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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

晚清基督教民无论是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还是在后世史家的笔下,形象都不算佳。夹在外国教会势力与中国反教官绅、民众之间的教民,面临颇为难堪的处境。民教相仇、民教冲突成为近代教案频发的重要因素。义和团运动是教案的总爆发,在运动中,团民既杀洋教士,也打教民,并把教民贬称为“二毛子”。如何评价晚清基督教民的整体形象?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中的拳民打教民、杀教民现象?以下略谈管见。
一
由于有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引发教案,不能不影响教民这一近代新的政治文化群体的整体形象,甚至有“入教皆非善类”,教民中“良民甚少,莠民甚多”之类的偏颇说法。其实,教民是一个人员较为广泛、情况比较复杂的群体,不能以简单化的断语以偏概全。据估计,近代不同时期的教民人数大致如下:近代开端时天主教徒不少于20万人,基督徒约300人;19世纪末,天主教教徒70万人,新教教徒约8万人;1918年,天主教徒约190万,基督徒约35万;抗日战争前夕,天主教徒280万人,新教徒65万。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时,“把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合在一起计算,平均每二百人中有基督徒一人”[1](P87)。可见,教民的人数不算少。就多数教民来说,其来源为或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破产农民。还有的是比较善良的绅士,或原为教堂收养的儿童、教会学校的学生和教徒的子女。这些人奉教的动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虔诚的信教者。他们因受到传教士的宣教或与教会的长期接触,对基督徒传布的福佑众生、祉福于人的主旨有所认识,形成了生为教会服务、死后救赎灵魂的志向,并进而归依基督。河北正定县有个本笃庄,这里原没有村庄,自从建立了教堂修会,来自七州八县的人在此奉主、苦修,并经营农业,逐渐形成村庄。因村民笃信天主教,这里的教会名称是“圣母严谨西笃会”,守圣本笃会规,因而得名本笃庄。[2](P76)另一类是“吃教”、“恃教”者。“吃教”者之所以奉教,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主要是为了眼前经济上、物质上的好处,而教会、教士也注意以一定的小恩小惠吸收穷困贫病者入教。《义和团调查资料》中有不少此类材料,如山东巨野县农民提供的情况:“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有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3](P292)教民中有些是灾民,教士通过赈灾发展其为信徒。有的是病人,传道人每天在教会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向其传教。还有的由教会慈幼机构收养,传教士从小给以宗教的灌输。“恃教”者之所以奉教,也说不上有什么信仰,信教是为了寻求洋教势力的庇护。他们或贫愚无诉,入教以求申冤;或系白莲教等秘密宗教成员,入教以逃避官府搜捕;或为商贾、手工业者、士绅,入教以求教会作后盾。不论是“吃教”者,还是“恃教”者,就多数教民来说,其动机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
传教士滥收教徒,教民为非作恶,教士加以庇护引起的。据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统计,从1856至1898年的40多年间,比较大的教案有78件,其中,由于传教士袒护教民的有8件。一些平时在地方上声名狼藉的人,一旦入教,依恃势力,欺压平民。遇有诉讼,传教士虽明知其非,亦必出面袒护,以曲作直。教士袒护教民,中国官府无法主持正义,平民受到委曲,怨恨遂愈积愈深,激起民教冲突,激起教案。发生于1865年的酉阳教案即为此类事件。法国传教士邓司铎、李国等在当地收买痞匪入教,痞匪教民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当地一居民何大发不愿入教,痞匪教民刘明钊等数十人血洗何家,杀死何父等20余人。事件发生后,法国教堂加以庇护,传教士竟至将绑赴刑场的一痞匪教民劫至堂内包庇起来,官府无可奈何。张佩超等率领民众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杀死教士玛弼乐。这些惹事的痞匪教民,多数原即为罪人讼棍,漏网痞徒,因传教士的庇护才得以逍遥法外,一旦入教,更加有恃无恐,为非作歹,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
