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义和团-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挽救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此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继续上升，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集结于那拉氏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并在“废立”问题上激化起来。
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下的产物，但它毕竟发生发展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那拉氏政府的政策必然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剖析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我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认为，那拉氏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纵容、利用和叛卖三个阶段。
一
一九○○年六月六日以前，那拉氏对义和团采取了纵容政策。这期间，尽管那拉氏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有时不得不作出要镇压义和团的姿态，但其纵容政策却一直没有改变。那拉氏政府的纵容政策是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不久，就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同时由于其早期规模小、人数少、行动分散、远离北京，而且又以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为主要斗争内容，所以没有引起清政府足够的重视。
在那拉氏等人眼里，正在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不过是一般的“民教不和”,因而他们只是命令地方官“持平办理”，以消弭这种“民教之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那拉氏政府将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平原县令蒋楷、营官袁世敦“一并革职”，山东巡抚毓贤也因对蒋、袁“意存赡徇”而被“传旨申饬”。第二天，又向各省督抚发了一道上谕，说：“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耽耽，争先入我堂奥”。“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44、46、47、61、53、82页。）显然，那拉氏集团感到的威胁来自帝国主义方面，而并非来自义和团运动。他们正在精心策划着废光绪帝的阴谋，当然不愿意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镇压义和团。同时，他们更不愿意在面临着与帝国主义决裂的危险时，激起国内人民的反对。因而，他们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了任其自流的纵容政策。
由于帝国主义一再施加压力，清政府被迫于是年十二月六日，调袁世凯“署山东巡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义和团的纵容政策有所改变。首先，袁世凯署山东巡抚后，毓贤并未革职，仅奉命入京“陛见”。三个多月后，毓贤调任山西巡抚，哀世凯才得实授山东巡抚。那拉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毓贤在山东纵容义和团没有罪。其次，袁世凯到任后不到十天，清政府一连三道谕旨告诫他“不可徒恃兵力”、“不可一意剿击”，反复强调“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半个月后，那拉氏仍在警告袁世凯“无挟非用兵不可之见”。而在同一时期中，那拉氏的一道上谕却肯定义和团为“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并为地方官严格规定了办理有关义和团案件的原则即“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44、46、47、61、53、82页。）这里，不但对义和团运动的纵容态度表现得十分明确，而且具有一定的怂恿意味了。这道上谕颁发后仅十三天，那拉氏就颁发了立大阿哥的上谕，可见那拉氏集团对义和团的这种态度是与他们的废立阴谋密切联系着的。
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兴起，那拉氏政府仍表示：“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44、46、47、61、53、82页。）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击毙了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七日焚拆芦保铁路，并乘势占领涿州。这些行动仍未使那拉氏政府改变政策，其“所下谕旨犹曰：‘恐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是别之于游勇会匪之外也。又曰：‘与乱民何异’，是本不以为乱民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他们虽曾表示对义和团要“迅即严惩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队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但那拉氏却于六月三日严谕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义和团》（四）第15页。）并同时要裕禄查办曾怂恿杨福同镇压义和团的涞水县令祝芾。十分明显，所谓“严惩”、“剿办”，不过是故意说给帝国主义听的，而不愿在人民中“激成变端”，以至同时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的威胁，才是那拉氏集团的本意。恽毓鼎六月六日的日记记载：“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139、91、59、96——97、91——92页。）顺天府尹王培佑公开对其僚属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见，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义和团》（一）第260页。）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那拉氏政府的政策。
