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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之比较

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围绕着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这三大运动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因此，三者之间存在互相连接的关系。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只强调三者的相互对立，而忽视三者的相互联系；只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忽视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只强调前后的差别，而忽视前后的共同点。这不仅对正确揭示这三大历史事件的本质有所妨碍，而且也无助于科学地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此，早已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本文将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作一比较分析。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都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改革运动。维新运动的酝酿准备阶段与洋务运动同时并行，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继之而起。洋务运动为维新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维新运动对洋务运动既有否定，也有继承。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既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别。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两个运动都是效法西方以谋求中国的富强。洋务运动虽然只是进行枝节的改革，但却给维新运动作了一定的准备。洋务运动创办军、民用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开始发生飞跃，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洋务派吸收商股办民用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维新运动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洋务派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和出使大员、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才，同时吸收了一些熟悉洋务的人才参与洋务企业和洋务外交，其中有部分人从洋务运动日趋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维新派，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洋务派设立翻译馆，翻译了一批西方的科技书籍，传播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使当时有志于救国的知识青年得以初步接触西学。他们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经过中西对比，认识到中国封建主义的落后，从而走向了变法维新的道路。如康有为等人早年接触西学，都曾获益于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洋务运动为维新运动准备了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兴起也就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效法西方以变革中国社会的落后现实。洋务运动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文教上的某些改革措施，维新运动在批判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如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改科举办学堂、译西书、派遣留学生等，即所谓“变事”、“变器”，两个运动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维新运动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发展。正是由于两者存在某些共同点，所以曾经出现过早期维新派对洋务派的依附与合作，以致在思想上长期未能划清界线，甚至有人误以为早期维新派就是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这当然只是强调了两者相同点而忽视了两者的差异，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以后两者有了明显的分离。即使是戊戌维新派，也曾幻想与张之洞合作，没有看清新洋务派的本质，直到《劝学篇》问世以后，两者才出现公开的对立。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自然以维护封建主义为己任。洋务运动谋求富强，只是由封建统治家进行某些枝节的改革，而不从社会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造。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自然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己任。维新派批判洋务派只学习西方的皮毛，而不学习西方致富的本原。因此，维新运动谋求富强，则主张全变，即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由此而决定两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外交诸方面都存在不同的差异。在政治上，维新运动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洋务派则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洋务派兴办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政策，反对和限制民间办企业，发展的只是早期的官僚资本或早期的国家资本；维新派则反对官府控制，要求发展民间工商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军事上，洋务运动不触动八旗、绿营；维新运动则要求裁汰八旗、绿营。在文教上，洋务运动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主要是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并不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维新运动办学堂，兴西学，是两者并重，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需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因而两者在指导思想上大不一样。洋务运动搞“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即以中学为根本，西学为陪衬，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强化封建统治；维新运动则是要用西学来改造中国，拯救中国，把中国引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外交上，洋务运动力图保持中外和局，维持半殖民地的现状，其外交方针多是主和妥协；维新运动则反对外国侵略，特别是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既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改革运动，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洋务运动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当时，清朝统治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的打击，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局。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制内和制外的双重目的。除了镇压人民起义之外，还有防范外敌的图谋；特别是人民起义被平息以后，随着外国侵略的步步加紧，洋务运动防范外敌的图谋就更加明显。洋务运动虽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但也存在着矛盾。尽管洋务运动力图保持中外和局，维持半殖民地的现状，但也不甘于中国灭亡，还是力图“自强”以防止完全沦为殖民地。洋务派办军事工业，特别是办造船厂和筹建海军，显然是要与洋人抗衡；办民用企业也是为了与洋商争利，挽回一些利权。显然，洋务运动的目的既是拯救清朝的垂危统治，也有挽救民族危机的因素，把洋务运动笼统地斥之为“卖国运动”，是不公正的。维新运动酝酿准备于甲午战争前，兴起发展于甲午战争以后，这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步步深重的时代。维新运动首先是一个爱国运动，挽救民族危亡是其重要的目的。维新派立学会、办学堂、创报刊、上书皇帝，呼吁变法图强，救亡图存，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维新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爱国救亡的里程碑。维新运动的爱国性质，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维新运动也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图。学术界谁也没有因为维新派仇视人民起义，且有联合英日的图谋而否定维新运动的爱国性质。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因为洋务运动镇压人民起义，保持中外和局而否定其防范外敌的积极意义。
