忧心如焚。对现状的不满，对祖国的忧虑，促使他们迫切要求探索新的出路。他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富强道路，日本是一个小国在甲午战争中居然打败中国，足见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有成效。他们渴望向日本人学习。当时留日学生不断增加，1901年以前出国的留学生很少，1902年留学日本的学生有五七九人，1903年已接近一千四百人(《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二号：《留学日本人数籍贯考》。)，1906年至少在八千人以上。而且在日本留学生中自费者占多数，当时有人记述：“沿海苏浙粤东诸省，游学之盛，至于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籍，络绎不绝。”(《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六期。)尤其是自费留学生的剧增，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虔诚。当时有人说：帝国主义欺凌中国，“无非以吾国锢守旧学，国势日减而民气不伸，一切大计皆任政府之因循以坐就澌灭，”所以“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六期。)在国内，学生的人数也逐年增加，据记载，1903年“全国水陆军、师范、工业、大学、中学、蒙学、女学、公学、私学等统计之，殆数万人。”(《苏报》，1903年5月30日、31日。)估计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学生和留学生大约三十万人左右。(黄炎培：《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新教育》第一期，所记1912年全国学生总数二十九万三千多人，当时入学年龄较大、据此估计连留学生在内大约三十万。)青年学生思想敏锐，一旦接触新思想和新文化，立刻被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所吸引，深感民族危机的深重，走上“离经叛道”的道路。
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封建的家庭，或者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转化而来，或者与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即使出身于贫寒之家的知识分子，在那封建君主专制的原则、精神和封建的伦理道德、文化，弥漫于每个角落的社会里，也不能不受到封建思想体系的陶冶。经过戊戌维新，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说得到传播，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冲击，特别是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受到改良主义思想家的猛烈抨击，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洗礼，他们以《天演论》所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救亡的理论武器。知识分子中除一些经不起封建统治阶级官禄的诱惑，效忠于清政府的以外，大多数继承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愿望。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带着本阶级赋予的软弱性。封建思想的禁锢不是轻易能够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也不是轻易能够解除，因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还得经过曲折的历程。首先需要思想上的解放，既要冲破封建思想的网罗，又要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羁绊。
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继续运用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的政治社会学说，作为批判武器，呐喊着“革命先去奴隶之根性”，向封建思想冲击。他们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否定“君权神授”观念，痛斥“君权天予神授”是封建统治者制造的诳言；他们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证民权必然战胜君权，说这是“政体进化”的天演公例；他们用人性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来批判封建的纲常礼教；他们举着“学术竞争自由”的旗帜，讨伐封建“学术专制”的“道统”论；他们引述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史来证明，世界已进入“自由钟振而专制之妖氛灭绝，平等旗张而阶级之毒焰扫清”的时代。(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期。)知识分子从批判封建思想中，进行着自我启蒙，自我教育，寻求思想的解放。
自立军运动失败的现实，则使许多知识分子从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900年8月，唐才常一面与孙中山联系，又联络了湘鄂会党，准备武装起义；一面又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文廷式联系，推请改良派头面人物容闳、严复作名义上的领袖。一面提出：“不认满清政府”，“创造新自立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反清主张；一面又倡言：“君臣之义，如何能废”，“请光绪皇帝复辟”的改良主义口号。一面联络会党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一面又寄希望于地方督抚张之洞等人。脱离群众的自立军运动很快以流血而告终，宣告了改良主义的彻底破产。表明改良主义必然让位于革命民主主义，这是时代的脉博，这是历史的潮流。血的现实教育着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民主革命。许多参加自立军的知识分子如秦力山、沈荩、黄兴、禹之谟、杨笃生、龚超、孙武等等，在哀悼自己的领袖，掩埋同伴的尸体以后，投身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旗帜下，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从爱国发展到革命，这是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化的途径。1903年因广西巡抚王之春出卖路、矿权而爆发了“拒法”运动，同时因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不肯按照协议撤兵，爆发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中，同仇敌忾，最为激昂。他们组成“拒俄义勇队”，悲愤地表示：“生为无国之民，不如死为疆场之鬼，苟得手握寸铁，□刃于俄人之腹，虽磨顶放踵，犹有余甘。”(《致北洋大臣袁缄》，《浙江潮》第四期。)准备奔赴疆场，抗击俄军。他们在《学生军规则》中规定：“目的：拒俄。性质：甲、代表国民公愤；乙、担荷主战责任。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拒俄运动》，101页。)在这里只有反帝爱国的热忱，并无明确的革命反清之意，表明了这是一次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清政府把学生的爱国运动，视如洪水猛兽，加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罪名，密令“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密谕严拿留学生》，《苏报》，1903年6月5日。)爱国有罪，暴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的反动面目，擦亮了知识分子的眼睛，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御外侮先革命”，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这是知识分子革命化发展行程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一些留日学生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反帝爱国运动发展为反清的民主革命。从此各地留日学生办的报刊由温和而激烈，从改良而革命。