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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信息传递与辛亥革命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次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辛亥革命前后不到4个月就取得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伟大胜利，其时间之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那就是当时的信息传递手段，电报电话的使用，以及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对信息的迅速快捷的传播扩散，为革命成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革命者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电讯以及报刊等新闻媒体手段，传递信息，宣传和发动革命，最终取得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因此，从这一视角来研究辛亥革命，别具新的特殊意义。
一、近代中国电讯业创设的简要回顾
十九世纪中叶，以电报为形式的通讯业在西方欧美各国逐步建立起来。电报的使用，缩短了世界各地区之间信息传统的时间，以前需要一年甚至数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的信息可以在几天、几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电报作为军事通讯技术，还被广泛运用于航海船队和军舰上，为西方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提供了便利。“泰西各国越重洋数万里来到中土，……至于调遣兵将，处分军事，虽悬隔山海，而了如指掌，则尤以电报为之枢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53页。）
1872年（清同治十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率先开设了由香港经厦门至上海的海线电报。一通南洋诸国，以达欧洲，名曰南线；一通海参威，经俄国以达欧洲，名曰北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446页。）稍后英国大东公司也开设了由福州至上海的海线电报。这些电报线的架设，便利了西方各国在华商业、军事、外交活动。
在西方各国普遍使用电报（电话），并将电报线架设到中国来之前，中国社会传递信息的方法，民间为民信局，官方则为驿递。民信局在清代通常是由一家汇划庄（钱庄）或商号设立。民信局的业务，在河流多的南方主要靠定期的航船，每十日、半月、二十日、一月不等为一班，所以往往又称班船、航班。在北方和西南山区，主要通过定期的马帮、驼队进行，时间根据路途的远近而定。一般地说，这种传递信物的方法对于民间，尤其是商家，多有不便。驿站在中国历史悠久，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其文书中就曾提到过。清代驿政由兵部负责，皇帝的谕旨和疆臣的奏件往往以（日行）800里、600里“飞递”，一般以400里“驰递”。为了保证驿政正常进行，当时京师与各省之间修有官道，根据路途远近，分别设立若干个驿站。另在各省城驻有一名军官（提塘），负责管理境内驿政事宜。纵观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信息传递，无论是民间的民信局，还是官办的驿政，同当时西方欧美各国相比，都十分落后。它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这里不妨举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期间清朝驿政例子作一说明。
1838年（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奉道光帝之命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次年4月12日（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他与邓廷桢联衔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一折。该折由驿站以400里驰递，直到是年5月24日（四月十二日）军机大臣才奉到谕批，中间相隔了整整43天。扣除奏折到京进呈道光帝批示这段时间，该折从广州传到北京，路上所花时间至少有近一个月。（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第100页。）将道光帝对这道奏折的谕批从北京再“驿驰”到广州，送到林、邓之手，再快至少也得20多天。这样一道奏折前后就花费近六七十天时间。在君主专制时代，臣僚遵旨行事。大臣们在接到寄谕之前是绝对不能擅自行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在等待期间，事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一是大臣们只好再行缮呈新折，呈递皇帝“指示机宜”，结果是一折批复尚未到手，又呈新的奏折。如此辗转往复，结果造成政情、军情一误再误。若遇到皇帝的寄谕不是专寄某一大臣，而是多个大臣的话，收到寄谕的大臣还得“恭录”数份，派人送到其他有关大臣手里，这样时间还要耽搁。文报信息传递方法的落后，是造成鸦片战争失败的诸多原因之一。
