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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农民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集团来说，恐怕自古以来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人口，近代号称四亿，其中农民大约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总有三亿数千万人，占中国人口中的绝对多数。人多力量大，作用也就大，如此众多的中国农民就成为关系到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力量。他们是社会生存物资的主要生产者。当他们得以解决吃饭问题时，就可以从事正常生产，就会出现太平盛世，当他们无以为生时，社会动荡，生产破坏，他们就要起来造反，其力量足以推翻一个已经建立数百年的封建王朝。他们本身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无法变更封建社会制度，但他们能够促成王朝的更迭。中国近代农民，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仍处于无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中；同盟会成立以后，有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但并未对农民进行有力的领导。在整个中国近代前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仍自处于没有先进阶级力量来领导它的状态之下。尽管如此，他们仍自承担着关系中国命运的历史任务而不停息地斗争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农民遭受到比以前更为严重的灾难，也必然要进行更为艰苦的斗争。他们不仅要向国内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还要向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前者是国内固有的阶级敌人，后者是海外新来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以获取侵略权益，中国的封建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维持其反动统治。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是虚弱的，是日益走向颓败的；然而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外来侵略者是强大的。太平天国之终于未能推翻清朝统治，外来侵略者勾结清政府进行联合镇压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外国侵略者，才可能推翻国内的封建统治者。否则，中国内部的反动统治，尽管已奄奄一息，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它们还能够苟延残喘。甚至清朝政府被推翻了，而帝国主义又扶持起袁世凯；北洋政府被打倒了，帝国主义又扶持起蒋家王朝。中国人民在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接着又打败了蒋介石。支持蒋介石的美帝国主义慑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推进的威力，一时未敢直接插手；但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便从朝鲜战场上向我们扑来，我们终于和这个当代最大的帝国主义，以及它所纠集的其他帝国主义或仆从国家的“联合国”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八国联军”），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较量，如果不是我们在这场较量中取得胜利，我们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想获得巩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必须赶走外国侵略者，才能彻底推翻国内封建势力的落后统治，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
但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认识到这一点却经历了一个长过程。
中国农民是分散在广大土地上的小生产者，常常是多少世代固定在一小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种粮吃饭，织布穿衣，很少和外界接触。其中绝大多数生活贫困，无力读书，这就更限制了他们的见闻。所以，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的大炮从广州打到上海，打进长江，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如此重大事件，其冲激波却一时传不到内地，自然经济的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是信息的不良导体。
英国侵略军占领广州，并且下乡骚扰，这才激起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进而激起了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其它英国侵略者所到沿海各处，当地群众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抗表示。然而也就是如此而已。外国侵略者未到的地方，特别是广大内地农村，和侵略者无直接接触，当地群众大多不知道有被侵略这回事，即使偶有闻之，而和自己周围有何利害关系一时也还联系不起来，认为那是距离还很远的事，再大也是皇上、官府的事，和我们老百姓不相干，对其情况不清楚，也不关心。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所直接接触到的，仍然是中国原有的封建统治，是地主和官府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忍受不下去了便起来造反。他们不管这时正有外侮，他们反而从清朝政府败于洋人中看到了官方的虚弱，甚或正是趁政府有外来的麻烦而才起来闹事。例如正当鸦片战争打到浙江沿海的紧张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往岁辛丑（1841年）西夷犯角东，越氓多乘机卤掠为生”（宣统《诸暨县志》卷51，姚燮《周虚传谷》）；同年九月浙江余姚有人“倡言乱世不管输租”，多有应之者，“扰攘一时”（光绪《余姚县志》卷12），“是年英夷入犯，……（吴兴）亘头村民嵇竹堂建黑白旗聚众抗粮，势若叛逆，大府调兵围剿，始伏辜”（杨岘《藐年谱》）又如1842年初湖北崇阳以钟人杰为首的抗粮起义，攻城杀官，使清政府调集数省兵力才镇压下去。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外来侵略造成的民族矛盾没有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激化的速度快。“依据《东华录》道光二一年至二九年（1841年至1849年）所记关于汉。回、番、瑶各族起义及骚动事件，九年中凡一百十次。二七年最多，凡二十六次。二八年十次。二九年十六次。二九年以后不是事件减少，而是事件太多，地方官吏无法收拾，只得隐匿不报。三十年六月（1850年7月）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93页，1951年修订五版）。