当时有人记述：“自是以后，留学界机关之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游学译编》，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矣。”(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复报》第十期。)原先《湖北学生界》的宗旨是“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1903年更名《汉声》，宣告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汉声》，1903年第一期。)《江苏》在这一年的文章中疾呼：“就情势论之，盖几乎革命亦革命，非革命亦革命矣，而况乎来日之方长也。迫乎哉，革命其可免乎。”(陈去病：《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四期。)许多知识分子在这一年实现了自身的革命转变。黄兴在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始可挽危亡于万一耳。”(《黄克强先生哀思录》，25页。)吴玉章回忆说：“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25页。)这一年，邹容写了《革命军》，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鲁迅译作了《斯巴达之魂》，发生了着名的《苏报》案，黄兴、陈天华等回湖南成立了华兴会，龚宝铨等回上海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蔡元培等组织了光复会。1903年成为知识分子革命化的一年。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激昂的爱国热情，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他们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基础，民族要独立，人民要革命的巨大历史潮流，成为他们革命化的动力，清政府又以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充当着反面教员，促使知识分子觉醒。
（二）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协。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大体上以同盟会的成立为断限，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作用主要是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民主革命的基本原理、纲领等各方面，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后一阶段的作用，主要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与改良派进行斗争；在革命实践上，联络会党，发动新军，进行了武装斗争，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前一阶段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陈天华、邹容和章炳麟的宣传活动代表着三种类型。陈天华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把要救国必须推翻清政府的道理，讲说得淋漓尽致。他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狮子吼》，反映着当时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频临危亡时的巨大悲愤。他深刻地指出：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触及到半殖民地政权的实质，最早把“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基本的历史命题明确地表达出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陈天华的宣传活动激励着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粉碎了人们对清政府的幻想，显示出强烈的战斗锋芒。邹容的《革命军》以明朗的语言，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纲领、政策和原理。他鲜明的提出：“先推翻满洲人所立之野蛮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定名为中华共和国。这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万马齐喑的封建古国。他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以饱满的热情疾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高度肯定和赞扬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革命是“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返魂之宝方。”因而革命事业“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封建古国的夜空。反映着青年知识分子朝气蓬勃，锋芒逼人。“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吴玉章：《纪念邹容烈士诗》，《辛亥革命》插页。)吟咏了《革命军》的历史作用。鲁迅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是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康有为保皇的卑鄙目的。他呵斥：“载□小丑、未辨菽麦，”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把革命称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他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如果说陈天华、邹容的宣传活动，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那末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对地主资产阶级或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士绅有着深厚的影响，促使他们从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二、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虽拥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基础，但主干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据冯自由在《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中，所列1894年至1905年间参加兴中会有名籍可稽的会员，约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华侨及其知识分子。据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所记华兴会早期的骨干三十名，几乎都是日本留学生。很快发展会员至五、六百人，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和在国内学堂毕业和肄业的学生，并获得两湖地区中、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支持。据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中所记光复会早期会员有成份可考者二十五人，其中知识分子十五人，会党首领八人，商人二人。兴中会中华侨及其知识分子占一定比重，他们与国内封建势力较少或没有联系，而对清政府的腐败招致民族的屈辱，感触较深，因而民主革命的觉醒较早，也比较急进。华兴会中留学生和学生占很大比重，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陶下，表现出民主革命思想较浓厚，他们为了联络会党设同仇会，为了发动新军设黄汉会，表明与人民群众有一定的联系。科学补习所时间较短，其成员多为较下层的知识分子，或出身破落地主或出身贫寒之家，因而以投身新军来发动新军作为主要的革命活动方式。光复会以知识分子和会党首领居多，并与龙华会结成联盟，领导人大多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封建势力有较多联系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会党首领的影响，因而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较多的继承了地主阶级反满派思想。这些团体不仅为同盟会的建立创造了群众基础，而且通过斗争实践涌现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
