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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民初北京的人口变迁（2016年第30期）

清末民初的北京正在从一座传统意义的“帝都”过渡到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形态发生历史性变革，行政管理体制、城市身份与功能定位等有重大变化，城市规模扩张，市域范围扩展，城市化进程启动。人口问题是北京城市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其消长与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密切相关。清代之前的历代封建王朝，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出于征兵、征税的目的，往往只有人丁、地籍的数据。直到清朝初期，仍是沿袭了先前各代的户口和丁口的统计方式。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末官制改革，中央设立巡警部，京师地方设立巡警厅，其中设有专门的户籍股，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编查人口。第二年，内城区域已经出现人口统计。至光绪三十四年，京师初步建立了常规化的户口统计与日常登记管理制度，城市人口信息日益规范。由于采用了西方传入的统计方法，各种数据日益丰富，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注重对人口结构及特征的调查，包括年龄分布、性别比例、职业结构、分区户口统计、婚姻、贫困率、出生及死亡率等诸多内容。
自元代始，北京作为国都，为皇权服务是其最核心的功能。同时，受到交通、食物供应等条件的限制，北京城的空间范围与城区内的人口规模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自清初开始，北京城内部的居住空间严格按照行政体制安排，旗民分城而居，内城驻旗，外城居民，界限分明。中央政府对京城人口实行严格管控，人口流动性小，增长缓慢。据统计，顺治初年，北京内、外城人口大概为46万，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64万。在将近130年的时间里仅仅增长了18万人，增幅比例不到40%。至清代中后期之前，京师及近郊在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方面，长期处于固化与封闭状态。
从清代中后期开始，中央政府的统治末梢逐渐式微，体现在人口管理方面，对旗、民居住空间的限制逐渐松弛，内外城人口流动频繁，居民杂居，满、汉畛域日渐模糊，外地官员、胥吏和士子限期离京的规定渐同虚设。此外，由于连年战乱以及自然灾害导致流民增加，大量外省人口以及原北京城周边地区人口涌入内城，京师人口数量开始明显增加。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北京传统的城市秩序受到了沉重打击，但也促使城市的政治、经济形态发生转变。此后，清末新政推行，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特别是近代工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人口需求增加，流动频繁，人口结构也逐渐由满汉分处、阶层分明演变为各民族混居、百业杂处。同时，作为国都的特殊地位也使京师之地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人口聚集规模日益扩大。
清末十年，北京的人口一直持续稳定增长。1911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此前一直处于上升之势的人口曲线出现下降。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京师之地一时传言四起，社会动荡引发市民恐慌，尤其是一批皇室宗亲纷纷到外地“避难”，仅逃避天津之京官就“日以千计”。据 1912 年户口统计，内外城人口 72.5万人，较上一年的78.3 万人减少了 5.8 万。不过，辛亥前后北京人口数量的减少只是暂时现象。总体而言，20世纪初北京内外城人口的增加趋势一直未曾改变，而且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导致北京的城市功能属性发生变化，经济发展走向多元，进一步扩大了人口规模。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近代技术与社会资本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对人口的吸附能力增强，人口迁移明确指向城市。对于北京而言，虽然政治局势持续动荡，但仍然保留了国都地位，城市功能转化，规模扩张，发展方向更趋多元，对人口的需求比较旺盛，大量外省人口迁入，原有的城郊人口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开始向城市中心聚集，内外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日伪时期成书的《北京市志稿》对此称：“国体既更，种界化除，缙绅纷入内城。自使馆界外，街巷栉比，冠履杂集；正阳门外，盛居商贾；珠宝市南，犹多荒芜。户口之数，率近百万。”（吴廷燮主编《北京市志稿·民政志》）