太平天国革命是由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发动起来的。他所拜的上帝原是从西方侵略者那边引进来的，尽管实际上已不同于西洋上帝，但一般群众并分辨不清。他在家乡花县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正是广州继三元里起义之后反进城斗争日益高涨的时候，反对西洋侵略者的情绪弥漫，对来自西洋的上帝也就一概有反感。所以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广州地区就传不开。
洪秀全到了广西，拜上帝会却迅速传开了。尽管广西和广东是邻省，但广州地区所发生的侵略和反侵略的事件却还一时影响不到广西，广西群众对于信奉这个从西洋引进的上帝并无何心理障碍。随着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又有两湖三江的群众大批参加进来。可见内地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对沿海发生的外来侵略尚无所闻知或不甚了了；他们所关心并为之奋斗的是反对封建压迫，因为这是他们亲见亲闻，亲身感受的。
这情况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仍无大改变。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大规模战斗继续进行自不必说，当英法联军打到天津、侵入北京的时候，连距离很近的畿辅地区，一般农民也还不能把外来的民族敌人放在第一位，同仇敌忾地一致对外，反而乘清政府之陷于困境而起来造反，他们急于要挣脱的还是压在身上的封建枷锁。
例如：“庚申（1960年），英法联军犯京师，车驾出狩热河，畿南土匪蜂扰，……冀州王洛悦、河间贾漋、刘四等，各麕集千余人，树旗起事，纵横数县，莫撄其锋”（夏孙桐《观所尚斋文集》卷7《大父易州公事略》）；献县，“值文宗北巡，奸民乘机抢掠”（秦福和《秦聚奎行述》，北师大图书馆稿本）；“（咸丰）十年秋，圣驾北巡，人心风鹤，博野萧家杨村萧三等纠众四五百人，在左近各村焚烧抢掠”（汪士锋《汪梅村先生集·文集》卷7《记李太守事》）。这年初年，咸丰皇帝仍躲在承德的时候，胜保曾上《请回銮疏》，谈到皇帝若不回京，则使“弱者怨嗟，强者觊觎，祸乱之渐，不可不妨。即如直隶现在征收下忙地丁，民间咸以回跸无期，别有意见，各属钱粮延不完纳。愚氓无知，举国若狂。”他害怕“此时犹为观望，将来激成厉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年如此，来年更甚。”（《胜宫保奏议》第2——3页）
果然，翌年（1861年）春，当咸丰皇帝病在热河仍未回京的时候，山东西北部的白莲教军和宋景诗的黑旗军起义，并波及冀南一些地区。
总之，在近代初期，外国开始武装入侵的时候，除侵略军到达并有所骚扰的地区，人民群众起而反抗之外，其他广大内地群众，其中主要是农民，并不认为大敌当前，须一致对外；而是趁清朝政府遇到外国入侵的困难时机，起来反抗它，从拒不缴粮到武装起义，急于要摆脱的是压在身上的封建统治和压迫。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取得在中国从东南五口到北洋三口、并溯长江直到华中的开辟市场的特权。不过，根据这些特权进行经济侵略需有一个落实的过程，他们的经济侵略实际深入中国内地需有一个过程，使中国内地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并认识到外国经济侵略给自己带来的损害更需有一个过程，是不会短时期内就能由此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内地农民反侵略的民族觉醒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宣布撤销对于天主教的禁令，洋教士可在通商口岸传教，他们有不少人便已潜入内地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允许他们到内地传教，他们便大批合法地深入中国内地城市和乡村，甚至穷乡僻壤，设堂传教，于是教案不断发生，中国内地农民最先是从亲身接触到的教案中才有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觉醒的。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胸怀宽阔，气魄恢弘，自古以来就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并不排外。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是泛神论，对于外来宗教，不论是来自什么国的什么神，都可以洪奉膜拜。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早已传入中国，特别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信仰，几乎不复觉得是外来宗教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稍差于前二者，唐代已传入，但无大发展。从明中叶以后，西方教士陆续来到中国，直到清朝前期，他们在各地传教。从利玛窦到北京（1610年）起，有一些西方教士且在中国的首都乃至宫廷供职。后来罗马教廷一再纠缠，要求中国政府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这是干预中国的内政，康熙皇帝为此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4通《教王禁约译文》后之硃批）。嗣后清朝政府屡申禁令。不过时禁时弛，仍有西洋教上来中国活动。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6月统计，“天主教在中国各部十三省活动，欧籍教士有六十五名，天主教徒约有三十万人”（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6——17页）。但是并未发生像近代那样的教案，因为这时西方国家尚未能浸入中国，中国尚是一个独立大国，西洋传教士在中国尚不敢有什么越轨活动。康熙皇帝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华传教前一个多月，面谕西洋教士苏霖等十八人时便说到：“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1通《康熙于嘉乐来时面谕西洋人》）。雍正二年年十月两广总督孔毓珣奏称：“西洋人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于吏治民生原无大害”（转引自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见叶德禄编《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丛》第25页）。乾隆五十年十月初八日关于查拿西洋人吧哋哩映等的上谕说：“复思此等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别项不法情事”（《清高宗实录》卷1240）。嘉庆十年十一月，要从广州接引西洋人亚若敬赴山西传教之李如等，“只系礼拜吃斋，悔过劝善，并无不法别情”（见前引叶德禄书第26页）。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中国人民本来是也可以像对待佛教、伊斯兰教那样地对待基督教的，信者听便，相安无事。