洋务派“师夷长技”，谋求富强，比之封建顽固势力拒绝效法西方，反对任何变革，无疑是一大进步。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办起了第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翻译了第一批外国科技书籍，并促使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这都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洋务运动不自觉地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笼统地把洋务运动斥之为“反动”，也是不公正的。尽管洋务运动维护封建统治，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反动性的一面，但那是这个运动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航道的进步作用。维新运动不是洋务运动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是在对洋务运动有所批判的基础上前进。维新运动在政治上要求君主立宪，使中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道路；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明确提出“以工立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军事上要求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促使国防近代化；在文化上要求兴西学，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文化。维新运动不像洋务运动那样维护封建主义，而是要走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显然维新运动不是洋务运动的翻版，而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如果说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维新运动则是自觉地全面推进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新阶段。维新运动虽然和洋务运动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维新运动却是民族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作用，比之洋务运动，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的酝酿发动阶段与维新运动同时并行。维新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继之而起。这两个同一阶级的政治运动，既有历史的必然联系，也有共同点和重大差别。
维新运动不仅为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且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维新运动鼓吹实业救国，设厂自救，在甲午战争后至二十世纪初年，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力量的增长，是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维新运动反对专制，提倡民权，使君权神授、君权不变论受到沉重打击，给予封建的纲常名教以猛烈的扫荡，这就为辛亥革命扫清了思想障碍。维新运动译介西书，传播西学，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特别是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天赋人权等思想，使人们在封建专制的束缚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这就为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如果没有维新人士（从早期维新派开始）数十年的思想启蒙工作，革命派要唤起民众是有困难的。维兴运动立学会，办学堂，创报刊，批科举，兴西学，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维新运动失败后，许多爱国维新人士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依靠清朝政府进行改革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必须推翻卖国的清朝专制统治才能拯救中国，因而迅速从维新转向革命，壮大了革命派的队伍。如章太炎、秦力山、毕永年等人，都是从参与维新而转向革命的。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都曾经接受过维新思想的洗礼。孙中山早年就接受过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并曾试图改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邹容则深受谭嗣同献身变法的牺牲精神的鼓舞，决心继起救国。如果没有维新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革命运动也就不会随之到来。辛亥革命正是接受维新运动的教训，并在它的基础上提高和前进的。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面临的历史任务都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是其共同的目的，因此两者存在共同点。严格说来，这两个运动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都不够充分，只是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才把两个运动相继推上了历史舞台。它们都酝酿和发生在中华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年代。维新运动的酝酿是在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时期，甲午战争后兴起，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进入高潮，救亡图存是其重要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运动酝酿发动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丑条约》签订后蓬勃发展，许多爱国青年都从爱国而投奔革命，孙中山说他的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驰聘于枪林弹雨之中，目的都是要救国。由此可知，救国是两者的共同点。要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是当时的时代潮流。维新派认为救国只有维新，维新就要学习西方；革命派认为救国必须革命，革命也要学习西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仅都接受过自林则徐、魏源以来许多近代爱国者，包括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影响，而且大都生活在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触较早的广东、福建等地，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触西学，从而从西方找来了救国的药方。因此，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是两者的又一共同点。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从救国的目的出发，要求改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把中国引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外国侵略，结束君主专制，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两者的共同点。因此，两者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