再以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为例，清政府文稿的呈送、信息的传递也同样严重滞后。1853年1月28日（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平军攻占武昌，广西提督向荣由驿站600里驰奏，飞报咸丰帝。这道奏折在路上足足走了8天，直到2月5日才送到咸丰帝手里。咸丰帝谕批后，再由兵部以600里加急，“火票”驿递，但向荣接到这个寄谕已是人在南京郊外，此时已是次年2月13日（正月初六日），时间已过去半个多月。（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第20页。）军情瞬息万变，咸丰帝和他的军机大臣们纵有再大的本领也难以作出准确的决策。就在向荣收到咸丰帝寄谕前后，太平军又浩浩荡荡，蔽江而下，向长江下游进发了。这时的所谓寄谕事实上成了例行公文，对战事根本起不到指导作用。太平天国起义时间之所以绵延十多年之久，起义地区之所以波及十余省区，清军之所以在战场上屡遭失败，从清政府方面检讨，与军报信息传递的迟缓，导致最高层决策与实际军情严重脱节的情况是分不开的。
直接促成中国当局认识到创设电报的重要与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事件有关。事件发生的当时，中国船械未备，与台湾信息不通，最后被迫与日本立约，以赔款了结。这种由立约所带来的民族耻辱直接导致了光绪初年统治集团内部有关海防的大讨论。讨论中，上自王公大臣，下至一班疆臣大吏都一致认定创设电报对国防的重要。福建巡抚丁日昌指出：
“台湾南北路途相隔遥远，文报艰难，设立电线，尤为相宜。”
“电线一件，所以达要报而速军情，为用至明”。（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4页。）
李鸿章从世界变局的视角和国家防务及外交需要出发，则指出：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5页。）他还以俄国架设电报线，海线可达上海，陆线可达恰克图，“消息灵捷极矣”为例，指出中国信息传递比起外国严重落后：“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需一日，由上海至京师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度，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5页。）
两广总督张树声也指出：“中国驿递文报，羽檄交驰，人马俱敝，（与外洋电报相较），迟速之数，霄址悬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53页。）
由于开设电报利于防务、外交和商务，清政府遂下令沿海疆吏设法筹办。1881年（光绪六年），李鸿章率先架设了北塘直达天津之间的电报线。在电报开通后的奏报中，他说：“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大有裨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8页。）同年10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督理。此后电报在各地迅速创办起来。到1892年，经过10多年的努力，全国主要地区都开设了电报：“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446页。）此外，还开办了国际电报业务。东三省的电报局与俄国恰克图、海参崴电报局，广西腾越电报局与法属越南，云南蒙自电报局与英属缅甸之间均开办了电报接通业务，直接沟通了中国与国外的电讯联系。
在陆路有线电报架设的基础上，与军事直接相关，有线电报也被广泛运用于北洋舰队与其他舰队以及沿海沿江的炮台要塞。电报线的架设开通给国家政治、军事以及商业，尤其是中央与地方边远省区的联系、信息沟通带来的快捷和方便是显而易见的：
“万里呼吸如在阙庭，方略机宜瞬息可达。”
“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踪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所隔阂。”
“其京外一切要政及与出使大臣往来问答，莫不朝发夕至，海外直若户庭。”“各地遇有紧要事件，筹划布置，消息灵通，瞬息千里，乃极机密勿虞泄漏。”（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69页。）
与有线电报推行的同时，有线电话也在中国开设起来。1882年2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7号创设有线电话局。此后英商、美商也相继开办了电话业务。为了打破外商的垄断，清政府于1902年拨款在上海创建了中国自己的电话局。
总之，电报电话的开设直接影响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人们日常生活，这在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是看得十分清楚的。“裨益国家，控制中外全局尤大且远”。（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466页。）
　
