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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10年的改革与革命（《清史参考》2013年第7期）

改革与革命是清朝最后10年的两大主题。改革（也称清末新政）是清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目的是巩固清朝的统治；而革命则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目的是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清末10年的改革与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自救而采取的一场改革。这场改革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开始，直至清朝灭亡，包含四方面内容。
一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官制，整顿吏治。在中央官制方面，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外务部；裁国子监，设学部；设立商部、巡警部；后又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工部、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等。在地方官制方面，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设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增设巡警道、劝业道，设审判厅；裁科布多帮办大臣，设阿尔泰办事大臣；裁驻藏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等。在整顿吏治方面，嘉奖有政绩的官员，惩处贪腐，并裁革陋规。
二是振兴商务和创办实业。商部成立后，在京师设立商会，又先后制定《商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开矿暂行章程》、《农会简明章程》等，以振兴商业和发展实业。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张謇等人创办了渔业公司，农工商部在京师设立工艺局。此后，邮传部设立了交通银行，京师兴办了自来水公司。清政府成立农业试验场、农事演说会、种树公所、植物研究所、官牧场和渔业公司等，发展农业和林牧业；设立工艺传习所，兴办工厂，成立电灯公司，发展工业；设立商务局和各种商会、矿政调查总局，发展商业和矿业；成立官轮总局，修建铁路，发展运输业；设立文报总局和分局，发展通讯业。
三是整顿军制和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清政府成立练兵处，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用以加强编练新军。到宣统三年（1911），共编成14镇、18个混成协，又4标及近卫军1镇，约有16万人。在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也都参用西法编练了新军。与此同时，各种军事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四是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包括办学堂、废科举、选派留学生、办报纸、建图书馆和施医馆等。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三十一年八月，又宣布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到宣统二年，全国有学堂42696所，学生总数1300739名。（刘锦藻《清朝文献通考》）内地以及东北、蒙古、新疆都有官费或自费留学生去日、英、美、俄等国学习。不少地方创办了报纸、图书馆，连地处边陲的西藏也开办了白话报、译书局、施医馆，每天到施医馆看病的多达几十人。
清末新政改革吸收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先进因素，使部分行政建置更加合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近代化的轨迹。近代化军队开始产生，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加强武备，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列强的侵略活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几乎和清末新政改革同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其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为此，孙中山等人制定了《革命方略》，以指导全国的武装起义。从光绪三十二年到宣统三年，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十几次。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同盟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坚持了近两月，最后被清政府镇压。这以后，同盟会又多次发动武装起义，都因敌我力量悬殊、不能打开局面而失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宣统三年三月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72具烈士遗骸被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在同盟会接连不断领导武装起义的时候，另一个革命团体光复会也在安徽、浙江等地准备发动起义，领导人是徐锡麟和秋瑾。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在安庆枪杀巡抚恩铭，发动起义，不料只坚持6小时，即告失败。六月四日，准备响应徐锡麟的秋瑾尚未起义，就在浙江被捕，次日遇害。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将乾坤力挽回”。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下，武昌新军发动起义，占领武昌，成立了军政府。随后，湖南、陕西等14个省市也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成立军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资产阶级革命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表现出不推翻清朝统治誓不罢休的革命精神。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来被袁世凯篡夺，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建立起来，但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268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制度，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清末10年所发生的改革与革命，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改革过程中要注意权益再分配的均衡。清末新政中权益的再分配是失败的，这主要表现在满族权贵、汉族官僚、蒙古王公、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人物之间，即表现在社会的上层。清政府没有更好地顾及到满族以外其他民族上层的利益，包括成立皇族内阁，取消达赖喇嘛的封号，禁止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以及某些蒙古王公、西藏地方上层人士参与当地新政的谋划和实行等，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使他们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
其次，解决民生问题应当放在社会改革的重要地位。在清末改革中，清政府不但没有改善民生，反而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从而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对，使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对人民的榨取更加严重，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比如山西省，从光绪二十八年起，除钱粮附加外，还增加了货厘、斗银、畜税、牙税、盐税、盐商捐、绅富捐等，致使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结果，全国农民的反抗斗争10年中多达326次，抗捐税斗争达137次。
再次，改革过程中应该始终加强民族团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能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影响国家的统一及民族之间的和谐。孙中山曾说：“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有人说民族革命是尽灭满州民族，这话大错。”（《孙中山全集》）这些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最后，要时刻警惕列强侵略，特别是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回想清末10年英国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沙俄对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就足以使我们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