但是自从近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来，基督教会的活动便明显地带有了侵略性质。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根据新签订的条约，洋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根据法国教士擅自在条约中文本中增添的他们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他们到处占地建堂，或随意指认“教产”，“硬要给还”，或强买硬索，诈骗兼施，不择手段，在近代来到中国内地开始其传教活动的时候，便已使得“百姓怒目眈眈，视同仇讐”了。（同治九年总理衙门《致各国大臣书并章程八条》第8条，见《皇朝经世文三编》卷54）
民间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纠纷和冲突，甚而至于涉诘，但那也不过是一般的民刑案件，但若涉及教民，那么洋教会便插手干预，包庇教民。地方官若不偏袒教会，洋教士便上报该国驻华公使，公使找总理衙门施加压力，清政府便指示该省督抚向该州县官施加压力，结果总是教会得逞。这样就使得洋教士愈加放肆，不法教民也就愈加仗势作恶。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批倚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兴起的洋恶霸，这样就必然激起中国广大人民强烈的愤恨和反抗。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1870年），曾对近代教案之发生作过分析：“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6）他分析得并不错，但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却“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同上卷72），曲从外国的压力，甚至不惜使地方官充军，老百姓偿命。他以大学士直隶总督的身份如此处理教案，不啻树立一个样板，影响所及，使得地方官员遇有教案更不敢不屈庇教民，迎合教士，而使平民一屈再屈。因而也就正如曾国藩所说的，“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于是教案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
初期教案，往往是在各省各地分散爆发的个别的孤立的事件，此伏彼起，无何联系。到中法战争时期，从西南边境到东南沿海各省各地一连串发生的教案，很明显地是和反对法国的侵华战争相联系的。到中日甲午战争和继之而来的瓜分风潮时期，反教会斗争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相联系就更为明显了。他们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依恃武力强加给中国的“和约”的侵略性质：“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寄生编《庚子荓蜂录》下卷第3页《刘伯温碑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光绪二十六年稿本）
初期教案，往往是为反对洋教会本身的恶行而反对洋教会。而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日益深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刘桢麟《论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转引自孔令仁《十九世纪末山东的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第411——412页，齐鲁书社1982年版）。这就摧毁了广大内地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人们也日益认识到随洋教会而来的洋货，也是造成农村破产农民更加贫困的祸根。所以在反洋教斗争中日益有了反洋货的内容，以至“痛恨洋物，犯（藏）者必杀无赦。”（日本佐原笃介、浙东沤隐同辑《拳事杂记》，见《义和团》第1册第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初期教案，大多是各地官绅公开带头或暗中支持的。后来，随着反教会斗争的日趋激烈，官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不但不敢支持反教会斗争，反而往往是站到偏袒教会的方面去；地方绅士顾惜身家，在斗争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也往往软化，退出。斗争的主力逐渐向劳动人民转化。大足教案的余栋臣，梨园屯教案的赵三多、阎书勤，可为农民继而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代表。
于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人数最多的农民，从个别的、分散的反对洋教会和洋教士的斗争中，几十年间积累了反复多次的经验，逐渐认识到更要全面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瓜分风潮，中国农民不再像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那样的不太关心，而是看到了摆在眼前的民族危机，有了害怕国亡家破的危急意识，有了救亡图存的迫切感。“上下之人举以为忧”，群求发备自强之道，“于是君子谋子朝，小人谋于野”（唐晏《庚子西行纪事》，见《义和团》第3册第468页）。在野的劳动人民，便要反洋教、反洋货、反洋人，归结为“灭洋”。
至迟在1894年，从皖北到山东的大刀会活动地区就已喊出“兴华灭洋”的口号。继而到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提出“顺清灭洋”口号，其影响遍及邻近各省，皆有此口号出现；山东冠县赵三多提出“助清灭洋”，以及直鲁交界各地的“保清灭洋”、“辅清灭洋”，最后到1900年和义和团运动高潮时统一为“扶清灭洋”。对清政府“顺”之、“助”之，抑或“保”之、“扶”之的提法有所不同，对“扶清”是“扶”清朝政府，还是大清国即中国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灭洋”是一致的，毫无疑义的。因为洋教会的欺负中国老百姓，外国经济侵略更加促成中国农村破灭，外国武装侵略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外国更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财富，凡此种种，使中国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义和团运动时期流传很广的一件揭帖中有一句切中要害的话：“只因鬼子闹中原”，所以群起“灭洋”。这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其中主要是农民，到1900年所得到的共识（虽然还有其认识不够科学的弱点），从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前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阶级最大的两次革命集结。