义和团虽然在初期曾经受到过镇压，但这只是少数官吏违背了那拉氏政府意旨的行动。他们之中，除了有帝国主义作靠山的袁世凯外，大都因此而受到惩处。那拉氏政府不准镇压义和团，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二
六月六日至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前，是那拉氏集团直接利用义和团时期。
六月六日至十五日，利用义和团的只是那拉氏集团中的载漪等人，那拉氏本人起初还举棋不定，直到十五日夜才作出决定。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五月三十一日，一支四百余人的武装部队以保护使馆为名开进东交民巷。同时各国的军舰、军队开始向天津集结。帝国主义还蛮横地再三提出要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这就迫使那拉氏集团尽快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当时，深得那拉氏宠信的载漪、徐桐、刚毅等极力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帝国主义作战。那拉氏既害怕帝国主义硬逼她归政，准备必要时与帝国主义决裂；又害怕义和团会推翻她的统治，不敢大胆加以利用。为慎重起见，她派赵舒翘去涿州，打算先摸清义和团的情况，然后再决定对策。
六月六日，请了两个月病假的荣禄销了假，“销假那日，见诸公大闹”，“召对时，亦将他们误事之言详细言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139、91、59、96——97、91——92页。）极力反对利用义和团。当晚，那拉氏“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义和团》（一）第124页。）这是清政府内部第一次认真讨论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的政策，自此，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形成主战、主和两派。讨论没有结果，那拉氏再派刚毅、何乃莹赴涿州考察义和团。
刚毅等刚刚离京，载漪等就开始了利用义和团的活动。六月七日，义和团已“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地进入北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十一日后，大批“义和团纷纷进城”。（《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十三日，“端府召见各师兄，团由是张扬街市”，（《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教堂、杀教民。次日，“端王私开正阳门，径出外城，亲迎匪首入（内）城”。（《庚子记事》第12、144——146、253、18、250、28、157页。）同时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并在天津城内焚教堂，杀教民。至此，他们已造成了利用义和团的既成事实。后来，那拉氏政府只不过是对此加以承认而已。
六月十日，英国水师提督西摩率领一支约两千人的队伍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同时，天津租界里的外国军队和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都在迅速增加。即使帝国主义调集兵力是为了镇压义和团，但当他们镇压了义和团之后，却有可能同样依靠这支武力来瓜分中国或逼那拉氏归政。这对那拉氏集团来说不能不是极大的威胁。
在此期间，那拉氏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双方都加紧了防范，进行着两手准备。一方面，她在上谕中把义和团分为“拳民”和“拳匪”，表示对于“拳匪”，“亟应加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2—138页；同书第585、589页，有“拳民实为拳匪所迫”一说，可为佐证。）并命李鸿章迅速北上，令袁世凯带所部迅速来京，为屠杀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作准备。另一方面，她任命主战最力的载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令裕禄拦阻各国军队前往北京，调聂士成军驻守京津铁路，命大沽守将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同时还暗中调遣董福祥的部队至京津间的廊坊等地，阻击西摩的部队，为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那拉氏急召在涿州的刚毅、何乃莹“迅速回京”。当晚，刚毅等匆匆赶回。那拉氏后来说：刚毅等回京后，“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覆”，“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拚命的”，（《义和团》（三）第438页。）所以就决定了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的政策。其实，那拉氏是通过刚毅等弄清了义和团不会危及她的统治后，才决定加以利用的。
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那拉氏等放手利用义和团，积极抵抗帝国主义。
决定政策后，那拉氏于十六日至十九日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一方面，她派主战派骨干徐桐、崇绮、载漪等“会商”军务，令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要刚毅、董福祥将义和团“即行招募成军”，令裕禄“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另一方面，乘各国水师提督勒令交出大沽炮台之机，照会各国公使，申明“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同时，又连续四天召集“御前会议”，围绕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的政策进行了第二次讨论，藉以压制朝内的不同意见，把她自己决定的政策强加给主和派，变为整个清政府的“统一”政策，以加强对各省的号召；倘若战败，则战争的责任也可以由主和派与主战派共同承担。