但平心而论,应把握以下两点:其一,教民中良民是绝大多数,“莠民”为数甚少,而非“半属不安本分”、“良民甚少,莠民甚多”。如前所述,教民的基本来源是贫困农民,主要动机是“吃教”、“恃教”。就文化程度来讲,由于传教士创设教会学校等因素,与一般人相比,教民的情况还要略优一些。据《中华归主》统计,各省男信徒识字率均在60%以上,有的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女信徒识字率是43%左右,教民中还有一些官员、文人等上流人物。其二,教民中绝大多数具有民族意识,丧失民族立场的败类是极少数。
二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同以往的教案一样, 与部分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加以袒护、官府袒教抑民有一定的关系。山东义和团运动早期的几次教案,就是由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引起的。如曹、单大刀会烧打砀山的东湍教堂,是由教民刘荩臣抢割大刀会首领庞三杰的麦禾而激起;冠县梨园屯教案是由教民拆掉玉皇庙建教堂,官府偏护教民而引发的;平原教案是因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荒年存粮不借,并借故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而发生的冲突。痞匪教民依恃教会势力到处为非作歹,仗势欺人。官府为了迎合洋教士的心理,对内实行“袒教抑民”政策: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既使被管压,外国传教士也能硬请释放;教控民则照状办理,平民根本无申诉之机。平民负冤戴天,忍无可忍。这样,痞匪教民恃教欺民,成为各地义和团“闹教”的重要而直接原因。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甘心充当侵略者走狗的“二毛子”是其中极少数的败类。从山东的情况看,根据《筹笔偶存》提供的材料,正如荣孟源先生在“序”中所言,只有少数教民跟随洋教士来对抗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之后,跟随洋教士向人民讹诈“赔偿”者,也还是少数教民;纠众抢劫平民者,更是极少数的教民。
义和团对教民却不能区别对待,特别是当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直隶并达到高潮时,团民在一些地区见教民就打,误杀了不少平日行为端正的信徒。义和团的“杀洋灭教”、“杀尽二毛子”把大批普通教民推向了绝境。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多数教民仍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有的教民在生命危急关头,仍向满腔怒火的义和团团民解释:“虔诚之人亦必热心爱国家,并不私通外国”,“奉教是恭敬天主,并非随外国”[4]。即使是那些躲入使馆、教堂的教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只是“冀免一死”的逃难者,而不是自觉投靠侵略者的投敌者。一些教民在洋兵、洋教士的裹胁、蒙蔽下与团民进行了对抗,但正如一位教民所言:“仆等不过相与同心竭力,冀免一死而已,岂甘心叛乱,敌我王师哉?”[5](P49)避难于教堂、使馆的多数教民都是抱着这种“冀免一死”的简单的求生心理。诚然,其中也有自觉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的“二毛子”。在义和团攻打天津时,就有“教民混迹入城,举火内应”,“每战又登先陷阵,锋锐不可当”[6](P257);在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时,就有教民周某等身着号坎,假扮官兵,在教堂和使馆之间送信、传递情报[7](P599)。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有少数教民仗洋势力欺人,对团民进行报复,以至欺压一般平民。这些投靠侵略势力以至于依靠八国联军来报复、残害同胞的教民,已沦为民族的叛徒和罪人。
三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不少教民包括大量无辜的教民被杀。据天主教徒李木大《拳祸记》和英耶稣教士季理斐《庚子教会受难记》等书记载,被杀的耶稣教士有188人,信徒5000人;被杀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信徒18000余人;合计被杀教士、教民23000余人。
义和团反对教民的斗争是近代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表明,外国教会的压迫及少数痞匪教民仗势为恶是激起义和团反抗的直接原因。一份义和团揭贴申明:“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8](P149)揭示了义和团“闹教”、“打教”的正义性质。“烧打教堂”、“截杀教民”是团民对教会侵略势力、对为侵略势力服务的少数教民怀有深刻仇恨的表露。