二、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充分利用电报，开展反清革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因为电报（电话）传递信息既便捷又保密，所以辛亥革命中，无论是清政府，还是革命党人都认识到电报对自身的重要，都通过对各地电报局的争夺和控制，并充分利用电报传递有关信息和部署，以实现自己的斗争目标。
武昌起义前后，清政府为了对付保路运动和革命，将邮政与海关脱钩，设邮政总局于上海，另在全国设立5485个邮局和邮政代理处。1911年，邮传部正式接管全国驿站，将电报、邮政、驿站全部置于邮传部和盛宣怀的控制下；重新划分电报发报等级，将军机处，总理衙门，度支部，邮传部，出使大臣，南北洋大臣，川、广、鄂等地方督抚将军的电报列为头等，这些地区的提镇司道、防营、炮台局所以及海军舰队印委电报均列为次等，商业、民用电报列为三、四等；对电报局人事重新进行调整。盛宣怀先后委任自己的亲信僚属担任总局和重要分局的委员，任命周万鹏为上海电报总局局长、管祖章为北京电报局委员、赵锡年为四川泸州电报局委员、周祖诒为重庆电报局委员、王庭珠为汉口电报局委员。由于厦门、洛阳两电报局多次办理川粤绅商代呈公文，很不可靠，遂改任郑潮林（郑观应之子）为厦门电报局委员、徐炳章为洛阳电报局委员。徐氏接任不久，就查出该局为四川绅民办理代奏公呈文件一件，并立即将内容密报盛宣怀；（注：《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加强对各地电报局内部的严密监控，以防消息泄漏。盛宣怀饬令四川各电报局全天候进行收发报业务，电令各地分局委员“严嘱总管、领班，严告学生，关于川事电报尤应格外慎密。并严饬司事，一概不准泄漏，违者严惩。”“严电谕令各局员、领、生，格外谨密，电报随到随发，不准片延。”（注：《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7页。）并派专人对电局人员实行严密监视：“嘱总管领班在副领中择品行素来安分、熟悉电码者，除应值班之时不计外，落班时，派定一二人专在报房查看密察。”（注：《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0页。）武昌、汉阳、汉口、黄州、宜昌等鄂境电报分局落入革命党人之手后，清政府大为恐慌。为了封锁革命消息，清政府加紧对各处电报局和新闻传媒的控制。10月15日，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传谕京师各报馆：“凡关于鄂事，暂缓登载”。军谘府、陆军部致函邮传部和盛宣怀：“现值军务吃紧，辇毂重地，防范宜严，拟请饬知电报总分各局及铁路电局，除各衙门、军队、局、厂、公所用印官电外，其余一切商电，凡用密码传达者，概行禁止收发。译文电报，并由电报人员随时留意查阅，以防勾结泄漏。如有可疑及悖逆之电，即行扣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207页。）
武昌起义后，不到半个月，先后有10多省宣布独立。电报信息的迅速传递，一方面使清政府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各地骤变”消息，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清廷“忧虑”。为了稳住尚未独立省份的督抚，清政府加紧与他们的电报联系。而刚出山的袁世凯则也借助电报频频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联络，以实现反动政治力量的新组合。他先后电告他的亲信爪牙“宜顺应形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注：《辛亥革命》（七），第184页。）要他们随时随地进行政治投机。此后袁氏更是利用电报耍弄反革命手腕，一边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一边又指使他们通电逼宫，宣布赞同共和，通过玩弄“联名通电”、“联衔电奏”等手段，并凭藉手中的武力和列强的支持，最终当上了民国的总统。此后，他在围剿革命党人、上演洪宪帝制丑剧也无不利用电报耍弄反革命的手腕，欺骗民意。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在电报的使用上亦是如此。清政府可以藉助电报，调兵遣将，镇压革命，同样地，革命党人也充分利用电报来开展反清革命。纵观辛亥革命期间，独立各省对于电报都非常重视，无不“先占衙门、藩库、军械局、官钱局，再占咨议局、电报局、邮政局。”（注：《辛亥革命》（七），第220页。）将军、政、财、电讯系统控制在自己手中。
　（一）充分认识“军政重要专赖电线交通”
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一早，起义领导人吴兆麟立即派人查封和接管了武昌电报局、邮政局、官钱局、枪炮局、兵工厂、铁厂，“饬其执事者速将事交出，新政府另换当手接管，均系文明，并未强逼。”（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90页。）据说，党人在接管电报局时，电局刚刚译好数份清政府给瑞澂的电报，从中得知荫昌正奉命督师5千人南下的消息。于是党人遂以瑞澂的口气电报清政府说：党人已“电信阳州同党将炸毁黄河铁桥，并电各省陆军暗码，同时约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91页。）清廷接报，信以为真，急得盛宣怀连忙致电直隶总督陈夔龙、河南巡抚宝棻，要他们赶紧派军队扼要驻扎，守护铁桥。此后，独立各省在独立后，基本上都派兵强行接管境内电报局、邮政局。为了保证内外电报联系畅通，还加强对电报线路的保护。有些省份还发布告，派兵保护电报线路，防止清军和土匪破坏。陕西独立“民军举事时，砍断南城上电线数根，以防清吏乞援”。及省城稍定，军政府即派员修理，并通电各省，布告光复。但多数省区在事变中电线被土匪砍断，造成光复后电信久阻，内外联络十分困难。为防止土匪继续破坏，各地军政府特颁保护电报电线告示。如陕西军政府的告示为：“照得军政重要，专赖电线交通，近有无知匪徒，竟敢砍断西东，查出军法从事，本部决不宽容。”（注：《辛亥革命》（六），第43页。）