六月二十一日，接到裕禄关于各国军队首先开炮攻取大沽，及清军与义和团在天津连日击败各国军队的奏报，那拉氏马上发布了所谓“宣战”上谕，要与帝国主义“一决雌雄”。接着，令裕禄“传旨嘉奖”义和团；令各省督抚分别将义和团“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又派载勋、刚毅等统率义和团；令各省“将旧存枪炮刀矛各种军械赶紧修理，并添造子药配带等件，以备民团领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并先后分别向京津义和团颁赏银米。于是，那拉氏集团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的政策得到了全面的实施。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那拉氏的“宣战”呢？那拉氏后来曾解释宣战的背景说：“无如此次团民之起”，“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乍看起来，似乎那拉氏的宣战只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的迫不得已的行动，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那拉氏六月十五日决定政策后，一面有条不紊地布置战争，一面静待帝国主义“开衅”，大沽战讯传来，马上乘机“宣战”。从这段历史事实中，既看不出那拉氏有仓惶失措的表现，也看不出其政策有什么混乱，因此很难说义和团运动对她有多大的压力。所谓“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即便是事实，也是指的宣战前后的局面。殊不知这种局面正是载漪等人精心策划的结果。没有主战派对义和团的利用，则绝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不是义和团运动的高涨迫使那拉氏向帝国主义宣战，而是主战派的利用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宣战只是那拉氏集团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那拉氏自己后来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义和团》（三）第438页。）那拉氏自己对宣战动因的概括也只是“洋人欺负得太狠了”，而不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对帝国主义的宣战和对义和团的利用不过是那拉氏政府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利用义和团是为了对帝国主义宣战，宣战就必然要利用义和团。由于义和团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的，由于那拉氏是在搞清了义和团不会危及她的统治后才决定加以利用的，那拉氏集团当时是把帝国主义当作最危险敌人的，因而，那拉氏在帝国主义进攻时进行的宣战，是很自然的行动。
在那拉氏等密谋宣战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份“勒令皇太后归政”的假照会，那拉氏曾在六月十七日的御前会议上向大臣们宣读。关于这份“照会”，记载也不一致，当时曾亲身参加御前会议的李希圣就将其记为“罗嘉杰书”。（《义和团》（一）第12页。）即使当时真有这么一份假照会，把那拉氏时隔四天的宣战说成是这份假照会的刺激，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同时，那拉氏、荣禄等卖国老手何以竟对于这份由江苏粮道转递的假照会也深信不疑？据《崇陵传信录》记载：六月十六日的御前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主和派始终不肯让步。十七日那拉氏宣读了这份“照会”，马上“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义和团》（一）第49页。）这倒很使人怀疑它是那拉氏指使人伪造出来，用以压制主和派意见的。
那拉氏的宣战，从实质上说只不过是对帝国主义进攻大沽的不宣而战的应战。正式揭开这次战争序幕的，不是那拉氏的宣战诏书，而是帝国主义进攻大沽的炮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本质。但是，那拉氏集团对帝国主义的宣战，并不意味着他们和帝国主义从此决裂，他们也并不企图把自己从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中解脱出来。那拉氏等人知道当时帝国主义在华的兵力是有限的，他们觉得有把握在帝国主义大批调兵来华之前，攻下租界或使馆。这样，他们就可以迫使帝国主义在“废立”等问题上作出让步。时人所谓：“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明星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义和团》（一）第50页。）这个记载多少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六月二十五日以后，那拉氏集团在利用义和团的同时开始准备与帝国主义议和。
正当那拉氏集团向帝国主义“大张挞伐”之际，洋务派出来插手时局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多次电请保护使馆，要“先清内匪，再退洋兵”。不论同意不同意他们的意见，那拉氏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同时在办外交时也需要洋务派帮忙。二十五日，那拉氏电谕李鸿章等：大沽之战“非衅自我开”；并谎言“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
洋务派的插手，引起了一直被压抑着的朝内主和派的共鸣。当天下午，荣禄下令停攻使馆，并在东交民巷北边的桥上竖了一块“奉上谕保护使馆”的木牌。同时那拉氏再次召集“宫中会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第三次讨论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
会议的结果，主战派占了上风。当夜又恢复对使馆的攻击。次日那拉氏又赏天津义和团“银一万两”；并先后令袁世凯、盛京将军增祺、仓场侍郎刘恩溥等分别“招集义和团民”。事实表明，那拉氏集团利用义和团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同时，那拉氏还明确表示：“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并要求“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又谕催各省“勤王之兵”，“星夜兼程北上”。（《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说明那拉氏集团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政策也没有改变。
六月二十九日，那拉氏在给各驻外使节的谕旨中，称义和团为“乱民”，表示要“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并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但这种外交辞令既不能代表那拉氏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作为我们判断那拉氏集团政治态度的依据。我们从当时的上谕及有关记载中，不但看不出那拉氏集团有惩办义和团的行动，甚至看不出他们有惩办义和团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件谕旨还说到洋兵在北京城里放枪伤人，甚至“几欲阑入东华门”，“于是，兵民交愤”；以及洋兵先开炮攻取大沽炮台，“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申明了帝国主义是这场战争的肇衅者。