团民“截杀教民”具有浓厚的单纯复仇性质。需要说明的是,义和团运动初期,即在山东兴起的阶段,教民被杀者很少。只是当义和团运动向京、津、直隶、山西等地发展,达到高潮时,才在直隶、山西等省出现了大量教民被杀的情形。究其原因有:其一,外国教会和八国联军所激起。在少数洋教士、教民被杀后,传教士夸大事端,向各国公使报告,危言耸听,造成紧张空气,公使们函电纷驰,一若大祸临头,要求派兵保护,在津沽海口兵舰云集,并派兵入京,有若干乡村教会组织武装如临大敌,这些都足以刺激人心。正是在与官兵、八国联军、教民的对峙中,为了防御和报复,才出现了大批教民被杀的情况。
其二,封建顽固势力所煽动。教民被杀以直隶、山西为最多。这与主政的裕禄、毓贤两位顽固派人物煽动仇教行为有极大关系。在山西,时任巡抚的毓贤曾下令教民背教,否则身家性命难保。他还自命为大刀会头目、义和团之首领,“自将红布抹额,手持短刀,自率团民往天主堂中将传教洋人男妇老幼六十余人悉数绑到抚署大堂上。略问数事,即命开刀,团民与兵丁乱刀俱下,将六十余人悉数乱斫成泥。(所谓耶稣教民情愿反教,俱予省释;其天主教民不愿反教者,除将男丁杀去并将女人分给各兵团,任意奸淫致死,更不堪入耳之事矣。)随退堂谓文案诸君曰:‘你看我颇象老团之上法否。”[6](P266)这无疑纵容、鼓励了团民对教民的仇杀。山西一省,教士、教徒被杀者超过了6000人。太原附近教民除极少数幸免于难外多数被屠杀,被杀者相当多是无辜的。在直隶,与裕禄的态度有关,几乎无县不发生焚堂杀害教民事件,全省被杀男女教徒约6000人,因受困而死者约有2000人。
义和团由于愤恨少数胡作非为的教民而将运动的锋芒指向整个教民群体,反映了农民运动策略思想的简单、粗糙。义和团“保清灭洋”的口号表明团民对中外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有所认识,但其“灭洋”思想存在着盲目排外的严重弱点。他们见洋人就打,见教堂就烧,见教民就杀,见洋货就砸,而“见教民就杀”是其盲目排外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来教民都是自己的同胞,多数教民是为“吃教”而奉教的穷人,并非全是洋奴走狗。义和团的“杀尽二毛子”,对这些人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把大批求保身家的普通教民推向与自己对抗的绝境,树敌过多并削弱了自己,还伤害了大量无辜。有必要说明的是,在一些地区,义和团也曾经采取了对教民加以区分、争取教民出教的简单的争取政策。如山东义和团运动初期的“说明翻教即放回”;北京义和团在进攻西什库教堂时曾两次把敦促教民投诚的书信射入堂内。但这种强迫教民放弃自己的信仰的政策是偏颇的,且由于运动声势的猛烈和成分的复杂也不可能得到认真的执行。因此,大量教民不可避免地死于非命。
总之,义和团所树起的仇洋灭教的旗帜及烧教堂,惩教士、教民的行为是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正义之举。而把仇洋灭教推向“灭尽洋人教民”的极端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封建顽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正是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外国传教士的夸张声势和八国联军的镇压,将初期较为理性的“闹教”推向灾难性的仇教狂热。当然,我们不是说这种盲目仇杀与团民的自身弱点、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无关,无法也无须否认团民对教民那种极端的报复政策的盲目性、落后性。我们还必须同时指出,八国联军在所谓“保护”教士、教民的侵略行动中,给基督教以外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是教士、教民死亡人数的10倍以上。这是那些自谀为“文明”而鄙视中国的反抗者为“野蛮”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当自知的。
注释：
[1]　中华归主(上册)[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　张贵兰.我在天主教男苦修院[A].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3]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Z].济南:齐鲁书社,1980.
[4]许蕾,程歗:时代与信仰的困惑[J].历史教学,1997,(5).
[5]义和团(第2册)[Z].北京:神州国光社,1951.
[6]义和团史料(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7]包士杰.拳时北堂围困[A].义和团史料(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8]义和团(第4册)[Z].北京:神州国光社,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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