　（二）设立文电科，利用电报报道革命消息
独立各省军政府、都督府内大多设有文电科，专门负责电报电话收发事宜。如着名学者钱基博就曾任江苏都督府文电科人员，负责与各地来往的文件电报。各地革命党人利用电报电话，向外界发表政见、主张，并和各方面进行联系。湖北革命党人控制武昌、汉口等电报局后，先后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发表了《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檄鄂属各道府州县电》、《檄各（省）巡抚电》、《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州将士檄》、《宣布满清罪状檄》、《致清政府电》等10个通电。要求清政府及早审时度势，接受共和现实；要求各省督抚“勿拘君臣小节”，“盍乎归来，共襄民国”，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党人、反清志士迅速奋兴，戮力共进，建立永久共和政体。前湖北咨议局议长、军政府正参议汤化龙也通电各省咨议局：“请协力赞助共和，推翻旧政府”。（注：《辛亥革命》（五），第202、203、394、280、397、475页。）这11道通电通过外国在华通讯机构以及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报道，迅速在全国各省乃至国外传开，扩大辛亥革命的影响，让人们及时了解革命的真相，加速清朝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尤其是原先主张立宪的官绅得知后迅速脱离清政府，转而拥护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各省的独立。据记载，当时上海有中外大小报纸40余家，几乎天天登载从武汉前线电传来的消息。望平街为报纸荟萃之地，自武昌起义“革命得势后，各报每得消息，必择其要者，刊发传单，或书之牌上，悬挂门外，以供留心国是者先睹之快。”“自是以后，望平街之道路自晨至夕，皆为拥挤不堪，攒首万人，皆于报馆伫望消息。”（注：《辛亥革命》（五），第202、203、394、280、397、475页。）当时报纸如英文《文汇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大陆报》以及美国旧金山、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的各大报纸也纷纷根据驻华通讯机构和访事员（记者）发回的电传报告，报道了辛亥革命的消息。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就是从外国报纸电传消息得知武昌起义爆发，立即回国领导辛亥革命的。此外，各报还报道了海外华人华侨踊跃捐款、支持革命的消息。这些又通过电报传到国内，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和群众的反封建斗争。
　（三）用电报传递革命信息，推动革命在全国各地的开展
湖北军政府的通电首先得到了境内各道府州县的响应。许多道府州县的革命党人得报，立即行动起来，夺取电报局、邮政局，接管旧政权，宣布拥护民主共和。湖北军政府的许多通电在各省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湖北邻近的湖南率先响应革命。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当湖北革命者“电传到湘”，驻长沙新军第二十五协一、二标即谋同时响应。湖南独立后，继焦达峰任都督的谭延闿指示总务科管理文报事务的唐乾一“刊发文电，布告四方”。“即日电告各道府州县”，“其不通电之处，饬即钞电专差携送”，清朝统治者也惊呼“是湖南全省，已为彼传电而定”。（注：《辛亥革命》（六），第170页。）谭氏还以个人名义“分电各省”“派员运动”，策动各省湘籍官员谋划独立。“孙道仁在福建，力有可为，不遽发，谭延闿迭电促之。……由是福建亦独立。无何，黄钺、向淼起义于甘肃，称秦州都督；郭人漳起义于广东濂州，称钦濂都督；龚子沛谋反正于寿州，皆为谭延闿响应。他如蔡锷起滇南，李燮和、黄汉湘据长江，柳大年与张榕之谋关外，杨德邻说张绍曾之师于滦州，湘人颇居多数，而民军遂张。”（注：《辛亥革命》（六），第158页。）又如程德全在苏州、蔡锷在昆明先后宣布独立后，均立即“驰电各属道府州县，令其即日反正”，并通电各省督抚“冀其从速独立，早定大局，其时函电交驰，极为忙碌。”（注：《辛亥革命》（六），第228页。）而新疆的革命党人也是在得到内地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发动起义的。新疆独立前，“武汉党人曾拍一密电，由上海陈都督其美转俄国，以达冯特民，约起为响应。”于是遂有新疆的独立。（注：《辛亥革命》（七），第428页。）
　（四）利用电报，阻止清政府破坏革命
革命党人不仅运用电报推动各地独立，而且在独立之后，又通过电报或电话互通消息，阻止清政府破坏革命。1911年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革命志士彭家珍得知清政府从俄国购买了一大批军火正用火车运往汉口前线，将要经过滦州的消息，立即密电滦州新军20镇统制张绍曾，要他设法扣留。张氏遂借口南北议和停战，将军火扣下，并秘密电告黎元洪，“使之无后顾之忧”。（注：《辛亥革命》（六），第340页。）又如张勋败退南京后，统率所部沿津浦路北撤。革命党人立即用密码电报寿州凤阳的淮上军组织伏击。伏击中，张勋因“换坐特车奔徐州”，才幸免被俘。（注：《辛亥革命》（七），第169页。）在这里，电报的信息传递对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用电报传递胜利信息，坚定革命信念