三、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推翻清政府，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把这场革命斗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他们还探讨了革命对象、领导和动力等革命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上等社会”已腐败不堪，对内专制，对外屈辱，是革命的对象；“下等社会”有革命精神，“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但处于蒙昧状态，要知识分子去唤醒、启蒙、教育和领导，“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十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二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不少知识分子投入会党和新军，去作宣传和组织工作，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这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物，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实行其共和主义之政策，恢复我完全无缺之金瓯。”(《驳〈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6月12日。)他们把自己看作“革命事业之前列，”表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觉的意识到阶级的历史使命，反映着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是在下山而是在上山，不是惧怕将来而是相信将来。”
群众的革命运动，促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革命化。他们传播的民主革命思潮又启发着人民群众的觉悟。反帝爱国运动、抗捐抗税斗争、会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活动，相互激荡，组成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怒涛，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孙中山的建议下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把各种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统一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一支革命力量。据现有资料和回忆录的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加入同盟会的三百七十九人的社会成份是：留学生和学生三百五十四人，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十人，教师和医生八人，中、小资本家六人。知识分子占居绝大多数。他们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主要展开了以下几方面的革命活动：
一、与改良派进行了尖锐斗争，从根本上摧毁改良主义的思想阵地。在孙中山领导下，以革命民主派立场，和改良派进行了论战。这场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的论战，实质上是革命和改良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经过论战揭露了改良派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面目，加速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不少过去赞成改良的知识分子，如今认为救亡图存非革命不可，站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旗帜下。孙中山说：“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176页，177页。)曾经畅销一时的《新民丛报》，“销路顿减”，“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一个改良派分子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旁薄而□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二十九期。)这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参加和组织了武装斗争，促进着民主革命的发展。许多知识分子宁肯冒着生命危险去作封建专制统治的叛逆，而不愿为了荣华富贵去充当清政府的奴才。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他们以亲临武装斗争第一线为夙愿，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拚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起义前夕，“博学能文”的禹之谟被捕，清政府施加种种酷刑，始终不屈，“就义之先，犹手书绝命辞，虽拇指已断，字迹仍端好如恒”。(冯自由：《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革命逸史》，第二集，184页。)刘道一、宁调元、杨卓霖等奔赴武装斗争第一线，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下。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七次在华南的武装起义中，许多知识分子摈功名利禄于度外，置生死安危于不顾，冲杀在硝烟烈火之中。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时，许多人写了绝命书，抱定“虽死不辞”的决心，争当“选锋队”。朱执信刚赶到就裁去长衫下半截，投入战斗，胸腿受伤，血透衣外，仍奋勇争先。黄兴指挥向督署进攻，激战一昼夜，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一部分被捕死难。林觉民被捕，清吏刑讯时，坚贞不屈，在堂上演说革命大义，说到国家危亡，捶胸顿足。死难烈士中知识分子至少十四人。(罗家伦：《黄花岗革命烈士画史》：死难烈士八十五名，其中日本留学生九人，在中国读书的学生一人，教员四人，记者一人，军人十三人，农民十四人，工人三人，东南亚归国华侨三十一人（其中记者一人，教员一人，工人十三人，手工工人及商贩十六人），另有九人职业不详。转引自〔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Huang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vtion）。)在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历次武装斗争中，知识分子满腔热血，慷慨悲歌，表现了灼烁的爱国热情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三、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播下革命种籽，撒开革命火花。一些知识分子加入同盟会后在各地建立许多地方性革命团体，通过会党和新军发动群众。如湖北刘静庵等组织的日知会，印刷了大量革命宣传品散发湖北各地，并分赴渡口、茶肄，演说革命道理；设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投身新军，充当士兵以发动军队。日知会与湖北的学界、会党和新军建立密切联系，革命组织迅速发展。日知会遭到破坏后，会员在湖北各地建立武汉阅报社、湖北军队同盟会、沔阳众进会、黄州明德社等，继续斗争。湖北军队同盟会，后改组为群治学社，再改为振武学社，1910年12月改为文学社。这就是与共进会共同布置武昌起义的组织。