从1925年起，北京城外四郊地面划归京师警察厅管辖。北京的面积，自1862.58方公里扩充到2130.12方公里，人口总数也由841661人增加到1266148人。此后直至1934年，除1926年人口比前一年下降外，其余每年都有一定增长。1928年国都南迁之后，北平经济虽然陷入低迷，但人口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一度受到战争威胁的北平局势基本稳定，周边地区人口纷纷迁入。清末民初，北京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口总数持续增加，但富裕阶层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呈现出穷户多、客民多、单身青壮年男性多、富户少的“三多一少”现象。1928年国都南迁，不少原来居住在北京的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随中央机构移往南京，他们多属社会中上层。“九·一八”事变前后，北平在涌入一批关外避难人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波富裕人口外迁风潮。
同一时期，北平娼妓数量的变化趋势也与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相互印证，据《北平历年娼妓人数》统计，1912年北平有妓院353所，妓女3096人，此后逐年都有增加，至1917年有妓院406所，妓女3889人。而到1931年，妓院减少至277所，妓女减至2574人。如果进一步探究还可发现，1931年的妓女总人数虽比1912年减少522人，但其中头等、二等妓女减少了901人，而三等、四等妓女，反而增多379人。一方面，国都南迁，权贵富裕群体减少，相应导致主要服务于这一群体的头等、二等妓女数量减少。三、四等妓女数量的增加，一方面表明底层男性顾客群体性需求的提升，同时也表明因为生活的日益困难，更多女性进入到这一行业谋生。
如前所论，北平人口持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外来客民的大量涌入。以1929年的统计数据，北平内外城人口总数为919887人，其中北平本地户籍人口只有386075人，仅占人口总数的42%。北平全市人口1364208人，其中北平本地籍贯者为690888人，占全部人口的50.6%。其他均为外省迁入的客民，以河北人数最多，其次为山东、山西。此外，远至蒙古、西藏、西康、青海，均有人居住在北平。四郊的客民比内外城少，44万人口中有约20万人是客民。
这一时期，北京人口的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一直呈现不均衡状态。性别比例方面，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据1915年统计，京师人口约79万，妇女约28万，在女性群体中，比重最大的是旗籍妇女。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统计，北京内外城的总人口在1917年增加到811556 人，其中男性 515535 人，女性 296021 人，男性占63.5%，性别比为1.74：1，某些地区的男性比例甚至高达77%。1912年北京男女比为1.83:1，1920年这一数据是1.67:1，1931年为1.77:1，整个民初的20年间，基本都保持在这一水准。这种现象在当时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比较普遍。
北平市公安局1930年的户口册籍数据，户口总数为274318户，总人数为1393337人，其中男子为855014人，占总人口数的61.4%，女子为538323人，占总人口的38.6%。再据1935年3月北平市公安局的人口数据，全市户籍数为306761户，总人口为1568528人，其中男丁为969141人，女丁为599397人，男女比例接近1.62:1。
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北平传统的经济结构与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能力薄弱，劳动阶级的市民，收入很轻微，无力担负北平市里的家庭生活，尤其妇女职业不发达，如果把妻室带到北平，只是增加男性的担负，很不容易使他的妻子也得到工作，所以只好男性的人们，单人独马的跑进北平谋生活，把妻子远远寄托在家乡了。”（今吾《北平市人口性别的分配问题》）《北平娼妓调查》一书对北平性别比例失衡原因的分析也是如此，“北平从前是国都，在政府服务或来京谋事的单身男子，当然比别的地方多，何况服务人员更是很少有女的。北平的商铺伙计多是来自四郊，因为工资低微，经济不充裕，少有能力带家眷来平。还有大部分的洋车夫也是同样的情形，从四郊来北平觅食。北平为文化中心，学校林立，外地来求学的青年特别多”。（麦倩曾《北平娼妓调查》）
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以及城市生活环境、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外省来京劳动力即使已经成婚，但多将家眷留在家乡，造成女性比例偏低。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家庭纽带长久处于断裂状态，对社会稳定多有不利影响，大量男子聚集在城市之中，缺少与女性交往的机会而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对于性别比例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严景耀曾在《北京犯罪的社会分析》中指出，性欲罪之人数占犯罪人数中之第二位，经济罪中，亦有许多仍系间接的性欲而犯罪。为此，一些人建议北平市政府应设法弥补妇女少之缺憾，以减少社会罪恶。