这一时期中，那拉氏政府还曾给各驻外使节发电，向俄、日、英等国致书，让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准备议和。联系七月十日那拉氏令裕禄等“攻克租界时，加意保护，勿致延烧”的上谕，我们可以看出：那拉氏等对于当时天津的战况根本不了解，对裕绿等捏奏的“战绩”深信不疑，以为很快就可以打下租界。于是就准备在拿下租界时，来一个类似中法战争的“乘胜即收”。但这种议和准备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当时对义和团的政策已经由利用变为屠杀、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已经由抵抗变为投降了。
那拉氏还于六月三十日谕令：“将假□冒充义和团藉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这里所说的“假义和团”，与那拉氏政府前期的“游勇会匪溷□其间”，及把义和团分为“拳民”和“拳匪”等说法是一脉相承的。目的就是借驱逐“假义和团”来消除义和团中可能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因素，以严格控制义和团，把义和团运动完全纳入那拉氏集团的“反帝”轨道。但这种控制也毕竟不是对义和团的屠杀。因而，说六月二十五日后那拉氏集团就改变了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
“讵三十年来”，“彼乃益肆鸱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通过这道“宣战”上谕，那拉氏卖国政府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义和团看到的只是那拉氏慷慨激昂的“宣战”，感到的只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宣战背后隐藏着的那拉氏集团的私利，因而很自然地接受了那拉氏集团的利用。那拉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权。
那拉氏派载勋、刚毅等“统率”义和团后，“即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庄王府报名注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义和团》（一）第91页。）“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在天津，也有宋庆“派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等，率领众拳匪防堵某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等记载。杨兴诰《庚子大事记》和艾声《拳匪纪略》还同时记载了“庄王令团首持令旗赴京南一带招团民之精于技艺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庚子记事》第87页；《义和团》（一）第464页。）一事。可见，义和团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接受了清政府的“领导”。此外，宣战以后那拉氏政府对于战、和之局的操纵，也说明义和团当时确实处于被“领导”地位。
从宣战到天津失守前的一段时间里，那拉氏集团是抵抗了帝国主义的。那拉氏集团的“反帝”，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都一度壮大了反帝斗争的力量，促成了这次反帝斗争的高潮。首先，义和团的人数迅速增加。北京城内，居民纷纷设团，“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天津未破时，拳匪盘踞内外，过十万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六月初，义和团“在直隶一带者号称四十万之多”，（《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八月初，“京内京外”，“团民百十万”。（《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其次，各地义和团纷纷向京津集中，形成了反帝斗争的中心，造成了空前的反帝斗争声势。第三，义和团的斗争形式也由分散的烧教堂、杀教士等行动，上升为以反抗侵略军为主的武装斗争。
那拉氏集团的“反帝”与义和团斗争目标的表面的暂时的一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利用，是促成这一高潮的重要条件。但是，义和团运动的这种迅速高涨是一种明显的病态的发展，那拉氏对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给义和团运动深深地打上了维护封建的印记，清政府的利用和控制使义和团运动还在其高涨之日就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三
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后，那拉氏政府开始了对义和团运动的叛卖。此后，那拉氏集团虽然仍在利用义和团，但同时加紧了对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限制，并开始了对义和团的屠杀。于是义和团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并归于失败。
天津失守，主战派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当天，主和派便阻止对使馆的攻击，并送给各国公使一份照会，请他们“暂寓总署”，以便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十六日，那拉氏准备西逃，经荣禄“三次召见，谏止挽回。”（《义和团》（一）第344页。）于是，那拉氏政府乘各国军队在天津集结待援的机会，开始了投降帝国主义的议和活动。
十七日，那拉氏谕令“保护使馆”及各省教士、商民，并颁发致法、德、美等国的国书。次日，派总理衙门章京文瑞“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公使”，又多次给使馆送西瓜、蔬菜、冰块、白面等食物。
那拉氏集团以“反帝”的姿态骗取了义和团的信任。义和团接受那拉氏的利用，是希望在清政府的领导下，去赢得反帝斗争的胜利。现在，反帝斗争受到了挫折，那拉氏政府马上开始了投降帝国主义的活动，这本身就是对这场反帝斗争的背叛，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叛卖。同时，那拉氏等要投降帝国主义，还必然要出卖义和团，把义和团作为他们的“替罪羊”。