四、刺杀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以此振奋人心。同盟会中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唯心历史观的指导下，激于义愤，急于求成，不愿把自己的斗争与群众的斗争相结合，而醉心于暗杀活动。他们说：“往者，吴樾一弹，徐锡麟一击，风雨为泣，鬼神为号，祖宗玄灵于是焉依，毡裘之族，震□而丧所持守，有甚于萍乡之举义，则岂不畏众力而屈于一人之下哉？”(汤增璧：《崇侠篇》，《民报》二十三期。)他们认为：刺杀“用志专而行事简，流血五步之内，虽有万众无所施，夺无恶之魄，而作国民之气，惟刺客为能。”(胡汉民：《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民报》二十五期。)用暗杀手段刺杀个别反动人物，并不能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更不可能改变整个旧的社会制度。暗杀活动的增多，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与反动派斗争，这种精神鼓舞着人们去战斗，人们也从他们的血迹中吸取教训，去寻求武装斗争的道路。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显得特别活跃，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和愿望，通过他们来反映；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通过他们的活动来体现。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从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开始就同封建统治者处于对立的地位，在反抗封建势力的不断斗争中而发展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并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在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切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道路。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历史过程中，一些买办、买办商人、官僚、钱庄主以及盐商、粮食商等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决定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依赖。当民族资产阶级一经产生，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形态和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就要仓促作战，当然只能从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寻找思想武器，这样知识分子就作为他们的阶级代表浮到时代的前列。又由于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乃是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主题。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的民族意识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结合，从爱国发展到革命，挥发出强烈的战斗性。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封建意识形态发展得完备而成熟，弥漫于古国的大地，要唤起人们的觉醒，需要一个启蒙运动。可是挽救民族危机已是燃眉之急，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紧密结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密切联系，启蒙运动与武装革命并行。处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就特别显示出来，成为民主革命思潮传播的桥梁，民主革命斗争的先锋。
（三）
当时知识分子附着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不存在着属于本阶级的阶级劣根性。他们又往往是在封建制度下成长，从封建旧营垒中游离、分化出来，不能不拖着传统封建意识的尾巴。在那小生产汪洋大海般存在的社会里，他们又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相结合。这就使民主革命思潮中，潜藏着封建的和小生产的灵魂。反映到同盟会内部就形成思想路线的分歧并发展为组织的涣散与分裂。
同盟会主要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三个团体各自拥有不同的社会基础，三个团体中的知识分子也因不同的经历而形成不同的类型。孙中山和属兴中会系统的朱执信、廖仲凯等人，长期活动在国外，因而在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物质文明时，又见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象，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们既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又害怕资本主义的“祸害”，既真挚地同情欧洲社会主义，又恐惧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寻求条“防止”资本主义“祸害”，以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产生了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中的急进部分。华兴会的组织者黄兴，以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尊重孙中山的领导而在群众中获得崇高威信。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斗争中他无不身先士卒，成为同盟会纲领的忠实的实践者，不愧为坚定的革命民主派。属华兴会系统的宗教仁，他在《我之历史》中表示：“今而后吾乃盖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他不接受“平均地权”即孙中山解释为“社会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状态代表着同盟会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但是他们要求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地主阶级反满派和旧式会党，而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本色。
同盟会内部的不同思想，终于导致了领导涣散和组织分裂。正当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导人把精力集中在华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时，同盟会总部统一的领导趋于涣散。1907年逃亡到日本的会党首领和同盟会员焦达峰等组成共进会。当时长江流域的会党首领张百祥等主张：“革命成功后，无论各界的人，一律平等相待，所以改为平均人权。”(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37页。)这些会党首领的思想还停留在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水平，而共进会接受了他们的主张，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恰恰阉割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革命的急进部分。当华南地区的武装起义不断失败时，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虽然推动了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对长江流域地区革命的发动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显露出与同盟会总部存在离心倾向。光复会在同盟会成立后仍保持独立行动。秋瑾和徐锡麟都是光复会骨干，秋瑾参加了同盟会，徐锡麟始终拒绝加入，安庆发动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清吏审问是否孙中山指使行刺时，徐锡麟回答：“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这种“宗旨不合”也反映在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和章炳麟身上。章炳麟在《销弭党争书》中公开表示：同盟会与光复会“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他的文章引古说今，“用国粹来激动种性，”充满强烈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同时散发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气息。1907年正当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时，陶成章、章炳麟等人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制造组织上的分裂。