洪秀全时期，他用拜上帝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若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用拜上帝会是发动不起农民来的；若按义和团的标准，像洪秀全这样的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反而是特大号的“二毛子”，是打击的对象。从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标志着中国亿万农民，从只知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压迫或以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压迫为主，转变为以反抗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为主，从不太理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转变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他们经过五十年的实践，经过几百次教案，才取得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认识上的重大转变，或说提高。中国农民一旦有了这一共识，就会形成非常巨大的爱国力量，中华民族就有了被摧不垮的保证。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的最高峰，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
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政府的投降，义和团的被出卖，使人们进而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洋人的朝廷”，于是“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变而为“扫清灭洋”。先在1901年夏，直隶深州，安平一带倡立联庄会，“旗上书‘扫清灭洋’字样，比去夏拳匪尤为猖獗”（储仁逊《闻见录》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条，天津人民图书馆藏稿本），“共有七百余庄，约二十万人”（《汇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同时在四川出现有“灭清剿洋兴汉”的揭帖（《巴县档案》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八日川东道绐巴县知县的密札的附件，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61页《灭清剿洋兴汉帖》），斗争一度高涨。1902年春天到夏天，直隶南部广宗、钜鹿等直鲁豫交界地区，有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扫清灭洋”起义。1906年春，河南西平苗金声起义，也打出了一扫清灭洋”的旗号（民国《西平县志》卷38）。这是从义和团被清政府出卖和镇压的血的教训中所得到的认识。他们终于自发地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联系起来了。这标志着中国农民的认识继续向前发展。
但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认识到蕴藏在农民阶级中的这巨大力量，更不能有效地发动它、组织它、领导它。这就使得虽然从清朝改变为民国，而从袁大总统到蒋总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一直不能改变。
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认识国情，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提高到科学认识的水平，从而适时地制订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认识到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领导他们有效地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全民抗战，深入敌后发动农民，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时的农民已经经历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有了比较普遍的民族觉悟，所以一说反击日本侵略者，就同仇敌忾，打了八年，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人，还有民兵二百六十多万人。并且继续胜利大发展，又打败了依附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政权，接着又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使得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得以成立和巩固。这正如毛泽东早在1927年所说的那样，中国亿万农民一旦发动起来，那么“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要想恢复民族独立和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而要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发动亿万农民这一革命“主力军”，必须使他们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精神。他们的这种民族觉悟和爱国精神，特别是散居内地的大多数农民，最先是从亲身接触的反教会斗争中产生的。分散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终于汇集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他们的民族觉悟已经达到全国规模的高峰。他们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不但在当时制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野心，并且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亿万农民的大发动准备了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强有力的领导下，这种民族觉悟和爱国思想一旦武装起亿万人民来，就成为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于是打败日寇，接着又战胜美蒋。所以周恩来曾这样评价义和团运动，说它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是永放光辉的！
【资料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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