革命党人利用电报互通胜利信息的事也屡见不鲜。袁世凯指挥北洋军炮轰汉阳，火烧汉口的消息传出后，社会上出现了所谓党人武昌失守的谣传，引起了独立各省的严重不安。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沪军都督陈其美致电独立各省：“武昌确无恙，曾有电到此”。“江宁初六、初七两日迭获胜仗，除占领地外，已曾通电”。（注：《辛亥革命》（五），第202、203、394、280、397、475页。）而镇江都督林述庆在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也迅速以公电通告全国，给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而在更多的时刻，革命党人则利用电报筹商战策，争取民主共和斗争的最后胜利。由于汉阳失守，武昌势危；潼关失守，陕甘告急。不少都督如陈其美、林述庆、季雨霖等人均曾密电独立各省，建议从海道攻天津，直捣北京；由蓟州出襄阳武胜关，合秦晋军进窥山西，从东西两翼夹击，迫使清军回师返北，以解武汉、西安之危。（注：《辛亥革命》（五），第202、203、394、280、397、475页。）
　（六）利用电报、文告形式，申明军纪，约束军队
辛亥革命中，各地多有土匪、防勇、会党趁机滋事及新军烧杀淫掠之类事情的发生，令人民深恶痛绝，也给敌人以反对革命的口实。对此，革命党人往往用电报和文书布告的形式申明军纪，约束部队。蒋尊簋接替汤寿潜任浙江都督后，“即通电全省，并布告军队，谓我军人重道德，守纪律，不可扰民。”（注：《辛亥革命》（七），第138页。）
电报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作用还可以从革命党人因电报传递受阻而造成起义失败，革命领导人被杀一事得到印证。据说，新军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曾与滦州第20镇统制张绍曾密电共同举义于河南、山西，一举攻占北京。“不幸（吴氏）此密电不达于张，而入于（直隶总督）陈夔龙之手。陈氏虽不能明解此密电之意，然对于吴、张二人素抱疑心，故将此电藏起，不转送于张。”致有吴禄贞在石家庄专候回电被部下刺死的事件发生。（注：《辛亥革命》（六），第177页。）（注：大多数史料记载说吴氏系袁世凯派人暗杀的。）
　（七）利用电报，阻止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
辛亥革命期间，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借“独立”之名，趁机从事民族分裂活动。在揭露和制止这些分裂活动，捍卫国家统一斗争中，电报起到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后，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上层分子趁机“独立”，宣布脱离中国。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逃走后，一时库伦秩序大乱，“白昼抢劫，华商惊惧”。中国电报局库伦分局委员顾保恒虽不是革命党人，但有见于事关国家统一，立即以“火急电报”报告清朝外务部，请求派兵入蒙。建议组织民团、商团，制止外蒙“独立”。又见京师与外蒙路遥险阻，建议朝廷出面，通过俄驻华公使电令库伦俄领事出面协助。由于库伦电报局及时地、不断地向北京报告外蒙古的情况，遂引起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内阁对外蒙古问题的关注。（注：《辛亥革命》（七），第295页。）
1911年12月南北和议在上海举行，在谈判中，双方也主要通过电报电话进行情报传递和信息交流。当时上海电政局特委派史丹兹、潘茂昭为双方译电员，专门负责办理译递南北双方电报、文件等。（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70页。）南北和议期间，独立各省还通过频繁的电报往返，联络筹商，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共同组建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中央政府。
总之，纵观辛亥革命期间，由于革命党人重视和借助了电报、电话这一近代的电讯信息传递手段，缩短了革命时间，使革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即告完成，这在近代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当然，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革命党人长期奋斗和全国民众拥护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的结果。但是，电报电话这些近代电讯信息传递，便捷了革命的开展，推动革命走向成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107.html

以上是关于辛亥革命-信息传递与辛亥革命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