萍、浏、醴起义后，清政府要日本政府引渡孙中山，日本政府通知孙中山离日，馈资五千元，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留二千元作《民报》经费，章炳麟嫌少，诬蔑孙中山“出卖”《民报》，纠结张继等人吵闹不休，逼迫主持同盟会会务的刘揆一召开大会，要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遭到黄兴拒绝。1908年章炳麟主编的《民报》，民主革命思想的色彩已经淡薄，革命锋芒逐渐被磨平，而主要倾向宣扬国粹，高谈佛理，并发表声明：“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无异于宣告革命仅仅是为了达到推翻清政府的浅狭目标。1909年陶成章在爪哇重建光复会，并散发《孙文罪状》即《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的小册子，同时章炳麟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配合对孙中山的攻击。1910年光复会总部在东京成立，陶成章、章炳麟为正副会长，公开与同盟会分裂。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带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加入同盟会，在同盟会领导革命，初试锋芒，稍受挫折时，知识分子发生了急剧的分化，使同盟会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
此外，同盟会中还有一些与封建文化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以《国粹学报》的主持者邓实和南社的创始人陈去病为代表，提倡国粹主义，宣扬汉族祖先的光荣，强调“华夷之辨”的封建传统教义，专门致力于保存和发扬国粹，把人们引向单纯复仇反满的狭隘民族主义中去。另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着本阶级的动摇性加入同盟会，他们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害怕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害怕革命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容易冲动也容易悲观失望，西方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正投合他们的狂热和幻想，因而崇奉无政府主义。还有一小撮政客，如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高唱不要政府，包括不要民主共和的政府，用极左的口号转移民主革命斗争的方向和视线。刘师培、何震之类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从弹唱无政府主义，到鼓吹封建传统的伦理教条，把封建专制制度美化为“无政府乐园”，终至投降端方，成为革命的叛徒。这些知识分子人数虽少，能量不小，增加了同盟会中思想的复杂性，促进着同盟会的分裂。
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革命阵营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更加剧烈，知识分子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充分表露出来。连黄兴这样的领导人在武汉保卫战失败后，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也产生了恐惧。他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廷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200页。)黄兴的看法代表着同盟会中的大多数人。章炳麟则唱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张謇、程德全等组成政客集团；汪精卫与立宪派组织“共济会”。这类知识分子从封建旧营垒中游离出来，又从革命阵营中分化出去，终至与旧官僚和立宪派沆瀣一气，准备到袁世凯政权中分享一杯残羹。孙中山外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压迫和威协，内受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压力，同盟会中许多人的妥协性，加重了这种压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被迫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妥协，在“南北统一共和”的庆祝声中，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洋溢着爱国的热忱，用热血浇灌着独立、自由、平等之花。他们的斗争，打开了人们思想的闸门，思想解放的洪流奔腾向前。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中华民族仍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呻吟，人民大众还在封建军阀的暴政下哀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每次大的革命运动，总是一场大浪淘沙。曾经满怀豪情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又带着时代赋予的特点和风貌，优点和局限，经受着时代浪涛的冲刷。有的被反动派残杀了，有的消沉退隐了，有的连整个身心都被黑暗所吞噬，有的加入反动派行列变成“新贵”、或帮凶、或“帮闲”，有的招唤封建主义的幽灵鼓吹尊孔复古，有的乞怜帝国主义的施舍甘当洋奴，也有的幻想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更多的是迷惘、□徨和怀疑。血腥的现实促使他们猛醒，十月革命的炮声使他们看见了光辉的未来，不久迎来了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开始了新的征程。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着几代的革命斗争，历尽了悲欢离合，探索追求，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痛苦，经受了无数的坎坷和磨练，终于迎来了胜利、欢乐和希望。知识分子斗争的历程是中国革命的缩影，是一曲壮丽激越的中国革命的悲歌。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党中央领导着我们向宏伟的四个现代化进军，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正在稳步健康的发展，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七十年前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沉浸在忠诚的爱国救亡思想里，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英勇的向清政府冲刺，推动着历史的前进。那末我们今天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更应当奋发起来，抛弃妄自菲薄的民族自卑心理、崇洋迷外的洋奴思想和妄自尊大的封建意识，燃烧起灼热的新的爱国主义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为建设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
【资料来源：《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window.variablesForComment={"IsNeedLogin":false,"isDisplayCommentButton":true,"Prefix":"/","FrontAppContext":"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ntentID":357783,"CatalogID":15787,"Commi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commit","CommentLis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list?ContentID=357783&SiteID=21&CatalogID=15787","PersonTotal":0,"CommentTotal":0,"CommentStartTime":"","CommentEndTime":"","Catalog_ContentType":"Article","CheckDisplay":"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