七月十四日的照会，把攻击使馆说成是“兵团交哄”，十六日的照会更进一步说要“加派队伍，严禁团民不得再向各国使馆放枪攻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很明显，他们是要把攻击使馆的责任完全推给义和团。七月二十二日的上谕颇为露骨地说：“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各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这里，那拉氏等仍然在说“衅不自我开”，但“开衅”的已不是他们原先所说的首先进攻大沽的帝国主义了。于是义和团又成了这次战争的“衅端”。这也就为那拉氏集团投降帝国主义，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义和团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对外战争中“令拳民作为前驱”，既可以借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帝国主义，又便于以牺牲义和团来保存清军实力。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给帝国主义造成一种他们一直在与义和团作战的假象。这样，那拉氏集团在投降谈判中就可以把整个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
曾几何时，“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和团，变成了围攻使馆的暴徒，变成了挑起中外战争的罪魁，变成了将要承担全部战争责任的战犯！义和团不但要为那拉氏集团承担围攻使馆的责任，为清军承担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责任，甚至还要为帝国主义承担挑起这场战争、侵略中国的责任！那拉氏集团为了达到其投降帝国主义的目的，就这样全面地彻底地出卖了义和团运动。
由于议和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那拉氏政府在叛卖的同时仍继续利用着义和团。七月二十日谕令董福祥将义和团“选挑精壮，编列成军”，“藉资调遗”。同时，还曾派人“带团往通州挖壕”，载勋也曾“命团二千出城，扎城外各大路”。（《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但这种叛卖政策下的利用与以前已大不相同，这种利用是伴随着限制、屠杀等措施进行的。七月十七日的上谕说到要“相机剿办”“土匪乱民”，次日就以“伪义和团”为名，“将杀庆恒家属之……五人正法”。（《义和团》（四）第133页。）二十日上谕令对义和团“分别真伪”，“妥为钤束”。马上就出现了北京城门“准义和团出，不准入”等现象。而“朝命遣（义和团）赴前敌”及“令拳民作为前驱”，明显地含有借帝国主义之刀屠杀义和团的意图。八月初，已有将义和团“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139、91、59、96——97、91——92页。）等明目张胆的屠杀现象了。
此后，随着联军向北京的进攻，那拉氏看到帝国主义不愿马上接受她的投降，才真正感到恐慌，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显示出极大的混乱。这期间，尽管那拉氏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多次出现反复，但他们对义和团的叛卖政策却始终没有变。九月七日，那拉氏又在逃跑的途中发出上谕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划除不可。”（《义和团》（四）第52页。）
那拉氏集团的无耻叛卖，当然要激起义和团的愤慨。那拉氏政府的投降活动开始后，“团民因大内送各外国物件，皆不服”，“大有叛逆不道之意”。（《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139、91、59、96——97、91——92页。）但由于反帝斗争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那拉氏政府的手里，由于义和团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统一的行动，他们对于那拉氏集团的叛卖甚至没有进行过任何积极的反抗。八月初，开始有部分义和团离开北京。几天后，义和团大批地从北京散去。但是，这种消极的反抗，不过更有利于那拉氏集团对义和团的叛卖罢了。那拉氏集团就象他们利用义和团一样容易地叛卖了义和团运动。自那拉氏集团叛卖义和团运动之日起，义和团的反帝热情遭到压抑，人数日益减少，行动也受到严格地控制。于是义和团运动便迅速地转入了低潮，并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屠杀下完全归于失败。
义和团运动在那拉氏集团的纵容下日益发展，并在其利用下达到高潮，最终又在其叛卖下迅速失败的过程表明：
那拉氏集团虽曾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但他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为着其小集团的私利；不是为了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而是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局部的暂时的让步。还在“宣战”之初，他们就已想到了日后怎样向帝国主义投降。因而，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那拉氏集团都必然要再次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必然要以出卖义和团来结束这场反帝斗争。这是由那拉氏政府的卖国本质所决定的。
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广大群众不可能认识到那拉氏政府的卖国实质，他们希望自己的反帝斗争能够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结果那拉氏集团乘机窃取了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权，把运动导向失败。既然这个时期的农民阶级为自己的局限性所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阶级、集团的政治态度有明确的认识，不可能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客观的分析，不能够准确地把握革命斗争的方向，提不出正确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这就充分表明他们无力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史宣告了旧式农民战争时代的终结。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8006，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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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义和团-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