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两者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差别。维新运动发生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初生阶段，革命运动发生在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的阶段，尽管两者的物质基础都不充分，但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比之维新运动还是要多一些。尽管两者的阶级基础都是民族资产阶级，但维新派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是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因此，这两个运动各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为其阶级基础，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由于两者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导致它们在救国途径、救国方案以及对待清朝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态度上都有所区别。在救国途径上，维新派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企图依靠封建皇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革命派走的是自下而上的道路，采取武力夺取政权。在救国的方案上，维新派是效法日本、俄国和德国，从西方找来的君主立宪的方案；革命派是效法美国和法国，从西方找来的民主共和的方案。在对待清朝政府的态度上，维新派主张保存清朝的皇统，实行“满汉不分，君民共主”，即在保存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最后由资产阶级接管政权；革命派却主张推翻清王朝，结束满州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维新派仇视人民起义，防止人民革命，常以“乱机四伏”的形势来告诫光绪皇帝。革命派则利用人民的力量来发动武装起义，包括联合会党及动员新军士兵起义，在推翻清朝的共同目标下，通过会党与农民结成暂时的联盟，使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
由于上述的重大差别，两个运动的结局不一样。维新运动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与镇压下，遭到彻底失败，其政治目的没有实现。它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维新运动促进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即使在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严复等人，仍在从事于西学的介绍，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是有突出贡献的。辛亥革命虽然也最终失败了，但它却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短暂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和临时约法，即使在袁世凯纂权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少人仍在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维新运动。如果说维新运动播下了民权民主的种子，辛亥革命则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使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此封建的君主专制永远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袁世凯、张勋虽然演出过帝制自为和清室复辟的丑剧，但都是黄粱美梦一场空，无不遭到历史的惩罚。如果说维新运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辛亥革命则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为新民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如果说维新派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继洋务运动之后把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那么革命派的三民主义却是当时所可能达到的最为完善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民主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比之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无疑是推动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更高阶段。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没有获得成功，但是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国近代社会却是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连续地迈出了几个大步。如果没有这三个运动的努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也是困难的。
总的来说，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同属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不能把维新运动视作改良主义而否定其变革社会制度的进步意义，更不能把维新运动看成为革命运动的对立物而判定它的反动性质，应该说改革和革命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运动形式，由资产阶级的改革到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两个逻辑发展的历史阶段。前者为后者作准备，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当然，辛亥革命不是维新运动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因为辛亥革命的酝酿发动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就已开始，只是维新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才蓬勃发展起来。在甲午战争前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力量比之中下层要雄厚，维新思想又经过长期的酝酿，所以维新派最先登上了历史舞台，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到二十世纪初年，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所增长，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活跃在历史舞台。在这时，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完成了由改良或改革向革命的转化，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了时代的主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方向。这两个运动虽然后者对前者有所批判，但是也有继承。由于两个运动在变革社会制度的总目标上相一致，所以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在维新运动时期，革命派不反对维新运动，并且给予同情和支持，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在国外还一再企图与康、梁联合，欲共同携手尽快地结束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固执，才没有成功。那时，革命派主要在海外华侨中活动，在国内的影响不大，维新运动也不存在对抗革命的问题。直到1900年，两派都支持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这是维新派与革命派合作的事例。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虽然有些维新志士转向了革命，但是康、梁等人还坚持改良、保皇，革命派与维新派才出现公开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不属于对抗性的矛盾，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变革社会制度的途径和方案上的分歧。尽管清朝政府力图利用这种矛盾，采取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化民族资产阶级的手段，但是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清王朝的目的是要挽救垂危的封建统治，不会在政治、经济制度上作根本性的变革，无论是推行新政也罢，宣称预备立宪也罢，都不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这就在根本利益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对立，所以在立宪运动失败后，由维新派直接发展而来的立宪派，便回到与革命“合作”的地位，从不同的角度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终灭亡。清末的立宪派虽然与革命派存在分歧，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在各省的独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资料来源：《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