年龄结构方面，青壮年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15 岁以下人口仅占全部数量的 19.9%。由于大量外省劳动力的迁入，导致16—45 岁的青壮年在北平市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较高，这一数据在1918年时是 59.8%，至1929年时为59.3%，十年间一直保持稳定，由此也反映出北平生活竞争的剧烈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作为典型的以服务业为主的消费性城市，对底层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旺盛，谋生机会较多，吸引了大量青壮年人口迁入。清初定鼎京城之后，满族统治者圈占了京师内城的核心地带，用于安置八旗官兵及其眷属，从此内城成为旗人的集中居住区域，大批汉民则被迫迁往外城，形成了特有的满、汉分城而居的模式。进入清代后期，满、汉畛域逐渐被打破，内外城人口流动性显着增强，内外城不再成为满、汉人的专属居住地。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解体，皇帝退位，旗人失去体制的庇护，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与之匹配的一套保障体系也随之消失。在城市生活中，首先体现出的是空间的迁移，为形势所迫、转卖房屋地产的旗人家庭越来越多，引起空间位置的占据演替。以王府为例，前清时期，以等级身份设置建筑标准，不得私相授受，私自扩建。民国建立之后，王府所有权多有转移，买主多为民国新贵。同时，一些王府使用功能变更，如豫王府卖给协和医学部，郑王府租借给中国大学等。
同时，在整个城市范围内，行政制度对人口分布的限制基本消失，公共交通出现扩大了人的行动半径，人口分布逐渐形成开放的特征。内外城的分化由满汉畛域主导转向经济因素、社会地位主导，房租、地价等对人口居住区域的调节作用日益明显，富裕人口、社会中上层向城市中心区域聚集，在城市边缘地区聚集的贫困人口明显多于城市中心地区的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多分布在北平城市边缘地带，即通常所谓的“城根”区域，这里房价与物价都非常低廉，但普遍缺乏近代市政设施，居住环境恶劣，与城市中心地带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贫困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引发出社会问题。社会学家严景耀曾总结出犯罪者与其居住空间的一般规律，“有百分之四十五住在城里，百分之三十七住在城外，还有其余百分之十七以上是在城内无一定住址的。在城里住的有五分之三住在外城，而大多数住在前门外、天桥附近一带穷窟里。在城外住的大多数在污浊不堪的朝阳门外及其附近各地，这是因为城外生活费较低的缘故。”而朝阳门外一带作为当时北京贫民最重要的居住地之一，也是犯罪的重要发源地，“朝阳门外是北京穷陋无比的地方，只要能形容得出的龌龊、污浊，那里即能见着嗅到。住在那里的都是北京最下层社会的人民，如洋车夫、乞丐、小窃，以及失业的工人们。这与城里前桥一样，是犯罪的发源地。”（严景耀《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 清末民初的北京，帝制解体，皇权领域收缩，政治色彩弱化，公众领域拓展，近代工商业兴起，城市化进程启动，城市发展趋向多元。在城市形态演变与社会变革过程中，近代北京人口增长呈现稳定、低速的特征。对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限制基本消失，但受制于多种因素，人口规模扩张有限。在城市功能定位方面，以政治、文化、教育为主，这些领域对人口的容纳能力不高。经济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消费型城市特征，经济缺乏自主性，依赖性强，劳动人口以服务业为主。清代旗人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跌落，对于北京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起到了调节作用。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北京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治体制变革、城市形态演变与城市功能转化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一种外在表现，也是当时整个华北地区政治、经济情形的直观反映。作为国都、作为华北区域的中心城市，虽然北京周边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有军阀混战，后有日军虎视眈眈，但北京城区相对安全，吸引了大批避难人口。但随着日军逼近，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又逐渐形成中上等人家的南迁潮。同时，相对于农村，北京城内毕竟谋生机会更多，社会救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维持生存的基本作用，但也导致人口结构失衡，非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过高，在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的情况下，对于城市发展更是一种负面力量。近代北京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内在驱动力不足，或与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有一定关联。
作者简介
王建伟，1979年生，内蒙古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民国政治文化史、民国北京历史，着有《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主编《北京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